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智識之士」(下)

—Notes on the Intellectual—

謝文孫

三、變亂中的覺醒

—附通信與問題—

近代的中國智識之士好談「覺醒」，常以「喚醒」民眾自任，孫中山先生倡說的「先知先覺」，更是風行，也有人以「啟蒙者」自居。至於二十世紀的中文雜誌，採用「覺醒」、「醒獅」、「醒世鐘」等等為標題，據筆者初步估計，當在二百種以上，實數也許更多。總之，四、五百年後的將來，回顧二十世紀上半的中國思想界，恐會看到一種智識之士「集體覺醒」的現象。這些智識之士當中，不免有優劣之分，存派系之見，甚至有爭論、有許，但是作整體的觀察，似乎是一種共同的心理徵兆，他們都經歷過一種精神上的「覺醒」 ，都以「覺醒者」自居，都願「自覺覺人」。(這裏所謂「智識之士」，不同於泛泛的知識分子，上期已有交代。)

我們所居的時代雖然太近，但藉著空間的遠隔，仍不難作此觀察。美洲的社會批評家艾立克霍弗 (Eric Hofter)，批評狂熱信徒之True Believer一書是在臺港所熟曉的，他後來的論文集中有一本「變革的考煉」(Ordeal of Change)，便有上述的觀察。他注意到在非西方地區，尤其在亞洲地區，近代智識之士有「集體的覺醒現象」。這種覺醒的經驗，很不幸地，往往是痛苦的、屈辱的，是被西洋列强揍醒的。這種「痛苦的」的覺醒，與另一種因為國力或文化力量漸漸滋長到某一程度而有的集體覺醒，是迴乎不同的。

經過兩次大戰之後，美國的智識之士忽然發覺自己國力之鼎盛，發覺早已肩上了許多世界性的責任。有時也使他們很覺得手足無措，甚至有點茫然。譬如，他們對東南亞並無領土的野心，也沒有侵略的意圖，他們甚至蔑視英法抛不掉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包袱，為了自由正義反對共產極權也不必以南越作主戰場。但是他們突然領悟到法國在越南的包袱早已套在自己背上，至今分不清到底當初怎麼被捲進越南戰事裡去的。可是，儘管有這些困惑，富强帶來的覺醒，究竟與我們由貧弱帶來的覺醒是不同的。霍弗從這個角度去檢討為什麼美國人大都 無法了解亞洲智識之士的心情。

這種飽經痛苦與挫折之餘的集體覺醒，所涉及的不僅僅是一時國力的消長，還反映了許多社會的基本變革。這種變革導源自社會基本架構的被拆鬆、被搖散、被敲除，這是一種長期的巨大的變革，是許許多多思想家、近代史家、社會科學家正在探討的問題無法在此詳論。在此變革過程中，霍弗氏所指出的一個現象是個人的抬頭，個體的獨立。在西方文明衝擊之前，在近代化的過程開始之前，亞洲許多社會儘管各有特色，卻都缺乏個人主義的色彩，個體總是從屬於集體，個人為一個緊密的大集體的一部，無論這個大集體是大家庭也罷、氏族也罷、農村或鎮集行會組織也罷，印度的宗教組織或日本的封建世系也罷，總之，從出生到老死，個人總是有所依歸，況且這個大集體又從屬於一個貫穿過去連結將來的綿延不絕的整體。

個體在整體中找到存在、找到價值。他也許會受壓迫，但他不會感覺孤獨無依，不會有什麼「失落」感。西方的衝擊，不僅僅包含了武力的清夷，也不止經濟的壓榨，還包括了對這些包羅個人的社會集體加以打擊、削弱、沖垮、壓傷。近代的通商、西方的法治、民主自由的政治模範、新式的教育，工業化的力量，以及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都與亞洲各種傳統的格局相衝突，都在削弱這套格局，也在減低人民對它的信賴。從傳統格局解脫出來的個人並不舒服，並不如西化主義者所宣揚的個人「享受」了這個那個自由。

