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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7
以下文章來源於智本社 ，作者清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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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大易晟金融學院 ID：Ethan-FinancalSchool
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值得我們反思歷史觀問題：
美國蘇族人阻止特朗普前往總統山慶祝獨立日；示威者發起倒像運動，將“國父”華盛頓、傑弗遜雕像推倒；俄羅斯駐華大使發佈微博，慶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乾隆後人”控訴易中天辱駡乾隆。
“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奇），在意識形態交鋒的時代，每一段歷史都可能被現實需要扭曲，被實用主義“打扮”。
然而，一個國家能否有一段共同而完整的歷史敘事，關係到當下的處境及未來的前途。
本文探索歷史觀與方法論，對當下人們的認知與國家命運的影響。
一、雕像：樹立與推倒
二、歷史：特殊與一般
三、國家：撕裂與共識
1 雕像：樹立與推倒
當地時間7月4日，美國國慶獨立日，總統特朗普前往南達科他州，參加拉什莫爾山（又稱總統山）國家紀念公園的煙火慶典活動。
不過，當地印第安人蘇族議會居然通過決議，拒絕總統前往他們的領地。蘇族人還舉行了抗議活動，試圖阻止總統進入總統山，反對這場獨立日慶祝活動。
總統山是美國聯邦政府及不少美國人的政治信仰，上面雕刻著美國歷史上四位最偉大總統的雕塑，他們分別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和老羅斯福。
但是，蘇族人認為，拉什莫爾山雕刻四位總統，總統進入當地慶祝獨立日，都是對他們原住民及歷史的莫大羞辱。
拉什莫爾山原本是蘇族人的領地，聯邦政府對蘇族人發動戰爭，將其併入美利堅版圖。這也是聯邦政府對印第安人發動的最後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在中美關係的當下，蘇族人這一舉動容易被中文網路放大。不過，印第安人大屠殺史和蓄奴史，是美國歷史照進現實的“裂痕”。
美國明尼蘇達州白人員警跪壓黑人喬治·佛洛德致死事件，引發了全美反種族歧視運動。不過，這場運動很快超出了平權運動的範疇，滲透著政黨利益、打砸搶流氓主義及歷史虛無主義。
示威者要求耶魯大學改名，理由是耶魯的校名源自一位名叫伊利胡耶魯的捐助者，而這位捐助者被認定為奴隸販子。示威者還認為國際象棋先走白棋的規則涉嫌種族歧視。
《紐約時報》的編輯因發佈與示威者訴求相反的文章被迫辭職。電影《亂世佳人》因內容中的種族描述內容，已被暫時下架。《老友記》聯合主創瑪塔·考夫曼因劇集缺乏種族多元性而致歉。
這是美式革命文化嗎？
示威者甚至推倒了波特蘭的華盛頓的雕塑和湯瑪斯·傑弗遜雕塑。這兩位都是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帶領東部13州贏得了獨立戰爭，傑弗遜則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不過，示威者將他們定義為“種族滅絕的殖民者”、“蓄奴者”。
倒像運動還蔓延到歐洲，英國示威者推倒了布里斯托爾的科爾斯頓雕像，並將其丟入河中。科爾斯頓是17世紀英國慈善家，他生前將大量的資產捐贈給了當地的學校和醫院。不過，示威者認為，這位大慈善家的財產來自奴隸貿易。牛津大學校園內的羅德雕塑也未能倖免。理由如出一轍，示威者認為，這位19世紀的英國礦商實施種族隔離政策。
在倫敦，邱吉爾的雕像也差點被拉倒，示威者塗汙了前首相的雕像，並在保護罩上寫道：“不要打開，內有種族主義者”。要知道，邱吉爾，在二戰時帶領英國人擊敗了德國法西斯。
英國首相詹森在推特上，怒斥示威者企圖毀壞邱吉爾雕像“荒謬可恥”，即使“今天的我們”不能接受當時首相的觀點，但他始終是從“法西斯與種族主義暴政”中拯救英國的英雄。詹森表示，認同反歧視示威是合法訴求，但強調世人不能試圖修改或者審查過去。他指雕像讓世人認識過去，包括所有的錯誤，拆毀就是對歷史說謊。
