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王拓，王紘久，筆名王拓（1944－2016）
大學雜誌創刊初期，王拓在師大念書期間和鄧維楨、王曉波、何步正一起推動大學雜誌編務、銷售、發行。
黨外時期，積極參與台灣民主運動，並於美麗島事件中入獄。和陳映真、王曉波、蘇慶黎等人在人間世雜誌一度共事。
參與工黨與民主進步黨，第三、四、五屆立法委員。王拓同時是本土文學的重要作家。本文發表於台灣政論民國64年八月號。
論水滸的「官逼民反」並評宋江的領導路線
梁山泊的崛起與沒落 王拓
英雄律則
水滸傳這部小說的主題，歷來的研究者多認為用「官逼民反」四字足以概括了。但是近年來，卻有夏志清先生在他所寫的「中國古典小說」這部傑作中在第三章討論到「水滸傳」時，雖然沒有很堅決肯定地反對這種看法，但在根據他自己所分析水滸英雄的特性中，對「官逼民反」的說法卻表示了或多或少的懷疑。他說:
雖然少數人物表現出這種感情(拓案:即反抗政府與革命的野心)，但反政府卻不是一個英雄所必需的特質。一再打敗政府軍隊之後，梁山泊的英雄們堅持要向政府做光榮的投降，並且去攻打背叛政府的敵人。......梁山泊那群人中，許多著名的英雄原是軍官，負有剿滅梁山泊叛徒的使命，他們的志願也跟「三國」中的英雄們一樣，是光榮門第和為政府服務而獲得榮譽。有些出身平民的英雄，特別是阮氏兄弟，有時道出在政府壓制下人民不滿的情緒，他們的言語和歌詞，常被批評家們引用做為這本書的主題的說明。但一般說來，這些英雄雖然反對腐敗官吏，一如他們反對所有作惡多端、不公不義的人，但他們卻不能有那種激起革命的抽象的恨。 「逼上梁山」這個口頭禪的意思，只是說這些英雄受到官吏的迫害，被迫到梁山泊去找他們最後的藏身之處。但是除了教頭林沖不斷受高俅的迫害外，很少幾位英雄能適合於這種遭受不斷迫害的敘述。大多數次要人物都是慕宋江之名而自動參加，藉以獲得梁山泊給予的較大安全。他們之中大多數的人，縱非盜賊或強盜，也是下流社會的人。導使他們接受下流社會的主要不幸與不公，有時簡單地略予敘述，但從來沒有強調過。他們不是政府迫害的犧牲者。加入梁山泊的主要人物——軍官、低級官吏、傑出公民——差不多都是非自願地屈服於盜寇的壓力。
在這段文字中，夏先生至少有四個論據來懷疑水滸的主題主要的並不是在 於表現「官逼民反」，即一、梁山泊的英雄們在屢次打敗政府軍隊之後即堅持要向政府作光榮的投降。二、梁山泊的英雄即使反對官吏的腐敗，但對政府並未激起革命的抽象的恨。三、梁山泊的英雄中，除了林沖的遭遇是真正符合「逼上梁山」的以外，很少有幾位英雄的經歷能適合這種遭受不斷迫害的敘述。四、使一些梁山泊英雄淪入下流社會而走上造反之路的不公與不幸的遭遇，在小說中只有被簡單的交代而未做過強調，他們不是政府迫害的犧牲者。
亂自上作
夏先生在研究中國古典小說這個領域裏，常常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但對於他所提出有關水滸的這些看法，我卻有不完全同意的地方：水滸傳中所描寫的梁山泊的英雄、雖如夏先生所說除了林沖而外，他們被迫害的經過在小說中很少被特別強調，但是因此而懷疑它的主題不在「官逼民反」也是很缺乏說服力的，因為一部小說要表現它的主題有很多方式，把許多英雄或較多的英雄為何被迫而走上梁山泊去參加造反的經歷詳細地描寫出來，當然也是方式之一，但這並不是唯一的表現方式，而且在我看來，這也不是一種太值得探取的方式。因為在同樣腐敗的政治統治下，在同樣黑暗痛苦的社會中生活，這些英雄們的經歷勢必會有許多共同之處，而且在梁山泊中多數主要英雄，依據夏先生所作英雄律則的分析裏，他們是有許多共同的特質，因此當面對相同的不公與不幸時，可能會產生類似的反應，所以如果在水滸傳中，要把許多主要英雄如何被逼上造反之路的經歷一一敘述出來，恐怕會造成太多雷同的情節，(如西遊記八十一難的描寫就產生了這種缺陷)，讀起來容易使人覺得乏味、生厭。當然，這些具有共同特質的英雄們，在性格上也一定有其個別差異，因此在面對相同的不幸與不公時，一定也會有他們不同的反應，而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正應該用心表現他們之間這種不同並使我們不覺枯燥乏味，否則便不是一個成功的作家。如果要以這種尺度來要求水滸傳而認為作者有時過份簡化那些英雄們面對不幸與不公時的反應是一種寫作上的失敗，我是同意的。但是如果因此認為它的主題不是在「官逼民反」，就不夠說服力。因為，水滸傳裏詳細描寫林沖如何被朝廷大官高俅父子所迫害而被逼上梁山，就足可視為這類迫害事件具體的代表。有一個代表就夠了，不必多寫，只要再把其他英雄所遇到類似的不公與不幸作比較簡單的交代，就已經相當能夠點出它所企圖表達的「官逼民反」的 主題了。