個人未必有胃口去享受，也往往不會利用這些自由去純求私己的充分發展。所以，其結果並非個人的自由解放，而是個體的孤立、被棄、暴露、無依。個體被活生生的從那古老、熟悉而又溫暖的集體中撕扯下來，被拋棄在一個冷酷陌生的世界裡，正如同一個純樸的農夫被丟失在大都市的街頭，他不會覺得從此自由了，擺脫了村人鄰里的口舌是非與情面債務，反而四顧茫茫，惶恐起來。如此因失落，因暴露而感到的孤苦與恐慌，霍弗認為是近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心理特徵。

從此角度去看，近代的亞洲人當中，智識之士的遭際更為不幸。因為智識之士在思想價值觀念方面經歷到更深的衝突。正統思想在崩潰，一個一個智識之士被迫獨立，要獨立地思考判断，不能只靠引經據典詩云子日來應付思想上知識上的問題了。智識之士似乎只有兩種抉擇。第一條路：他終於能穩定下來，獨立起來，肩負起個人獨行所必有的重負、要咸和疑惑，摸摸索索的邁步。

這種抉擇要靠許多有利的條件才使他能自信自持、自立自重。換言之這種抉擇需要一個有利環境，使他能有成就可自傲、有利可圖、有行動來實現抱負、並且有機會來發揮聰明才智。具備了這些機會、這些條件，他才能自立自賴，甚至進一步去享受嗜愛個人主義的社會。 

第二條路：如果助他自立自賴的條件缺乏，這個被棄被露的個體很易變成一顆「思想炸彈」。為了尋求生存的意義與價值，他會抱住某種絕對的参加狂熱的運動，甚至崇拜某一領袖，為他獻身，跟他奮鬥，此領袖當然得有神聖壯觀的派頭。此等智識之士合起來，往往變成社會動亂的禍源，造成社會巨大波動與痙攣，要把社會一直搖撼到根基。霍弗氏在True Believer中對這方面有更詳細的討論。

近代史上的問題很複雜，要從許多角度去分析，霍弗氏只就社會心理的角度去立論。我們對他的說法可作許多修正與補充，但是上述的對此至少可以幫助說明中國留美學生與留法留日學生之對照。當然每處留學生都參差不齊，有敗類也有俊彥，不能一概而論。但是，留美學生的典型似乎是第一類，往往選擇個人成功的道路，而很少參加狂熱的革命行列。語言學家胡元任，諾貝爾獎得主李、楊，是較突出的榜樣，至於清華北大的教授，財經金融界的朝楚，這些均已成為民國史的對象，也有史學家正在研究 (註二)。

革命志士來自美洲的卻不多。我們都知道南京成立同盟會的盛況，也嚇得一些法、比留學生的熱烈参加情形。比較為人忽略的是，後來的若干狂熱的激烈運動，也是留日智法遠多過留美學生。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聖徒師復是留日學生，新世紀創辦在巴黎。共產運動的早期份子也以留日留法為中堅，雖然毛匪竄改歷史，故意抹然留法留日的份量。

以上僅就個人作例而已。如果拿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智識之士作整體來看，霍弗舉出歷史上也曾有過很幸運的機遇，使一批從社會集體中解放出來的個體能走上前一條道路。在中世紀末葉，歐洲的智識之士正從一個無所不包的教會集體中解脫出來，教會的權力減弱，威望日降，人們不僅對它作理智方面作挑戰，而且在信仰方面也起動搖。

