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ill Remember You ☆作者：何步正
世界哲學大會最近在北京舉行，本次與會參加者超過七千多人，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地。這次大會的主持人，是北大的杜維明先生。
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四之間，杜先生年青英茂，剛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在普林斯敦大學講授中國哲學思想，經常來往美港台之間。
本文即發表於大學雜誌，一九六八年八月。斯時，杜先生三十多歲，我十九歲在台大經濟糸，主編大學雜誌。杜先生大作中提及的多位前輩，俱作古矣。其中，勞思光，牟宗三，徐復觀都在香港一段時間，因緣認識，謹補記之。
杜維明先生，那時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後，是大學雜誌的經常作家，時有往還。我畢業後回香港，杜先生到香港辦一些私事，要去香港政府辦事處辦些手續。他不懂廣東話，要我陪他一起去。其中一個文件，要他的個人照片。在辦事處有自動拍照的的自影室，杜先生進去自拍，迅即出來説不能自拍，原因是，自拍機只接受硬幣不接受紙鈔。那是一九七O年代。四顧無人，我告訴他，站着等我。我跑去樓下買一份報紙，順道請之換多幾個硬幣，跑回去把硬幣給杜先生完成自拍。杜先生拍照後，居然崩出一句話：I will remember it .香港中英話混雜講不稀奇，出自漢儒之口，我突然有些神奇的感覺。
勞思光和年宗三那時都在香港新亞，我在中學生時代，在香港參加了中國學生周報的學術組，我是組長，每個月的其中一個星期，例必有一個專題演講，勞思光，牟宗三，鍾期榮，都是我歡迎邀請的主講人。勞思光先生語速甚快，他不講廣東話，要有一個學生陪着也，一句一句轉講成廣東話，聼眾大部份是中學生，因為中國學生周報學術組的成員就是中學生。
牟宗三先生喜歡下圍棋，査良鏞（金庸）在一九七0年代，有一個圍棋組，每月一次到他香港半山的大宅下棋，他請吃晚飯。到局的除了主人金庸外，牟宗三，胡菊人，劉述先，何步正都是常客。牟宗三下的是快棋，幾乎你一下子，他就立即下子。很多人受不了快棋這個壓力，避戰，我年青，才二十歲出頭，不在乎。大部分時間因此都是牟老和小何我對下。我拿黑子，敬老。牟先生愛纏鬥，不怎麼在乎大局。因為要下快棋，我就會經常出臭棋，輸得不亦楽乎。但只要不下臭棋，牟先生就要大敗。不論大局如何，牟先生都要下到滿盤最後一手，多次看來贏定，倒是打忌來打忌去，一不留神，牟先生就會翻盤大勝，牟先生會微微笑，笑在心底下，開心透了。年軽人，你又輸啦。
徐復觀先生離開東海住台北，和白先敬（白先勇弟弟）的住處很近，。很多時，我去先敬家談出書事，就順道拜候徐先生。我那時侯十九歲，在台大念書，初生之犢不畏虎，主編大學雜誌，經常向殷海光，徐復觀先生請益，不知風險。徐師母的炸醤麵超好吃。徐先生健談，掌故特多，而且結合現實，讓你舉一反三，得益良多。
白先敬早逝，十分可惜。白是性請中人，直爽能幹。白先勇溫厚親切，兩兄弟性情，大不相同。我和先敬那時侯少年輕狂，在客廰亂哄哄的，這位哥哥依然微微微笑，讓你們自己吵個夠。
徐先生後來去香港，住美孚新村，我和朱國能，馮耀明經常去看望徐先生。徐老的國語別有味道。徐先生說,要命還沒有來。我們曉得，他是說馮耀明還沒有來。徐先生每個月，有若干天固定吃素，而且，規定他請客，這規矩是他定的。徐先生在香港終老，去世。
(作者為本站主編)
從「自我建立」到「國際學壇」一些雜感似的答覆 (上) ☆作者：杜維明
作者剛在哈佛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明天起將在普林斯頓大學講授中國哲學思想
（本文發表於大學雜誌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我寫出「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和「爭取國際學壇的發言權」兩篇短文以後，引起了某些讀者的誤會與苛責：以為我不知道專家學者與知識學之間的區別；以為我不顧廿世紀的參與精神(SpiritofParticipation)仍舊在宣揚象牙塔式的經院主義；有位稍具幽默感的女仕甚至以為我在野人出版社所發行的「大學雜誌」上販賣野人頭。
然而除了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以外—事實上比較尖刻的人身攻擊都已被編輯們善意地删去了—我願意接受所有的批評。因為誤會多半是由於我的文字不够精鍊所引起的，有些苛責也確是由於我的語氣過份强烈所激起的，至於無明的怒火本來也是值得諒解的。不過只根據文句中所帶的幾分狂氣來揣測我的為人和我的寫作動機那就未免離譜太遠了。常先讓我從自己的「立言宗旨」，也就是我寫為兩篇短文的機緣和對象開始。
二
我雖然很欽佩西方哲人「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並且承認追求真理的本身即含著莊嚴的意義，但是把全幅生命投注在圖書館或實驗室裡作研究，與外在世界毫不發生關涉的專家學者却不是我最響往的「人格型慧」。我更欣賞敢於面對現實，勇於戰勝自己並且能够開拓人生境界的「智識之士」。因此我總覺得儒者以天下為已任的抱負，君子以踐仁為職守的氣魄都只通一技一藝的專業人才更為難得。可惜我們當今所面臨的問題不只是缺乏有大志的青年，而且在這極少有大志的青年中許多又不自覺地走入狂想之途；也就是不經過磨練或訓練就想發生很大的影響和力量。
在傳統中國，讀書人可以作的事情極多。他們進可以對國家政策直接發言，甚至斥責權奸批評天子，退也可以在地方上推行縣治，提倡鄉約、社學。即使完全脫離政壇也可以在社會上作領袖。在山林裏作名士。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自然也可以在政治、經濟或社會上一顯身手，因此每一行每一業都有讓知識分子們施展才華的機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精神就在於不畏强權，不顧風險，甚至不顧惜性命地向「現實」挑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於‟滿清“，五四學生之於軍閥；抗戰青年之於日帝，鳴放作家之於毛政權都是極明顯的例子。不過儒家君子的潛力不只表現在「政治意識」(PoliticalConsciousness)而且表現在學術文化。如果我們想要發揚「士」的精神，不能不仔細體味君子無一朝之憤而有終身之愛的古訓。..