而且，水滸傳所表現的還不僅如此而已，它還從整個時代的大背景中顯示出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與民生的痛苦。例如：小說一開始就寫高偉的發跡，以他的無德無能、只因會踢一腳好球，能投皇帝個人之所好，而竟得以官至太尉，並從此後他就能倚勢侍強和蔡京、童貫之流狼狙為奸，把持朝政，無惡不作。甚至他們的親戚朋黨也倚仗這種惡勢力，在鄉里橫行、殘害忠良，或任意逼淫他人妻女、霸佔別人田產，無所不為。他們手下還勾結一批地痞流氓如：西門慶、鎮關西、牛二等，以及一批為虎作倀、見錢眼開的衙役。這群大大小小的統治者的嘴臉均充分顯示了那個時代政治是如何腐敗到了極點。 而且把高俅發跡的故事放在全書的開端，也充分暗示了「亂自上作」的意思。又如：寫小官僚梁世傑為了討好大官僚蔡京以鞏固自己的權位，便四處嚴刻地搜括剝取民間的血汗錢，作為賄路之資，置民生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更是道地的暴政了!而像第十四回中，更透過阮氏兄弟的話，吐露了當時強盜土匪 橫行，官府不但不能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反而借剿匪之名，下鄉搜刮，連百姓平日所養的豬、羊、雞、鵝都不能倖免：
阮小二道:「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據來往客人，我們有二年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衣食，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尿尿齊流，怎敢正眼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任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甕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他們!」阮小二道:「如今該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彌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兄弟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 「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
戒刀殺盡不平人
這樣的暴政當然只有逼使善良的百姓投身於土匪強盜的隊伍了。其他或直接間接地描寫當時政治腐敗、司法不公、牢獄殘酷、社會黑暗與民生痛苦的文字還很多，這都已很明白地顯示了小說發生的那個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了。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多數的英雄即使沒有像林沖那樣被某個官吏直接迫害的經驗，但是說「他們不是政府迫害的犧牲者」，恐怕也是與事實不符的!在這樣的暴政統治下，除了政府官僚及少數與官府勾結的土豪劣紳之外，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必然成為暴政迫害下的犧牲者。在這樣腐敗黑暗的統治下連容忍性極高、安協性極強的林沖，最後都被逼得無法容忍、無法妥協，而只有走上造反之路了那麼，多數性格激烈強悍的梁山泊英雄們在這種環境下會走上造反之路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水滸傳中的某些英雄(屈服於宋江的詭計的降將們、低級官吏與傑出公民者除外)之所以匯聚到梁山泊來，表面上確實都只是為了到梁山泊來尋求更多的保護，而不是直接被官府逼反的，但是如果進一步加以追察便會發現；他們之所以要到梁山泊來尋求更多的安全，是因為他們在那個社會中或是殺了人，或是當了強盜、走私，或因別的原因而不能容身了，但是細察他們的犯法多是個人與腐敗統治下的社會黑暗面磨擦，發生了衝突的結果因此他們即使是殺人而觸犯法律，而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他們仍是這個暴政下的受害者。例如:魯智深原是延安府的一個軍官，因為看不慣惡霸鎮關西欺壓善良，激於義憤而把鎮關西打死了，從此他便只好到處漂泊，過著流亡的生活，最後終於也投身梁山泊做一名頭領。表面上看來，他並沒有遭到某個官吏直接的迫害，但是因為腐敗統治下所形成的社會黑暗，與他那種「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的強悍、正義的性格必然會形成強烈的衝突而終於迫使他不得不投身於造反的隊伍。