個體之解脱也會引致遭棄被露的恐慌，所幸此輩智識之士面臨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好機會：通商貿易的新航路剛剛發現，偉大殖民帝國的憧憬正要降臨，隨著造紙、印刷、天文與生物研究而一連串將要發掘出來的新知識，卻接踵地跟著來到。總之，那是一個充滿了希望、抱負和自信的時代，個人的前程未可限量，個人的成就可與天爭高，在這樣的遠景鼓舞之下，個人的智能泉湧潮漲，終於造成一代西方文明之燦爛輝煌。個人主義的特質也就確定了。上述的發展只是極簡略的綜述，他們所遭受的困難辛酸也極多，但是如果同其它地區的近代化歷程相比較，則歐洲的榜樣實在是太幸運、太特殊，而難以效法的。

與西歐相對照，亞洲智識之士的覺醒並非當其國富兵强的時刻，這種覺醒，往往不是由於物質上、智力上、或道德精神上的發展到了極其充沛的程度而導致若干變革，使之覺醒。相反地，他們是被棄露之恐慌所「震醒」的，是被 「嚇」醒的。他們極痛苦地看清自己的貧弱、屈辱與孤苦無依。他們睜眼所看到的是西洋人的兵艦大砲，是高鼻子藍眼睛手上拿着進步的科學技術在炫耀，是民族危亡、傳統文化被毀的陰影。

這些基本的心理因素常常為西方智識之士所忽略。忽略了這些心理因素，便難瞭解近百餘年來中國與日本的智識之士，也很難瞭解近五十年來印度與東南亞的智識之士。譬如：為什麼他們都那麼驕傲？為什麼他們常將民族的驕傲放在民生的富裕前頭？為什麼民族主義對他們有號召力？為什麼口口聲聲講「西化」講「民主」的智識之士終於参加狂熱的盲動的群眾運動？

對於霍弗的見解，介紹到此為止。雖很簡略，他所提出的問題之核心是明白的：東方與西方的智識之士，其心情、其關懷，都很不相同。這種差別我們甚至可在青年學中觀察出來。英美的大學生活是享受、是玩耍。雖然激烈的書刊，酸刻的評擊是家常便飯，那一個大學作不會敲著板菸斗談幾句馬克斯？但也終究只是談談、只是批評而已，談過了、批評完了，又去抽他的板烟斗，泡妞兒、上球場或泡圖書館。要把視線兒轉到中方，大學才成為驚滔駭浪的群眾運動的「颱風眼」。

不久前被紅衛兵打死的小說家老舍，在英國住了多年，寫寫「二馬」，批始學與外國房東老太的呀，多為寫「趙子曰」， 挖苦一下軍閥統治下老北京的大學生。總之，運動與革命在他的思想線上沒有出現過。回到東方，在南洋教了幾年書才使他大大驚駭了，連華僑中學生都是 滿腦袋主義，滿口運動。他回憶道：在英美大多數的博士、碩士研究員，都還是口叼著菸斗，賣弄學問的，不覺得世界上「有什麼毛病或缺陷」。但是新加坡的中學生卻滿腔子熱血，一肚皮牢騷，彷彿全世界的問題都是他們的責任，這種中學生「設若與倫敦大學的學生談一談，滿可以把大學生說瞪了眼，自然大學生可別刨根問底的細細研究學問。」

「英國中等階級的兒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階級的兒女，除了天下大事什麼也不想了。雖然光想天下大事，而永遠不背交作文與算術演算簿的小人兒們，也未必真有什用處，可是這種現象到底是值得注意的。」這指的幾十年前的事了，但是這種現象在今 天的日本大學生中我仍注意到，他們同夏威夷的美國大學中也有上述的對照，雖然從檀香山到東京只有幾個小時的噴射機航程而已。

近代亞洲的智識之士，其心情、其襟懷、既與近代西方的智識之士不同，那末美國智識之士的理想與格局恐怕也很難拿到中國來套用。在本節結尾，請容我插這段問話。我看到本刊第二期所載金耀基先生的文章，精心地推介一種新知識階格的構想。這種構想似是本諸美國當代名家高伯萊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現在哈佛執教)之近作(金文中亦提到)，雖然經金先生進一步發揮得很精采，雖然代表了臺灣若干智之士的懇切願望，我卻擔憂這般願望終將落空。

