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臺北<中央日報>，昨(三月八日)天報導了雷儆寰先生於三月七日在榮民總醫院因患腦毒瘤逝世的消息，我不禁感嘆的說，這位朋友，真可算作死而後已的民主鬪士。 

我和雷先生，在重慶已有機會認識。回到南京，我當蔣故總統的幕僚，雖然一貫認為國共鬪爭的勝敗，決定於國民黨能否改變自己的社會基礎，並反對以屠殺為鬪爭的手段，但對「黨外人士」，卻存有菲薄厭惡的心理；而雷先生當時正是負連絡黨外人士的責任，我不知不覺的，也對他存有菲薄厭惡的心理。彼此友誼的開始，是逃難到臺灣，我不斷反省，漸漸體悟到，只有民主才能挽救國民黨。我在香港辦《公民主評論》，雷先生兩次來港，發現他主張只有由國民黨實行民主，才可以團結反共。兩人的政治觀點，在民主這一點上有了相互的了解。《民主評論》的經費，是我向故總統蔣公要來的，他創辦的自由中國》的經費，當時似乎是由教育部資助。此外還有由臧啟芳先生創辦的《反攻》。所以有兩次會由當時教育部長杭立武先生邀約在一起，交換意見，對於以民主救國民黨，以民主團結社會，彼此間有了更深的了解、自信...我們的交往便多起來。 

但在文化上，彼此之間，卻有很大的距離。《自由中國》以胡適之先生為首，以毛子水先生為胡先生的代言人，是反中國傳統文化的。殷海光先生本來和我私人的關係最深，所以開始也在《民主評論》上寫文章；後來因文化觀點便完全走向《自由中國》。《民主評論》當時以錢穆、唐君毅、牟宗三位先生為中心，是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我則一面強調民主，同時也維護傳統中國文化，於是我和唐、牟兩位先生之間漸漸形成要以中國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為民主政治的內涵，改變中西文化衝突的關係成為相助相即的關係。我在政治方面多寫些文章，唐、牟兩先生在文化上多寫些文章。由文化取向的不同，又時常引起兩個刊物的對立與危機。 

二

殷海光先生以後成了《自由中國》的主將，他最恨唐、牟兩位先生，寫了很尖銳的批評文章

；我則奮起為兩位先生辯護，於是不知不覺之中，彼此成了嫌隙。但雷先生性情堅韌而寬厚，對朋友非常有耐心，一直維持住我們間的友誼。我由臺中到臺北時，他常常約集座談，交換時局的意見。當青年反共救國團即將成立時，我有篇批評性的文章寫給他，毛子水先生反對採用，他改動一兩句，依然探用了；這種例子不僅一次。中美協防條約成立時，我從東海大學寫信給他，大意謂國民黨在有危機感時，舉措比較謹慎。因協防條約的成立，國民黨有了安全感，就會故態復萌。我勸他約集十幾位有志節、有遠見之士，組成一個經常性的座談會，每月座談兩次對時事交換意見後，分別寫文章，鞭策國民黨能走向合理的方向。他回信的大意說：「我們批評時政的言論，因為他們(國民黨的領導層)知道我們沒有組織，尚可以忍耐。經常性的座談會，他們會誤解為組織，便更難講話了。」我所以要把此事記出，是說明我們在前一階段主張民主，批評國民黨有些作法不民主，根本動機是要救國民黨，要加強國民黨的力量，絕沒有向國民黨領導層爭權力的半絲半毫企圖。 

忘記了從什麼時候起，大家進一步認為要實現民主，只有在國民黨以外，再成立一個政黨，使國民黨處於合理競爭的地位，這對國家、對國民黨都有好處。雷先生便經常邀集民、青兩黨及國民黨中志趣相同的若干人士，在他家中交換意見，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當時的構想，是希望在美的張君勱、胡適之兩位先生合作，當新黨的領導人。張先生回信贊成，並願與胡先生見面；胡先生回信則含糊其辭，根本不提張先生。過些時候，胡先生回臺灣來了，雷先生特約集大家在他家中晚餐，歡迎胡先生，並正式談組黨的問題。當晚到了二十多人，胡先生一進來，和大家還沒有好好打招呼，便挨著我坐下，和我爭論文化上的問題，因為我曾批評了他。我當即笑著說：今天是談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容許各種不同的文化意見，胡先生現在何必談這些？但胡先生說「這些問題應弄清楚」。以後大家雖然把話頭設法轉到政治上去了，但胡先生始終沒有表示一種明確意見。我發覺胡先生不會陪著大家搞現實政治，而對我又有相當的敵意。假定我繼續參加，則將來謀事不成，大家會感到我應負責任，所以自此以後，便不再參加。這裡我應點明一點，到此為止，民主政治的活動(假定說這也算活動的話)還沒有臺灣本省人在裡面。 

