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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5
【導讀】中國政治學者要開展“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大課題的研究，一定要從全球的視角來理解近代中華民族走過的道路，以及中國再興對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意涵。朱雲漢先生試圖從全球史的架構來理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大課題的有機聯繫。在這基礎之上，我們才能理解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的重大責任，也才能看清楚未來應該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臨的艱巨挑戰。本文節選自《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兼論中國道路與人類未來》，原載於《中國政治學》2019年第2輯。文章下半部分也將於近期發佈，敬請期待。
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國這一百多年：從被帝國主義欺淩侵略而瀕臨生死存亡關頭，到重建一統政治秩序與恢復民族獨立自主地位， 然後一步步走到全球最大經濟體量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再興之路是多麼曲折而不易。中國過去七十年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急起直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超越了過去各種不同民族與文明曾經創造的歷史紀錄；如果中國在既有的發展道路上持續前進，那麼它必然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社會的未來。實際上，過去三十多年，它已經深刻地影響全球化進程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未來中國可能發揮的作用還會更關鍵，關鍵程度會超過歷史上美國所起的作用，這對全人類的社會可持續性發展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
一、回顧世界經濟活動重心的千年移轉
2018年10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一個新的霸權：中國世紀仍方興未艾”的專題報導。這篇報導引用了一張非常醒目的歷史地圖，信息量很大。它最早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所採用，根據著名的世界經濟史專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領導的研究團隊提供的歷史估算資料繪製，展示了過去兩千年來世界經濟活動重心（The world's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的空間移動。從西元元年（1AD）開始，在前面1600年的時間裡，世界經濟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動的範圍非常小，一開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亞細亞，先微微地向南移動，然後緩慢地向中國西域移動。在這個重心的西邊有被稱為“人類文明搖籃”之一的兩河流域，以及環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等。在它的東邊與東南邊有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型的古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長期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兩大古文明歷經幾千年，在大多數時期於各方面都是比較先進的，包括農耕、紡織、冶金、醫藥和天文。所以把各地區經濟活動規模加權平均以後，世界經濟地理重心長期相當接近中國與印度這兩大文明板塊。從16世紀開始往西北移動，到1820年以後，也就是19世紀初開始，世界經濟重心的移動加速，一直往西走，這就是西方世界的興起，這段歷史包含航海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與工業革命。
到了快要臨近19世紀末的時候，北美新大陸和美國的興起，更是把這個重心快速地往西牽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更是達到了頂峰。因為美國的板塊分量太重，所以這個重心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間。接下來又開始發生變化，西歐戰後重建復興了，東亞也開始發展起來。所以這個重心從1960年以後就開始慢慢往東移動。儘管有日本的興起和東亞“四小龍”經濟奇跡等，但因為美國也在發展，所以重心的移動速度並不快。但是1980年以後全球經濟重心則在快速地往東移動，此時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然後到 2010年、2018年，以及預測到了2025年，重心還會繼續快速東移，當然之後可能會再往東南一點，因為印度也在快速發展。
是什麼力量把這個重心一直往東牽引？答案不言而喻，就是中國興起，它是最大的牽引力量。兩千年世界經濟重心移動的軌跡預告了不久之後人類經濟活動分佈的重心可能會回到19世紀初的起點，甚至回到更早兩千年前的起點，也就是回歸更悠久的歷史常態。《經濟學人》在這篇報導裡感歎道，如果從統計數字的構成來看，過去三四十年間很多所謂的“全球趨勢”，其實主要就是中國趨勢。因為中國的體量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趨勢就影響了全球大趨勢下的各種指標變化，並且中國還在持續向前發展。
有了這一背景知識，我們對下面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會更清楚。
這是美國智庫“經濟週期研究院”（Economic Cylce Research Institute）針對過去兩百年世界主要國家與地區的購買力評價（PPP）的GDP估算資料所繪製的統計圖表。這張圖表清楚地顯示，從1820年（也就是中國清朝的嘉慶年間）開始到195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國力達到頂峰的時候），整個人類歷史的故事基本是西方的興起，這些西方國家長期處於絕對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續到1970年。上圖中最上面的部分是美國，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然後是英國（這些都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主的國家），其後是法國、義大利跟德國，接下來就是荷蘭等這些中小型西歐國家，以上合起來就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所以，有將近兩百多年，西方是人類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其他地區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們殖民的對象。
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這兩大曾經在全球經濟所占份額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對的比重一路下滑，相繼被葡萄牙、荷蘭、法國超過，而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下滑更為嚴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比較突出的變化是日本的興起，但從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來，大趨勢是非西方世界開始全面興起，尤其是亞洲，其中，中國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二、中國速度
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歷史紀錄，前無古人，對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後很難有其他文明可以再複製。徐大全（Daniel Hsu）是“中國加速器”（China Accelerator）這家全球知名的企業孵化器公司副總裁，他利用IMF的資料庫，繪製了一幅中美發展速度比較的解說圖（見圖 2），來闡釋何謂“中國速度”。這張圖揭示到：從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裡，中國的GDP增長了36倍。歷史上，另外一個曾經出現大規模、大板塊、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就是美國，尤其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興建橫跨東西兩岸的鐵路網， 工業化進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為終點反推，相較之下美國花了多少時間才讓自己的GDP增長了36倍呢？美國總共花了117年。換言之，中國的工業化追趕速度是美國的3.9倍。為什麼英文世界的媒體經常說“ China Speed”？什麼叫中國速度？這就是中國速度，史無前例，尤其是在如此幅員遼闊的版圖之上建設“經濟奇跡”的速度。這很自然地讓西方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感到震撼，甚至帶來壓力。不難看到，中國的興起，在全球的範圍裡的作用就是引導全球趨勢。
中國快速發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讓將近七億人脫貧，也助力人類社會快速邁向全面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聯合國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發展目標之一，就是從1990年到2015年將地球上生存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減半，然後逐步邁向全面消除貧困人口。現在看來，這個艱巨的任務有希望達成，而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國。下面這幅圖（見圖3）說明了過去一百多年想要贏得這場全球脫貧的戰鬥多麼不容易，因為進入20世紀以來，世界人口不斷增長，貧困人口的總數也不斷在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就是1945年以後），岀現了嬰兒潮，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儘管許多地區岀現了不錯的經濟發展趨勢，也努力在脫貧，但是全球範圍的貧困人口總數還在增加，這對整個地球來講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發展趨勢。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它的轉捩點就慢慢出現了，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不管是絕對貧窮人口的比例還是總數都在快速不斷下降，在這個轉折中，中國做了最大的貢獻。1990年，中國還有七億五千多萬貧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兩千萬人。進入21世紀，中國還拉抬了很多相對落後的國家，在幫助他們消滅貧困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可以想見，中國在達成“兩個一百年”目標後，下一個目標便是要對全人類承擔更大的責任。
