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时代的童年回忆

文/曾仲鲁

 

我的父亲曾仲鸣与我的母亲方君璧于 1939 年 3 月 21 日在越南河内同时遇刺，父亲不治身亡，母亲也受重伤。

 

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副主席汪精卫的亲信和挚友。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军队的训练素质和武器配备远不如日本，打起仗来伤亡惨重，节节败退。不出半年，首都南京失陷，随之，日军疯狂地屠杀无抵抗的南京兵民。中国政府由南京迁至汉口，再退到重庆。抗战实际上是不顾人民死活地施行焦土战术，以中国广大的空间换取喘息的时间。到了1938年底，日军攻占广州之后，补给线过长，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日本自觉吞食不了中国，而军部的眼光又转向往太平洋扩张，乃不得不由首相近卫发表宣言，声称愿意同中国讲和。汪精卫一向主和，相信同日本打仗只有败无胜，乃抓住这时机脱离重庆，飞往法属河内，发表一份史称的《艳电》，公开主张：如能保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接受议和。为了明白表示置身局外，他决定由仲鸣和汪夫人陈璧君相陪，共同出国赴欧。

 

国府总裁蒋介石在重庆得知汪精卫出走，大为震骇，立即开会开除汪氏的国民党党籍。但是同时，他又派与汪氏相熟的谷正鼎带了三本护照和50 万巨款赴河内，以助汪氏出国。三本护照中，各给陈璧君和曾仲鸣红皮外交护照，因汪精卫已被开除党籍，给他的则是一本黑皮的普通护照。汪精卫看到很生气，认为这是特意侮辱，显示他以侍从身份随行，故坚持只要三本同样的普通护照。我父亲是十分赞成出国去欧洲的。汪精卫周围，他是最了解欧洲的一人。我猜想，发表《艳电》后出国赴欧很可能就是他的主意。他不像许多国民党员，从没在日本留学，从未到过日本，对日本无任何良好或恶劣的印象。反而，他对法国怀有很深的感情。这次，从古旧的重庆飞到法式都市河内，对他来说，应当是相当愉快的体验：又能说法语了，又能吃法国菜了。汪精卫和随从人员通过中国领馆租赁了一座位在领馆对面的高朗街 27号三层楼洋房，他没有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自己住进市中心的“大都会”酒店。而且他很快结识了“巴黎春天”百货公司的法国经理阿兰先生，在公司里购买了两套精致西餐银刀叉，一套把柄上刻有“TF”（“曾方”），送给母亲，另一套则刻“WC”（“汪陈”），是替陈璧君买的，因华侨巨富之女陈璧君素来喜欢漂亮东西，特别信得过我父亲的品味。

 

父亲没忘记，27年前，16岁的他和14岁的方君璧一起跟随两人的胞姐曾醒和方君瑛同去法国留学。曾醒、方君瑛与汪精卫、陈璧君原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四个革命同志结为生死之交，以汪精卫自己的话说：“自民国元年以来，我等结合成一家庭，感情浓挚，有逾骨肉，每思之犹有余甘”。仲鸣和君璧留法前后14年，在法国成长，学习，结婚，一个学文，一个学画。但他们没有放弃祖国文化。在汪精卫殷勤教导下，他们学会写作诗词，仲鸣练得一手好字，君璧的画也中西合璧，兼画油画和国画。他俩婚后归国，仲鸣随汪精卫从政。汪氏于1935年底在中央党部遇刺，仲鸣当即辞去铁道部次长的职位，陪汪氏去德国治疗。在汪精卫的复元期间，他伴汪氏遍游德、法、意大利和瑞士。汪精卫自称，这是他一生最愉快的一段“小休”。他们旅欧一年之久，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才回国。这一次，因为不知会离去多久，父亲电与母亲：请她带我七岁的大哥孟济从香港飞河内，见一面告别。谁也料不到大难临头，这一面告别竟是永诀。