如果換一個合理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以他的正義感和一身的武藝，必然能成為積極、正面的建設性的力量。同時站在社會的立場來說，使這樣一個有能力有正義感的人不得不犯法且不能容身於社會這不但對社會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就是對魯智深個人來說，當然更是種無可彌補的損失了又如；武松原想以他過人的武功來為統治者效忠所以他成為打虎英雄後，即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後來哥哥被害死，他原想訴諸法律來替哥哥復仇，無奈當時政治腐敗無能，法律無法有效維護社會正義，告狀不准，他只好用自己的武力去報仇，殺了西門慶與潘金蓮，從此也開始走上流亡的生活，最後亦上了梁山加入造反的行伍。可見他之上梁山，事實上也是當時黑暗的環境所逼使的。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容納它的成員使他們都能適得其所發揮他們的智慧與能力去為社會服務，反而迫使它的成員必須以他們的能力和智慧去反抗它，那便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便是一個需要改革的社會。當然，大多數人在這樣的環境下、並不一定立刻激起革命的覺悟，但是由於他們在生活上所遭遇的極端困難往往會使他們對官吏有具體深切的仇恨，但是也由於個人力量的微薄，他們多半只停留在敢怒不敢言的階段，不一定有推翻朝廷的覺悟與野心...只是等到當他們遭受到更大迫害的時候，他們必然忍無可忍地聚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而後必然會與統治者的軍隊發生正面的衝突。而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裏，他們又很容易就會清楚地發現他們真正的敵人就是統治者。 於是，原先僅對地方官吏的深切仇恨便會挖向那個根那個最高統治者的朝廷 。水滸英雄到了梁山泊以後，喊出的口號之一便是「替天行道」，這個口號已充分顯露了他們的政治覺悟與革命造反的意識。總之那批共同生活在暴政下被 逼得走投無路的好漢們，是在上了梁山泊之後才由個人的仇恨漸漸瀝鍊出反抗暴政的使命感來!
分合治亂
為了能更清楚瞭解這種所謂「官逼民反」的真實情況，最好能從歷史上發生民亂的背景裏去分析。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三國演義的開場自，而這句話正好簡單地說明了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易變化的律則，每逢安定了幾十年、幾百年，就會出現一次舊朝的滅亡、新朝的建立，在這樣一分一合、一治一亂間，似乎只是一種單調的循環。但是在舊朝崩落與新朝建立之間，通常都會夾著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混亂，而這種長期的混亂又多半由小股的民亂發其端緒的，因此民亂的發生就可以說是舊朝潰亡的先兆與警鐘。而每一個時代的亂局以及舊朝的潰亡，可能都有它特殊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等各種客觀條件配合使然，但同時在這套治亂分合的律則當中，也一定有它們共同面臨的問題，而這些複雜的原因，依據一般史學家研究分析的結果，主要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是由於飢荒。當糧食缺乏而人口衆多時，必然形成飢荒，而這即是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所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大多數不願意坐以待斃的老百姓便只好起來艇而走險，而成為流寇盜匪，到處據掠，這樣，一方面促使原來的飢荒更為嚴重，造成社會更大的不安與混亂，進一步就威脅到統治者的安全，甚至加速它的潰亡而促成新朝的建立。另一方面在各類大大小小的戰爭與殺戮中，使人口大量地減少，結果竟因此而使人口與糧食的比例得到暫時的平衡，因為人口銳減，覓取糧食自然比較容易，而飢荒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這也就是歷史上每逢大亂之後，總能有一段短時期的安定與繁榮的理由。所以歷史上所謂的太平盛世，如唐代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清代乾嘉之治等等，其實都是以大屠殺的代價換來的短暫和平，但是過了這段休養將息的日子，人口又大量成長增加糧食問題又再度發生，於是民亂又起接腫而來的又是一段混亂與殺戮連年的時期。由此可知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的根本，原因恐怕還不是在這個老問題上兜圈子。