當然，任何快速的經濟發展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經濟學術語叫“負面外部性”。當中國在方方面面都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變化時，對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衝擊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方面，中國工業化的速度是美國的3.9倍；但另一方面，正如圖4所示，中國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國的3.9倍。在很短時間內，中國從一個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經濟體（圖4中虛線）迅速上升，尤其是在1980年後直線上揚。雖然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還只是美國的40%，但總量在2005年前後（根據世行的估計）就已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因此，中國的這一趨勢也將會影響全球氣候變化。
三、以多元維度評估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
我們需要從多維度來評估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整體而言，中國再興帶動了世界秩序的重組，具體而言有六大方面的結構性變化：
（1）賦予經濟全球化巨大的推進力量，讓超級全球化的作用與衝擊全面放大；
（2）削弱美國霸權的權力基礎，觸動戰後國際秩序的全面轉型；
（3）打破西方壟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推進多元現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助力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全面釋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
（5）引導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引領發展中國家修改全球化規則，改革全球治理機制與結構；
（6）加速推動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後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第一，中國的快速興起與經濟全球化之間是一種辯證關係，中國既受惠於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同時中國也成為推進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這一巨大的作用前所未見。因為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所以過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說它的動員、席捲、滲透力量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全球化，並且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吸納進來。幾乎沒有任何地域或人群完全不受它的影響或者是牽引，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影響。中國正是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力量起到了關鍵的放大與加速作用，雖然不是“唯一”，但卻是最關鍵的“之一”。
第二，中國的快速興起，客觀上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基礎，美國逐漸在生產、貿易、科技創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失去支配地位，勉強維持其在安全、軍事、金融以及貨幣領域的霸權，今日的美國與其在蘇聯解體時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強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中國的興起打破了西方對普世價值話語權的長期壟斷。中國的發展模式挑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撼動了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的話語權。中國模式激發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Libre marché）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的發展經驗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中國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以及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顯示出明顯的功效。
第四，中國的快速再興帶動了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開啟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時代。以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它的文化、經濟的導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國，這些亞非拉國家雖然形式上獨立了，但各方面都難以擺脫對曾經殖民過它們的西方國家的依賴，像非洲長期高度依賴法國，自己的軍隊與情報人員都由法國培訓，甚至自己的外匯儲備也都寄放在法蘭西銀行。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在制度、認同和觀念等很多方面依賴英國。長期以來，這些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與聯繫比較薄弱。但是中國的快速興起對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國家而言是一個新的機遇，一方面，它們可以與中國開展全方位的經濟合作與互補關係，中國可以協助它們走上可持續性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國還主動搭建了與各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協調機制，把“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全面釋放了出來。
第五，對許多亞非拉國家而言，這帶給它們前所未有的自主發展機遇。三百年來，第一次出現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欠發達國家；第一次出現一個大國具備同時在上百個國家興建電廠、超高壓輸電網、通信光纖網路、鐵路、地鐵、高速公路、海港的超級基礎設施建設能量；第一次一個超級製造業大國能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與電子商務平臺，協助幾十億人跨入數位與網路時代；第一次自己的最大交易夥伴與最大投資來源國，是以官方開發融資機構以及國有企業為推動經濟合作與發展援助的主體，不事事要求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與回報，也不以資本回報極大化為唯一考慮；而且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理解國情、不灌輸意識形態，不強迫削足適履、不強迫買武器、不製造安全威脅、不搞政變。這種歷史機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如此，中國可以對全球化未來的路徑、指導思想或者人類社會各地域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和交換的遊戲規則，產生巨大的引導與修正作用，也就是推動世界秩序的重組。最終，中國的興起必然推動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後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所以，西方對中國開始全方位發揮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趨勢非常不適應，西方社會精英伴隨而來的失落、焦慮與敵意，也是預料中的。歐洲對“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抱有強烈的抗拒心理，美國更是對“唯一超強”地位有強烈的戀棧心態。美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並在這一報告和隨後的《國防戰略報告》中把中國與俄羅斯定位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挑戰美國國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來源，認定中國為“改變現狀國家”（revisionist state），指控中國和俄羅斯企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利益相對立的世界，中國試圖輸出壓制的政權。
特朗普政府改變了建設性交往政策而進行戰略轉向，其根本原因是七十年來美國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霸權地位的挑戰。美國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維護其全球霸權的地位，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獲益，不允許任何可能超過自己的挑戰者出現。因此，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與對抗在可預見的將來必然越來越尖銳。這也意味著，中國發展越來越快，面臨的挑戰也必然越來越大。(待續)
朱雲漢 |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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