這是一個歷史觀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激發了民粹運動，在福利上表現為民粹福利主義，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歷史虛無主義。
所謂歷史虛無主義，是指否定一切歷史，包括歷史傳統、民族精神、歷史人物及一切意識形態。
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激進但似乎具有“道德正義”。他們認為，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是既得利益者的謊言。他們試圖否定一切歷史，以斬斷一切壓迫、奴役與謊言。
雕塑，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的集體歷史記憶及精神信仰。
雕塑的立與倒，是歷史記錄者與歷史虛無主義者之間的鬥爭。
很多人堅持實用主義歷史觀，支持“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服務當下政治及國家利益需要。
正如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言：“日復一日，幾乎每分每秒，過去會被拿到現在修正，這樣一來，就能拿出記錄證明每一個決策都是正確的……掌握過去者，掌握未來；掌握現在者，掌握過去。
”如果堅持實用主義歷史觀，雕塑被推翻，歷史被否定，也是遲早的事。因為這種雕塑並不能代表民族精神，這種歷史也不是真實的歷史。
正視歷史，尊重歷史，是最基本的歷史觀。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在微博上發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慶典言論激怒了中國線民。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大清時期被俄羅斯侵佔，這是白紙黑字寫明的歷史事實；俄羅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海軍第二大艦隊司令部，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一些為俄羅斯辯護的線民，將矛盾轉移到美國離間中俄以及親美公知上。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中國與俄羅斯的事，無需混淆視聽、轉嫁矛盾。正視歷史不為“怎麼辦”，只為銘記歷史，保護歷史不被別有用心者利用。
一個富有凝聚力的國家，需要一個完整的歷史敘事作為支撐。它是民族國家的精神信仰，也是法治國家的契約基石。
塑像，是記錄歷史的一種典型方式。
塑像，立的是集體意志、全民共識，代表著這個國家、民族的共同信仰。
共同信仰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它回答的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國家一起搭夥吃飯”。如果僅僅是投胎因素，我想遠遠不夠。
英國和美國被認為是具有完整歷史敘事的國家。英國人的共同信仰是保守主義，歷史上沒有發生過推倒重來的革命。
美國的故事起源於五月花號，建國200多年來，其主旋律始終是圍繞著憲政民主、自由、契約精神及宗教信仰而展開。美國憲法確立了“大家搭夥吃飯”的基本原則，美國人心中的圖騰是自由女神像。這是美國的立國基石。
但是，“沒有一個雕塑可以屹立不倒”，共同信仰也會隨著時代的進步、民族種族融合而演變。這時，面臨的挑戰是，塑像及歷史敘事，該如何演化？
比如，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麥迪森起草的憲法，都確立了平等之準則。他們捍衛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人生而平等。但是，當時的平等並不包括黑人，因為蓄奴制的存在，大量黑人還是奴隸。
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林肯總統廢奴，黑人才納入憲法的保護之中。這就有了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廢除奴隸制，以及第十五修正案，保護黑人的選舉權不被剝奪。黑人群體以獨立人格、普通公民的身份開始影響美國社會的“共同信仰”。在這次運動中，示威者推倒了華盛頓和傑弗遜的雕塑，說明黑人群體並不認同甚至厭惡這些“開國者”。
國父還是慶父？英雄還是罪人？美國社會一直在探索、博弈與鬥爭中凝聚新的共識。