蒙上欺下
二、是由於政治的黑暗。新朝剛建立時，起頭的統治者往往比較能了解民生疾苦，並且飽經世故不易被隱蔽，因此政治往往比較清明，能符合、滿足民衆的現實需要。但是後來的統治者，終年深居於宮閣，與社會完全隔絕對民生疾苦自然無從想見與了解同時由於每個朝代的統治者都是一姓相承，久而久 ，血緣方面必然出現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加上自身那點有限的知識與閱歷實不足以應世，結果勢必為一群小人包圍蒙騙，而使他不能合理地統治國家，因此導致政治黑暗，荼毒民生的現象。同時，承平日久，文化程度提高，讀書人越多，在野之士素質水準越來越高，但官職的增加又極有限，於是仕進之徒競爭日益激烈，往往不惜以任何手段來鞏固個人的權位，於是結黨營私，排斥後進，賄略宮廷，蒙蔽主上，勾結宦官，爭權奪勢，無所不用其極。由是一來，上行下效，地方中下級的官吏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作，並大量搜刮剝奪民間財物作為向上賄賂之資；至於職分之事，只圖虛應數衍置民生疾苦於不聞不問，明明遍地盜賊又恐妨碍治績而匿不上報。有的又用法苛虐，藉此表現以邀上寵，使得善良百姓動輒得咎。這些現象在每個朝代的末段歷史中幾乎是毫無例外的。總而言之，官僚制度行之日久，新陳代謝機能逐漸僵化 ，不再有蓬勃的吸收新進的能力，於是統治機構越來越老化僵化，當被統治者的水準遠超過統治者的時候，當然也就形成奔車朽索的現象了。在這種腐敗黑暗的統治下，再聽話的老百姓也會被逼得忍無可忍，到了這個不反抗便無法生存的關頭時，便只有造反!只有作亂！革命的浪潮便如山洪瀉地不可扼止了！
三、是由外族的入侵。二千多年以來外患是中國的頸背之疽，時時潰爛作痛。 五胡亂華與南北朝三百年間，中原根本就成了外族的地盤，到了唐肅宗以後至五代的二百年間，中原又見胡蹄出沒擾攘，令人寢食難安。北宋的一百六七十年間，國防要地的燕雲十六州與河西之地，分別被契丹與西夏所侵佔，而且中國還得時常向胡人進貢財貨，以便相安無事。到了南宋，中國北方則完全屬於女真族的天下；緊接著，蒙古族又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幾乎有一百年之久。明代雖然有二百年的時間使中原重為漢人的天下，但是後來又被滿人完全征服了。 外族的入侵雖然只在中國建立元、清兩個朝代，但是外族入侵所引發的種族戰爭與殺戮，除了使大量的生命財物喪失以外，更導致了生產的停頓(壯丁都去打仗，田園日益荒蕪)，於是貧窮、飢荒也接腫而來民不聊生的痛苦醞釀出各方各地的民亂，使得舊朝的統治者無法維持其統治的地位。
民不聊生
以上這些現象並不是完全孤立的，它們之間往往是有連帶關係相互影響的，例如：國內一發生飢荒或者政治開始腐化時，必然帶來社會的不安與動亂， 因而使國家元氣大傷，國力一弱就會誘使外族窺伺覬覦的野心；而為應付外族的入侵，就必須徵調大量壯丁以從事種族戰爭，因此而使得農地荒廢，於是，飢荒的問題又出現了。可見這些造成民亂與舊朝潰亡的主要原因之間，常常是互相為因果的。正因為民亂往往加速舊朝的崩潰，所以歷代的統治者對「民亂」都極為重視，聰明能幹的統治者能找出「民亂」的原因而加以合理解決，而那些顢頇昏庸的統治者卻只知用屠殺的手段壓制「民亂」。但是人民在沒有飯吃的情形下，為了爭取生存權，絕對是勇往直前的被打敗了，被消滅了，又會舔盡身上的鮮血重新爬起來，繼續反抗！繼續奮鬥！一直到推翻暴政、獲得合理的生存權為止，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永無例外的！我們不妨拿水滸故事所發生 的「北宋徽宗時代」來作為例證。
北宋的「民亂」主要是由於長期受外族的騷擾，種族戰爭過於激烈，再加 上統治者的無能、政治的腐敗使民無以聊生而造成的。當時在長江中、下游都有民亂，而長江下游的民亂以「方臘」與「宋江」兩股為最大。方勺的青溪寇軌會對方臘作亂的原因有所記述：