一九六○年，我到日本休假半年，九月一日回到臺北時，雷先生知道了，馬上來到《民主評論》分社，要我和大家見見面。我此時才知道已有本省人士參加，下午在成舍我先生府上和大家見面，雷先生開玩笑的說，「大家都承認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有反對黨，現時萬事俱備，只欠一個領導人。胡博士不幹，歡迎徐先生來幹吧」。我當即嚴肅地說：「各位組織反對黨，我舉雙手贊成。但因我不是搞現實政治的材料，並且有部書急需寫成，絕不參加；所以今天不要把組黨的情形向我說出來。」於是彼此談談日本的情況，我便走了。此時我的好朋友唐乃建先生當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秘書長，第二天(九月二日)一早便約我到黨部，談到雷先生組黨的事，我告訴他：「雷要我參加，我拒絕了。從報紙上劍拔弩張的許多誣衊的報導看，你們好像要有所行動，我非常反對。」唐先生笑笑說：「那你是兩邊都不參加了?」我為了避免是非，從黨部出來後，立即返臺中東海大學。九月四日，轟動一時的雷案發生了，我十分憤怒，在特別到東海大學向我打招呼的一位年輕朋友面前，痛罵了一頓。 

三

以下我敘述若干零星記憶。 

故總統蔣公七十誕辰將屆，由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發表談話，希望各方人士，以進言代替慶祝。雷先生特別來到東海大學，要我寫篇文章，我不肯寫，雷先生說：「你這個徐復觀，就是愛扭，平時不要你說話，你偏偏要說；現在要你說話，你卻又不肯說。我遠來一趟，絕不能空手而回。」結果我只好寫了一篇<我所了解的蔣總統>。撫心自問，我寫的時候，實出於愛護之識。不知怎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轟動，有位在大陸時當過省政府主席的先生，用紅、藍筆詳加圈點後轉送給其他朋友看，《自由中國》這一期，聽說銷售了十一版，當然還有其他比我寫得更好的文章在裡面。因這一篇文章而把我與蔣公的關係拉得更遠，完全是我意料以外的。 

有次我到臺北，雷先生找來了，兩人一起坐三輪車去吃飯。在車上我對他說：「我和你坐三輪車，會多惹是非，真倒霉。」他回答：「笑話...我才倒霉。有人會報告我又和不安份的徐某在一起。」說後彼此大笑。我會告訴他：「你們的社論中有些話實在說得過火，何必?」他嘆息地說：「我不是不知道。文章寫出來後我要把些過火的話去掉，他們(寫社論的人)就大發脾氣說再也不寫，我只好將就。」有次我過舊曆年到臺北中心診所檢查肝病，他特別把排好的一篇社論送到我的病榻要我看，我調整了幾個字，同時勸他：「政治問題是急不來的，我覺得你有些燥急了。」他說：「你比我小一大節，可以不急，我已這大年歲，不急不行。」但有一次他也嘆息地向我說：「這幾年請你到臺北，你總是不來，我很恨你。現在想想，來又有什麼用，還是你對了。」他的堅韌寬厚容忍的性格，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民主鬪士的性格。我不只一次的向他說：「你比適之先生偉大得多，為什麼要這樣佩服他?」他總是答道：「你不了解胡先生。」在最近印出的回憶錄中，花了相當篇幅，為適之先生辯護，他對朋友，真可謂生死不渝。在這一段斷斷續續地十多年的交往中，我認識另一位與雷先生性格相近的朋友，便是夏濤聲先生，但他不及看到雷先生的出獄而已先逝世了。 

四

雷先生下獄後，有不少朋友因悲憤而發為歌詠，其中最使我感動不已的是詩人周棄子先生的「銅像當年姑漫語，鐵窗今日是凋年」之句，我也有和繭廬的一首七律，中間有一聯是「一葉墮階驚殺氣，微霜接地感重(平聲)陰」，也能表達出我當時的感情。我想到他在獄中漫漫孤寂的生活，會把日人忽滑谷快夫著的兩大冊禪學思想史送給他，並附一短信，大意說：「你對民主已親身作了實驗，現在獄中，也不妨對禪宗所說的境界，在生活中實驗一下，可能對健康有好處。」這部書，他出獄後還給我了(這部書上冊屏頁右上角還留有「新店自力新村書刊檢查」的小圓圖章)。他在獄中，依然不屈不撓地作他在監獄中可以作的民主工作，這即是四百萬言的回憶錄。他不肯像我一樣，在現實上走到盡頭時，便逃進古代各種各樣的思想領域中去，這正是我比他渺小得太多的地方。 