歷史學家建議，將推倒的雕塑放到博物館最為合適。當雕塑進了博物館，意味著這位歷史人物不再是這個時代的信仰，但也非完全否定其歷史貢獻。畢竟，所有人都是歷史的產物。
科爾斯頓的雕像被推倒後，布里斯托爾市政府將其打撈上岸，並計畫將雕像擺放在當地博物館，以繼續記錄這座城市的歷史。
2 歷史：特殊與一般
但是，歷史的敘事，往往難言公正。
關鍵看，誰著史？誰立像？
當年美國聯邦政府打敗了蘇族人，佔領了他們的土地，並在拉什莫爾山雕刻了四位總統。但是，蘇族人將這一切視為恥辱。1948年，蘇族人在總統山對面樹立了一座巨大的雕塑——瘋馬雕塑。瘋馬是當年帶領蘇族人跟聯邦政府戰鬥的英雄。瘋馬雕塑的高度要比總統山高十倍，並用手指指著這四位總統。
1980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聯邦政府1877年從蘇族手裡非法奪走黑山地區是非法的，必須向8個蘇族部落支付1.05億美元的賠償金。
美國之所以沒有分裂，是因為憲法保障了人人都有著史立像的權利。
“乾隆後人”狀告易中天侮辱乾隆。易中天曾經在一次演講中罵乾隆是“王八蛋”。告狀者給易中天扣上了幾頂大帽子：“歪曲歷史人物、挑撥是非、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
歷史人物，能不能罵？這個問題，與雕塑能否推倒是一回事。
按照中國民法典，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死者沒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經死亡的，其他近親屬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維護祖宗權益不能無限往上，只在一代之間有效。換言之，有權控告易中天的只有乾隆的父親雍正、孝儀純皇后以及乾隆幾十個子女。
作為一名學者，易中天有權利評價乾隆，而不被追責。易中天罵乾隆的理由是，乾隆大興文字獄，鎮壓漢人的反滿思想。
比如著名的彭家屏案。河南夏邑鄉紳彭家屏控告巡撫圖爾炳阿賑災不利。乾隆為粉飾太平、袒護滿官，拿彭氏族譜開刀。彭氏族譜記載彭氏得姓于黃帝，乾隆認為彭氏“自居帝王苗裔”。彭氏族譜中萬曆年號“曆”字不避諱（乾隆名為愛新覺羅·弘曆），屬目無君上。最終將彭家屏處死，沒收全部家產。
如果“乾隆後人”可控訴易中天，那麼彭家後人可否控訴乾隆？
當年，孫中山創立同盟會時，口號是“驅除韃虜”。大清皇室後人能否以此控告孫中山？民國成立後，放棄了“驅除韃虜”，取而代之的是“五族共和”。有人說，這還是勝利者在書寫歷史。
但其實，“法不溯及既往”是現代法治國家最基本的法治原則之一。美國1787年憲法規定，追溯既往的法律不得通過。法國民法典也規定，法律僅僅適用於將來，沒有溯及力。
所以，正視自己的歷史，正視本民族的歷史，其實需要莫大的勇氣。
當然，“法不溯及既往”，並不是忘記歷史，忘記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歷史，而是為了更好的敘述歷史，啟發當下。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並不重視歷史。經濟學的任務是探索人類行為的普遍規律，與歷史無關。歷史上，奧地利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就方法論爆發過一場著名的論證。後來，新古典主義加入奧地利學派，最終碾壓了德國歷史學派。
經濟學家對歷史的忽視，與這次論戰不無關係。更重要的是，德國歷史學派的敘事方式，與德皇二世、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不謀而合。德國歷史學派將歷史差異異化為“德國特殊論”，認為英國的經濟學不適合德意志。這為希特勒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構建了理論基礎。
這是一種方法論的錯誤。
讀歷史有兩種方法論：一是往特殊論上走，越讀越封閉，越危險；一是往一般規律上思考，越讀越理性，越包容。
今天很多中國人讀歷史，大多數在特殊論上走，滿腦子的帝王術、陰謀論、民族優越感以及狂妄輕浮的戰爭論。很少人能夠從複雜的歷史中抽離出一般性規律或認知。
易中天罵乾隆背後的一般性認知是，對文字獄與特權的討伐，對生命與知識的尊重。而“乾隆後人”控告易中天，扣的民族主義帽子，反而激發的是民族仇恨。
