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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進程中的現代國家
日常生活中的“國家”以及新時代區域國別研究的問題意識
——《小邦大治》書評
編者按：
本文是《小邦大治》一書的評論。作者認為，該書研究新加坡的“國家基本制度建構”，既區別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區域研究”，又與一般的“去殖民”研究不同，能摒棄教條，關注具體的國家建設問題。不孤立理解“國家”，將“國家”問題與“人民”聯繫到了一起。“去殖民”的主題之下是政黨如何走“群眾路線”、現代國家如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國家建設如何符合人民利益的敘事。這種新的“區域研究”，“重新發現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實踐歷史，發現他們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國家政治主體性”，內在批判了帝國主義學術傳統，同時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政黨政治，批判白左理論學說，提供了重要思路。
本文發表於《比較政治學研究》第13輯（2017），感謝作者殷之光老師授權發佈！
殷之光[1]
作為一名對殖民史及冷戰時期第三世界去殖民獨立運動感興趣的研究者，我從歐樹軍的新著《小邦大治》中獲得了極大啟發。[2]從基本方法上，這本對現代“新加坡故事”的研究是一個從政治制度角度對“國家基本制度建構”的細緻梳理。然而，與一般在比較政治學或者是國家統治形態研究框架內展開的區域國別研究不同，《小邦大治》的獨特性體現在它為這種討論設定的基本歷史基調與現實關懷。在開篇的引言中，作者開門見山地向我們表明，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現代城邦”，新加坡的誕生來源於一個宏大的“東南亞地區‘去殖民化’歷史進程”。正是作者對這一歷史意識的聲張，令本書不僅僅得以超越了一般性的對國家制度的教條式分析，開始與包括冷戰史、後殖民研究等具有理論及全球史關懷的宏大問題產生了對話。甚至為中國知識份子如何在當下全球語境下進行區域國別研究，給出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方法論與問題意識的範本。正如王紹光老師在為本書所寫的序言中意味深長地開篇明義，這本有關新加坡的書是“寫給中國讀者的”。
近些年來，中國學界重又興起了對“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濃厚興趣。從物件上來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們開始將眼光投向了西方之外。這無疑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專注歐美“發達國家”的潮流的一次革命。雖然，這場巨大的知識革命仍在萌芽期，但這的確已經從客觀上，迫使我們不得不從認識上將原有的局限在“西方”的“世界”觀念，擴展到更為廣大的真正意義上的地理全球。同時，這種地理全球的再浮現，又督促著我們開始重新思考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即自己原先賴以理解“世界”的諸種理論工具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性。我們是否應當將這諸多聲稱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本身放在歷史與現實的語境中重新拷問。
在我們這個時代生長起來的區域研究承擔著雙重使命。一方面，我們需要回應，作為一種對世界的認識方法，中國的區域研究，與既有的區域研究傳統究竟有什麼不同。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回應，加了“中國的”這一修飾語的區域研究，所創造出的知識體系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在我看來，《小邦大治》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重新將我們的研究視野拉回到了政治意義上的“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回應了新時代區域研究雙重使命中的前部分。透過《小邦大治》，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僅僅是在全球市場中獲得成功的作為經濟偶像的新加坡，更是一個在去殖民進程中，通過政黨建設、國家治理而獲得真正獨立的作為政治主體的新加坡。
為了理解《小邦大治》體現出的有別于“傳統”區域研究的意義，我們必須回到“區域研究”作為一種知識體系誕生的歷史現場。
在美國冷戰背景下形成的區域研究與其在歐洲殖民世界帝國中誕生的前身“殖民地研究”（colonial studies）、及“帝國史”（imperial history）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歐洲殖民時期形成的對世界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學術興趣，其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套完整的帝國對世界的認知體系。在這套龐雜的帝國知識體系中，涉及了從生物學、醫學、地理學再到人類學、歷史學、法律等等一系列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現代”學科知識。[3]我們可以視這套歐洲現代知識體系為其在殖民擴張進程中發展起來的“認識世界”的方法。同時，這種歐洲中心的殖民知識體系，也作為一種文化霸權，通過其對世界的描述，發揮著“改造世界”的作用。
在18世紀晚期，隨著歐洲在世界的殖民擴張，殖民政府希望瞭解世界不同地區社會組織方式、治理制度等基本問題需求也越來越緊迫。顯然，一個普遍帝國更需要瞭解在其治下各個地方的礦產資源、居民風俗、乃至語言文化。[4]於1772年至1785年間擔任英屬孟加拉總督的華倫·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便曾表示“所有知識都對國家有用。特別是在那些我們以征服而獲得治權的土地上，通過與當地居民進行深入交流而獲取的知識。”[5]哈斯廷斯的表述可以說是很好地勾勒出了之後歐洲殖民地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以及研究方法。這種為國家意志服務，以田野調查的形式收集一手材料並加以分析的方法，一直到20世紀的區域研究中也能找到其深遠影響。
作為一種國家形態的殖民帝國，它對世界知識的興趣以及整理是多方面的。這一對帝國屬地情況進行“檔案整理”的任務則大多由地理學會承擔。與今天的“地理學”概念不同，19世紀末期之前的地理學內涵及其豐富。包括俄國、荷蘭以及英國在內的諸多歐洲殖民帝國都設立了各自的地理學會，為帝國的擴張與治理貢獻其必須的知識。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俄國地理學會對中亞地區進行的人種與地貌的調查，還是荷蘭皇家地理學會對印尼地區的探索，或者是法國對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地區伊斯蘭社會宗教及部落習俗的考察都不無例外地與帝國軍事擴張密切相連。
這種以帝國為中心的大規模知識生產在英國的帝國擴張進程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在18世紀晚期的英國，“勘測”（survey）這一概念不僅僅表示了對大地的測量與地貌的描繪，它還包含了更為豐富的“跨學科”內涵。這其中涉及到了對於該土地上居民的人類學觀測，也包含了對該地區植物、動物種類的收集與整理，對當地文物古跡的歷史調研等等。可以說，隨著英國殖民孟加拉地區開始，這種由帝國政府組織的“勘測”行動便成為了歐洲殖民帝國治理行動中的核心組成部分。1765年，時任古達羅爾（Cuddalore）聖大衛堡副總度的羅伯特·克萊武（Robert Clive, 1st Baron Clive）委任海軍軍官、歷史學家與地理學家詹姆斯·熱內（JamesRennell）對新近征服的孟加拉地區進行勘測。在隨後的十多年裡，熱內系統地整理了該地區的地理、政治以及社會知識。並且，這項工作隨著英國在印度半島的領土擴張而不斷推進。最終生產出了對印度半島上各地動植物、地理、人類學、人種學、經濟作物、歷史與社會結構等問題的系統性知識。[6]
(未完，明日續)
[1]殷之光，英國艾克賽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人文學院助理教授，中國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近現代革命與思想史、國際法史、19世紀殖民史、冷戰時期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主要關注阿拉伯地區）等問題。
[2]歐樹軍、王紹光著：《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國家基本制度建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在這篇書評中所引用的則是本書的手稿。因此標注的頁碼可能與正式出版書籍的頁碼有差異。
[3]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關於科學與殖民帝國，特別是英帝國之間的關係的討論已經有很多。
[4]關於這方面的論述，請參考Richard Drayton, "Knowledge and Empire,"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P. J. Marsh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 231-52.以及Peter Burke, A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i: From the Encyclopaedia to Wikipedia(London: Polity, 2012), 127-29.
[5]P. J. Marshall, TheBritish Discovery of Hindu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89.
[6]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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