這與金文的好壞無關。(老實說，高書得普立茲獎未久，金先生已細讀而且作進一步之發揮，確是第一等的學問功夫，與抱殘守缺不讀新書的大教授事不能同日而語的) 我們知道高書理想的成份很多，即使針對美國工業化社會而言，也被人批評為「預測的」、「期望的」成份居多。美洲與亞洲，今日固然不同，昨天的北美也未必相同於明天的東亞。所以，靠工商勢力為基礎，憑科學與理智方面的訓練為實力的「美式」新知識階層，只怕在可預見的將來，仍不能在亞洲任何地區成形，更難望其得勢。

這種消極的看法，並不單從工業化的觀點出發。日本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已相當有成就，台灣地區的發展也將遙領亞洲其它許多地區，可是行到文化與社會心理方面，今天的東方智識之士很難隔一夜就變成金先生所祝望的新知識階層。馬克斯根據十九世紀西歐 (主要是英國)的局部，未能在二十世紀的北美實現，北美的工業社會走上了夢想不到的道路。同樣的，高伯萊司依據廿世紀北美現必能在將來的亞洲實現。

指出亞洲的智識之士，與美洲的朋友們不同，絕不在貶低黃面孔黑眼珠的「書生」。非也！非也！亞洲的智識之士，固然有他們的困擾跟辛酸，也自有他們的優越傳統，尤其有他們的使命與擔當，可以踏出 他們自己的道路來。此點留待後文申論。只是，咱們的鼻子不必强用美容手術去填高，眼珠也不必染藍。(第三節完、余文未完) 

附註一、Eric Hoffer， The Ordeal of Chang (1976年 Perennial Library袖珍版)。 

附點二、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教授汪一駒的——是一個例子。John L Saari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研究題目也與此有關。

—通信與問題—

本文第一、二兩節在上期刊出，收到來信多封，承賜寶貴意見很多，有的可以補充原文，有的造一步提出問題，都是本文以漫談的方式「拋磚引玉」的初意，為了節省篇幅，僅僅酌錄信內有關部分於後，客氣 稱謂全免，誇獎謬讚均刪，庶免相互標榜之嫌疑。因為來不及通函往復徵求原寫信人同意發表，所以只用林君、蘇君方式，略示感激。

台北張君來信:「不堆砌洋書名、雖是很好的動機 ，但是應引的書名出處不可省略，讀者的便利最重要，不必矯枉過正。

答：「敬領教，本期已改正。」

香港李君來信：「開端(小引)提到思想界尚「異」，政治界尚「同」的對比，絕妙寫法。可是，西方民主政治有容忍異己的風度，你強調政治尚同，徒使嚮往民主的東亞人士洩氣！」

答:「就作者親歷過的英倫與西歐而言，就長住過的美國而言，這些地方的民主政治確常使人失望、洩氣。現實中的民主政治與東亞人士理想中的民主政治有一大段距離。那一國的當權派樂意挨罵？讓我對政治權力的運用作一點簡略的分析：只有在雞犬相聞的原始社會部落小國中；統治者也許（但未必）只仗赤裸裸的暴力。在複雜的文明社會中，單靠拳頭硬、槍法快的，西部武打片中的警長作風，是吃不開的。政府統治，在武力之 外，還要憑藉「財力」、「技術知識」、「聲望威信」，乃至外國強權的合作等等。

在極度文明的國家，往往一分武力，得加上九分威望，才能有十分的政治運用。批評會影響聲望，減低威信。就政治運用的觀點，自應設法消除。因此，為了威望，為了「口碑」以及「筆碑」，也為了知識與技術，政府乃不得不派派「智識之士」的用場，同「蛋頭」們打打交道。至於智識之士如何「養望」「自重」，如何讓劉備來「三顧草蘆」，中國書生對此向來有研究，不必在此贅述。

