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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5
四、推動超級全球化的“三駕馬車”
過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稱為“超級全球化”，正是在於它的速度、滲透力與席捲力。“超級全球化”推動全世界各個社會參與一種非常細密複雜且緊密的經濟分工，在生產、金融、資訊等各個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人員的流動也超越了過去的歷史紀錄。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說是“三駕馬車”——同時在牽引“超級全球化”。
“第一駕馬車”是20世紀80年代起雷根和柴契爾所宣導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第二駕馬車”是資訊與數字科技革命；“第三駕馬車”則是中國快速融入全球生產分工體系。
第一，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革命同時從國內與國際兩個維度展開，大幅度掃除了阻礙資本在全球範圍整合生產要素與自由流動、追求最高回報的各種政策障礙。各國政府為吸引資本的青睞，都盡力打造對資本友善的營商環境，並對商品、資金、資訊與人員的跨境流動提供便捷化措施。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指導下，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各種國際機構與智庫，都給各國施加壓力，敦促它們的政府進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的改革，並要求各國壓縮政府的經濟社會職能，通過發佈各種國際評比指標來強化國際輿論壓力。美國政府更通過經貿談判直接向交易夥伴施壓，要求它們鬆綁金融監管，全面開放金融服務業與資本市場，並允許跨國金融機構直接參與銀行、保險、證券與租賃等行業。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在升級版的WTO架構下積極推進更徹底的貿易自由化，把更多的產品納入免稅或大幅度關稅減讓範圍，各國政府對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所可能帶動的投資、貿易與經濟增長抱有樂觀期待，這也促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快速發展。
第二，超級全球化也得益於資訊與數字科技革命。在這個時期，通信手段、運輸工具、物流管理、互聯網、運算能力等領域都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貨櫃運輸與數位通信讓遠端貿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聯網與電腦運算及儲存能力的快速升級，讓跨國企業可以高效率、精准無誤地組建、營運與機動調整超遠距離和高度複雜的跨國供應鏈與銷售網路，可以在全球範圍精准而即時地整合人力資源、物流、庫存、銷售、財務、客戶等資訊。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金融科技可以讓所有跨國金融機構與數以千萬計的投資人同步進行天文級數規模的金融商品與合約交易，完成下單、撮合、對沖、交割、結算與保管登錄。
第三，超級全球化也得利於中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超級全球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高速工業化提供了極為特殊的歷史機遇，中國的經濟崛起也成為超級全球化的加速器，全面提高了全球化的速度與能量。從歷史經驗來看，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與交換體系從來沒有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不到二十年）吸納像中國這樣巨大規模新成員的先例。自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開始，中國從國際貿易體系內一個羽量級的成員，快速躍升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生產基地。中國也在最短時間內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內連續晉級，建構了上下游供應鏈最完整的產業體系。與此同時，中國同樣在最短時間內超越美國，成為拉抬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火車頭。中國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與各類大宗商品進口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機、汽車、空調、鋼鐵、水泥、玻璃、化肥等商品的消費市場。
所謂“超級全球化”可以從兩種角度來理解：一是從全球化所追求的經濟一體化之目標來理解；二是從全球化所實際達成的經濟整合之結果來理解。哈佛大學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就把“超級全球化”界定為以追求貨物、服務、資金以及金融活動穿越國界之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標的一種全球化，這種全球化出現於過去三十年。我們也可以從全球化所實際達成的經濟高度整合之結果來理解超級全球化。無論是與19世紀中葉開始的第一波全球化相比，或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重新啟動的全球化相比，從 20世紀90年代開始，通過跨國供應鏈網路、貿易網路、運輸網路、資訊網路、金融網路、移民網路、跨國企業全球佈局與交叉控股，將全球經濟聯結成為一個空前緊密、高度整合的整體，也讓人類社會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達到空前的程度。
超級全球化帶來三個結構性的改變：第一，精密而複雜的跨國供應鏈第一次出現，幾乎沒有國家可以在各種高附加價值製造業領域維持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產業體系，過去三十年國際貿易中最終產品的增長比例要遠遠低於中間性產品（半成品、零部件等）的增長速度，就說明了跨國產業鏈的長足發展；第二，金融全球化呈現爆炸性成長，虛擬金融活動全面淩駕實體經濟活動；第三，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勞動力之跨境流動性大幅升高。