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發佈的關於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微博在提醒世人，一個不尊重歷史、缺乏羞恥感的民族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威脅；我們不能因為現實利益而掩蓋歷史，避重就輕。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福格爾重新書寫了經濟史，他們使用了新古典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從經濟歷史中抽離出一些一般性規律，如制度變遷。
這才是歷史正確的敘事方式。
密爾頓·弗裡德曼是實證經濟學的推動者，但他經常使用一般性的歷史敘事方式。在《美國貨幣史中》，他使用統計方法，分析了美國近100年的儲蓄資料，推翻了凱恩斯學說中的消費邊際傾向遞減規律。
作為現代貨幣主義的創始人，弗裡德曼認為，一切通脹都是貨幣現象。1970年代的滯脹歷史，驗證了弗裡德曼的貨幣理論。之後幾十年，美國貨幣學派旨在解決通脹問題。如今，全球貨幣大規模超發，不僅沒有引發通脹，甚至還出現通縮，有人說弗氏理論過時了。
其實，他們始終沒能像弗裡德曼一樣在歷史中找到一般性的規律。不論是歷史還是今日，通脹是貨幣現象的一般性規律一直沒變過。1970年代，過多的貨幣流向商品市場，引發物價上漲，即通脹。如今過多的貨幣流向了資本市場，引發股市大漲，也是通脹。
有人問，宏觀經濟不好，中國股市為什麼大漲？
我在《窮人通縮，富人通脹》一文中，便用了美股V型反彈的例子解釋了這個問題。不同的貨幣發行方式，改變了貨幣流向，相應的市場引發價格上漲。實體經濟通縮，引發貨幣寬鬆，過度的貨幣流向資本市場，引發資產價格上漲。今年上半年不少閒置資金買入基金，這次暴漲正是由機構發起（不作為投資指導）。通脹的地方發生了變化，但本質依然沒變，即貨幣購買力下降。這就是一般性的歷史規律。
一些人說中國國情特殊、民族特殊，自由市場不適合中國，西方經濟學不適合中國。從歷史特殊論、民族特殊論推導出經濟特殊論，是一種狹隘的危險的敘事方式。
演化經濟學的創始人、舊制度經濟學家傑佛瑞·M·霍奇遜寫過一本書叫《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他試圖將歷史主義納入經濟學的研究之中。但是，這本書中文出版時，霍奇遜非常擔心中國讀者曲解了他的思想，誤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
王淑章在評論這本書時寫道：“傑佛瑞·M·霍奇遜說，社會科學的重新振興首先需要方法論的覺醒。對今天的中國，無論經濟學家還是普羅大眾，再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點恐怕已經不是我們贊成什麼或反對什麼而是一種方法論的反思。
”如果一個國家還希望從其歷史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那麼請回歸到一般性上去思考過去。
3 國家：撕裂與共識
中國需要一個完整的歷史敘事。
費孝通、溫鐵軍、秦暉等學者支持古代“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一說。秦暉在《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礎控制》中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靠鄉紳。
”有些學者對此提出挑戰。其實，兩千多年皇權社會，各朝各代有所差異，南北方也有所差異。從彭家屏案可以看出，至少在乾隆時期，皇權對鄉紳的統治是碾壓式的。
不過，不管皇權是否到基層，中國社會都是縱向統一的，從國家到家庭，從君臣到父子，具有嚴格的紀律性。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中國家庭是經濟組織，紀律是第一位的，情感是次要的。他認為，中國的人際關係是以父子為軸的縱向關係，與歐美國家夫妻為核心的橫向關係不同。
祖宗是中國人的信仰。祖宗背後的文化體系是以父子為軸的承襲文化，包括尊老、孝順、毓子孕孫等。
不過，今天這種承襲文化被打破了。當代青年與父輩們幾乎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這一代青年沒有辦法接受，更不要說承襲父輩的文化。
大多數分歧源自對歷史認知的偏差，我們沒能採用正確的敘述方式記錄歷史。孔子，長期是人人敬仰的聖人，一度又被打入臭老九之流，孔廟、孔像被砸。如今，公知也被無汙化，從罵臭老九到汙化公知，我們的社會進步了嗎？
每一個民族國家或法治國家，都有其基本的立國基石，即共同信仰與處事原則。今天，我們需要好好反思，當代青年與父輩之間除了血緣延承，還有哪些共識？