就事實言，西方民主政府對異派的批評，確能相當地容忍，但是，這種「容忍」是在民主的風向與思想言論界的實力作監督之下，逼著他們不得不作「容忍」的姿態。並非西方政客一定比東方政客高明多少。其次：「容忍」總有幾分「委屈」的滋味。思想界與學術界的特色，不是「容忍」異己，而是鼓勵、欣賞，並且努力發掘各種發明與創見。所以，思想界與政治界的對照的確很明顯。」

台北林君來信：「漫淡智識之士一文，太含蓄，太「學院派頭」，太講究平穩周至，不够火辣，可痛罵的地方不罵、應尖銳的地方故意抹去稜角。例如，第二節的標題應寫成「智識之士以批評為天職」，才醒目。我覺得你只願做知識界高高在上的 Elite，不肯跳進青年思想界作帆堅披銳的前衛鬥士。當然，你那種寫法可以發展成一本大學將用書，可能是第一流的。

但是，你這種態度，充其量，只能作婆婆媽媽的訓練主任！」答:「尊論一針見血！我無意作「火牛」，本刊亦非「火牛陣」。至於訓練主任，鑒於青年愈來愈調皮，擬提議一律著軍訓教官接充，區區不敢僭越，敬謝不敏。」再答:「社會批評，嚴肅地說，確是我輩之天職，但是，智識之士應敢於向親身所處的社會去批評，去挑戰，至於批評古代，批評天國，批評述方的世界，照他們倒行逆施，都是空話，因為黑起來太安全了。(上期已申論)，從前我在臺灣撰文評擊，便是出於這種信念，將來回國，尤應保持這項信念，躬行實踐。目前身在美國，如濫發批評，易流於輕浮，或有譁眾取寵之嫌。總之，凡在臺灣發批評，隱含一種道義上的勇毅，並且表現思想上的自覺，都是使我欽佩的。至於老是盼望洋人或留學生來代作批評，便似脊梁骨太軟了一點。」

芝加哥林君來信:「我來美國讀書愈久，您覺得中國才是禮義書香之邦，智識之士受社會敬重，確如大作所云，成了社會風氣，連政客都要附庸風雅，題字寫書。美國野蠻透了，美國强生總統脫得精赤，(沒穿泳衣)，當了記者面前表演跳水！我來美讀的第一所大學是球員訓練所，球員萬歲，學生狗屎。轉來此地，名城大邑，而市民大都不知博士為何物。每年暑假搬一次家，新房東太太聽說我是攻讀博士學位，便誇贊我是未來的醫生。因為她們不知道醫生(Doctor)之外，還有什麼博士(Doctor)？這種情形和臺灣鄉間有人得了博士要「有志一同」登報祝賀之風氣相比，雙方社會價值觀念，確乎不同。上期提到「鴨蛋頭腦」，指Egg-head吧，臺北中華日報會用「蛋頭」來譏諷，此字起源與確切意義是什麼？

答:「美國社會對於智識之士，近年來，已日益尊重，不必過分悲嘆。關於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和輕視智識之士的長久傳統，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Richard Hofstadter 的普立茲獎名作: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有詳盡討論。近年來美國社會之所以日漸尊重智識之士，乃有兩層原委：長遠的是從尊重大學開始，尊重大學則因兩次大戰期內發現了知識界對作戰勝利方面的貢獻 (盤尼西林到原子彈、乃至社會科學家尤其是文化人類學家對太平洋戰區與遠東地區的研究供獻等等.........)。

