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自由中國》創辦之初，雷震即有另組政黨之考量，但是胡適態度模稜兩可，殷海光則不贊成。
《自由中國》創辦之初得到了蔣介石與陳誠的支持。當時蔣對失去大陸也在痛定思痛，進行黨務改造。而《自由中國》標榜的宗旨標示在每一期前幾頁的小框框中：
打壓異音不擇手段
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社會。
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乍看之下無論反共、政治改革、推動民主。都與當權者的目標一致，再加上自由中國集團許多是國民黨的黨政要員。《自由中國》成立之初，曾向蔣介石報備，並得到蔣及陳誠的支持，所以開始雙方有很短暫的蜜月期。但是雙方對民主法治的認知不同，標準不同。對大陸失敗的原因的檢討更是南轅北轍。所以雙方必然以決裂收場。
《自由中國》上市以後銷量蒸蒸日上。1951年夏道平先生寫了一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批評當時保安司令部的金融管制政策。雙方關係開始惡化。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70歲生日。蔣宣稱避壽，鼓勵大家用「建言」、「壽人不如壽國」來為蔣祝壽。當時《自由中國》信以為真，就出了一期「祝壽專號」。胡適寫了一篇〈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總統祝壽〉。諷諫蔣先生應該像艾森豪一樣，重視分工、授權，不要事必躬親。此外，雷震、陶百川、蔣勻田、徐復觀、徐道鄰等都寫了批評時政的文章。
祝壽專號一出，洛陽為之紙貴。國府動用各種機關、媒體、御用學者攻擊《自由中國》，甚至誣以勾結共黨「為匪張目」者，但是祝壽專號聲勢一直不衰。到1957年3月16日已經印了第9版。
祝壽專號使國民黨與自由中國徹底翻臉。國民黨出動大批特務，監控雷震行蹤。同時恐嚇印刷廠不得替《自由中國》雜誌印書。雷震迫於無奈甚至求助黃少谷。希望黃出面向特工單位求情，不要恐嚇印刷廠。黃少谷在政界雖以圓融見稱，但黃知道特工官員不會買他的帳。但又想幫這個忙。情急之下居然向雷震說：「我找老闆（印刷機老闆）來說何如？」
國民黨打壓《自由中國》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但是國民政府不少要員暗助《自由中國》，蔣介石也一直隱忍不發。1957年《自由中國》推出一系列的社論。名曰〈今日的問題〉從政治、經濟、軍事、民主、法治到反攻大陸問題，容許反對黨問題等。尤其對反攻大陸問題要實事求是，勿唱高調。被當局指控為倡導「反攻無望論」。
早在《自由中國》創辦之初，雷震即有另組政黨之考量，但是胡適態度模稜兩可，殷海光則不贊成。但隨著《自由中國》影響力越來越大，隨著國民黨對自由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壓迫。雷震、傅正組黨的念頭日益強烈，認為國府根本沒有改革的誠意，台灣只有另組新黨，發揮監督、制衡力量，台灣才有前途。自由中國集團支持此一論調的人也日漸增加。
1960年蔣介石兩任總統任期屆滿。依法不得連任。但從各種跡象看來，蔣是準備連任的。《自由中國》連續數十篇文章反對連任。1月7日：「飯後我說，端木說過，蔣先生如3任則是偽朝，胡先生不能事偽朝，必須辭職，故我們元旦號寫這篇文章，以求發生萬一的效力。端木繼云，今後如3任，他做不做律師是個問題，因為法院皆偽也。」
知識分子反對連任
由此可見，當時知識分子對蔣連任的惑度，也可見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風骨。
3月1日的《自由中國》可說是反對連任專刊。內容有社論：〈不要再玩政治魔術──告國民黨當局〉，一篇是〈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另一篇海外聯合宣言〈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攻擊力道之猛，已經超過了蔣政權的紅線。
但是反對終究無效，後來蔣透過大法官釋憲以及修改《臨時條款》的方式達到連任的目的。蔣連任成功以後大家非常氣憤。
3月16日：「上午到社，11時上南港，在胡先生處午飯，他對《自由中國》再版、3版，極為憂慮。怕當局在勝利之後，得意忘形，故將蔡孑民先生請辭北大校長登報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告訴我，希望我注意及之。因為大家喝采，使當局妒嫉，可能使《自由中國》夭折。……飯後談天，我問他今後怎麼辦？他說只有民、青兩黨和國民黨民主派和台灣人民合組反對黨，如果組成了，他首先表示贊成，他自己不參加，留幾個無黨無派分子比較好，如果他參加，我們推他做主席，那便無法推卸了。」
胡適內心深處是希望組黨成功。但是胡也預料到了危機。故以「殺君馬者道旁兒」這句成語來警告雷震。（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