 

 

母亲和孟济到了河内，父亲即由酒店搬到高朗街汪宅与她相聚。当天晚上，重庆的“军统” 特务头子戴笠派去河内的七名枪手越墙潜入汪宅，本来意图杀害汪精卫，结果由于没弄清楚房屋结构，误冲进仲鸣和君璧的卧室，用连发驳壳枪朝床位扫射，事后捡到弹壳40余粒。凶手臆度目的得逞，仓卒遁逃。父亲和母亲同躺在血泊中，父亲腰腹弹伤累累，母亲也中三枪。他们随即被往法国陆军医院急救，动手术后医生认为父亲伤重无治。汪精卫闻讯赶去医院探望，两个好友相对无言，含泪用眼神告别。父亲神志清醒，记得汪精卫手上的钱财一向由他管理，乃咬紧牙根，撑起身子，用最后的腕力在两张空白支票上签字，让汪氏人员可以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弥留时，父亲最后一句话是：“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父亲去世时才43岁，他深谙中外文学，中法文文笔俱佳，所建“颉颃楼”的精品收藏出众，一夜间就完全消灭了，一个人的旦夕福祸竟是如此紧接相联。

 

母亲的伤势也是千钧一发，只差毫厘我们三兄弟就成无父无母的孤儿了，生命将彻底改观，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写回忆了。幸好母亲身体素质键壮，活力充沛，她坚强地不肯死，结果生存下来，又多活了大半辈子。父亲去世后她一直守寡。她在方家姊妹中排行第十一，亲友们称她十一姑，对她爱载有加。49 年之后，大陆成为禁区，她侨居海外，自己周游世界，作画、访友、开展，至1986 年 88 岁时才在我家去世。她不忘仲鸣，27 年后，于 1966 年，她收集了仲鸣和她自己所作的诗词，在香港出版一册《颉颃楼诗词稿》，在序中她写道：我们两人的血同时流了，已混在一起，永远不能分开了。你死了，我的一半已与你同死。我的未全死，或是天怜我们的三个孩子，不忍他们一旦俱为无父无母之雏。所以我现在的生存，也有一半是你生存在我的身里。我的脑中，我的心中，都充满了你。在前，你曾说过：你相信我还甚于相信你自己。至今相隔廿几年，我所做的事，都很像是受你所指使，我不敢负你相信我之心。现在孩子们也已长大了，学成了，我对他们的任务也完了。我希望不久之将来，我们可以重见，我们的心灵可以再合在一起。但是在我未死之前，我要将我所保存你的诗词稿付印。愿这剩下的残红片片，不至于散失，可令人想念到芬芳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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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里说的“残红”，是引她自己从前所写咏玫瑰花瓣、仲鸣也曾极为赞赏的词句：“试问孤根何处是，剩此残红片片”，在她心中，残红片片已像是斑斑血点了！

 

汪精卫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读他的《小休集》不难发现，他的诗词多半是与友好同游、触景生情而作，写给对方一人，往往带点伤感，似惜良辰之易逝。仲鸣之死，特别是代他而死，对他的打击不可言喻。那时，河内危机四伏，他不能出门一步，在家中抱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两篇长文：一篇《曾仲鸣先生行状》，记念仲鸣的一生；另一篇《举一个例》，详述一年多来政府中央不断试探和平渠道的经过，表示绝非只他一人单独主和。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经过河内血案的巨变，汪精卫已打消出国的意念，决定与重庆彻底决裂，另立中央。所谓另立中央，即意味着“还都”南京去成立“和平政府”。他从河内乘船回到当时还维持着租界的上海，聚集了一个由陈公博、周佛海等组成的能人班子，然后去东京与日方谈判。他也知道人会骂他“汉奸卖国”，但他认为，国土非他所失，国家也非他汪精卫卖得了。他现在是企图“与虎谋皮”，希望从日本人的咀中夺回半壁江山。我相信汪精卫不是想做秦桧，他没有杀害爱国的岳飞，而可能是想学高宗，建立一个和平、持久的新南宋。当然，这里面含有不少一厢情愿。最大的失误是他对时局判断不正确，没有看清日本冒险南进的野心。结果小日本赢不了强大的美国，尽管日本军民破釜沉舟、不畏牺牲，最终还是一败涂地。汪精卫的和平政权也随之同归于灭。但在 1938 年底、1939 年初，英国在日本的威胁下切断了缅甸公路——内地通往世界的唯一一条生命线——使中国完全孤立无援。世界大战尚未爆发，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并吞了奥地利，雄视欧洲；英国、法国但求妥协，签署《慕尼黑协定》, 让出捷克与希特勒；连苏联的领袖斯大林，为了避免与德国作战，也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则积极准备袭击珍珠港，不惜与英美宣战，进军香港、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吞食整个西南太平。事后眼明，当时的事态发展谁都不能预料。

