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雪，女，回族，24岁，毕业于昭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穿透瓦房的阳光》

对农村底层人物的深度描摹

马春雪

 

 

 

中篇小说

《穿透瓦房的阳光》

（又名《包裹》）

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穿透瓦房的阳光》是昭通作家沈洋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入13个中短篇小说，书写的是十三个悲惨的现实故事，这十三个故事体现出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底层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喜怒哀乐。

沈洋的作品《穿透瓦房的阳光》将目光伸向了昭通大山包农村小人物的身上，作品对权力压榨下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的书写尤其真实，对贫困山区女人的悲惨命运的表达很有特色，沈洋对农村底层的书写旨在呼唤人性的回归。

 

 

一、权力压榨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沈洋小说的创作扎根乌蒙群山，贴近大地写作，反映底层人物生存状态，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村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命运的精神立场。他在小说后记中写到：“我的根扎在大山包村庄泥土的深处，就是走到都市的中心，也改变不了粘在脚下黄泥的颜色。村庄的生活让我更多的目睹了农民兄弟活着的艰难，但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坚韧和快乐”。[1]（P265）明确的透露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予以深切同情，也给读者传达了他的写作去向与态度。沈洋笔下的小人物以畸形的状态存在着，在不同的事件中沉痛着，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如《凤凰一梦》中的凤凰，是个善良集美貌于一身的女子，她渴望进城，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享受物质能给予的一切，不料却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而简明是爱着凤凰的，但他为了依附妻子的经济不得不放弃了爱情，抛弃了精神享受而选择了物质，凤凰和简明都是倍受精神折磨的迫害者。

《凤凰一梦》中作者通过塑造凤凰这一形象，把小人物身上所有卑微与反抗、脆弱与坚强、简单而又复杂的人性凸显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写作意在透视某一个群体“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曲折与悲惨遭遇，从中揭示一个群体的卑微与苦难，同时寄予深切同情。这种同情里又尽是无奈与感伤，呐喊声无法蹦出喉结，眼泪不能悬于眼眶。

《佛光》中作者塑造了刘芸这一形象，用小人物的命运直指人世苦涩。刘芸是青山村完小的小学教师，她想通过乡长范杰这一大人物当上副乡长，但最后刘芸心中理想的佛光也成了泡影，梦想开始地也成为了梦想毁灭的根源。最终只能成为权力的牺牲品，独自承受着痛苦。因此刘芸和凤凰自始至终都在盲目的追求和流浪。

在《佛光》中依旧透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而他把笔触提升到底层的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为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身陷矛盾，最终以悲剧收场。刘芸的悲惨遭遇是她自身性格弱点造成，也是一个腐败的制度体系造成，而作者意在批判小人物的劣根性，也同情她们的无辜与无奈。沈洋的笔是冷的，也是犀利的，他的笔触在切割疼痛，批判权力压榨下带给人民的苦难。

在《凤凰一梦》中沈洋描写凤凰和简明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选择，而《佛光》中是借刘芸佛光的幻灭，来揭示农村小人物在追求物质的漫长过程里，身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到的却是与理想截然相反甚至更糟的结局。他们的不幸遭遇是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也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的悖论。

沈洋小说中农村底层人物的悲苦结局和命运其实暗指当今社会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与矛盾，在这一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农村城市化标志着人类文明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这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但一口吃不成胖子，要实现农村城镇化这一改革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过度，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实质上只是地理位置上的改变，在文明程度上并未有所提高，在转变过程中，一开始农村小人物还能尝到一点甜头，但时间久后，渐渐地就会变得缺乏归属感，这是他们的思想局限造成的。他们知识水平层次不高，很容易在追求物质过程中遭遇挫折，如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就会对城市产生厌烦情绪。就好比《凤凰一梦》中的凤凰，起初在城市的诱惑下，努力跻身于城市，可到了城市一段时间后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城市，自己只是一个城市里的多余，而想远离城市。

