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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進程中的現代國家
日常生活中的“國家”以及新時代區域國別研究的問題意識
——《小邦大治》書評
編者按：
本文是《小邦大治》一書的評論。作者認為，該書研究新加坡的“國家基本制度建構”，既區別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區域研究”，又與一般的“去殖民”研究不同，能摒棄教條，關注具體的國家建設問題。不孤立理解“國家”，將“國家”問題與“人民”聯繫到了一起。“去殖民”的主題之下是政黨如何走“群眾路線”、現代國家如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國家建設如何符合人民利益的敘事。這種新的“區域研究”，“重新發現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實踐歷史，發現他們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國家政治主體性”，內在批判了帝國主義學術傳統，同時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政黨政治，批判白左理論學說，提供了重要思路。
本文發表於《比較政治學研究》第13輯（2017），感謝作者殷之光老師授權發佈！
對於殖民帝國的治理來說，對帝國邊疆的系統性瞭解也包含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是帝國培養殖民官員的核心知識基礎。從19世紀後期開始，大量以“殖民地研究”為名的機構與大學講席職位開始在歐洲大陸國家中興起。法國1889年設立的“殖民學院”（École coloniale）是這其中的先行者。隨後比利時1894年在布魯塞爾設立了國際殖民學院（Institut Colonial International）。在這之後，羅馬、里斯本等伊比利亞國家也紛紛效仿，成立了自己的殖民學院。這類殖民學院不少與大學建立了密切聯繫，或者本身後來就很快成為了大學。1908年在漢堡設立的殖民學院（Kolonialinstitut）在短短11年後便重組成為了漢堡大學（Universität Hamburg）。
漢堡大學
除了成立獨立的殖民學院之外，在大學中設立殖民史講席也是一個重要的制度手段。1902年，歐洲最早的殖民史講席教授在荷蘭的萊頓大學設立。[7]在此之後，牛津大學也於1905年設立了貝特殖民史講席教授。除了殖民史之外，萊頓大學還開設了殖民地法學（1910年），柏林大學設立了殖民地地理學講席教授（1911年）等等。[8]一套完整的以殖民帝國為中心，且明確服務於殖民帝國利益的世界知識體系，在這短短的30余年間得以形成。
這種對帝國屬地情況的“檔案整理”除了在帝國統治與知識精英培養層面上發揮著巨大作用之外，還向帝國的普通居民們展現了這種普遍帝國所帶來的威權與神聖感。博物館則是向帝國民眾傳遞這種帝國所帶來的“世界體驗”最有效的方式。[9]這類建築宏偉的自然與歷史博物館從19世紀中期便不斷以“殖民地博物館”（colonial museum）的名稱在歐洲各個城市出現，幫助帝國中心的居民們想像這個能夠覆蓋世間一切事物的帝國的能量。自然博物館同時還作為帝國威權的象徵，出現在殖民地城市。毫無掩飾地向被殖民者展現著宗主國駕馭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神聖能力。[10]
除了這些服務于殖民官僚體系的“殖民學院”之外，對於殖民地的知識論述還在帝國秩序建設中佔據著更重要的理論性地位。理解這一點，便需要將“殖民地研究”追溯到更早的“帝國史”（imperial history）研究中。在殖民帝國的政治框架下，關於他者的知識徹底地服從於帝國中心所著力建構的那種差異性秩序。這種對差序秩序以及對帝國中心地位的強調則在19世紀晚期英國出現的“帝國史”研究中便已經得到了極好呈現。一般認為，劍橋大學裡格斯現代史講席教授[11]（Regius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約翰·羅伯特·希裡（John Robert Seeley）在1881年至1882年講授的一系列課程開創了作為一個研究門類的“帝國史”。這一系列講座在1883年結集出版，成為了著名的《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書。這本書傳遞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試圖從國際（或者準確的說是歐洲及其殖民地）競爭的角度出發，去理解英國作為世界新秩序霸主的崛起。在這系列演講的開篇，希裡強調從全球角度出發討論英國的歷史與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這是因為在今天的世界上，英國的影響力如日中天，且看不到其衰退的跡象。因此，研究英國的歷史便是對世界未來做出“啟示”（prophecy）的行動。相比之下，那些諸如“荷蘭與瑞典”等曾經偉大的國家，他們對自身歷史的興趣則僅僅是“情感趣味（sentimental）或是純學術性的（purely scientific）”。[12]