 

父亲死时我才4岁。由于他活跃于政坛，不常见他，到现在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是在母亲身边长大、识事的。母亲受伤康复后，一人负起维家和教养我们三兄弟的重任。她没告诉我们父亲已逝，只说他去了外国。她时常给我们渲染他的才华，说我们将来能及他一半就很不错了。但在她心目中，有一个人其人品比父亲还要高尚，更值得敬爱，就是汪精卫。她称汪精卫为“四哥”，称陈璧君为“阿姐”，我们也跟着称他们两位为“舅父”和“阿姨”。阿姨很严厉，常高声斥人，我们都怕她，在她面前噤若寒蝉。她很自豪地自称是马来人，说：“你们中国人话都藏在肚里，不像我们马来人有话直说！”舅父大概觉得我们父亲不在了，他应当承担点父辈的任务，所以偶尔他会叫我们上桌和他一起吃饭，席间问我们的功课。有时吃西餐，少量喝点酒，他有糖尿病，吃得很清淡，也本应戒酒。喝酒被阿姨看见，瞪圆眼睛，说声“四哥！”舅父笑了笑，缩缩脖子吐吐舌，放下酒杯。他个子修长，经常穿一件灰布长袍，给我小时的印象是一个风度翩翩、满腹诗书和故事的长者。他性情温和，爱说笑，特别爱同孩子们说笑。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找“公馆派”的林柏生、褚民谊、陈君慧、何炳贤等人士的孩子们到他跟前席地而坐，听他用广东话讲故事。我最爱听林舒翻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Sir WalterScott：《Ivanhoe》），讲撒克逊骑士“无家英雄”埃梵诃，得犹太女子资助，购置盔甲，盾上绘株无根橡树，在比武场上挑战群雄，用长矛把诺尔曼武士一一挑刺下马。我的心目中，舅父就像个无家英雄。

 

“七七事变”打仗，我们先住香港，1941 年秋天，汪精卫的“和平政府”成立之后，我们就搬去南京。汪精卫的官邸位于颐和路 34 号，他希望与过去留法小家庭的剩余成员——君瑛和仲鸣不在了，还剩曾醒和我母亲君璧——亲近些，于是母亲就租了34 号对街的颐和路 35 号，我的三姑母曾醒和我们一起住。三姑是个大好人。1900 年，她十八岁的时候嫁到方家，嫁给

母亲的大哥方声濂。三年之后声濂病殁，年轻的三姑就成了寡妇。那时方君瑛已在日本留学，觉得这位亲同姐妹的嫂子前途黯淡，就写信给她父亲、我的外公方家湜，极力主张家里把曾醒也送来日本学习，并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奖学金分半数与曾醒合用。外公是个开明的人，居然同意了，就派君瑛的七弟方声洞护送嫂子和她两岁的儿子方贤俶去日本。曾醒的命运得以从此改变，由朦胧醒过来，故改名“醒”，字“梦毕”。她与君瑛一同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手下暗杀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是往事。我童年时，南京冬天大雪，冷得厉害，我脚生冻疮，三姑把我拉进被窝，用樟脑给我檫脚解疼痒，我就依偎着她入睡。

