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這裡節選三篇獨特的文章:

(一) 楊雨亭 談 在中共十九大以後，對國共時代的回應與台灣的因應

(二) 賴祥蔚 談 時代雜誌「中國贏了」

(三) 張鈞綸的 可以不要是這一天嗎？

 (一) 在中共十九大以後，對國共時代的回應與台灣的因應

作者：楊雨亭  自由作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本文轉載自 『中國怡居』雜誌。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會有一個新的局面。從歷史來說，中國自一九四零年鴉片戰爭近一百八十年來，在富與強上，目前確實是達到了一個高點。當年如果國民黨留在大陸，在政治制度以及國家、企業與個人的富裕與整體文化方面的發展應該可以有相當的成績，也不至於產生大規模政治運動的嚴重耗損，但是在國家的強勢與疆域的擴張上，未必能取得於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成績。中國今天在軍備與戰鬥力上的日益 壯大、在南海海域的主權延伸以及「一帶一路」的規劃和執行，都是非常合人矚目的大事，中國做為一個二十一世紀帝 國崛起的影像正在成形之中。在這背後，有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美國是紙老虎」與「第三世界」的概念，這不就是國民黨有的思維。未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以及中國做為一個有天下觀的國家的走向，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加上中國傳統王朝的精神和現代化，在政治上與文化上的融合與變化，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中國過去的幾代人，到我這一代，沒有被長年來中國的內外戰火和政治運動所損害，活到今天，可以說是有幸躬逢其盛，而面臨兩岸紅藍綠新三國的局面，如何解構，更是一種高度有趣、人人可以參 與的「益智遊戲」。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說兩岸追求「和平統一」，大幅消除近年來大陸武統聲浪帶給台灣社會的不安感。因此，至少未來五年內，兩岸關係可以寄望漸進的改善。 

我個人長期生活在國民黨的體制與文化下，認為自民國以來，國民黨在體質上和素質上具有近代中國非常獨特與優質的部分。然而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終究是失敗 了，必須檢討當年國民黨在整體思想以及計畫與執行上確實有相當嚴重的結構上的弱點，沒有善用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忍耐及抗戰八年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路，原本應該逐步完善戰時國家的體制，進行計畫性的經濟生產和發展，加強對文化與教育的提升，以及保證人民生活在基本面上的維持，這個人民的概念是整體中國的人民，不同限於國統區的人民，而應是基於民胞物與胸懷的大中國思維，包括淪陷區和中共的陝甘寧邊區的所有人民，國民黨在這些主要的大事上都沒有完整的計畫和組織能力，而導致抗戰突然勝利，管理失誤連連而失敗。而當年國民黨做得不好，也有客觀的因素，主要是孤立無援，資源缺乏，沒有國家財務概急、中低層幹部沒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能，人民普遍程度太低等等。這樣子的情況，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 政後的三十年，依然延續民國時期的問題。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國際戰略上嚴誤判，簽署中蘇友好條約，讓外蒙獨國際上，左翼勢力和自由主義侵民政府的形象，國民黨長期忽略英國的國際政治思維和戰略的影響力，一意討好與屈從美國和蘇聯，自以為是地列入西方國家的戰勝國陣線，卻在雅爾達密約中被蒙蔽與出賣，加上一連串的政策失誤，如在接收淪陷區的混亂、惡待淪陷區維持政府的人員和軍隊、貨幣上的隨意兌換造成淪陷區老百姓財產的大幅損失，最終在中共全面性的軍事攻擊下崩潰，而在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而中共勝利後，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蘇聯體制的移植、階級鬥爭產生不停的政治運動、操之過急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期望在毛澤東有生之年達到社會主義基礎建設基本完成的豐功偉業，以至產生了建國三十年的動亂。這使得國共內戰的意義完全地失落。 

近百年來，國共無法合作，不斷內戰，彼此仇視，造成辛亥以後建立的民主中國和中華民族非常大的損失，延誤了中國的現代化達半個多世紀。而事實上，廣大人民所受的深重痛苦，許多部分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不應再怪罪他人。中國人長年來受的痛苦， 習於怪罪列強、怪清廷、怪軍閥、怪日本、怪俄國、怪美國、怪領袖，就是不怪我們自己。西方國家也有許多內戰，可是戰爭結束以後，多數能彌補內部的對立，很少嚴厲懲罰內戰中的對手，不久後即攜手同心，重建家園。我們中國人則不然，累世累代為敵，我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寬恕，什麼是信任，什麼是和解，什麼是團結，因為我們的領導、我們的父母從來沒有給我們一個榜樣，他們互相對立，也要我們互相對立。這是我們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中一個根本的問題。如果不能深切檢討改進，中國日後的社會是否可以產生穩定的富裕加上沒有恐懼的生活，還是未知數。 

