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由中國》雜誌於1949年11月創刊，發行人胡適、雷震、殷海光負責編務，是1950年代少數異議之聲，1959年6月反蔣三任總統、1960年從宣揚反對黨，到籌組「中國民主黨」，觸怒當局，同年9月警總以《自由中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涉嫌「叛亂」、「包庇匪諜」等罪名，逮捕雷震等人，雜誌停刊。文史作家武之璋蒐集《蔣介石日記》等新材料，自不同角度切入此一史實。

蔣把大陸失敗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自己待人太仁厚，太重視制度，太尊重法定權責。

蔣介石生於亂世，後來成為亂世領袖。雖然蔣以軍人身分參加辛亥革命，領導北伐、抗日。但是早年蔣的性格卻有過人的度量，甚至有民主氣度。

蔣介石走向獨裁如蔣在北伐成功以後，一再容忍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的叛變，抗戰期間能統合所有地方派系一致對外，蔣一生用人也大致能做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蔣在國政大事上雖有主見，但亦不偏聽。施政雖嫌專斷，但亦常博採眾議，查納雅言。但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共內戰日趨不利。蔣在眾叛親離以後，性格漸漸產生變化。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內憂；桂系聯合孫科等反蔣分子及外患；剿共戰爭失利的情況下，第三度下野。

蔣在下野當天日記中曰：「本日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覺心安理得。感謝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順利引退，實為至幸。」此時離蔣當選總統僅8個月。

蔣雖在當天日記中表示心情平靜，但是面臨這樣大的挫敗，尤其是許多老同志老部下都背叛他，心情憤懣可想而知。

1月26號蔣在日記中反省「……桂系叛離已有4、5次之多，豈啻今日始乎！往日大好機會肅奸建國，20年來，屢得屢失，豈獨桂系？而中共亦無不如此。所謂政治寬大與民族仁愛之精神，今皆成為自取滅亡之禍根矣！政治果真非殘殺與橫霸不可乎？」

蔣第一次在日記中檢討失敗的原因，歸罪於自己太仁慈、寬大。

2月19日蔣日記中，上星期反省錄第二條「今日離叛與加害、反對我者，皆余昔日為情面、為敬愛而提攜之人也……此次所受之教訓，政治上只有怨讎，而無恩義可言。

蔣對親信叛離之痛恨，情見乎辭。

4月15日上星期反省錄第二條「……張發奎、李漢魂等，所謂舊四軍系，自15年北伐以來，屢叛屢撫所養成之後患，致有今日忘恩負義與以怨報德之惡果，可知政治只有執法以繩叛徒，只有畏威而不懷德，絕不能以情與誠所感召。此次下野之經歷，不僅增進我政治常識，亦是改變政治觀念，發現我往日仁義政治之錯誤也。」

蔣對過去的領導作風，做了全盤否定。這也是蔣性格的一個轉捩點。蔣開始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獨裁者。

在國府風雨飄搖之際，內部派系依然明爭暗鬥。蔣對此異常痛恨。如當時空軍總司令是周至柔，副總司令是王叔銘。蔣常單獨召見王叔銘，周在蔣面前常表不快。6月11日蔣召見林尉、陳誠、周至柔、桂永清等。會後用餐，餐後留周訓斥之。日記曰「聚餐畢，訓示周之觀念與觀念錯誤與危險，說明余之革命領袖權力，並不關於總統名義、職位之存否，尤其無總統職位，不必有法律之限制，故今日對革命軍隊，有絕對無上之權力也。」

6月12日蔣的日記：「續昨反醒（省）余為復興革命，徹底反醒（省），以往領導幹部之無方，不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幹部對余之觀念與認識，有如此錯誤，僅重視法定總統之職位，而不以革命領袖之身份待之，殊為慚怍。但余在台，絕不放棄革命領袖之責職，任何人亦不能加以違抗也。」

從以上的日記，蔣把大陸失敗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自己待人太仁厚，太重視制度，太尊重法定權責。所以造成眾叛親離的局面。在台灣決心做一個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革命領袖。

完全不同的反省

為了貫徹蔣的反省，修正以往的錯誤，蔣到台灣後採取了以下舉措：

一、所有軍隊抵港後徒手下船，接受整編。徹底完成軍隊國家化。非中央嫡系之將軍皆不再准其帶兵。多授以戰略顧問名義，解甲歸田。

二、從事黨務改造，任用新人。瓦解孔、宋及二陳勢力。放逐陳立夫到美國。

三、整頓並擴大特工組織。合併中統、軍統為調查局，加強警備司令部權力。並將特工系統的整合、指揮權力交給蔣經國。

四、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強化軍政幹部革命思想。

五、成立政工幹部學校，培養各種軍中人才。

六、整肅任何有共黨嫌疑或美國支持之軍人。孫立人案即是一個案例，蔣懷疑美國人支持孫立人反蔣而遭到罷黜及終身監禁的命運。

但是有大批追隨國民黨來台以胡適為首的學者，以及雷震、陶百川、蔣廷黻、王世杰等官員。他們對大陸失敗的檢討與蔣介石大不相同。他們認為大陸失敗是因為蔣獨裁，國民黨腐敗以及沒有及早推行民主憲政的結果。這批外省學者、國民黨開明派官員，加上一批台藉菁英。他們於1949年11月20日創辦了《自由中國》半月刊。（待續）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