 

现在史书往往称汪精卫政权为“傀儡政府”。就自身体验，南京是我唯一熟悉的中国政府，它各院各部俱全，拥有 60 万自己的军队，一点没有“傀儡”的形象。街上满挂青天白日国旗，机关面前站岗的是荷枪中国士兵，人民手中拿的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储备劵，币值稳定，市面繁荣。也许汪政权最大的成就，就是它有能力与日本正面周旋，甚至拼命力争，使许多坏事免于发生。它没有像日占的朝鲜、台湾那样强迫抽壮丁去太平洋前线替日本抬运军粮、修筑防御工程，甚至作战；它没有让中国妇女去当慰安妇军妓；它的 60 万军队，从未与重庆的国军、或延安的共军交火；它没有供日方索取的粮食与纱布。最重要的，是它掌握国家的财政命运在手，由央行发行储备劵，不允许日本靠滥发军票来搜刮物质。汪精卫最得力的权威是他个人的人格与声望。不但中国官员、即使是日本人，在他面前都感到廉耻，不敢放恣胡为。自从汪精卫建 立政权之后，沦陷区内再没有发生过像南京、徐州那样的血腥屠杀。每逢日方政要和将领来南京，也必上公馆谒见，以求得汪氏以书法相赠为荣。直到今日，许多上年纪的日本人提到汪精卫，还是对他深怀敬意。

 

我们孩子，只感到去汪公馆十分方便，也很好玩。跑到卫士团去抚摸他们的德式钢盔和新进的德制步枪；进入侍从室，青年侍从官身穿仿希特勒近卫军服设计的西装领黑色银钮制服，觉得他们帅极了。每周日，公馆都会放映电影，我们有幸看到《魂断蓝桥》、《绿野仙踪》、《乱世佳人》等战时南京、上海禁演的好莱坞新片。但最受欢迎的还是中华片厂和满映全力合拍的历史巨作《万世流芳》，讲林则徐虎门焚烧鸦片的故事。剧中李香兰唱《卖糖歌》和《戒烟歌》二曲，尤为汪精卫赞赏，要求下星期再映一遍。说起李香兰，她的生涯也确够传奇的。她是日本人，生在中国，原名山口淑子，以李香兰的艺名进入满洲映画，凭她的美丽和清脆的歌喉，特别是她唱的《夜来香》，风靡了整个沦陷区的观众。二次大战之后，她以汉奸罪被捕受审，中国法庭指控她当“糖衣炮弹”替汪政权宣扬亲日，判她死刑。她的日本父母把她的出生证塞进日本娃娃的头里偷带到中国，对法庭声明她属日裔。于是李香兰－山口淑子得以无罪释放，被遣返日本。为了演美国电影，她学会英语，改名Shirley Yamaguchi 。其后嫁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退出影坛，又投入政坛，当选为日本参议员。最终红颜见白发，直到 2014 年才以 94 岁高龄去世。她的故事或许说明，明星不管多么红妍，也与常人一样夹在历史的断层裂缝中，有其生死荣辱，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汪精卫的政府，在外交方面，除日本之外，还得轴心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德国使馆离我们家很近。使馆的外交官员，不少是乘潜艇由德国来华的。到了中国，便不易再返。1943 年之后，战事逆转，美机白日轰炸，把一个富有童话风情的德国炸成废墟。那些德国人，在华举目无亲，在德有家归不得，心情一定很不好过。但他们保持着他们德国人的纪律性。夏天，南京举办童子军大露营，德侨孩子们的“希特勒少年团”也来参加。他们身穿黄布制服，臂系纳粹德国国徽，敲着扁鼓，吹着喇叭，列队操至检阅台前，齐举直臂敬礼，真羡死了我们。次年复活节，德国使馆组织年度寻蛋活动，也请了我们一批中国孩子过去玩。事先对我们说明：有两种鸡蛋可寻，有红红绿绿的彩蛋，也有锡纸包的棕色蛋。于是大家分头寻找。彩蛋显目，我们拾了好多，十分得意。德国孩子们则专找棕色的蛋。后来发现，彩蛋只是上色的熟鸡蛋，而棕色锡纸则包的是巧克力，我们一颗也没捡到。本不知何谓复活节，现在记得了，算是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文化课。母亲因讲流利法语，又是艺术家，同德国人很合得来。一位使馆的年轻女秘书会拉小提琴，人也长得好看，母亲请她穿上白衬衫黑长裙，画了一幅她奏小提琴的全身像送给德国大使馆，就挂在使馆大厅。战后，马歇尔将军当特使来华调停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一触即发的内战，这座原德国使馆被美国人征用作为他的官邸。马歇尔很喜欢母亲这幅画，就一直挂着。沧海桑田，这画现在何处，也无法知晓了。