一九七零年末，鄧小平到美國、日本訪問，看見當時西方國家的盛況以及台灣的小康社會的積極發展，就慨嘆中國在一九六零年代以後走過的歧途，沒有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否則以中共高度的組織能力與團隊精神，何至如此？一九八零年代開始，相對西方、日本與香港、台灣而言，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可以說是接近崩潰，文革以來的災難要一一釐清復原，「左」的習慣與思維仍然持續，什麼大小事情都要開會等領導決定，一個農家多養了幾隻鴨子，還要說明不是資本主義復辟，誰也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鄧小平要如何改革開放、振衰起敝？從事後的成果來看，鄧小平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一九七八年底當時我剛抵美國留學，即遇到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而和中華人民〈和國建交，而鄧小平公開說明即將發動懲越戰爭，這兩件事讓我和當時的台灣留學生大為震撼，當時我二十六歲。 隨後即看見非常激烈的中越邊境戰爭，諒山一戰，中共才知道自己在裝備上早已大幅落後，逐步調整戰術，終致勝利，但是損失很大。當時，我們每晚觀看報導中越戰爭，如同看連續劇，中國民族的情懷油然而生。而美國新間界的公開與競爭，探索事實真相無所不用其極，使得美國人民對真實的世界可以了解的相當完整，這更合我們在兩將威權體制下生活的年輕學子感到另 一方面的震撼，原來美國真的沒有什麼黨中央和新間檢查這一回事。 

之後，大陸第一批留學生來到我的校園，多數是經過文革的中年學者，有的已經白髮蒼蒼，他們的表情凝重，言談謹慎，衣著樸素，極為節儉。當時他們 除了食宿以外，一個人一個月國家只發二十美元零用金，每個人還要省下一分一毫準備購買三大件家電攜回老家。今天回想，難以置信，二十美元一個月，他們要如何生活？現在北京、上海、深圳一般家庭裡的小孩子，給他二十美元或一百人民幣，相信絕對不會令他感激涕零的，可是在一九八零年初的大陸來美留學生來說卻是天大的事。談起這件事，是為了說明中國近四十年來的變化有多大。我和一九八零年前後來美的大陸留學生經過近三年的接觸和往來，看這些剛「出土」的當代中國人，令我非常感觸，一九四九年以後三十年，我們居然在萬里之外的異國碰面了，不能說不是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再慢慢地了解了他們的經歷和思考事情的模式後，啟發了我對中國與中國人的再沉思，中國的過去與現在是怎麼一回事？而未來又將如何？那時候，我的一位大陸周姓同學，拿到化學博士學位以後回國，後來做到北京大學校長，前幾年退休了。有一天我們兩個人在我讀的電腦研究所，為了將介石和毛澤東的功過爭辯到雙方都火氣高漲，現在回想，還覺印象深刻。但是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是存在著兩岸的人們中間，可見歷史和政治對於人的烙印與形塑有多麼的厲害。一個人是什麼，自己幾乎並不真實的認知，存在的是時代的印記和政治的規範。一個人要跨越時代、家庭和政治對他的影響而去和過去以來長期對立的人們和好，幾乎是做不到的，因為所謂和好如初，「如初」就只有對立，如何「和好」？這麼多年來，我常常在思考這個概念，包括台灣社會裡的藍綠問題，都有其本，長期以來形成藍綠族群的原因，只被遺忘而面貌模糊，在目前可見的「光譜」中，只有時代的分流帶給眾人不同的經驗所產生的隔閡和不知不覺中的敵意。在一九八零那個年代，要說中國「崛起」，簡直是天方夜譚，尤記一九八零年初，鄧小平號召中國農民不要害怕，放手幹活，以「萬元戶」為目標，也就是說，一個農家，大約四個人，一年收成一萬人民幣，就是社會主義好樣的了。平均起來，一個月掙九百人民幣，不要忘了，那時候，一個彩電要好幾千人民幣。「萬元戶」運動後不久，成效顯著，有些農戶漸漸發達，順口溜就說「萬元不是戶，百萬才是戶」，可見中國老百姓的自發能力非常強。當時商業還在緩慢地發展，「倒爺」出現，一九八零年代末，大陸流行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思考」，不久，有人接上「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思考，思考了以後呢？還是要經商」，可見中國人是多麼地愛發財啊！今天中國產業和商業的高度發展，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政府和人民胼手胝足一步步走過來的。一九八八年秋，我從美國回大陸老家，我姑媽年紀大了，在咱江北農村就只掙五十塊人民幣一個月，我們一起吃西瓜吐子，全都吐在大夥坐的房間的泥土地上，只有吐痰在門外，那日子窮苦，現在根本沒法理解，問題在於人民長期手中沒有現金。一九九三年左右我隨同我們台北天母禮拜堂去河南駐馬店和當地農村教會同工傳教，我看當地農家種麥子、養雞、養羊，問他們，你這樣子一家一年可以有多少淨收入，農人算來算去，說一千塊錢一個月，已經是扣除開銷的萬元戶了，可見農村生活無虞，但是缺乏可轉投資的資金。雖然如此，他們生活必需品基本滿足，在大別山下，景色優美，人們步調悠間，頗有老死不相往來」的桃花源味道。中國，對於我們國民黨離開大陸以後出征的一代人， 是既陌生又熟悉的故鄉與故國。我行走在駐馬店乾涸的河床中，回想當年在國共內戰時，我父親在一九四六年於河南周口市當國民黨的警察局長，次年即由於中共部隊 節節逼近而逃命至南京，父親那時才二十六歲，只是在戰亂中輾轉活過來一個大一點的孩子，我嘗試回憶父親從河南徒步逃脫的感受，在大別山下，我 想如果是我我要往哪裡跑呢？在河床中撥了一些石頭，現在還在我家中的櫃子上擺著，紀念著父親的時代和萬元戶的時代，中間隔了近半個世紀。前幾年二○一四年，我回江北老家，人人拿著手機，家家戶戶買小汽車，我的一個表姪開的車是寶馬七字頭，漆黑光亮，停在暗破舊的村子裡，前後不搭， 三十年來實在變化太大，恍如隔世。現在說一年收入的萬元戶，已經是黨中央要拯救的貧戶了。 