五十多年來我們從未缺少「憤怒的青年」，今天海內外的知識分子都有所謂「失落」或「無根」的感覺，順著這種莫明其妙的感覺到處都有需要發洩的文人和需要出氣的騷客—在學術界服務的人士以及在家庭裡服務的主婦都在所不免—因此我覺得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欠缺的不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憾的壯夫，而是好學深思，有文化的感受，有「終身之爱」的「勇士」。要想履行「勇士」的職責，我們自己必須先能在學術文化上堂堂正正地站起來；「隔離的智慧」和「孤獨的靈魂」只有在這個層次上才有確定的含意。有人以為知識分子一旦脫離了社會，他就失去了影響力終至被大家所遺棄。這種觀察不但是靜態的而且與事實不符。從人格發展的立場來探索，文學家家湯瑪斯曼(Thomas Miann)，哲學家像羅素(B.Russell)，神學家像保羅提力克(PaulTillich)，史學家家湯恩比(A.Toynbee)，物理學家像愛因斯坦(A..Einstein)這些在塑造二十世紀的價值觀念中發生了極大影響的人物都經歷過一段智慧的延展期(intelectualmoratorium)，也就是「一番潛沉內斂的真工夫」，有了這一段工夫，他們的感化力才遠比宣傳家和煽動家的五分鐘熱度來得廣大，來得深刻。所以自我建立的工夫不但是形成知識分子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知識分子的影警力能够深入社會人心的主要因素。羅賓斯坦(Rubinstein)受觀眾們喝采叫好的盛況是顯而易見的，而他日以繼夜，的苦練精神以及臨場時戰戰兢兢的恐懼心理却很少為外界所知，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我們連知識分子必須先建立自己才有資格談影響社會的論點都不能忍受那就未免太浮夸了。這是我寫「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一短文的主旨。
三
如果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確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之一，那麼中國文化的研究在國際學壇上所佔據的地位以及中國學人在世界學術界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每一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關切的問題。我寫「爭取國際學壇的發言權」一短文的主要用意即是點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提請大家注意。我舉出日本的京都、荷蘭的來登以及香港等地研究中國文化的特色也不過是盼望海內外的青年朋友能够擴大視野，開拓心胸，跳出自己的門戶之見，争中國文化的「百年」而不争個人恩怨的「一日 」。固然我的選擇只能代表主觀的抽樣。但是我的立論却根據着客觀的事實以及親身的經驗，現在分述如下。
四
「漢學」一名辭的本身是否有貶斥之意？
Sinology是否已經過時？是近年來在學術界常常爭辯的問題。『亞洲研究學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兩年前曾經刊載過一連串有關「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及「漢學」兩行間互相合作的論文，現在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周法高先生有「漢學論集」(正中書局，一九六五年) 書對這問題闡述甚詳，我不擬在此多該，但是有兩點常識必須稍加說明。第一，日本人可以認為「東洋鬼子」是侮辱，中國人不必逃避「漢人」或「唐人」的稱呼。因此我們儘可對支那學表示反對似乎不需要痛恨漢學。第二，中國文化可以從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等學科所提供的方法來分析，今天也儘可以沒有「中國的物理學」，但是學術界有關於中國文學，中國哲學或中國宗教的研究是必須承認的。因此，我覺得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化的青年學子，若要想爭取國際學術界的第一線，既不能忽視日本的漢學家，也不能忽視歐美的Sinologists。當然，談到日本京都的漢學成就難免要牽涉到民族情感的問題，我應當先把自己的立場表白清楚。我生在抗戰時期的昆明，對日本軍閥的暴行至今仍有切膚之痛，也許永遠忘不了在日機轟炸下僥倖生還的情景。但因為我在建國中學讀書時有一位私交極好的日籍同學，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又結識了幾位日本人，加上去年親自到日本京都大學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去參觀過，所以不願意因為痛恨日本帝國主義而抹殺掉當代日本學者們在學術界的成就。現在根據周法高先生的記載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日本京都及東京两座大學裏以畢生精力研究中國文化的專家學者就有七十多位；京都大學在一九六四年所開的課程竟包括下列諸種：中國思想史，漢初思想史論，陸賈新語，以宋辭為中心之道家思想，王守仁德醫錄，劉知幾史通，清代財政之研究，遼金元的研究，中國之神話傳說，隋唐帝國史之研究，清末之革命思想，敦煌與西域，一條鞭法與地丁併徵，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資治通鑑，中國，古代美術史概說，中國地方志之研究，中國文學史，中國語學概說，北宋之散文，明清小說，六朝詩.人論，蒙古語學等等。這些課程或是大班講授或是小組討論，有些還由聞名全球的學人如宮崎市定，佐伯富，貝鑫茂樹：吉川幸次郎及小川環發樹等親自主持，這不過是一個例子，至於學術論著那就更是洋洋大觀了。我們能够忽視這些成就說漢學已落伍了，歐美人現在講「區域研究」或「東亞研究」了，日本學者的成績可以一筆勾銷了嗎？
(明日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