 

1942、43 的两年夏天，母亲听从意大利大使塔利亚尼的推荐，全家去北戴河避暑。我们从南京乘火车到江边，列车被一节节拆开拖上渡轮过江，然后凑合继续北上。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这浦口渡轮是父亲任铁道部次长时最得意的政绩之一。现在高铁过江，一瞌眼就过去了，那时，火车上船下船要花上大半天功夫。夜经苏北，我们睡卧铺，列车员敲门，请我们把窗帘密闭，因经过的是游击队出没地带。快天亮，车抵蚌埠，列车员告诉我们安全了，才舒口气。那时的北戴河是一座古老的县城，还有明代的城墙环绕，城内拥满骡车和结队的骆驼。我们去的是北戴河海滨，需换乘玩具似的狭轨小火车。到了海滨，踏上乱世的一片净土，完全变了个世界，像到了外国一样：一所所别致的别墅，住的都是外国侨民。奇怪的是，英国人、美国人尽管属敌国公民，也照常自由行动，只是臂上各系红布，写着日本人别出心裁创的“犬”旁“英”和“米”字样。镇上有犹太人开的熟食店，卖火腿、香肠、罐头、洋酒、奶酪、饼干和 巧克力，偶尔也卖外文报刊。母亲租的是一座土黄色双层洋房，走上台阶迎面是很宽敞的门廊，坐在那里可感到微风拂面，望见沙滩和大海。

 

我们左邻是意大利大使塔利亚尼。他好像是个侯爵。他的夫人是一位奥地利的公主，很喜欢骑马跳栏。右邻是一位法国太太，她有一个和我同年龄的漂亮女儿，令我倾心。法国太太也喜欢骑马，在家常穿骑装马靴。有一天她把头发全剃光了，声称：再长出时，头发会特别柔软。我们天天去游泳、骑驴，开心极了。反正那时北戴河没有游人，在大片空阔的沙滩上尽情奔跑，仿佛那大海和蓝天都是属于我们的。到9 月，已有点秋意了，许多外国人关闭上别墅，动身回北平、天津、上海。有一天，法国太太带我和她女儿去骑马，到远处海边一所白色大房子。下马进去，发现黑暗得很，只点着一两盏灯泡。墙壁满挂帝俄时沙皇与贵族的肖像。原来主人是一位俄罗斯公主，1917 年 10 月革命时从圣彼得堡逃出，横穿西伯利亚转辗来到中国，用最后的资源买下这栋房子，现已无路可走，只得留在北戴河过冬。我首次遇见这样的场合，刻意观察。听到摇铃吃晚饭，老公主由两名贵妇扶持走进餐厅，她们身穿世纪初长及地的夏季白纱衣裙。老公主以沙哑喉咙轻轻念诵一遍俄文祈祷，坐下用餐。铺好白桌布的餐桌上摆列着讲究的镶金边盘碟和金刀叉，像准备吃好几道大菜。我们做客的只是站在旁边观看。老公主的碟上端放着一枚熟煮鸡蛋，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再过7 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军开进北戴河，这批白俄末代王孙或被遣返苏联，结局可想像是相当悽惨的。