歷史的發展背後有其當時難以明白的原因，要能客觀地解釋過去百年來中國發生的情形，還要等五十年，現在，我們都還在歷史的洪流中，看不清自己的面貌和處境。在台灣和海外的人們，尤其是國民黨的後代，要學習調整過來，在心理上接受中國是在共產黨領導和治理的這個現實，從而整理自己的思維，檢討過去到現在的得與失，重新為自己定位，不卑不亢地面對現實，決心要從父輩在大陸的挫敗中走出一條新路。中共由於近年來在國內外的處境相對優化，中年與年輕一代成為國家走向富強道路上的寵兒，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的認同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來比較有基礎的時候，我們和現在的他們往來時，如果還保持過去國共對立的心態，將會產生相當的落差。雖然我們誠摯期望大陸的環境能夠日漸寬鬆，但是我們要基於善意的表達，更重要的是要慢慢建立起彼此的感情和信任。 

由於政治體制的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十九大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運作上尋求效率化是比較自然的作法，短時間內會缺乏外界期待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誘因，而朝集權的法治化發展，有漸漸回歸中國傳統政治軌道的現象。由於馬克思主義終究不是中國文化自生的產物，今後中共本身治國理念的擴充以及文化和價值觀的開展，普世價值的創新與遵循，是一個更值得注意的議題。這對於兩岸關係走向融合與統一、中國與世界各個國家的合作、以及中國帶給全球文明的福祉，長遠來說是比富與強更重要的因素。 

大陸在以習近平思想為核心的領導以及以習近平思想為施政主軸的下一個五年，將有更大的力度具體落實以「一帶一路」為軸線的西向政策，而產生「東守西進」的大國戰略。基本上，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再一次地以天下觀為座標向外華夏化的擴張。從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自然是一個偉大的契機。 

對於台灣來說，面臨中國的崛起，帶著些許默然與徬徨的複雜心情，不如思考如何主動參與這場難遇的盛會，產生近代台灣人第三次的「崛起」。第一次是在六零年代大陸發生文革動盪時刻，台灣以及東亞周邊國家與地區進行工業與商業的變革，在美國的支持下，產生了亞洲四小龍的盛況；第二次，在八零年代，中共改革開放，先後有占台灣人口百分之五的百萬台商在大陸努力的打拼，創造了兩岸雙贏的三十年榮景，這是因為當年兩岸在思維和環境上，互補的部分遠大於彼此的差異性，最盛時，光是東莞的台商就超過一萬家。目前，雖然大陸的經濟規模和創新能力已經大幅領先台灣，但是台灣仍有許多優質的因素可以貢獻與參與大陸下一階段的發展，這是台灣產業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三次的大復興的機會。而這一次的機會將不同以往，過去多以製造與外銷的方式成功，而現在必須以有計畫的、有重點的在台灣的特質上與局部優 勢上發展出下一階段台灣的產業升級，進而帶動台灣社會的充分就業與生活品質的大幅提昇。這是因為大陸內需市場與一帶一路「拓荒」所產生的市場，加起來具有非常廣大與縱深的空間。台灣目前的基礎建設與社會發展雖然還待改建，但是比起多數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與地區，仍然具有短時間內難以取代的優勢。 

十一月十八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對於台灣的講話，非常的溫暖，他說:「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 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加上「和平統一」，令我們十分地感動，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契機，兩岸都要珍惜與把握，以共同創造中國人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