較切近的轉變是由於電視等等「大眾交通系統」的效果。尤其自從政客們發現可用電視來同選民直接見面的便利後，控制這種大眾傳播、大眾交通的人便受重視，其中不少正是智識之士。再說明白些，從前政客競選用演講、拉手、擁抱，吻婦女懷裏的嬰兒，總受時空限制，直接打交道的人數有限，至於寫書立說，有多少老美化功夫去研讀？一登電視，則人人看到聽到。電視上的言論風采，可以影響競選成敗，在一九六零年甘迺迪與尼克遜的電視辯論之後，便確定無疑了。寫書可僱人捉刀，記者專訪可以收買，但全國電視觀眾無法用鈔票或用槍桿來誘脅。因此研究電視觀眾的心理，撰寫電視講稿，乃至電視上的講話腔調，無不受到重視，並且均需 「蛋頭」幫忙。所以甘迺迪當選是智識之士吐眉揚氣的一個里程碑。至於甘迺迪甘本人是否「冒牌」智識之士，是另一問題了。

至於Egg-head一詞，大約是斯蒂文生當年以文人而從政，思路親密，理想高超，乃不為美國大眾所喜，而他禿頂腦袋形似鴨蛋，於是有此謔稱。據云，此字之流傳應上溯到一九五二年兩黨競選總統時期，名專欄作家亞索浦 (Stewart Alsop)為文提到同他的兄弟約翰·亞索浦 (John Alsop)聊天，偶而扯到斯蒂文生頭上，說此公雖為民主黨領袖，因其才慧無雙，連共和黨中的才智之士也景重他。老弟約翰即回敬一句:「當然囉，凡長「蛋頭」的無不喜歡他，但是，試問天下總共有多少「蛋頭」？

亞索浦為文雖無笑侮之意，但是他的專欄所擁讀者既多，美國的鞏性社會又向來吃牛排、講體力，不喜動大腦，再加上政敵之趁機撥弄，「蛋頭」一詞從此風行，而遠超過使用已久的 Highbrow等貶詞。到了選舉結束，極右派政論家布龍菲爾(Louis Bromfield) 建議「蛋頭」一詞，已應正式編入字典與辭海之類，並代擬「蛋頭」辭義一節 ，相當表現了討厭智識之士的心情。茲試譯於左:

Egg-head：借知識學問賣野人頭者也，此輩多為大學教授或盜竊類似虛名之徒。見解淺薄，處事缺決斷，心腸太軟，婦人之仁，是其特色。 目空一切，自高自大；對於能幹練達人士的經驗則嗤之以鼻。思想混亂。不是傷風悲月便是滿腔救世熱忱，總之，少切實際。......老愛裝腔作勢，賣弄學問，對於一個問題，總愛多方研究，面面考慮，結果愈弄愈糊塗，對實際行動提不出辦法，長篇大論左衡右量之餘，竟仍站在原地未敢分寸移步。思想上貧血虛脫。亞索浦之掌故，參看Joseph and Steward Alsop合著的The Reporter's Trade，一八八頁。布命菲爾的「蛋頭」定義，引自他的文章「蛋頭一詞之勝利」(Triumph of the Egghead)，原載 Freedom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三卷，一五八頁。

東京錢君來信:「......對時世深切關懷，真正是智識之士的特性標誌，可用來貫穿古今，涵蓋東西。但是，你用「菩薩心腸」的「心腸」來比喻這種關懷，雖可見選的字眼的用心，卻不如日本人的「關心」來得平易。下邊是顧慮成題在東林書院的對聯，可見古人也有這種「關心」。(中央日報刊載黄耀東先生文章，引了這付聯語，你遠在美洲，不易見到，所以抄本。)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種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今人或者不同，但對時世之緊懷、之關心—這種「心腸」—則古今如一。法國存在主義者 （我從日文譯本看到）嘗談到 intellectual concerns，或即足下立論之所本，所以我說這種精神涵蓋東西智識界。」 

臺灣南港蘇君: (慢談智識之士)第二節弟甚有同感，......不突破「自我批評與反省」這一關，進步不是牛步當車，便可能沒長進。但要過這一關也很困難。困難在那？一語可道破:「尊嚴」與「面子」。......「面子」的防線愈長，進步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