 

第二年，1943，我9岁了，我们夏天再去北戴河度假。有一天，邻居的意大利大使塔利亚尼气急败坏地跑来找我母亲，跟她报称：美军在意大利南端西西里登陆，意大利国王随即投降，但法西斯首相墨索里尼往北撤退，继续抵抗。塔利亚尼作为大使需要马上决定：是降？还是不降？母亲听了急问：“那么你打算如何选择呢？”塔利亚尼平日是个嘻嘻哈哈的享乐主义者，这时，他挺直身子严肃地说：“我是一个贵族，我必须遵从我的国王的意志。”接着，叹一口气说：“可是，方太太，你不明白，我一旦宣布向盟国投降，日本人就当我是敌国人士，要送我和我太太入集中营了！”他向我母亲郑重告别。果然，第二天日本宪兵来把他们夫妇逮捕，送进秦皇岛外籍公民的拘留营里。在战时，人往往为形势所逼，尽管前途不明，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拿自己和亲人的命运押下赌注，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抉择。许多年后，母亲去西班牙旅行，到了马德里，发现她北戴河的老友塔利亚尼竟在那里任意大利驻西班牙的大使。他一见到我母亲，高兴极了，喊着：“方太太！方太太！”，与她拥抱。显然，塔利亚尼的命运赌注是赌赢了。

 

从北戴河母亲带我们去北平。这是我头一次见北京。那时的北平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古都，除了少数的电车之外，市内交通全凭徒步和黄包车。连自行车都不多。我们住在我七舅母、母亲胞兄方声洞的夫人王颖的家里。方声洞是民国前辛亥年广州起义时阵亡的黄花岗烈士之一。政府为了纪念他，把北平演乐胡同的一所四合院授与王颖。王颖的独子、我的表哥方贤旭、表嫂王霭芬也与七舅母同住。贤旭仪表堂堂，是很帅的一位公子。霭芬也是美人，是过去北京大学有名的校花。她本与蒋梦麟的儿子订婚，未婚夫在德国留学，霭芬乘船赴欧成婚。她家原与七舅母王颖是亲戚，就请舅母途中多照顾。果然，贤旭在船上极为殷勤照顾霭芬，陪她月下在甲板散步，约她喝咖啡，跳舞。航行一个多月下来，双坠爱河，霭芬决心退婚约下嫁贤旭。未婚夫知道消息气得发昏，拿枪要找贤旭决斗。事情闹大了，最后还得请校长胡适出面调停风波才平静下去。不幸，婚后不久，贤旭即患肺结核，需终年卧床。德国使馆的一位叫霍夫曼的文化参赞，讲得一口京片子，对霭芬十分倾心，认为这样一个美丽少妇一辈子守活寡真是太可惜了，不如与他，霍夫曼，相恋。他这套浪漫的求爱被霭芬严辞拒绝了，只得叹说：“世界上大概也只有中国女人会如此忠实！”但最后，贤旭和霭芬还是分离了，不是因感情破裂，而是出于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原因。二战之后，霭芬当选为北平的国大代表，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迁到台湾。贤旭则留在大陆，从新生活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每天骑车去颐和园游泳，去香山爬山。他想再娶，单方宣布与霭芬离婚。周恩来总理劝他保持与台湾藕断丝连的婚姻关系，他不听，坚决“划清界限”，与反动派的妻子离婚。霭芬此时在台湾已是立法委员，得知贤旭负心的信息气死了她。

 