沈洋的乡土小说中，叙述的主要场景是大山包，描述的对象是大山包的底层人物，沈洋小说对底层人物有着一种深深的怜悯之情，他把目光聚集在权力压榨下农村底层人物的痛苦与磨难，关注农村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沈洋的小说是根植于乌蒙大地上的，而且他的小说一直坚持着本土创作，海德格尔说过：“接近本源的最佳状态是接近故乡，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2]如《漫天黑发》中的主人公牛飞刀为了想通过李局长这层关系给女儿谋份工作，理发技艺精湛的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夜思索着如何给李局长理一个满意的发型，博得李局长的喜欢，可因为太过于紧张，理出了一个让李局长十分嫌弃的发型，惹得局长愤怒离去，牛飞刀因此恐惧、紧张。通过展示一家两代人的悲惨命运，揭示了现实社会的残暴和农村底层人物生存的艰难。他们的人生处处遭受屈辱与打击，但他们也同样渴望自尊并受到平等对待，他们身份卑微，但他们依然坚强。沈洋用悲悯的情怀真实记录了乌蒙大地上权力压榨下小人物的痛苦与挣扎，力图让人们发现、关注乌蒙大地上小人物的不幸、拼搏、挣扎与希望，控诉了物质世界里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爱情之书》里的官跃进，被支书女儿张秀秀看上，张秀秀就告诉官跃进的父亲说葡萄塘村有一个推荐学生上学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必须借支书关系争取，因此官跃进为了得到这个机会，而被迫与支书女儿张秀秀领了结婚证。张秀秀是一个大字不识，相貌丑陋的女子。文章这样写到：“我才看清楚老女人那奇老、奇丑的脸。那脸瘦得像马脸一样，只有一个瘦人的巴掌那么宽，瘦得只剩下点皮包骨，两个颧骨像两只长在脸上的角一样高高的凸起，把一张脸撑得简直就不是人的脸。而且，脸上还长满了雀斑，像是满脸生了疮巴刚落了壳的样子。尤其是那一双黑豆似的眼睛，与她这样的脸面、年纪、长相极不相称……”[3]（P43）官跃进与张秀秀并没有共同语言，官跃进喜欢的是桂兰，官跃进和桂兰一见钟情，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在了一起，生得一男一女，可好景不长，在六月初五的早上，公安特派员吴胖子带着两位年轻人以重婚罪为由，把官跃进抓走，并私底下在牢里对官跃进实施残酷暴打，还用胶把钳把官跃进的舌头夹住，致使官跃进成了哑巴，自此桂兰和官跃进再无相见之日。桂兰一人辛苦把儿女拉扯养大，其背后受尽许多人辱骂与指指点点。而官跃进在吴胖子的折磨与压迫下，不得不回到张秀秀身边，过着痛苦而心酸的日子。沈洋小说通过这个展示了农村底层人物的悲苦，桂兰和官跃进身为正常人，却因为身份地位低下，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尝尽人生折磨与痛楚。这不仅仅是沈洋对造成吴八斤等人性扭曲、变态的社会原因的拷问，也体现沈洋对农村权力结构关系的熟悉和关注。

沈洋谈到他之所以要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是因为他想展示这一群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凤凰顽强，美丽善良，虽处于底层，但她不甘心这样委曲求全，她同样渴望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改变命运，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地位太低，缺乏资本，在这个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凤凰想要进城却很难，她甚至牺牲掉了自己的贞洁。但这并没有击退凤凰，反而越挫越勇，不畏险阻在这条道路上艰难前行着。刘芸摸索着这条充满挫折的道路，抱着侥幸心理，渴望终有一日能找到路的出口。但是在寻找出口的途中，刘芸感到路没有尽头，未来是不可见的。

 

 

二、贫困山区女人的悲惨命运

 

 

 

 

高度现实化的表现手法，不仅使他大部分作品都很饱满，而且使故事顺畅自然的刻进读者心里。在他笔下的妇女大都复杂丰富，超越一般的伦理规范，他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对农村妇女的同情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展现了社会的内在矛盾，人类的冲突与分裂，带给小说的世界以丰富的饱满度。

