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安法廿三條，香港在二零二四年紀念六四，已經沒有維多利亞公園幾萬人的場合，也沒有港獨反對紀念六四的聚會。香港在六四的三十五週年，回顧這宗政治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它對香港人的影響和衝擊，都有很多思考空間。

主要是紀念六四要釐清真相，也要避免悲劇重演，更要記取歷史教訓，背後是六四論述，不能迴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黑白分明的「武力鎮壓學生」的事件，而是牽涉到當年不同派系的鬥爭，以及解放軍遇襲的恐怖行動，一些戒嚴部隊的年輕戰士被活活燒死的鏡頭出現，理解學生和民眾和戒嚴軍警對峙的背後，都有一些「看不見的手」在操控。這需要更多的歷史學家投入研究更多的原始材料。在北京長大的美國人韓倞（Carma Hinton）在六四之後，歷經漫長的拍攝和研究，拍出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她訪問很多的當事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但在香港，面對六四，港人都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思路。第一個是教協和支聯會前領袖司徒華，他對六四立場鮮明，認為這是中共高層權力結構缺乏制衡，造成誤判，是中國人的悲劇，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反對中國人，而是堅持愛國主義的中國情懷，反對港獨等分離主義。另外一個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及二零一四年佔中事件後香港興起「港獨」勢力，認為這場流血事件暴露中國的落後和腐敗，因此他們恥為中國人，要將香港獨立為一個國家。而最終這樣的論述蠱惑了一些年輕人，二零一九黑暴事件中砸爛立法會，焚燒地鐵站、堵塞隧道、公路和鐵路，是一場準政變。

用毛澤東的理論來說，司徒華的批判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黎智英和港獨的批判，則是「敵對勢力的矛盾」。前者可以化解，但後者則要與之堅決鬥爭，才能保衛中國的利益。

「黎智英們」的六四論述，背後的潛台詞就是要「推翻中國政府」，指控六四是不可以原諒的。每年的紀念就是要提醒全球，北京是邪惡的政府，是必須要推翻的。

但這和中國大多數的民意悖離。中國老百姓歷經戰爭和動亂，也飽嚐各種極端政治運動的折騰，特痛恨不穩定的社會，也對中央政府「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方針予以支持。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實早在趙紫陽與李鵬的鬥爭中，就埋下了伏筆。但外力的介入，也隱約可見。學生的抗爭，不少基於血氣方剛的義憤，也有是被外力所誤導。事實上，六四後在國外推動的「民運」勢力，都有美國情報機構的身影，也有台灣當局的資金的支持，這在台灣幾位領袖的回憶中都有涉及，也顯示各方勢力都在介入中國內部紛爭，希望可以火中取栗。從中國人觀點來看，這是亟需高度警惕的。

不過如今談論六四，還需要有一個前瞻性的思考，因為歷年在維園舉行的紀念活動，潛台詞就是中國的體制是落後的，亟需與西方看齊，要用民主選舉制度來推動國家發展。但如今全球學術界都在反思，中國的體制歷經內部的強大變革，越來越可以制衡內部的權力濫用，根除貪腐，但又可以凝聚國家的人力資源，既有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與長遠規劃，又有民企在市場經濟的冒險犯難和衝刺，終於成就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人民的生活品質，上升到歷史的最高點。

中國當然還有很多可以改革的空間，但絕不是跟著英美勢力，亦步亦趨，而是要有自己的豪情壯志，在制度上不斷創新，才可以躋身強國之林。

尤其是當前英美兩國都出現內政崩壞，政治極端化，人民生活品質下降，中國的發展反而為全球開啟了一扇新的窗子。香港一些反對派勢力都只是以英美的模式來批判中國，在維園舉起了「民主中華」的口號，在此刻顯得特別的蒼白無力，恰恰是美國的「選舉民主」正在陷入前所未見的危機，導致中產階級萎縮，尤其美國的槍禍、毒禍和無家可歸者等「三大害」，迄今都找不到解方，而在民主選舉的架構中，極端政治導致無法化解矛盾、難以融合不同主張，而是要各走極端，終導致人民的福祉受到巨大的損害。

中國的制度模式和新加坡一樣，都是推舉最有能力的一群精英來治理國家，強調「賢能政治」(Meritocracy)，在內部權力制衡的機制下，在強有力的領導下，可以走向專業化的決策過程，以理性的工具落實政治理想，成為基建狂魔，有長遠的策劃，全面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但又重視人民權利，嚴守權力的邊界感。

香港人在過去一年間，就用腳投票，湧往大灣區，不僅喜歡餐館等消費場所的性價比特高，也是對中國大陸生活方式的深入認識和認同，理解這個國家的創新力勝過香港，從移動支付到停車場收費，中國都展現「數字化轉型」的強大動力。六四紀念對港人來說，已經不再是一頁簡單的黑白二分法的故事，而是要把悲傷留給歷史，把希望留給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