他坐滿不折不扣的十年監獄出來時，我已在香港。一九七一年暑假我返臺灣住在臺北市光復南路三十四號三樓妻買的一層樓面(早已賣掉)，當然會去看他的。誰知我還沒有去，一個清早，他便來了，妻實在有些發愁，因為知道他還在監視之中，而我們惹夠了麻煩，不願再添點什麼。但他坐下來，依然熱情洋溢，一如當年，談得非常高興。臨別時，鄭重地向我說：「有一個重要文件，你非看一下不可。」約好第二天早上在衡陽路大三元酒樓上見面，同吃早點。他住在木柵，到衡陽路要比我遠兩倍或三倍；我七點鐘左右到，他已經等許久了。拿出一份文件給我，叫我帶回去看。我到家裡打開一看，原來是他寫給政府當局的一封長信，內容不外是「要反共，便必需民主」的這一套說了幾十遍的老話。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由美返港經臺。進榮總檢查身體後，在青年會住了幾天，知道他已患了前列腺癌，生命無幾，便約同齊鐵生先生(這是他出獄後幾乎是唯一可以常來往的朋友)一起去看他；見面後，不像想像中的衰弱。他除了又一次詳細敘述一九四九年四月左右在上海幫助湯恩伯將軍的保衛戰時，他極力反對濫捕濫殺的故事外，再三勸我應赴美國去求發展。我說：我既不懂英文，又這樣年老，赴美國便是等死，還有什麼發展？但他一直堅持：「以你的學問，應當到美國去」。他夫婦兩位要請我吃飯，齊先生設法謝絕了。我知道這是和他最後的一面，在有些悽惻的心情下，和齊先生向他告辭。年來我不斷地想，他何以會這樣地勸我。 

他在已經為日無多的餘年中，終於寫出了一部簡單的回憶錄，並終於能在香港印出，這表現了他爭歷史是非的堅強意志。將來的史學家，自會從他這類的材料去了解歷史。他這部回憶錄從文字技巧上說，寫得並不算十分成功，因為他此時的身體已經不行了。但我從這中間了解到許多我所不會了解的事情，例如其中「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二)毒素思想產生的原因」的(5)，分明是指我說的，我在國民黨中有這樣多的朋友，卻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使我有反省的機會。尤其難得的是，他寫得非常質樸真實，絕沒有因感情而來的誇大，這可以說是由於他的民主素養。從去年十月北京民主牆上的大字報看，可以斷言，中國不論走那一條路，必然要通過民主這一關，否則都是死路。而現在的人民，將來的史學家，在評斷政治人物的是非功罪時，必然以這些人對民主的態度為最基本的準的，玩弄假民主的，其罪惡必然與公開反對民主的人相等。綜合我真正認識雷先生以後三十年間，他的情形，正是中國知識份子為民主而奮鬪的大標誌。我含淚寫這篇雜亂的悼念文，要為他的歷史地位作證。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至十五日<華僑日報>

徐復觀（1904年－1982年），原名秉常，字佛觀，生於中國湖北浠水縣徐琣場鳳形灣。新儒學的重要人物，對中國文化和藝術也有許多獨到見解。

生平 

徐復觀早年就讀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湖北國學館，在此奠定其國學基礎。後東渡日本，相繼就學於明治大學、陸軍士官學校。曾在中國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參謀總長辦公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當幕僚。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頗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蔣中正賞識，並亦曾以國軍少將軍階、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駐延安，歷時半年，與中共最高領導層有所過從。他曾寫道「與毛（澤東），長談過五次以上，並曾誠懇地向他請教過。」又稱於1943年秋由延安回到重慶，向蔣報告：「中共有能力奪取全面政權，假定國民黨這樣下去的話」。

來到臺灣後，棄武從文，精研儒學，發表不少學術論文，先後任教於臺灣省立農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前身）、東海大學、香港新亞書院（今併入香港中文大學）。1949年於香港創辦著名自由主義刊物《民主評論》，並擔任該刊主編，被視為「以傳統主義論道，以自由主義論政」之人物。並曾投稿參與雷震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民主評論》的資金最初來自中國國民黨，但因為《民主評論》鼓吹民主，批評君主專制，引起蔣中正不滿，經費改由行政院教育部補助。

1960年代，錢穆與唐君毅於香港籌辦香港中文大學，徐復觀亦曾在中大講學研究。1968年，與東海大學同事梁容若發生筆戰，徐復觀批評梁容若在抗戰期間被日本吸收，是漢奸。因此論戰，徐復觀在1969年被迫自東海大學退休，離開台灣。同年秋，來到香港，至新亞書院任教，以寫政論雜文聞名。直到1976年5、6月間，香港左派人士才駡他是「文特」「蒼蠅」。此前都是各行其是，和平共處。自序3於臺灣期間徐復觀因罵李敖「小瘋狗」被李敖一狀告上法院，但獲判無罪。1982年4月1日，病逝於臺灣。生前曾口述遺囑：「余自四十五歲以後，乃漸悟孔孟思想為中華文化命脈所寄，今以未能赴曲阜親謁孔陵為大恨也。……」。 

座右銘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重要語錄

1.「兩漢思想，對先秦思想而言，實係學術上的鉅大演變。不僅千餘年來，政治社會的局格，皆由兩漢所奠定。所以嚴格地說，不了解兩漢，便不能澈底了解近代。即就學術思想而言，以經學史學為中心，在加以文學作輔翼，亦無不由兩漢樹立其骨幹，後人承其緒餘，而略有發展。」

2.「治中國思想史，若僅著眼到先秦而忽視兩漢，則在『史』的把握上，實係重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