希裡對英國歷史的討論不僅僅停留在對一個國家歷史的興趣上。他的真正關懷是希望敘述一個人類文明的普遍性方向，並在這個普遍主義理想中，尋找到英國國家的歷史意義及道德基礎。換句話說，希裡筆下的英國是一個對“山巔之城”的描述。只有在英國的強大引領下，人類文明才能得以發展到新階段。在這一前提下，希裡將現代英國歷史最具影響力，最為核心的一個特點歸結為——世界性擴張。在希裡看來，擴張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現實，更是不列顛得以被稱為“偉大”（Greater Britain）的基礎。[13]在這個意義上，對殖民地的研究便超越了實用主義的治理術範疇，成為了論述宗主國歷史中心地位，宗主國建設世界帝國合法性基礎，以及宗主國歷史觀普遍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誕生於19世紀歐洲政治現場，從帝國史與殖民史角度出發，敘述世界歷史與知識的路徑隨著帝國本身的衰退而逐漸喪失了其合法性。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廣大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更進一步拆解了帝國的政治秩序。而當萬隆會議將“亞非國家”作為一種政治身份推向歷史前臺之後，帝國史這種普遍性秩序語言則更失去了其解釋能力。1982年，在其就任維爾·哈姆斯沃斯帝國與海洋史講席教授的就職演講中，著名的帝國史專家大衛·菲爾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便明確指出，今天的帝國史研究已經于二戰之前的帝國史研究大不一樣。因為帝國本身早已不復存在。他指出，今天的帝國史研究者已經于希裡的時代不同，他們不再像希裡那樣享有一個作為帝國的政治主體。菲爾德豪斯直言不諱地說，這令今天的帝國史研究者們的忠心（loyalty）無處安放。[14]
帝國本身的衰退使得帝國史從原先對人類整體歷史的敘述，退居為對人類一種“仲介物”（intermediate）形式的學理性闡述。隨著帝國的政治消亡，帝國的普遍性意義及其世界觀也隨之消亡。在菲爾德豪斯對帝國的敘述中，新一代的帝國史研究者不得不將帝國這一概念本身物件化，將其縮小為人類歷史上一種曾經存在過的政治組織模式。在菲爾德豪斯看來，研究帝國與研究“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是我們嘗試理解世界多樣性一種組成部分的方式。此時的帝國史研究者們再也無法想像一個宏大的整體史敘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碎片化的經驗性整理。換句話說，此時的帝國史研究者們似乎變成了希裡筆下那些研究“荷蘭與瑞典”的歷史學家。他們對世界的興趣，是局限的，是“純學術性”的。也正是在這個語境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菲爾德豪斯會對霍布森（John A. Hobson）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提出強烈批評。在他看來，列寧與霍布森對金融資本在帝國主義秩序形成過程中扮演的決定性作用是毫無歷史根據的，是憑空揣測出來的。殊不知，在霍布森與列寧時代的帝國決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那時的帝國是一種普遍的全球秩序霸權。而到了菲爾德豪斯的時代，曾經作為“山巔之城”存在的世界帝國則蛻變成了由官僚與治理術組成的破舊機器。
既然帝國史的衰亡無可避免，菲爾德豪斯則為當代的帝國史研究者們提出了一個替代性方案。在他看來，今天的帝國史研究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去考察“互動地區”（area of interaction）的歷史。當然，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便是今天所謂“區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美國冷戰背景下誕生的區域研究幾乎延續了最初19世紀歐洲殖民地研究與帝國史研究的精神傳統。它不僅僅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治理提供重要的知識基礎，也承擔了培養帝國官僚的責任。[15]而19世紀帝國史中所承擔的塑造帝國道德與合法性普遍意義的任務，則交給了諸如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肯南（George F. Kennan）、基辛格、亨廷頓等一系列外交智囊與政治學者。[16]在此我便不再贅述了。
我們發現，帝國霸業的政治現實從根本上支撐了“傳統”地區研究與帝國史的普遍主義理想與宏大敘事。那麼，今天中國所討論的區域國別研究是否能繼承這種有著明確中心主義情節的問題意識呢？毫無疑問，今天中國對區域問題的大規模關心與中國本身的歷史性崛起密切相關。倘若這種崛起僅僅是重複了西方近代歷史中霸權更迭的故事的話，那麼我們勢必會看到今天中國的地區研究會走上19世紀歐洲殖民史與帝國史研究的道路。所幸，在《小邦大治》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關懷。
在《小邦大治》中，作者不斷重申去殖民這一歷史與政治主題。與一般意義上的去殖民研究不同，《小邦大治》所關心的是前殖民地如何通過自力更生、政治與行政實踐而進一步完成對國家精英與公共行政部門的“去殖改造”。這種在行政過程中結合新加坡社會歷史與實際情況，對殖民時代遺留的威斯敏斯特體制進行的改造，在作者看來是“讓新加坡政治長期保持活力”、令其“政治體系本土化”的重要因素。[17]作者強調，作為殖民地的新加坡，在英帝國的政治秩序中，其社會資源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回帝國中心。因此，在這種秩序下建設起的行政效率與官僚體制體現的是英帝國而非殖民地本身的國家能力。而在獨立之後的新加坡，通過鞏固“行政主導的發展型政府”，則將社會資源轉向本國的公共建設和社會服務。我們發現，在作者對行政效率的分析中，行政效率不再是一個可以被抽離語境討論的一般性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將其作為國家能力建設組成部分，討論發展行政效率的目的及其與人民福祉之間的關係。同時，這種行政效率的發展還與政黨合法性與執政能力掛鉤。這便體現了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政黨政治討論中，僅僅以普選作為合法性唯一源泉的陳詞濫調。