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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4
Nationalism一詞的出現可追溯至1844年
而在此之前，這股思潮早已在美洲和歐洲出現
安德魯·海伍德認為
民族主義有兩個核心假定
其一 人類被自然地劃分為不同的民族；其二 民族是一個政治共同體
邁克爾·G·羅斯金指出
民族主義是人們關於文化、歷史和領土的認同、統一和有時自豪的強烈意識
今天小編整理出7部書籍
它們或從宏觀研究民族主義，或聚焦於一個國家
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文本分析
學者們多維度的探究，讓我們得以重新認識 民族主義
這個熟悉又陌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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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共同體
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推薦指數：★★★★★
內容簡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系的榮休教授，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東南亞政治、比較政治學等。《想像的共同體》於1983年首次出版，是三十多年來有關民族主義的研究中被徵引和討論最多的文本之一。
安德森從人類學的角度，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在隨後的章節中，作者指出宗族共同體、王朝的瓦解以及時間觀的轉變成為“民族”得以想像的土壤，印刷業的發展為這種想像提供了具象的媒介。關於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作者認為，從18世紀南北美洲的民族主義開始，發展至19世紀歐洲的群眾性民族主義、19世紀中葉的“官方民族主義”和戰後的亞非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共經歷了四波浪潮。
安德森是東南亞研究的著名學者，如果說他在《想像的共同體》中，作者著重于從宏觀角度描述18世紀以來四波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特點，那麼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比較的幽靈》中，他則聚焦於在亞非國家興起的最後一波民族主義浪潮，結合其在印尼、泰國、菲律賓的田野研究與文獻資料，分析東南亞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民族主義又是如何影響各國政治現代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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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民族主義
作者：厄内斯特·蓋爾納 Ernest Geller
推薦指數：★★★★★
內容簡介：
厄内斯特·蓋爾納是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也是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本書出版於1983年，是作者研究民族主義的早期作品。
作者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既是政治原則也是一種情緒或運動，“努力讓文化擁有自己的政治屋頂”。作者還指出，民族主義的根源在於某種勞動分工，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的結果。由於工業化的發展促進了教育普及，新普及的高層次文化（標準化的、以識字和教育為基礎交流體系）急需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加強，即希望有一個國家。作者認為，民族主義利用了事先已經存在的多種文化或者文化遺產從而造就了民族。關於民族主義的未來，作者認為最動盪的階段，是伴隨著早期工業主義和工業主義擴展的階段。
蓋爾納從功能主義的視角研究民族主義，深入闡釋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民族主義是如何萌芽與發展的。在蓋爾納之後，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認真考察了民族實體是如何從文化、語言和宗教材料的混合物中被創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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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
作者：裡亞·格林菲爾德 Liah Greenfeld
推薦指數：★★★★
內容簡介：
裡亞·格林菲爾德是猶太裔美國學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現任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是當今世界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著名學者之一。本書出版於1992年。
作者在本書中主要探討了：民族主義為何以及如何出現？在傳播過程中是如何轉型的？以及不同形式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是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會和社會政治結構。作者考察了英、法、俄、德、美五個國家，力圖分析五國的民族主義與其現代化的關係。作者指出，民族主義是對現實世界，尤其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意識，它在成為某些社會進程的原因之前，乃是其他社會進程的結果。平等、人民主權和世俗化是民族主義的三個核心要素。民族是平等成員組成的主權共同體，人們對於自己民族的集體尊嚴與聲望的付出，決定了民族主義是一種天生具有競爭性的意識。作者還指出，民族主義的擴散促進了亞洲文明的崛起，其中以中華文明為代表，這一歷史的巨變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
格林菲爾德以蓋爾納與安德森對民族主義的研究為跳板，對民族主義的概念進行界定，厘清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的共性與差異。除本書外，作者還著有《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民族主義與心靈：關於現代文化的論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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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
作者：撒母耳·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推薦指數：★★★★
內容簡介：
