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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5
張隆溪，出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碩士，錢鍾書的學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為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
所謂中國人，就是尊崇仁義，知書識禮，講求道德和文明；出生地和族群所屬反而是次一等的考量。
在中國傳統中，對於何謂中國和中國人，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以血緣和種族來界定這一觀念，而另一種則從文化上理解什麼是中國人，從而在觀念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開放性。這兩種觀念互為表裏，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有相當大的作用和意義。
我們每個人生下來，都有自己的父母和親人，所以血緣和家庭是很自然的聯繫，也是很強固的聯繫。家庭在中國傳統中，是一個最基本也極重要的觀念，孔子設想的君臣關係，就以父子關係為基礎，所以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的問答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意思是說，就像父親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一國之君也應該愛護自己的臣民，於是家和國理想的狀態就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家庭與家庭形成鄰里，雖然不是直系親屬的血緣關係，但互相鄰近，在語言習俗等文化的層面，都有許多相通之處，於是形成同鄉、同族和同一地區的觀念，如秦晉、吳楚、巴蜀、湖湘、嶺南等等。由家擴大到鄉里再擴大到國，於是有國家的觀念。古代中國有許多國，而所謂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而許多現在屬於中國的區域，在古人觀念裏，卻是中國之外。
漢末建安時代的詩人王粲（公元一七七年至二一七年）離開戰亂的北方到今天的江南去，寫詩說：「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唐代詩人韓愈（公元七六八年至八二四年）因為反對皇帝迎佛骨，被貶官到潮州，他的姪孫來看望他，他寫詩說「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情意頗為悲切。另一位唐人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年至八一九年）晚年貶官到今廣西柳州，算是蠻荒化外之地，所以寫詩說他和被貶到南方的幾位朋友「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宋朝詩人歐陽修（公元一零零七年至一零七二年）貶官到今湖北夷陵，寫詩給朋友報告那裏的情形說：「青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言語不通華。」
歐陽修是江西人，到湖北聽不懂當地人說話，並不奇怪，不過從王粲說的「荊蠻」到歐陽修說的「楚俗」，的確都是古代人的觀念，都把南方視為化外之地。不過在王粲那時，那的確還是當地情形，而到宋代，江南已經非常富裕，湖湘文化也相當發達了。其實《左傳》早已有楚才晉用的說法，即南方的楚國出人才，北方的晉國可以聘用他們。人才當然是指文化修養和辦事能力，不侷限於地域，而相關於文化。
中國與四夷的區分，自古以來也是一種文化的觀念，即《戰國策．趙策》所說：「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不過《戰國策》這段故事講的，正是讚賞趙武靈王擺脫舊制的羈絆，改穿胡服，以便騎射。這說明中國文化是包容性的，凡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吸收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從文化方面講什麼是中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子，他曾經讚揚楚國人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於是稱他為「豪傑之士」。更有意思是孟子說舜乃「東夷之人也」，周文王乃「西夷之人也」，可是他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堯、舜、文王都是中國文化傳統最尊崇的聖君賢王，孔子最推崇的就是周文王，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可是孟子卻指出舜和文王原來都生在中國之外，是蠻夷之人，但到了中國，他們的行為舉止卻完全一致，成為中國人都尊崇的兩位先聖和後聖。這說明所謂中國，是一個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觀念，所謂中國人，就是尊崇仁義，知書識禮，講求道德和文明。在哪裏出生，屬於哪一個族群，反而是次一等的考量。
中國多種族融合包容開放
在歷史的長河裏，從先秦所謂中國到今日之中國，可以明顯看出是一個不斷融合與擴大的觀念。如果從血緣上看，中國人從古至今，已經有多種族的混合，而不是單一的純血統，這不僅使中國人比較有包容和開放的性格，而且也是中國文化可以歷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不了解中國歷史，也就沒有文化的根基，那就既不懂得尊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也不可能受到別人的尊重。所以對我們每一個人說來，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都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亞洲週刊 2021年43期 2021/10/2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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