方臘謂其屬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栗帛，父兄悉取而麋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反意識的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逐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這首詩被一個失意的讀書人黃文炳看到了，逐記在心上。恰逢當時太史院的天監觀測天象，發現天象顯示天下將有作亂之 人出現，又兼街市小兒流行著四句謠言「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據此逐有意把它解釋為:「『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著個『木』字，明明是個『宋』 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著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黃文炳的這個解釋原有他基因於個人追求功名而不惜犧牲別人來討好官府的心理。但宋江到了梁山泊以後，卻又故意把這件事重新向梁山泊的弟兄們說了一次顯然已經有意替自己塑造一個神話的偶像了。
二、 在四十一回中，宋江夢見九天玄女送他天書三卷，說他是天上的星主，因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以便替天行道云云。因為宋江是上天的星主，是代表上天來執行玉帝旨意的，所以雖被官軍重重包圍，絕對是死路一條時，上天終於派了一個神來替他解圍，使他死裏逃生。這是更為明顯的政治神話了。
三、第七十回寫梁山泊大寨上所挖出的石碣，原來就是上天明示：他們這一 百零八人都是上天的星宿下凡，而這些星宿的次序上天也有指示，宋江正是這批人的領袖。宋江說:「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兄弟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至此，宋江的政治神話已經使衆人臣服，他登上水滸大寨的寶座的時機已完全成熟，所以要聚義了。水滸傳在安排這些有關政治神話的情節時，因為往往把它當做一個事實來描述，所以對一個現代讀者看來，顯然很缺乏說服力，不過它所顯示的意義卻很能反映歷史上每一個動亂時代裏一批批造反者崛起的形態了。「替天行道」的政治意義，據上文的分析，是與統治者相敵對的，是站在被壓迫民衆的立場，並具有保護民衆、拯救民衆、而起來造統治者的反、起來推翻統治者的意義。水滸傳裏梁山泊的英雄們既然也提出這個動人的口號，即自承是順應天命來解救天下百姓的，至少他們也是不甘心在那樣腐敗的朝廷下被統治，而想要另創一個局面的。但是在「替天行道一的口號之外，宋江又喊出一個「忠義雙全」的口號，這又與「替天行道」的理想和目標相違背了。「 義」的意義和內容或許還能與梁山泊裏那種「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樂同享、有苦同當」的生活相符合。但是所謂「忠」卻是毫無疑問地要忠於朝廷 、忠於統治者是完全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的。而在水滸傳裏「忠義雙全」這個口號一直是與「替天行道」的口號一齊出現(見上文論「替天行道」所敘與所引水滸傳的文字可知。)這種思想上的矛盾，我認為正是梁山泊的事業後來終於瓦解的主要原因，因為在這種矛盾思想的領導下，使他們做出許多違背民衆利益的流氓式的行為，也導致他們走上妥協的投降政策。而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宋江本身的思想矛盾與領導錯誤所造成的。
及時雨黑三郎
宋江首次在小說中出現時、水滸傳裏是這樣介紹他的：
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鄲城縣宋家村人氏。為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為人仗義疏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早喪；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鄲城縣做押司 。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莊上館穀，終日追暗，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施棺材藥館，濟人貧苦，關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這段概念性的介紹，一方面說明了宋江在性格上與行為上具有做為一群江湖好漢的領袖必備的好條件。