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依序為郎德裕、卓清湖、汪榮祖、吳相湘、胡適、林群笑、陸善儀、周書品、郭正昭、周爾美
在1979年的臺灣《夏潮》雜誌上，曾刊出一篇分析《大學雜誌》幾萬字的長文，這篇頗具學術味的文章署名為南方朔，這個名字後來在臺灣政論界響噹噹。被媒體譽為“替臺灣讀書”的他，第一次以南方朔這個筆名登場，就與一本叫《大學雜誌》的刊物緊密相連。
其時這本《大學雜誌》早已關門大吉數年之久，南方朔沒能成為其中一員健將。那麼憑什麼這本雜誌在消失多年後，仍值得有人研究分析和懷念它呢？原因是《大學雜誌》可謂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自此之後自由主義者如此大規模發聲猶如廣陵絕響。
眾所周之，胡適與雷震創立的《自由中國》使得大陸自由主義餘緒在臺灣易地生根，並企圖建立思想和政治的嘗試。然而作為“諍友”的《自由中國》卻不能被國民黨所能容忍，在1960年被當局無情地查封。之後大陸舊的自由主義與臺灣新生自由主義進行一次聯合，催生了《文星》時代的到來。作為《文星》旗手的李敖站在現代化的角度，一手批評中國傳統一手宣揚西化理論，在知識青年裏產生了很大影響。
1965年12月《文星》又停刊，剛要起步的臺灣民主運動再度遭挫。正好《大學雜誌》頂上了空缺，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他們用的字眼、他們所追求的理想、他們所動用的思想資源，全部是自由主義、傳統憲政民主的東西，基本上是從《自由中國》繼承下來的。
新生自由主義者的奮起
1968年1月，《大學雜誌》由幾位在校大學生創辦。在創刊號的《編者的信》中，這些青年學生宣稱：“現在讓我們……共同來從事一個實驗，看一看知識份子經由正真及公正態度而發出的言論是不是就不會贏得重視？”
那時正值臺灣經濟大幅增長，國民黨遷臺經過這麼多年發展，整個社會發現有一個經濟的出路。老百姓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準，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的娛樂活動如雨後春筍，人們思想也開始呈現百家爭鳴。
《大學雜誌》的創辦者鄧維楨是一位韌性極強的文化拓荒者，那是他還是臺灣大學大二學生，卻自己出錢出力胼手胝足，一手策劃這本意義重大的雜誌誕生。鄧維楨找了一位苗栗鄉下的教員林松祥作發行人，請來正是臺大經濟系大一學生的何步正任總編輯。雜誌主要編輯郭正昭、陳少廷、王曉波等人，都是心懷大志的青年學生。
由於這些創辦者都尚是在校學生，財力非常有限，僅憑其熱情奔走呼號，幾乎耗盡了所有時間與精力於這本新刊上。王曉波等人更如沿門乞討的托缽僧，在臺大宿舍挨戶推銷。這幫胸懷利濟天下夢想的青年，全憑一股沖勁要為這個沉悶的時代開闢一個可以提供新鮮空氣的窗戶。
《大學雜誌》辦刊不到幾期，鄧維楨的財力就難以為繼，於是找了在中研院近史所任助理的張俊宏。在張俊宏聯繫青商會的一些朋友資助，才讓《大學雜誌》度過經濟危機。之後在蔣經國“吹臺青”政策下，張俊宏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使得雜誌有機會跟上層接觸。
張俊宏介入《大學雜誌》之後，不但穩定了財務，並且網羅了當時臺灣一代知識精英，有陳鼓應、胡佛、楊國樞、孫震、施啟揚、李鐘桂、李鴻禧、劉福增、許信良、包奕宏、丘宏達、張紹文等人。其中的胡佛、楊國樞等都是剛留學回來的社會科學家，在學生中間有一定的影響。
本來校園裏一幫青年學生辦本雜誌，從開始時很有校園特性，談些風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會變化，孤懸在國家民族和社會大眾之外，對新聞管制者來說無所謂。在當時“報禁”的大背景下，當局對媒體管制也是看影響力的，報紙、週刊是首當其衝的，而月刊顯得沒有那麼重要，《大學雜誌》是月刊，所以管制就更顯得松一些。
進入1970年下半年後，《大學雜誌》進行改組擴充，變為呼籲政治革新的言論機關，次年由丘宏達出任名譽社長、陳少廷任社長、楊國樞任編輯委員會召集人。支持者是一群本省與外省精英，成了這批有志青年問政的陣地。這些青年身為《大學雜誌》的讀者與作者，對於雜誌上每位作者的名字都備感親切。這本小小的雜誌作為發言平臺，使他們有著“吾道不孤”的喜悅。
由於這本雜誌的成員變了，開始關心本地新聞，談論本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比如它關心臺灣農村貧窮問題、政治不民主問題。有關言論自由、開放學生運動、政治改革等議題一一被提出。從而形成了20世紀70年代初，宣導臺灣政治改革的一個重鎮。