在北平，母亲带我们游红墙文化。这些地方游人极少，景点荒芜，石砖地上长满杂草。但北平的天空是蔚蓝蔚蓝的，母亲觉得这天太美了，拿出油画画具，画了天高气爽的碧云寺和太阳下故宫的铜狮子。到现在，已过了八十多年，铜狮仍然屹立于故宫中庭，傲视着年代和朝代的流逝。

 

母亲还带我们去拜访齐白石，征得他同意替他画像。这可能是齐白石生平首次让人画像。那年他80岁，住在西城一条小胡同的一所凌乱破旧的四合院里。我没有感觉自己是在艺术巨人面前，只知道这老头儿讨厌小孩打扰，令人不敢接近他，一点不像南方官员那样谈笑风生，而是显得古板，不可爱，就像古旧的北平城一样。但是齐白石对母亲画的肖像十分赞赏。他平常是很少请客的，这次破例说：“我今天要请方先生去吃面去！”孩子们就恕不请了。方君璧画的齐白石像现在就挂在我案头，我天天望着他，感到他明亮的眼神流露着童真，坦白地注视着世界。传神的艺术就有这种能力：它能超脱生命，进入永恒，表达人活着时候表面现象所隐藏的真实，那份真实也许就是：老年的齐白石本身一直是个孩童，是一个天真的、十分可爱的艺术家。

 

我们在南京颐和路头尾共住了三年余。在我记忆中，头两年的日子很明朗，到了第三年，美军在太平洋上全面反攻，日本的岛屿堡垒一一陷落，守军“全员玉碎”，无一生还。汪精卫周围就感到美军会在中国沿海登陆，战火迟早会燃到我们的头上。汪氏心情也日益沉重。7年前他在中央党部遇刺被击中的一颗子弹，因过于接近脊椎，当时未敢取出，现旧创复发。日本军医为他动手术，成功取出了子弹。我们去南京北极阁的行邸探候，他还给我们看那颗发绿的弹头。可是子弹的铅毒已侵蚀入骨，导致骨癌。汪夫人决定把他送去日本治疗。汪氏自感生还无望，临行把国事交与陈公博和周佛海代理。

 

次年、1944 的夏天，母亲不见了，我们被安排住到上海汪夫人的大房子里，由一位管家照顾我们。原来母亲是去了日本看望汪精卫，与他告别。她此行要冒很大危险：从南京乘车北上，穿越满洲国和朝鲜，在釜山登船过海峡到日本。那时美国的潜艇和水雷已把日本这岛国全面封锁，美国飞机对日本不断进行地毯式轰炸，把一个东京烧成火海。汪精卫在名古屋的医院治疗，每逢空袭，就被送进医院阴湿的地下防空室里躲避。母亲在河内大难不死，确有后福，这次突破封锁东渡日本也安然无恙。命运似乎时时维护着她，让她在乱世逃过战火和灾难。无论是在南京、东京、台北或北京，不同的政权下面，她都受到真诚的欢迎，就像一颗木塞，没有出力而一直浮在水面。她在名古屋陪伴汪精卫一个多月，给了他很大的慰籍。临别，他情深地送她一块砚石，上面刻了他的亲笔手书：

 

笔有时而秃，墨有时而竭，惟汝伴我，朝夕矻矻，数十年如一日，是所谓君子之交，坚如是石。以砚赠十一妹，并为之铭。季子。

 