一方面也說明他的家庭是屬於當時比較富有的階層，而他自己則是屬於知識分子與小官僚。若僅就「仗義疏財」「好結交天下 英雄好漢」「濟人貧苦、賜人之急、扶人之困」等行為上的特色而言，晃蓋與柴進這兩個英雄似乎也具備了。不過，柴進雖好交天下英雄，但有時仍不免有欠周到之處，例如:武松去投奔他時，因為武松「喫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有一個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第二十二回)。晃蓋雖然也因為講究江湖義氣在死前一直得到梁山好漢們的擁護而坐上第一把交椅，但是他的手段有時又不免稍欠圓滑，不如宋江之有權謀，會籠絡人心。例如:當石秀、楊雄和時遷準備去投奔梁山泊時，時遷在祝家店偷了一隻雞，被祝家莊的人逮住了，楊雄、石秀到了梁山泊請求出兵攻打祝家莊，晃蓋身為領袖聽了之後不禁大怒說:「這斷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斷首級去那裏號合。」但是宋江卻適時出來替他們說情洗脫，並在事後多方安撫他們。( 見四十五、四十六回)因此做一個領袖而言，宋江的「仗義疏財、濟困扶危」 這種屬於江湖好漢的性格，使他在梁山泊得到充分的擁護，而他的「自幼會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的特性，使他能繼晃蓋之後獲得領導權，並能長久鞏固它。但是也由於他出身於比較富有的家庭，又屬於知識與官僚階層，所接受的家庭、學校、社會教育都是儒家那套忠孝大義所以他雖然上了梁山參加造反的行列，並且終於取得領導權，但是這些個人的背景卻使他把梁山泊這股反抗官府的力量導向妥協、投降的方向。我們試就他加入梁山之前與梁山之後的作為略加分析，便能發現個中原委。
殺姘婦，走江湖
在前面那段宋江出場亮相的臉譜畫完之後，緊接著水滸傳中又出現兩段具體的情節，來說明宋江那種愛好結交江湖好漢、仗義疏財、賜人之急、扶人之困的性格。一則就是他冒生命的危險，去向劫取梁中書送給蔡太師(京)生辰 綱的晃蓋等人通風報信，使他們不致被官府所逮捕(見十七回)；一則就是寫他慨贈閣公一具棺木，並濟助閻婆母女的生活(見十九回)。而這兩件事也成為宋江後來走上梁山泊最原始的原因。那閣婆為了要報宋江的大恩，所以就把她的女兒婆惜送與宋江，宋江雖然答應了，但他原來就不十分重視女色，所以不免冷落了年輕美貌的同居人，閣婆惜因此愛上了宋江一個風流俊俏的同事。而此時晃蓋已投奔到梁山泊，靠了林沖火拼王倫，在梁山泊建立了基業。就派 人去給宋江致書送禮，以謝他冒死相救的恩情。但是宋江一時疏忽，竟把這封信和錢財落在閣婆惜的手上，當閣婆惜握住宋江的把柄，便對他做出種種要脅，宋江為奪回晃蓋的信，所以對閣婆惜的要脅便件件答應，以免吃上通盜的官司，但婆惜仍自不肯將信交出，逼得宋江一時性起，殺了她。從此他只好到處逃亡，在江湖上流浪了(見二十回)。但這時他還沒有投奔梁山泊的決心，雖然梁山泊的好漢們都認識他，並且早已表示歡迎他來入夥，但是他從小所受的教育與出身卻使他堅決要和這批江湖朋友們畫清界綫。例如:
一、宋江在清風山聚集了花榮、秦明、燕順、石勇、呂方、郭盛、王英、鄭 天壽、黃信等一干人馬，正要去投奔梁山泊時，卻收到家書說父親已經亡故，他便棄了朋友匆匆忙忙趕回家裏。到了家裏，才發現原來家書的內容是假的:
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攛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為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見第三十四同)
二、當鄲城縣的都頭據報，知悉宋江潛回故鄉，便帶人去圍捕，宋江反而認 為被官府判刑遠比在江湖上與梁山泊一類好漢為伍還要好。所以便主動向官府投案，
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 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夠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伏侍父親終身。」(見第三十五同)。
不忠不孝
三、宋江終於因殺人罪被發配江州，臨行時，他的父親兄弟都來送他:
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第三十五回)
四、因此，宋江一心一意要躲避梁山泊這些朋友們的搶救，還特意避開梁山 泊的道路，專揀小路走..