[18]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小邦大治》體現的一個核心關懷是要以新加坡的國家建設為例，尋找在去殖民過程中新加坡獲得政治主體性的根本動力。作者不斷提醒我們，殖民帝國秩序衰亡的重要標誌是其在殖民地“人心盡失”。隨著帝國文化領導權的消失，帝國蛻變為“狡黠的權謀”。[19]這個表述實際上揭示了前文討論的20世紀80年代英國帝國史研究者們所面臨的尷尬局面。與那些帝國史研究者們所看到的世界不同，在《小邦大治》中，這一舊殖民帝國神聖性的喪失恰恰標誌了新世界的崛起。與舊的世界秩序不同，在去殖民進程中崛起的世界新秩序是以具有主體性意識的人民與具有政治主體性的被壓迫國家為核心的。因此，對於這種新秩序的描述則必須深入分析這一政治覺醒的過程，以及這種覺醒對普通民眾的真正意義。
與一般的去殖民研究不同，《小邦大治》關心的是具體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問題。本書對抽象的國家進行了具象化、歷史化以及制度化的分析。《小邦大治》所處理的去殖民是一個具體的國家建設、政黨建設、社會建設的問題。我們可以發現，本書處理了一系列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諸如住房、養老、就業、城市交通等。國家不僅僅存在於遙遠的外交與國際政治層面，還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通過對國家治理能力的討論，《小邦大治》將去殖民這一宏大歷史潮流變成了普通人的現實體驗。因此，在本書中，去殖民便不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追求，也不是一個混亂的歷史時刻。去殖民從一個反抗的故事，變成了一個細緻的國家建設的故事。在這一敘述基礎上，《小邦大治》向我們有力地證明了社會的穩定、繁榮與發展是政黨正當性與政府合法性的來源之一，也是衡量去殖民浪潮歷史性價值的普遍性準則。[20]
事實上，本書最令人感到激動的部分來自從第五章開始的後半部分。連接這些章節的一個核心關懷是希望理解在國家新生與國家治理過程中，如何處理政府、政黨與人民之間三位一體的關係。今天在絕大多數推行議會民主制的西方國家裡，政黨常常以競選為核心目標與追求。在這種競選目標驅動下，人民在政黨政治話語裡便從一個具有主體性地位的能動角色，蛻變為選民這一單一的使動角色。相應地，本應當作為國家公器的行政資源很容易被政黨作為交換選票的私產。在這一利益交換的過程中喪失的不僅僅是議會政黨的代表性，更使得國家本身的神聖性逐漸消失。
而《小邦大治》則向我們提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人民行動黨的統領能力究竟從何而來？”在《小邦大治》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討論中我們發現，在國家去殖民社會建設中尋找施政方案，以推動改善人民福祉為目標的實踐理性，恰恰成為人民行動党得以建立社會各階層共識，獲取政治權利正當性的基礎。這就使得本書對政黨政治正當性的討論超出了一般的西方政治學框架，避免了採用自上而下的教條規則，硬要將非西方世界政黨政治套進西方民主政治話語的錯誤。而從自下而上的實踐論角度，去推導出人民行動黨的合法性來源。透過《小邦大治》對新加坡的分析，我們看到政府的正義性一方面表現在政府自上而下地設定良好議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現在政府本身行政過程中所體現出的責任感。
《小邦大治》深刻地向讀者指出，一個脫離群眾的黨更加符合殖民者的利益。而人民行動黨本身的去殖民化體現在其對“群眾路線”的堅持上。[21]在作者看來，這種實踐論的精神造就了人民行動黨“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社會主義相結合，政治民主與經濟社會民主並重”的混合式政治理念。這也使得新加坡的獨立雖然沒有經歷腥風血雨的暴力反抗，但是卻具有了更為深遠的政治獨立意味。相比在去殖民運動中獲得形式上獨立，但卻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上持續受制於人的國家，新加坡在“獨立自主”精神指導下進行的國家建設運動，則是更深刻地體現了20世紀後半葉“第三世界獨立運動”的真正理想。[22]
實際上，從《小邦大治》對新加坡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熟悉的政治觀念。作者向我們表明，一個國家的政治持久性建立在政治精英與普通群眾之間“上通下達”的“雙軌形式”。在這種走“群眾路線”的政治前提下，知識精英對實際政治生活的參與實際上是完成了一個自我再教育的過程，有利於知識精英為政府施政提供建設性批評，同時也有利於生產有建設性意義的社會輿論氛圍。[23]作者認為，新加坡的經驗表明，群眾路線還保證了社會“建設性批評的理性討論環境”，這也反過來為政策制定過程中讓公眾參與決策提供了前提保證。而有了這種互動，則更容易形成和平環境下，以社會發展為目標的社會共識。[24]而這種良好互動的基本前提則是一個穩定的國家，以及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社會，則一點則必須由作為國家統治者的政黨與政府提供。《小邦大治》用“公共部門政治化”這一表述向我們表明，政黨與政府不分家，在這一機制中是重要前提。[25]