如果我們用貿易依賴程度與金融國際化程度這兩個最常用的指標來衡量全球化，它在過去35年的演進速度是驚人的。圖5的淺色線顯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平均貿易依存度，根據右邊縱坐標它占每個國家GDP的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都是快速上揚，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為止才停頓。但是更驚人的是左邊縱坐標度量的深色線，也就是金融國際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所有主要國家的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總額占GDP的比重平均值。從左邊縱坐標來看，金融國際化程度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為那時候跨國資本流動的管制非常嚴格，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帳戶也是不開放的，更不用提其他國家，也沒有什麼衍生性的跨國金融交易，石油與大宗商品期貨交易更是統統都沒有。
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這條深色的線迅速上揚，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就是2008年的時候，平均達到全球每個國家GDP的近400%，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表現岀一種龐大的、相互依賴的全球金融融合。但其中實則有很多虛擬交易造成了巨量熱錢跨國流動，造成了資產負債表的巨大變化。
過去三十多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以及生產外包，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更是大量移轉到亞洲，而中國成為接收外移製造業的最大基地，因為中國的勞動者素質高、供給量特別大。如圖6所示，在20、21世紀交接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而中國的勞動力占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近1/4。因為中國勞動參與率特別高，所以顯示中國勞動規模的這個橢圓形占的面積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比印度要大很多，因為印度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非常低，而中國非常高，婦女占勞動力供給的45%。
如此規模的勞動群體快速加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是史無前例的。日本興起也未曾帶來那麼大的衝擊，曾經的東亞“四小龍”更不用說。中國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平臺，目前製造業的生產總值早已超過製造業日益空洞化的美國，很快就要超越整個西歐了。中國讓歐美企業最震驚的地方就是它能夠以很短的時間、在全世界產業分工中快速晉級，從勞動密集與技術門檻很低的製造業快速地往高端攀升。英國《金融時報》根據聯合國的貿易統計資料製作了一幅圖（見圖7），清楚地顯示在許多科技含量很高的產品類別中，中國的岀口占全球市場的份額在過去十年快速攀升，例如在光伏電池、有機化學、軌道運輸設備、液晶顯示器和發光二極體、柴油發動機、柴油大型鍋爐、油輪等產品類別上，中國的份額在2017年占到20%、30%，甚至接近40%。而且增長速度非常快。未來，中國製造業還將跨入半導體、高速電腦、核能發電、民航客機等更尖端的科技產品。
此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數字科技也讓勞動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跨境流動。在新自由主義革命推進下，資本的流動已經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無須多言，資訊也是如此，唯有勞動力的流動還是受傳統法令管制，因為它的社會衝擊很大。但是在數位經濟日益成為主流、資訊與通信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各國勞工已經不需要真正在地理空間上移動，也同樣可以攬活。比如你今天給美國的一個航空公司客服專線打電話，你也不知道接電話的人在哪裡。他可能在菲律賓，也可能在孟加拉，這就是所謂的“電信移民”（telemigrants）。全世界服務業從中階到高階的受雇者，例如從事軟體設計、網頁設計、美術編排到財務分析的職業群體，都無法逃避全球勞動市場一體化的趨勢。這個一體化趨勢的確對西方國家白領勞工帶來巨大的衝擊。在美國某醫院裡負責解讀X光掃描的或者要寫檢查報告的技術人員，他可能跟孟加拉一個有同樣執照的技師一起搶這份工作，而另一頭的竟爭者只要1/20的工資就願意做這個事。
五、超級全球化與逆全球化風暴
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自由化，科技革命以及中國的全面融入這“三駕馬車”拉動了“超級全球化”。同時，“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後果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羅德里克指出，“超級全球化”基本上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尤其是美國以外的那些國家。因為它們都是中小型國家，國家的經濟決策權會慢慢流失掉。比如，影響歐洲人生計的主要決定都是在歐盟做，而不在各國首都或不由各國國會做，或者有些決定也不是歐盟做，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做，甚至也不是IMF在做，而是Google（穀歌）、Microsoft（微軟）、Facebook（臉書）等超級跨國企業在做，它們做出了影響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種決定。另外一個後果就是羅德里克所擔心的西方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全面動搖。道理很簡單，因為本來民選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社會保障職責和經濟發展職責。這兩個職責都是建立在國家有能力主導經濟的基礎之上，如果國家經濟主導能力和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去滿足公民對它最基本的要求和期待。全球化產生的經濟紅利是巨大的，但是極少數人在瓜分這個經濟紅利，尤其是“超級全球化”必然帶來風險與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國家，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勞工群體實際上正承受各種生活壓力、就業壓力，還有社會保障越來越不足的問題，所以他們是絕對的利益受損者。