歷史上，俄國是侵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但如今，不少人對俄國有著莫名的好感。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發佈微博，慶祝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並注明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文含義“統治東方”。這條中文微博居然有十多萬的點贊。
中國與俄羅斯的歷史需要用正確的方式敘述。同時，中國與美國的歷史也是如此。中國有一批人對美國有著莫名的仇視，不時可以聽到反美甚至反人類的極端言論。仇視美國或崇拜美國，都是個人的權利。不過，我發現，一些人發表這種極端言論，並未真正經過思考，而是源於歷史性的“腦回路”。
牛津大學教授凱薩琳·泰勒使用現代神經科學揭示了這種心理現象：人的大腦在處理資訊時存在神經軌道。當教條性的語言反復灌輸，神經軌道就會變得順暢，進而形成思維慣性。如果資訊源被控制，神經軌道不但不會被改變，反而會變得更加順滑。
一些人一聽到自由、民主、平等就暴跳如雷，可是反對自由、民主與平等，不就是反對核心價值觀嗎？這屬於條件反射的結果，與豬聽到主人前來餵食的腳步聲就嗷嗷叫沒有區別。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現實工具。正確的敘事方式是正視歷史，然後從歷史中找到一般性的規律。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經說過，荷蘭籍經濟學家溫斯敏對新加坡最偉大的貢獻之一是，建議政府保留豎立在皇后坊的萊佛士塑像。
1819年，38歲的史丹福·萊佛士爵士發現並登陸新加坡。後來，新加坡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發展成為了亞洲第一個自由貿易港。這一年被定義為新加坡開阜年，萊佛士爵士被新加坡人尊稱為“國父”。
溫斯敏認為，萊佛士塑像的價值是展現了新加坡政府保留英國體制的決心，這能讓國際投資者安心。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培裡率艦駛入日本江戶灣，以武力威脅幕府開國。這就是黑船事件。後來，日本人在當年黑船扣關的地方，為這位入侵者樹立了一座雕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親筆手書“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培裡上陸紀念碑”。
所謂“知恥近乎勇”，一個民族正視屈辱史確實需要莫大的勇氣。日本人用他們的敘述方式講述了這段歷史。
不過，一個國家的歷史敘事不能侵犯他國的尊嚴，正如日本人需要正視他們的戰爭罪行。反過來，中國也需要勇氣面對這段痛苦的歷史。
1917年義大利史學家克羅奇在其專著《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中提出：“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朱光潛先生在《克羅齊的歷史學》中對這句話解釋為：“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的思索，打動現實的興趣，和現實的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獲得它的歷史性。所以一切歷史都必是現時史……注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貫。
”我認為，這恰恰是歷史的悲哀。所謂歷史的“現時性”容易將歷史淪為功利主義的工具。其實，歷史就是歷史，不需要現時性。這是對待歷史最基本的態度。
在社會大轉型的今天，中西、新舊意識形態激烈交鋒，唯有正確敘述歷史才好邁向前路。中國需要一個完整的歷史敘事，拋棄歷史實用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把一段段屈辱的、隱晦的、碎片化的歷史，曬出來，拼起來，用一般性的敘述方式記錄下來。
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與權利，但需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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