青年人的“革新保臺”
《大學雜誌》興起之時正值臺灣社會深處挫敗感之中，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外部生存環境困難起來。當年提出“反攻大陸”口號越喊越弱，已對大家沒什麼吸引力。這些挫折使得原來只不過是青年人放言空論的《大學雜誌》，從而有機會形成知識份子空前的集團。當時臺灣知識份子有了嚴重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本質是民族主義的變型，衍化成“革新保臺”的欲望。
加之蔣介石已經年老體邁，而國大代表平均年紀都是66歲老人。在眾多元老環視下，蔣經國的接班未必順利。蔣經國的革新勢必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因此需要與年輕人合作來掃除障礙。他鼓勵青年關心國是，主張提拔青年才俊，所以才支持《大學雜誌》的大鳴大放。《大學雜誌》與蔣經國的關係，猶如當年《自由中國》與蔣介石的關係。
1970年10月，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在“青年人國是座談會”提議出版《中國青年》，與會人士恐該刊物國民黨色彩太濃而遭排斥，於是決定集體加入《大學雜誌》來推動革新，使得這本雜誌聲勢壯大。
蔣經國基於複雜的動機，鼓勵這群青年辦這份《大學雜誌》，卻意外地為臺灣的民主運動打開了一道小門。蔣經國主張“革新保臺”，所以改革救亡的熱望充斥在每一個熱血青年身上。《大學雜誌》作為當時臺灣唯一一本崇尚民主、提倡革新的刊物，遂成為關心國是的知識份子的橋樑。
1971年元月號的《大學雜誌》，大幅度地呈現出對現實政治的關切。陳鼓應與劉福增、張紹文在《大學雜誌》上聯名發表《給蔣經國先生的信》，呼籲政治革新。之後陳少廷發表《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張俊宏發表《消除現代化的三個障礙》等重要文章，大聲疾呼政治革新。
其中要數陳鼓應最具代表性之一。如果說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的貢獻主要是在理論上的話，其弟子陳鼓應則是一位身體力行的自由主義者，他加盟《大學雜誌》後，陸續在雜誌上發表《容忍與瞭解》、《言論自由在臺大》等文章，抨擊當局的保守與封閉，建言革新政治和言論自由，號召知識青年積極參與政治。
當時在校園或知識界裏，談論憲政民主的訴求，最重要是要求中央民意代表改選。本來立法院、監察院和國大代表都是從大陸來的那批代表，後來一直沒有選過，所以那時首要是民意代表改選，讓臺灣能夠選出他們中央級民意代表。《大學雜誌》不斷發文鼓吹，成為此項革新的急先鋒。
1971年年初，由於日美雙方擅自把釣魚島主權歸屬日本，使得臺灣“保釣運動”大規模爆發，《大學雜誌》刊登了大量的“保釣”文章。是年4月雜誌上發表由93名學者、中小企業家等共同署名的《我們對釣魚臺列嶼問題的看法》。有形無形助長了青年學生的聲勢，使“保釣運動”得以合理化，成為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
唯在保釣的立場上，《大學雜誌》內部有了分歧。當時臺灣西化之風正熾，大家受其影響對傳統文化缺乏信心，青年思想傾向則因“保釣”而轉向於民族主義。1972年，張俊宏和陳鼓應分別訪美，正值留美學生 “保釣”高潮。但他們兩人訪美回臺後的感受即截然不同，這導致《大學雜誌》內部“土”“洋”兩派分裂，到1972年12月還在臺大校園發生“民族主義座談會”論戰。
《大學雜誌》群體不僅對上層政治和國家命運關心，而且組織學生“社會服務團”，把目光向下關注下層民生。當時臺灣社會正處於經濟開始起飛的年代，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都市外緣、流向工廠、加工出口區，臺灣的都市無產階級的雛形開始出現，所以《大學雜誌》開啟了若干社會性質議題。
1971年10月，《大學雜誌》發表了張俊宏那篇引人矚目的的長文《臺灣社會力分析》，分別對於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及公務員等階層的性格加以深入的剖析，並建議執政當局不要忽視最有潛力的人力資源，應迎合並運用這種人力資源來從事社會建設。