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並不突出，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即使是在中國收入較低的農民，他的絕對收入、生活水準在二三十年裡也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因為中國是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中國的增長速度是10%、8%，但歐洲不是，歐洲現在進入了0—1%的增長；日本更不是，日本幾乎連續30年都是接近0的增長。“超級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這樣一種思路改變了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遊戲規則，改變了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權力關係，削弱了國家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與財富分配又嚴重不均，因此一些具有絕對市場壟斷力量的巨型跨國企業變成了全球範圍真正享有權力的主體。
這些巨型跨國企業不僅在市場上有非常強的壟斷地位，可以排除競爭，還可以影響幾乎所有國家政府的政策。美國牽頭的TPP談判中最後的附件和具體規則，都是由美國的跨國企業提議的，科技公司、製藥公司、跨國銀行等，它們雇傭美國紐約的大律師事務所制定這些規則，然後交給美國談判貿易代表去和對方談判。在這種情況下，規則複雜、專有名詞晦澀難懂，就連法官也搞不懂，將來還是得找這些受雇于跨國企業的大律師來解釋。而且將來有貿易糾紛打官司也是來找這些大律師事務所，因此這些大律師既是兩頭通吃，也是跨國企業權力行使的代理人。
為了凸顯巨型跨國企業的支配地位，一個倡議全球正義的非政府組織國際聯盟（正式名稱為：NGO Global Justice Now）特別製作了表1，這張統計表很簡潔地反映了全球權力結構的扭曲。如果以企業營收和政府收入作為比較基礎，將跨國企業（用斜體標示）與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都視為經濟體，那麼前100大經濟體中有69個是跨國企業，只有31個是國家。大型跨國企業中排名第一的是沃爾瑪，它2017年的營收比西班牙、荷蘭、俄羅斯和韓國等國的政府收入還要大。所以，大多數國家面對這些大型跨國企業時根本沒有什麼談判籌碼。主權國家的政府很難監管它，也很難給它制定各式各樣的法律，而且這些企業不但可以設法避稅，還向各國政府要求租稅補貼或其他特殊優惠。
同時，這些巨型跨國企業大多享有寡占或獨佔的強勢市場地位，可以借助其壟斷地位來攫取超額的利潤，並企圖影響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政策與規定，讓自己成為政治尋租的巨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義革命、資訊革命及超級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全球經濟權力空前高度集中，其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就是當下在世界遍地開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國家內部風起雲湧的民粹主義。為什麼？因為大量的中產階級開始陷入貧窮，藍領階層以前的高薪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經濟停滯、收入停滯的邊緣掙扎。
圖8進一步表明，過去新自由主義改革推進得越激進的國家面臨的問題越嚴重。有經濟學家說這些問題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國人搶了他們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動化、是資訊化，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資訊化與自動化不必然一定會搶工人的工作，關鍵是要看怎麼引進新技術。在瑞典這樣一個國家，因為它有各種與勞動相關的法律，還有很多社會規範的約束，所以任何企業在引進新技術的時候，它一定會設法讓“機器怎麼幫人”，而不是“機器替代人”。這就是社會制度引導技術引進時的路徑，但在其他很多國家未必是這樣。它們引進機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從平均數來看，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除瑞典以外，大多數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絕大多數家庭都面臨所得停滯的壓力。在義大利、美國，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滯的，當然還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國家的動盪、社會衝突，背後的原因是累積的，是過去35年經濟地位與社會結構的一種劇烈改變，對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嚴重不利。因此，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也是在這個大潮流裡崛起，突然之間像泥石流和火山爆發一樣，把主流政治人物衝垮。他一上來就搞激進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搞貿易保護主義，退出許多多邊體制。所以很多西方國家很擔心特朗普對美國過去外交政策中的很多傳統、價值觀、國際信譽和過去美國親自打造的國際體系完全棄之不顧。在他激進的單邊主義之下，有些國際制度和機制已經完全癱瘓了， WTO（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對歐盟也課征懲罰性關稅，對中國就更不用說。
現在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中國是第一大貿易國，這兩個最大的貿易國發生經貿摩擦，WTO在旁邊一籌莫展，既無法調解也無法勸阻，基本上等於全面癱瘓了。而且特朗普還威脅說WTO根本一無是處，他要帶領美國退出聯合國架構下各式各樣的多邊協議，甚至連美國過去主導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基礎一跨大西洋聯盟——這一與西歐歷史聯繫密切、具有特殊的價值觀和文明紐帶意義的聯盟關係都動搖了。尤其在英國舉行公投時，特朗普公然宣佈贊成英國脫歐，他的前任智囊班農（Steve Bannon）現在在布魯塞爾建立了一個智庫，聯絡歐洲各國的極右派，繼續推進裂解歐盟的政治謀略。德國和法國對他簡直完全無法忍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的一些主流國際關係學者開始擔憂：現在的境況仿佛回到了20世紀30年代。(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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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 |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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