沈洋笔下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让人忧心忡忡，内心酸楚。在沈洋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丰满女性形象，这与他内心潜藏着对农村妇女的同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心系着悲苦命运的农村妇女，对她们充满同情和怜悯，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得以体现。《太阳相伴》中的妇女马邵玲为了追寻真正的爱情而导致家破人亡；《平衡幸福》中，秀朵被父母逼迫嫁给了自己所爱之人的哑巴哥哥金山，与自己想要的人生相差甚远；《最后的故土》中，采凤用死来守护故土。因为村里这些农村妇女人生经历不一样、性格迥异、命运截然不同，沈洋小说以马邵玲、秀朵、采凤的悲惨命运，塑造各具鲜明的性格特点，凄凉幽怨的爱情和生活里不折不挠的抗争与挣扎，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农村妇女的生活画卷，为我们认识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在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激化下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研究文本。

沈洋十分关注女性，同情女性的悲惨遭遇，以平民化的风格叙述了山村女性的悲惨命运。《最后的故土》中，采凤一家居住的土包包因环境恶化，洪水和泥石流的袭卷，使得土包包的农民青年来福一心想要搬到省城附近一个叫安逸的地方去生活，可是来福的母亲死活不搬。因为贫瘠的土包包上是丈夫发财曾经用血汗开垦的土地，还有发财令人心痛的坟茔。故乡是她和发财的根，她紧紧守护着和发财的梦，当来福一家准备搬走时，当昔日的故乡成为废墟，采凤选择吊死在家中，永远陪伴着发财，这其中埋藏着一段凄婉动人、缠绵悱恻的爱情，作者带着对故乡深深的眷念写下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沈洋以简洁质朴的语言，自然流利的笔触，言简意赅，构思精巧，巧妙清晰的将采凤这一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饱含了作者对故乡泥土的眷恋。

再如《平衡幸福》中的秀朵和二花，成了父母交换利益的牺牲品，在母亲的逼迫下，秀朵嫁给了二花的疯子哥哥金山，并且所嫁之人还是自己最爱之人金土的哥哥，想到这里，秀朵心里悲痛极了。而二花在父亲的逼迫下，嫁给了秀朵的哑巴哥哥，秀朵和二花在父母的逼迫下，也为了成全哥哥的幸福，委身嫁给了自己不爱并且还是身带残疾的人。最后，金山的父亲金大权为了成全儿女的幸福，把自己的疯子儿子金山杀害。这反映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存的艰难和人性的纠结和无奈。秀朵和二花漂亮、勤劳、善良，但她们处于农村底层，无力扭转自身命运，因此，家庭和社会因素造就了二花和秀朵的人生悲剧，父母用变态的方式换来儿女的婚姻并没有使儿女获得幸福，反而酿就了永恒的悲剧。

在《平衡幸福》中作者通过塑造秀朵这一满含凄楚的女性形象，把农村妇女身上的悲剧命运描述得细致入微，表现出他对农村妇女的深切同情，这并不是秀朵的过错，而是传统的封建思想的罪恶，这也正是作者写作本身要揭示的社会问题。

又如《太阳相伴》中，马邵玲和宋大祥一见钟情，却因父母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被逼迫嫁给一个自己不爱之人，历经种种挫折与磨难后，最终才和自己所爱之人在一起，并一同离开了村子。小说结尾，宋大祥失去了做男人的机会，与马邵玲一同离开了村子，悲喜交织，读后让人痛心疾首，掩卷深思：他们也是人，也有做人最基本的自尊，尽管他们生活得无比艰难与曲折，但仍坚持不懈的走下去。作者写这一幕幕悲剧，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只为了向读者展示悲剧，其目的在于痛斥封建思想对妇女的迫害。

沈洋作品写尽了二花、秀朵、马邵玲、采凤四个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向读者展示了农村底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她们四个是沈洋作品农村底层劳动妇女的典型，她们勤劳、善良、美丽、顽强。在农村贫穷家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沦落成一个个被践踏、被迫害、被嘲弄、被鄙视、被摧残的小人物，她们的所有期待被社会现实所吞噬。

