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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二零一九年再面臨嚴峻的內憂外患，需要清醒，不要在新時期，犯新形式的舊錯誤。
《現代經濟特徵與管理》報告
看了很多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章，不禁要提筆，以古喻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共產黨宣布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結束，我已到了北京。這不奇怪，因為我於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年都到過中國內地，和一些官員一直保持聯繫。此前我剛從美國返港，已知中國正醞釀變革，蠢蠢欲動，便和廖瑤珠、陳子鈞定期吃早餐，籌辦「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到翌年協會第一次組團訪京時，我已換了身份接待他們。
這樣一待就是十四年，好不熱鬧。慶幸的是，當年推動的項目、法律都起到預期作用，而一批同事、學生，也有所建樹。當然，落差難免極大，但這就是中國，一再要問興衰短長。
分享一篇當年的「參考資料」：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由民航總局印發的《國外民航參考資料》第三期，是轉載我的一篇「務虛」報告。按語是民航總局局長沈圖寫的。
這篇題為《現代經濟特徵與管理》的報告（註），我自一九七九年已在多種場合講過多遍，被眾多報刊轉載，是針對中國當時的實情和認知，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議。（當時對「時間就是錢」、「平等」等概念居然只有模糊認識，日後還被批判一番，直至鄧小平表態！）
兩萬多字的報告主題，是要拆解兩個相互糾纏的脈絡：小農經濟和蘇聯式管治。二者都脫胎於封建體系，所以一脈相承（說是沆瀣一氣更為確切，但當年不僅要客氣，還要畢恭畢敬）。唯有以非政治化的語言，規避重重政治陷阱，層層扒皮將之否定。
在民航系統發表，是因為自七九年初，我就有多次機會配合民航，涉及飛機租賃、組裝；麵包、茅台；偷運、漏稅，多方多面應對當時體制的弊病，謀求突破。八一年原定要到民航作報告，但中央領導勸我離開內地，安排不上，遂採用我此前給農墾部幹部作報告的記錄（民航沒有說明出處，謹此向幾位整理記錄的朋友道歉）。
我要在民航講的內容，主要是體制上的問題，跟在其他部委講的其實沒有多大分別的。蓋因鎖國動亂多年，和世界發展嚴重脫節落後，各方面都面對同一困境，都渴望盡早趕上。而體制上各部門間相互封鎖不通氣，要各自摸索，更多加了一層困難。我有幸介入多個部門的業務，反而起了串通作用，能凸顯其在體制上遇到的共同難題，也為我提供了題材，豐富了我的報告，成良性循環。
見微知著，點點滴滴的觀察，提煉出一些針對性的觀點，也算是我對改革開放頭三年的總結，濃縮為不同層面的幾點，也就是報告的結論。不妨說，可按文章逆向工程，認識中國改革開放伊始時的狀況，對剖析當今形勢也未必完全過時。茲錄下供參考：
第一，具體事情，具體分析，天下沒有最好的方案……絕對不要因某一試點做得不錯就要求各路諸侯表態，像個聖旨下來一定要表態，三呼萬歲…。
第二，沒有禁區，不能上綱，所有這些經濟手段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不管你喜歡與否，也得順從它…。
第三，所有的管理方案，章程也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一定要細，要清楚……什麼「三定」、「四定」等等太籠統，是沒有意義的…。
第四，方案要穩定…。
第五，方案要強調的是辦事的程序，而不是禁令。要強調怎麼辦……四川來的人都知道二王廟的碑文：「深掏灘，低作堰，六字詣，千秋鑑」…。
第六，蛋糕是越來越大的，這是個分配的問題。傳統的經濟是什麼呢？……蛋糕我吃了一口，你就少了一口，這在博弈學裏、運籌學裏叫做zero-sum game…。
第七，平等互利。在現在的社會化的經濟裏面，每一個進行社會生產活動的人都是平等的。海淀區第十七食品廠的公章跟國務院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的公章是平等的…。
第八，內憂外患，內憂為主。對外時……吃虧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內憂的問題，是自己不懂的問題。同樣，對內時，在國內經濟停滯不前時，原因主要不是外在因素，而是內在因素…。
四十年後回頭看，恐怕中國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內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而今錢財是多了，嗓門也大了，但似乎少了點痛定的感悟、求索的謙卑。二零一九年，再度要面臨嚴峻的內憂外患，逼出來的是進還是退，有待分曉。惟要清醒，還是那句老話：「不要在新時期，犯新形式的舊錯誤。」
黃賢，生於香港，一九七零年拔萃男書院畢業，一九七六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曾任美國最大的麥堅時法律事務所律師。一九七八年應邀到中國，在北京大學和外經貿大學講授國際經濟法、公司法、兼任中信和多個中央部委顧問，也參與多項立法工作。曾擔任北京吉普車、訊達雹梯、平朔煤礦等涉外法律顧問。一九八二年因間諜罪囚禁於秦城監獄；一九八九年罪名推翻。今在兩岸三地從事策略顧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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