两个月后，汪精卫在名古屋病逝，陈璧君护送灵柩乘坐《海鹣号》专机飞回南京。日方由东条首相率领，全体内阁到机场送别，南京政府政要及盟国使节、武官也全到机场迎接。汪精卫的遗体开棺置在公馆大厅，供丧客凭悼。他身穿大礼服，面色如生，陈璧君说他应当穿得暖和，以免地下寒冷。她写了四个大字：“魂兮归来”，放在他身旁。据称，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中山陵正式宣布成立“和平政府”的那天，风雨悽悽，很多人认为不是新政权的好预兆。现在，四年零八个月之后，南京为汪精卫举行隆重国葬，竟碰上11月底的一个极其晴朗的日子。回顾一下，南京政府之成立，可以说主要得力于汪精卫高尚的人品与声誉；那么，今日国葬汪精卫，也就等于历史在埋葬南京政府了。大家心头都有一股悲哀，哀汪精卫，也哀自己。似乎与这非暴力的政权告别，南京披上最美的秋装。汪精卫葬于中山陵南麓的梅花山，背倚的紫金山从未比今日更金更紫。汪氏灵柩用国旗覆盖，安置在炮车上，由八匹白马拖曳，黑马骑 兵左右，然后是中央军校学生和卫士团高举军旗列队护送，代理主席陈公博率政要及外国使节跟随灵车徒步，上万民众夹道静立。我们小孩也都在场，每人挖土种一株小梅树。不及一年，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两地人民瞬间死伤逾 20 万，日本被迫投降。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头一件事就是把梅花山的汪墓炸毁。正如汪精卫的诗句所写：“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陈公博、林柏生、褚民谊等许多汪氏幕僚以汉奸罪被判死刑。汪夫人陈璧君也求判死，法庭不敢，只判她终身监禁。

 

汪精卫送母亲的砚石上刻下他们间的“君子之交”，这就是他们时代的爱情。这种爱情可存在于男女之间，也可存在于朋友之间。谁不爱惜生命？但一个人完全可能不惜为君子之交牺牲生命，像曾仲鸣甘心代汪精卫而死；而且，这样做也不止他一个：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龙榆生等人也都以事汪为己任，至死无悔。每人临刑时与汪夫人郑重道别都说：“我先去见先生了，夫人保重！”母亲也同样从一而终。她没有坐牢，却努力想法把汪夫人从狱中 救出。1949年春，解放军已打到长江江边，母亲单独去苏州见典狱长，试图贿赂他趁兵荒马乱之际释放汪夫人。典狱长自己也想逃跑，以10条黄金的代价，愿意放人。母亲乃请汪家一妻弟由上海带黄金来苏州。结果此人再没有出现。据说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决不会吞财潜逃。那时人命如草芥，那么，大概就是遇劫被杀害了。母亲等钱不到，典狱长也不敢释放犯人，她只得折回上海，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大陆。

 

汪夫人在狱中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很受启发，上书要求让她去农村养鸡。当局因她年迈，心脏有毛病，没有同意。孙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曾去狱中看她，传达人民政府的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的行为是错误的，政府就放她出狱。陈璧君面着两位革命老同志，出于对故人的忠诚，婉辞拒绝了。七年后，她病死在狱中。我的童年也到此结束。

 

在北戴河的时候，汪精卫曾给我们兄弟写过一封信，也是他给我们唯一的信，写在水印双兔的信笺上：

 

三位贤甥：你妈妈说，你们游泳精进，至以为慰。我年近五十，始学游水，吃苦不少，毫无成就。问你妈妈便知，游水从小孩学起，又省力，又自然。你们向来如信纸中之兔，与我这老乌龟在岸上竞走呢！学外国语也是这样。此候大安，舅父，八，十四。

 

他说得很对：童年的印象，得之又省力，又自然。这其中有大人的心伤眼泪，也有小孩的欢笑。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只庆幸父亲死得早，舅父死得及时，没有眼见政权的没落，理想的幻灭。舅父的坟没了，但我希望我在梅花山种的那棵梅树长得茂盛，梅花开得灿烂。

 

——曾仲鲁作

 

书讯：

《颉颃楼诗词稿》（曾仲鸣著，方君璧刊定，槐风书社，即将出版）

新版《今生今世》无删节版，陈丹青题字（槐风书社，即将出版）

《汪季新（精卫）先生行实录全编》（张江裁辑纂，朱之珩编订，槐风书社，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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