沈洋作品中的底层妇女面对现实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们也曾进行过挣扎；面对农村种种讥讽、伤害和侮辱，她们给予无言的抗议；对农村的封建枷锁，她们更是拼命地抗争，甚至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一切表明她们是很不容易被压垮被吞噬的人，但终究还是被社会现实击垮了。不但基本的选择幸福的权力都没有了，就是完完整整地保存自身的希望也破灭了。从她们的挣扎、抗争以及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看出，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四个女人命运卑微，社会地位低下，始终逃脱不了悲惨命运的结局。

《穿透瓦房的阳光》是沈洋较为直接表达对农村妇女同情的作品。其中，他以典型的成功之笔，把纯粹的人性折射出来，把农村妇女的苦难当做描写的对象，并且通过系列苦难来表现农村妇女的坚强与勤劳。所以，苦难是他笔下的描写表现，是人们可贵精神的意向，更是作者本身人文情怀的直接表露。

 

 

三、呼唤人性回归

 

 

 

 

沈洋小说表现的是人类最无私、最伟大的爱，它不讲条件、不讲互惠、不讲互利，是一种无求无伤、最高级的爱，任何人都能感受得到。是一种善人善行，无处不在，蔓延四方的博爱。

沈洋力图走进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常常站在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细心审视着社会现实，挖掘着当今社会人内在的心理现实，他渴望世间大爱的回归，用爱创建美好人间，把存于人间的丑陋磨灭掉，这一愿望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得以体现，使人能够从《穿透瓦房的阳光》挖掘出来探索和反思，并返归人性本真。

《穿透瓦房的阳光》叙述了一名山村教师吴立山为了帮助一群瓦房村里贫穷的孩子，让他们能在严寒冬日不挨冻、在平日里有课外书能阅读、拥有学习工具等等，在网上发帖求助世界各处爱心人士，结果让他颇感意外，一场爱心接力活动就此展开。

成千上万的包裹降临在了这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山区，而另一场风波也正在悄悄酝酿中。当邮政大卡车载着满满一车包裹到达中心小学的时候，引起了群众围观，他们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一卡车全是寄给学校的包裹，一些人先是怀疑吴立山是网络诈骗份子，对他充满各种猜忌，后来弄清事情真相后对他只有满满的敬佩和感激。中心小学办公室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心人士打来询问包裹到没到、邮寄地址、能否寄现金等问题，爱心不断，这折射出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爱。

作品重点在于揣摩人物内心及行为活动，在今天的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各类人物的幸运及不幸。沈洋扎根农村，了解农村，因此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沈洋都展现的淋漓尽致。如钟二娃说：“你们瓦房村的人我还不晓得，沾不得点热气的。平时穷得两个蛋子叮当响，还球本事都没得，才几件烂衣裳，就争水饭一样，搅得个卵子翻天没办法，都穷几代人了。”[4]（P243）作者关注于人们看到包裹时的反应：有人嫉妒、猜忌与排斥；因为分配不均后充满仇恨与抗拒；对待利益时的冲突矛盾和平和；面对挫折时的纠结、忧虑和退缩等。真可谓一龙九种，种种不同，人心如面，各型各态，让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他们身上的落后思想是瓦房村的贫穷而造成的，但这一切都被爱的力量摧毁得悄无声息。

爱是江海，包容亿万温情；爱是桥梁，沟通心灵的隔阂；爱是阳光，照射瓦房村的每个角落......那一堆堆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包裹，净化了人们内心的污垢，把每个阴暗的角落照亮。小说结尾处：“吴立山想，那一个个从四面八方寄到瓦房村的包裹，不就是一个个有着火一样热情的太阳吗，正是这些太阳一样的包裹，让瓦房人身处寒冬，却温暖无比”。[5]（P264）在大爱的洗礼下，冲刷了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隔阂，人们终于寻找到了可以栖息的精神家园。爱能使人心感受到温暖，鲜活每个人的生命，这是小说创作的目的与意义。

