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启蒙，可以看作一场轰然作响的危机倒逼，危机来得过于突然了，过于刻骨铭心了，放眼悠长的华夏文明史，这也算是最最重要的拐点了。而且，由于复杂微妙的民族心理，现代启蒙显得既艰难又脆弱，很难说已经真正完成。

有时你会天真地想，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就没有可能存在一个更顺畅、更良性的关系吗？

回到这种文明的冲突的起始处，像围棋棋手那样复盘，其实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味的。真得感谢格外关切中国的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他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堪称中国研究的经典，也是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的标杆。此前差不多10年，为了还原那次“撞击”，他搜集的原始资料多达一万两千页，包括30多个见证者的记录（他形容为架设了30多台摄像机），尤为可贵的是，在他的推动下，沉睡在故宫清史馆的相关档案被唤醒，东方与西方的史料，终于可以对话，可以“争辩”了。

 

 

佩雷菲特所说的“撞击”，是隐性的，并无任何可视的波澜，但它却比近代史任何一场战争都重要，决定了此后三百多年间东方大国与西方世界的风云际会。

那是公元1793年，天朝纪元为乾隆五十八年，“撞击”的确切时间是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一顶华贵的帐篷内，82岁的乾隆皇帝接受一些前来祝寿的朝贡者，其中就包括英国王室宗亲、马戛尔尼勋爵。

马戛尔尼并不是真来祝寿的，他是英王派遣的使节，希望推进两国平等的邦交，互派长驻外交官，尤其重要的是，要说服中国更多地向英国开放市场。当时的中国，依然自认为是惟一的天朝上国，哪里会跟谁“平等”交往，又哪有必要放开外贸？英使对中国的自大与闭塞略有所知，为了顾及满清的面子和认知水平，马戛尔尼在对华的辞令上掩饰了真实目的，就说是拜寿吧。

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豪华使团，他们分乘五艘大船（包括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随员足有700人，连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带上了。而他们祝寿的礼单更是让人目眩，有地球仪、天体运行仪、望远镜、秒表、榴弹炮、卡宾枪、连发手枪、军舰模型、油画……我觉得只有满汉全席的菜单才会丰富至此。耗费10个月的远洋颠簸送来这些礼品，英国人当然也是在展示国力。而那些礼品在中国的凄惨遭遇表明，西方人秀着肌肉，中国人闭着眼睛。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马戛尔尼觉得，东方人在描述事物时有浮夸的习惯，于是介绍时对自己的礼品多有“东方”式的夸赞，他不知道中国人的例外——送礼时可别浮夸，应该贬低其价值（小玩意、小意思），否则受礼者就会不开心。

这次外交努力，从整体到各种细部，充满了误会与反讽，戏剧张力极大，如果说这本书的本质是沉重的，至少是“喜剧的忧伤”，阅读本身让人兴味盎然。

聋子对话

彼时的英国，正借助资产阶级革命而小国崛起，米字旗插向世界各个经度，遂有“日不落帝国”之谓。中国的官方宣传机构前两年拍过一部纪录片，《与全世界做生意》，是中国当下的发展战略，而18世纪的英国是这种贸易全球化的鼻祖，反讽的是，如今想和全世界做生意的那个大国，那时最蔑视的就是生意人，也不认为本邦之外还有什么“世界”。可以说，天朝处于巨大的贸易顺差，除了鸦片，没觉得还要进口别的，而欧洲贵族社会正陷入对中国商品的迷恋中。

乾隆时期的中国，GDP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西方研究机构的数据），国力殷实，英国人此行虽想探看虚实，却并无多少非分之想。更何况，印度这头东方大象已经让英国殖民者难以消化，麻烦缠身，他们的远东谋略并不复杂——我有科技，你有市场，一起做生意岂不最好？

“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之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引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佩雷菲特忍不住在行文中发出如此感慨，但他看到的是不幸的事实——两个国家都自视为文明的正统，而对方则代表着野蛮和落后，“‘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和‘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作者借他们自身的认知揶揄着，而他们之间在1793年进行的，是一场“聋子的对话”。