撒母耳·亨廷頓是美國當代保守派政治學家，他提出“文明衝突論”，指出冷戰後的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線重構，文明之間的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之爭。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一書中，作者將“文明衝突”的視角由國際轉向美國國內，論述了“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種種“挑戰”。
作者首先解釋了國家特性問題，隨後論述了美國的國家特性，並分析當前美國國家特性遇到的挑戰以及如何重振美國特性。作者認為，盎格魯-新教文化是“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的文化基礎。然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移民浪潮和移民社群的發展對美國社會施加的影響逐漸明顯（如拉美裔移民和西班牙語人口的增長），精英人士強調自身世界主義與跨國的身份/特性，美國的國家特性/國民身份（national identity）面臨著新的挑戰與衝擊。作者認為，如果不能捍衛和弘揚“盎格魯-新教文化”，美國就會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險。
亨廷頓是WASP中心論的代表人物。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作者指出伊斯蘭的推動力導致了文明斷層線衝突，不同文明核心國家之間衝突的根源在於中國崛起。“9·11”之後，作者在本書中從美國國內視角出發，指出美國現實的敵人是“伊斯蘭好鬥分子”，中國是美國“可能的潛在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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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國恥：中國政治和外交中的歷史記憶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作者：汪錚
推薦指數：★★★★
內容簡介：
汪錚是美國西東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東亞和平與衝突管理、國際談判、民族主義等。本書於2012年在美國出版，並榮獲國際研究協會（ISA）的耶魯H.弗格森年度最佳書籍獎。
本書從歷史和文化的視角切入分析了中國國民社會情感，對於當代中國的愛國主義和反感西方干預的原因進行了探討，使西方容易理解中國在很多國際關係方面的一些政策和舉措。作者在本書中通過歷史記憶來解碼中國的政治轉型和對外關係。它探討了歷史記憶在中國的崛起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包括政治精英對集體記憶的塑造，大眾對歷史悲情的共鳴與延續，以及歷史記憶如何影響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和政治、經展等硬權力因素不同，歷史記憶作為一種軟性力量對國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書籍和紀念館都用視覺化的形式警示公眾“勿忘國恥”。在歷史教科書中，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同時這也是近代中華民族屈辱史的開端；在全國各地的博物館、紀念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肅穆地提醒國民“勿忘國恥”。儘管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並不經常提到這個概念，但是這個概念和它所包含的一些內容，實際上非常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與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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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社會、智國家：中國對日政策中輿論的崛起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作者：James Reilly（詹姆斯·萊利/吳瑞利）
推薦指數：★★★
內容簡介：
James Reilly是悉尼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副主任，主要研究興趣在中國外交政策、東亞政治與國際關係，曾在中國工作8年(2001-2008，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本書出版於2011年。
作者在本書分析了中國社會的輿論是如何影響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這種影響是如何超越權威的政治力量，並給出了研究中國對外政策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開創性概念體系。作者在本書中詳盡分析了1980年至2010年的中日關係（如釣魚島爭端、日本謀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運用民意調查、深度訪談（如中日兩國學者、政府官員等）、媒體報導的定量定性分析以及政府檔，結合國際關係和公眾輿論等方面的理論，指出民眾抗議、情緒化的公眾輿論與媒體內容助推了21世紀初期中國的反日輿論浪潮，這波輿論進而阻礙了中日之間的外交談判。作者認為中國的政體強大而靈活，可以快速高效適應新的國內國際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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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新民族主義：驕傲、政治和外交
Chinese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作者：Peter Gries（葛小偉）
推薦指數：★★★
內容簡介：
Peter Gries是曼徹斯特大學中國中心主任，他于2002年至2008年籌畫並主持了“中美安全對話”，2007年起擔任“中美青年外交官對話”的籌建者和主任。他主要研究民族主義、國際事務政治心理學以及中國政治與外交。本書出版於2005年。
作者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表現出的“反西方”的民族情緒植根于近代屈辱史，同時也是對中華民族認同的表達。他試圖用觀念(perceptionand sentiment)的角度來思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主義浪潮興起的背景與文化化境，從“面子”“道歉”等中國社會生活的微觀角度入手，引入社會心理學的框架來將這些傳統政治學界外的現象理論化，分析為什麼“面子”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意義重大。
作者在中美建交前夕跟隨身為外交官的父母來到中國，青少年時期在中國生活與求學的經歷，啟發作者從“人”的角度來思考中美關係。2019年1月接受《澎湃》專訪時，葛小偉談到“‘人性化’的中美關係有助於兩國跨越分歧”，中美兩國有著共同的挑戰和訴求，從“文明衝突”的角度理解中美關係只會導致“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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