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為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著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唬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什麼!」宋江說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鄲城縣劫牢，卻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會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過了路頭，教大小頭領盼附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兄弟抬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要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卻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前面大路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著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們怎地商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著，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 ?」宋江道:「賢弟，是什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晃頭領多時不會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刻便送登程。」......晃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晃蓋把蓋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兄弟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犯罪囚人，不敢久停，就此告辭。」晃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提！這等不是抬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會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諸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願叫小可明喫了官司；及斷配出來，又頻頻囑附；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為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愴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見第三十五回)
吟詩見志，他日身榮
可見宋江思想深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一心一意要做一個忠孝兩全的人，始終並無造反的意識。即使在潯陽樓上吟詩見志，雖被那個失意的書生黃文炳有意曲解為造反之意，其實宋江此舉也不過是一時愁悶自嘆身世有感而發，不見得就真有造反的意思：
(宋江)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鄲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類，配來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清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視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睹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第三十八同)。 可見宋江所想的只不過是「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而已，他既存有「他日身榮」念頭，以及他那套得自他的出身背景而有的忠孝兩全的思想，要他自覺地有造反意識，是很困難的。如果不是因為他的題詩被有意曲解為有造反之意而被捕並判處死刑，他可能還會再一次為了成全自己的忠孝之名而拒絕梁山泊等江湖朋友的搭救，後來梁山泊好漢冒死劫法場，他才只好死心踢地和朋友們上了梁山，一則是因為他已經被判了死刑再則是梁山泊好漢血洗江州，已經和官兵爆發了大規模的戰爭，事實上已經造反了，此時即使回頭也無路可退了，他便只好把心一橫，才造起反來！(見第三十九回)但是宋江雖因迫於情勢不得不上梁山，其實心中也並非真有造反。梁山泊裏，顯然是以宋江為首的非下流社會的人佔較大的優勢，且握有領導權所以當宋江有計劃地改變了晃蓋原來的思想路綫，而漸漸傾向於安協與投降主義時，便得到衆多的擁護。雖然李達屢次表示反對，也終於無法改變宋江的之意，這一點可以從下面幾方面得到證明:
一、當他繼晃蓋之後，坐上梁山泊上第一把交椅時，立刻改原來的「聚義廳 」改為「忠義堂」(見第五十九回)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已充分顯示了他要忠於統治者的思想與立場。
二、宋江每次與官軍臨陣對壘時，他一定要說明自己的立場，並非有意造反 ，而是因為皇帝被小人包圍，朝廷腐敗，所以才要「替天行道」。而他對「替天行道」的解釋實際上已經歪曲為「替天子行道、同分一杯羹」 的意思，也就是「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這種完全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講話的，是以替天子行道自然能忠義雙全了。
主張妥協，封妻蔭子
因此，等到宋江獲得梁山泊的領導權後，他便公然主張向統治者妥協，向朝廷作光榮的投降。而梁山泊裏的英雄，依照他們出身環境又大致可以分成兩 種不同的種類：一種是屬於下流社會的人，如:李達、阮氏三雄、解珍、解寶一鎮一刀，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見第十一回)而這兩種人在 思想路綫。而且像李達這種下流社會的人，又特別重視狹隘的江湖義氣，因此又往往被一個「義」字所限制，將個人的關係放在團體的利害之上，為了表示對宋江盡義便也死心蹋地受命於他。於是整個梁山泊的思想路綫與作為便在宋江的領導下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
錯誤領導，土崩百解
因為宋江自始至終都只是一心一意想接受招安，因此他所努力的便只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如何建立一支強大的力量以造成招安時充分有利的條件，可以 與朝廷討價還價，至少可以憑這支力量來保證他們生命的安全，恢復他們原 有的社會地位與利益。所以當他參加梁山泊的聚義後，便極力擴充梁山泊的力量和地盤，一方面設計網羅人材，使許多無意到梁山泊來的朋友和英雄，在走投無路下，也不得不投到梁山泊來(迫朱仝參加聚義即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見第五十回)，一方面又屢次率衆下山，攻打祝家莊、會頭市等村莊，以劫掠財物糧食。另一個目標就是極力示好於統治者，表示自己並非有意造反，所以對朝廷降都極為禮遇，甚至活捉高俅時，也對他執禮甚恭，還放他回京(見百二十回本，第八十回)，但對會頭市這個擁有自衛性武力的村莊請降時，卻用無恥的欺騙手段把它消滅了(見第六十七回)。由於他這樣一心一意地想著要向朝廷作光榮的投降，所以便只考慮到自己與統治者的利益，而完全無視於真正需要他來幫助解救的人民群衆，更甚的是，他只為了報私仇而血洗江州、濫殺無辜，使得梁山泊後來會變成一個流氓集團而非正義之師，這些作為與真正強盜毫無分別，便是種因在宋江的錯誤領導。也就是說：梁山泊好漢的造反行為和原先所有的革命傾向與意識，如果在一個明智的領袖正確的領導下，可能成為真正「替天行道」的正義之師，但這種可能性卻完全在宋江錯誤的領導下被抹殺、被出賣了！而後來梁山泊接受招安以後，在統治者所設計的陰謀下，雖然為統治者建功效死，卻造成了重大的傷亡，連宋江、盧俊義也在統治者的毒計下被殺，而使梁山泊的武力完全土崩瓦解，完全被埋葬了。
註：本文所引水滸傳原文，均根據世界書局出版之七十回本水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