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哪有可能见面就握手？

当时的天朝不仅蔑视贸易，也无视规则，事实上，促使英国要与清廷建立邦交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商人在中国仅有的通商城市也得不到权益、自身安全的保障。五十多年以后，西方向清朝发动的攻击，有很多原因，而腐败、昏聩、藐视规则与人权的清朝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三拜九叩

乾隆五十八年这场失败的交往，前后历时一年多，其中最大的分歧在于礼仪之争——朝廷认为英国使臣对“天子”要行三拜九叩之礼，这天经地义，历来的朝贡者莫不如此，马戛尔尼坚持只行单膝跪地之礼，就像对英王所做的那样。

9月14日那天，马戛尔尼到底行了怎样的礼？直到现在还是未解之谜。众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很多都遮遮掩掩，闪烁其词，至于清廷这边更是吊诡，在相关档案中，其他事情上的来来往往均有记录，对于礼仪之争却未着一字——谈论这件事本身，不就已经损害了天朝的威严了吗？

作者倾向于认为，马戛尔尼行了比单膝跪地更复杂一些的礼，但又不是天朝希望的三拜九叩。考虑到之前乾隆曾发话，允许英使按他们自己的习俗行礼，这场礼仪之争里双方都做了妥协，只不过，事后双方都觉得受了伤害。

面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吗？尤其对于天朝而言（为了维护自尊心，朝廷会大言不惭地告诉英使：“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

我觉得，觐见时的礼仪之争，并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重大。两种文明的难以沟通，是深层的、全方位的，即使三拜九叩了，两国通好也是痴人说梦。只能说，双方远没有为这样的相遇做好心理准备，互相怨恨不可避免，套用今天的外交辞令，都未能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局限即历史

在第一次访华之初，作者就惊异地发现，这个社会与使团回忆录中的中国那么相似，“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着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问题太让他着迷了，仅仅为了此书，佩雷菲特就六次到访中国，分段完成了英国使团在中国大陆的返程线路，细致考察民风民情，查阅浩繁史料。这本书承载的汗水的分量是惊人的。

我也感佩于那位年逾八旬的天子。我几个月前在香港的图书馆读到一本《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资料汇编》，它厚重得如同紫禁城的墙砖，收录的君臣往来的圣旨、奏折等文件有420多份，有时同一天或同一件事，乾隆连发几道指令，从他对英国人此行事无巨细的关切不难看出，关于本朝的落后一面及对方的潜在威胁，他有所感知。可是其南辕北辙的操劳，只会让人发出更沉重的叹息。

《叫魂》也是一本历史题材的非虚构，讲的是1768年全国性的妖术恐慌以及乾隆的应对，同样是殚精竭虑批文无数，同样是对危机隐隐的忧虑，同样是无法逆转这部庞大国家机器的命运。

后人审视1793年这次失败的外交，很容易地把中英双方都理解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事实当然远比这个复杂。无论马戛尔尼还是乾隆，他们都足够睿智和勤勉，有时也不乏灵活性，遗憾的是，避免文明的冲突实在太难了，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局限。

我想，我并不是在谈论遥远的、“历史上的今天”类型的故事，它当然也属于今天。中国看似已经完全信奉发展主义，已经急切地要与全世界做生意——就像18世纪的英国——但是并没有完全融入现代文明，我们还是在强调我们的文明是自足的，我们的国情是独特的，我们的道路是……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100多年间遭受的诸多不幸都是由于外民族的掠夺。“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佩雷菲特写下的这句反语。历史课本里，满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贪婪、野蛮、嗜血，几个道德词汇就可以解释历史吗？

当我以更宽的视角打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怀疑一点：曾经强势而漫长的文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人的负累。书中有句话我印象深刻，“文明之火被自己的灰烬压着”。我想，某些自大、虚伪、保守、排外的基因，还将因此绵延很久。读奈保尔笔下的当代印度，我也能清晰看到类似的文明的负累。

深入到1793年“撞击”事件的内部以后，我们难免做这样的假想：历史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可能性？亦即，中国与西方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个良性的版本？我有我的回答，作者有作者的回答，至于您，最好在读过这部经典之后寻求您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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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 手抄本 的 ⌈“文明之火被自己的灰烬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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