是年10月號的《大學雜誌》發表了朝野注目的《國是諍言》，由楊國樞等15人聯合署名發表，分別從人權、經濟、司法、立法、監察等方面，對國體、政體與法統等問題深入探討，其中對法統的挑戰最為敏感。在同期刊出蔣經國早期所寫的《追念我的知友王繼春》，這是蔣經國懷念為贛南改革中獻身的亡友。重刊此文寓意是藉此提醒蔣經國作為改革者的年輕一代，大家對他寄予了無窮的希望。
1972年，《大學雜誌》慶祝四周年紀念，推出《國是九論》，這是當時知識份子聯合對舊有統治結構中的積弊提出多面性批評的長篇建言。一時洛陽紙貴，名震一時。但這卻碰到忌諱了，踩到了政府的痛處。
起於呐喊終於彷徨
真正導致國民黨當局對《大學雜誌》由支持轉向反對是學生運動。高鳥盡，良弓藏。在蔣經國權力日益鞏固之後，不需要青年來對付守舊勢力，就反過來強調秩序，注意大學校園和思想的控制。他尤其對臺大的自由學風頗為擔憂，於是安排親信開展整頓。
《大學雜誌》宣揚“開放學生運動”，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以及“社會服務團”的出現，大眾受到學生運動感染而躁動，使得國民黨深為疑忌。1972年4月9日，《中央日報》連續刊載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學生運動痛加批駁，政府的壓制已經隱約可見。
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負責人由於處理學生運動不力而被免職，島內相關政策開始全面收緊。有的學生因為繼續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批判教育的文章，而被校方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罪名，被勒令退學。
1973年寒假期間，當局警總因“臺大哲學系事件”，搜捕臺大愛國學生和《大學雜誌》骨幹陳鼓應、錢永祥和王曉波。陳鼓應和王曉波遭臺大解聘。張俊宏亦受波及而辭中央黨部黨職，還曾在西門町開店賣甜不辣。
此時《大學雜誌》內部因為“土”“洋”的派系不合，於1973年三四月合刊中提出“休刊乎！”。經過兩年集體論政之後，雜誌終於煙消雲散。別看這些知識份子在雜誌上縱橫捭闔，但一旦權力收緊後他們也是毫無辦法。
不管如何，歷史證明這本雜誌推動了當時的改革運動，對青年人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啟蒙意義。後來不少在臺灣民主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與這本雜誌有著一定的淵源。
《大學雜誌》停辦之後的臺灣言論界又歸於沉寂，但民主之門一旦開啟就很難關閉。這些青年知識份子除了進入政府之外，其他信仰堅定者分為三支，各自集結在三個不同的刊物中。
第一本是由陳鼓應、王曉波等參與的《夏潮》，它是著名的統派的黨外運動團體。第二本是由張俊宏任總編輯、黃華任副總編輯的《臺灣政論》。後來這本雜誌因言論被查禁，張俊宏、許信良等人遂又創辦《美麗島》，在1979年12月爆發“美麗島事件”。第三本由楊國樞、胡佛等人創辦《中國論壇》，這本雜誌也是以《大學雜誌》舊人為班底，後來在臺灣解嚴的前後發揮了很大的輿論、學理功能，對青年學生也有一定的啟蒙式影響。
臺灣自由主義的發展，從《自由中國》，到《文星》，再到《大學雜誌》，基本是走完了一個階段。《大學雜誌》參與者錢永祥認為，“從《文星》到《大學雜誌》，基本上屬於強弩之末，這個強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說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不大，而是說他們自由主義觀點的陳述，都是從《自由中國》繼承而來的。他們添加了現代化、現代主義、社會科學之類的新主題與新的語彙，但是就政治論述的基調而言，仍然承繼的是《自由中國》。”之前這些人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大多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
《大學雜誌》的母體雖然消散了，但通過幾年的集體論政，這些集團的成員在觀念上都有所發展。然而，中國的道路漫長而坎坷，自由主義模式因為偽善和無力，尤其高度的妥協性，使得它難以為整個中國指出未來的出路，《大學雜誌》的起於呐喊終於彷徨的命運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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