作者渴望大爱普照下人性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这种渴望还灌注于小说创作《养母的宗教》中，小说通过描写一位最无私的母亲王金花，不沾血缘，不带目的，把一个被丢弃的孩子辛苦拉扯大，后在路上遇到一个被遗弃的婴儿，毫不犹豫的抱回家，虽然因为这事和儿子儿媳发生口头上的纠纷，但丝毫没打断她要把孩子养大的决心，独自一人带着婴儿回到了乡下，后儿子得知真相后，感动得泪流满面，一家人紧紧相拥在一起。沈洋通过这个故事折射出人性美的一大闪光点，他试图在人性扭曲的背后寻觅爱的源泉，让爱的火炬不断传递，并激发出更广泛更深沉的爱，让爱摧毁存在于世间阴暗的东西。

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观，去客观全面的分析人物形象，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大力赞美正能量的人物，力图挖掘人物的闪光点并讴歌人性美。警醒世人：同情弱者，乐善好施，尊重他人，遵循做人的原则。为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而共同努力。

沈洋致力于回归自然的写作，专注描写眼里所见所闻和内心体验的人事物景，他身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和追逐内化的表现，使得小说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充满了一种文化内涵，回归日常和对人物的关怀始终贯穿在整个小说写作中，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深深的人文情怀，给人以温暖。

从小说《穿透瓦房的阳光》中，不难看出，他的创作主题直面广大的人民群众。这部佳作，不仅突出主题，表现出鲜明的人物性格，而且故事的结尾令人感动、回味及思考，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给人欣慰愉悦之感并寄托美好的向往。此外，语言生动活泼，情节一波三折，错综繁琐，但又脉络清晰，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这些，诠释了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人文情怀。

沈洋小说中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值得挖掘，它对于人类的人性道德的回归意识有价值性的指导作用，小说中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激情饱满地讴歌了真善美。

 

 

结　语

 

 

 

沈洋在小说创作中有着自己的创作观。细察沈洋的生平及创作，离不开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塑造以及昭通作家群的影响、个人的天赋禀性、社会活动、文化素养、人生阅历……这种种因素互相影响、渗透、融合，循序渐进地融入到他的小说创作中，促成他小说创作风格别具一格。

《穿透瓦房的阳光》集中书写了农村底层人物的生死与爱恨情仇，透露出一种苦涩的温馨感。小说中蕴含着作者对故乡的爱，对每一位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的爱，充满着人间的爱，这种爱是一种理想，弥漫在小说中，像阳光，带给读者温暖。沈洋用真实的视角写出了农村底层人物的血泪生活和悲惨命运，力图把平凡底层人物内心深处无言的痛楚和渺茫的希望表现出来，展示给读者一个真实存在的大山包，唱出了农村妇女在抗争和挣扎之间的悲歌，她们没有自由，身心遭受摧残，却也无力改变自身命运，揭示出现实社会农村底层人物的悲苦。这其中蕴含了作者对乌蒙大地无法割舍的故土情结。

总的来说，沈洋的小说作品集《穿透瓦房的阳光》在表现农村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和他们的矛盾心态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其次，小说成功的以自然的状态流露出沈洋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此外，他对底层农村妇女命运的细致描写，有着现实意义。从小说中我读出了故乡对于每个人的普遍意义：故乡是我们的根。

沈洋俯仰于云南昭通的青山绿水间，贴近生活底层，用独特的视角审视着世界，小说呈现出色彩斑斓而又底色纯一，内涵深重却又情采飞扬的特点，在创作中显露出了自己独有的个性。云南昭通独特的文化和富有“神性”的日常生活是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范围，沈洋以贴近生活底层的创作姿态，对生活中日益消失的事物和现象进行了挖掘？沈洋的小说创作不仅给小说领域注入新的内容,而且具有挖掘内心审美的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独特意义。
　　沈洋在小说中的自我挖掘和对日常生活独特的生命体验讴歌了真善美，同时小说中透露的人文情怀值得我们当代人挖掘，它对于当今呼唤人性回归意识有着价值性的指导作用，他身上具有的乡土情怀弥足珍贵，留给读者思考和学习，把更多的人文情怀洒向人间，把世间的黑暗以及人类内心的污秽洗涤干净，让世界充满爱，变得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吴明标

 

 

第157期

出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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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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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沈　洋

编辑：吴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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