本書最後一章的討論將這一具體的對新加坡的案例分析推向了一個對普遍問題的探索。作者回答了一個何為新加坡“模式”的問題。通過本書的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謂新加坡模式，並非停留在對新加坡發展模式的教條性總結，也不是對新加坡“民主”性質的經驗性討論。這種新加坡成功的“模式”恰恰來源於實踐為先的精神。這一精神被總結為“先發展後民主”的“模式”。[26]實際上，與其將這一精神視為新加坡的“模式”，不如將其視為對“模式”的教條性迷信的批判。這一態度也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在接見第三世界領導人時屢次強調，第三世界國家獨立運動不可能複製中國道路，而從中國革命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唯一一條普遍性原則便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今天對國家治理的一般性敘述中，充滿著對康得理性主義原則的簡單化理解。在這一邏輯裡，個體作為一個絕對的理性人，其自由建立在絕對的自主與免於約束的無政府原則之上。《小邦大治》在最後一章中，借用王庚武先生的討論闡述了對這種迷思的批判。用作者的話，即是用一種烏托邦取代另一種烏托邦的行為。[27]脫離了國家去想像一個理想社會，想像一種絕對的個人解放無疑是鏡花水月。除此之外，在本文的討論語境下，《小邦大治》裡體現的這種對國家治理能力重要性的討論還體現了一個更為深刻的理論價值。在帝國史的框架下，國家僅有一個。因此，通過對普遍主義觀念的教條式聲張，帝國史敘事消解了帝國之外非西方國家的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冷戰時期站在意識形態二分法基礎上形成的對世界國家的分類模式，則也是這種霸權的體現。事實上，就像新加坡一樣，絕大多數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都不願意將自己置身於“資本主義陣營”或“社會主義陣營”的簡單二分之中。而是從實踐的角度出發，選擇國家發展的前進道路。重新發現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實踐歷史，發現他們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國家政治主體性，則無疑是對教條主義敘事中體現的帝國文化霸權的建設性反動。這也是《小邦大治》所體現的理論價值，更是在去殖民語境下展開的新的區域研究的意義。
(本篇完)
[7]R. Y. Ellen,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andColonial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 1900-196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2 (2006):303-24.
[8]參見W. Otterspeer, ed. LeidenOriental Connections: 1850 - 1940 (Leiden: Brill, 1989), 187-203.
[9]參見Sarah Longair and John McAleer, Curating Empire: Museums and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John M. MacKenzie, Museumsand Empire: Natural History, Human Cultures and Colonial Identities(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現已更名為Regius Professorof History。
[12]J. R. Seeley, The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Limited, 1914), 1-2.
[13]同上，第9-12頁。關於是與殖民地之間的聯繫使得英國變得“偉大”的詳細論述，參見第189-206頁。
[14]David Fieldhouse, "Can Humpty-Dumpty Be PutTogether Again?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1980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2, no. 2 (1984):9-23.
[15]例如：David Nugent, "Knowledge and Empire: The SocialSciences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 Expansion," Identities 17, no. 1 (2010): 2-44.另外參見：David H. Price, ColdWar Anthropology: The Cia, the Pentagon, and the Growth of Dual UseAnthrop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對於美國大學中區域研究的興起與美國財團之間的密切關聯，參見：Zachary Lockman,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6]參見：佩里·安德森著，李岩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年。
[17]《小邦大治》，第46-48頁。
[18]同上，第65-66頁。
[19]同上，第76頁。
[20]同上，第77-80頁。
[21]同上，第150-152頁。
[22]同上，第94-96頁。
[23]同上，第163-164頁。
[24]同上，第179頁。
[25]同上，第183-185頁。
[26]同上，第190頁。
[27]同上，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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