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是美國的立國精神，福音派基督教得以成為主流，但後期演變為美國對外殖民侵略的宗教藉口。

美國是其中一個最早擁護宗教自由的國家；同時，它也是現代基督教色彩最濃厚的西方國家。最能代表美國基督教背景的，無疑是印在美鈔上的格言「In God We Trust」，意即「我們信仰上帝」。然而，鮮為人知的是，「In God We Trust」並非美國立國之初的格言。一七八二年，美國國會議決將「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印在國徽上，成為美國實際上的格言；直到一九五六年方被「In God We Trust」取代。美國格言的變更，反映了基督教在美國兩百多年歷史上的轉變。

在美國建國初期，宗教自由是立國精神的支柱之一。十三個殖民地的居民大多來自歐洲，許多人為了逃避宗教迫害，遠渡重洋來到新大陸。在歐洲，國教制度盛行，宗教與國家權力緊密結合，異端信仰者常遭受壓迫和迫害，新世界為他們提供了一片可以自由崇拜和實踐信仰的土地。美國的開國元勳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強調個人自由、理性和權利。他們認為，宗教信仰應該是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私事，政府不應干涉。在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維珍尼亞宗教自由法令》（一七七九年）中，明確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法令開篇指出，「全能的上帝創造了自由的思想……」，接著指出強迫他人支持其不相信的宗教觀點是「罪惡且專制的」。這一原則進一步被納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一七九一年），正式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這在當時的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設有國教，宗教自由受到嚴格限制。

福音派打破權威和教條

十九世紀初期，美國經歷了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這是一場深刻影響美國社會和文化的宗教復興運動，福音派新教徒在此期間迅速崛起。與傳統基督新教不同，福音派強調個人與上帝之間直接、熱情的內心體驗，主張透過信仰實現靈性的重生。傳教士舉辦大型的營地聚會（camp meetings），以戲劇化的佈道和熱烈的音樂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信徒。這種福音派運動具有明顯的民主特性，它拒絕傳統宗教的權威和教條，鼓勵普通民眾積極參與，賦予他們發聲的機會。這種新的宗教形式，讓社會中被邊緣化的女性和非裔美國人在福音派教會中找到了力量和歸屬感。到一八五零年，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定期參加教會活動。福音派基督教不僅改變了宗教的實踐方式，還深刻影響了美國的社會結構。女性開始組織自己的宗教和慈善團體，非裔美國人也建立了獨立的教會。

另一方面，在福音派基督教的影響下，美國人逐漸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即「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一八四五年，報刊編輯兼政治家約翰．L．奧蘇利文(John L. O'Sullivan) 提出，美國有「明確的天命去擴展並佔領上帝賜給我們的整個大陸，以推動自由和聯邦自治」。這種思想源於白人美國人對自身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他們自認為是上帝選擇的民族，有責任將基督教文明和民主制度傳播到整個北美大陸。天命論成為美國西部大開發的理論基礎，推動了十九世紀中期的領土擴張。美國移民向西遷徙，與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和西南地區的墨西哥人發生了衝突。他們視這些土著居民為「劣等民族」，認為有權佔領他們的土地。福音派傳教士常常走在擴張的前沿，為美國的領土擴張提供了宗教上的正當性。天命論所隱含的種族主義和文化優越感，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十九世紀的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國不僅推動了西部擴張，也深刻地影響了對奴隸制的討論。隨著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熱潮，奴隸制逐漸被視為一個道德和宗教問題。北方的福音派人士強烈譴責奴隸制，認為它違背了基督教的倫理和「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他們積極參與廢奴運動，呼籲解放奴隸，並將奴隸制視為一種社會罪惡，必須被根除。與此同時，南方的福音派教徒則利用宗教為奴隸制辯護。他們聲稱《聖經》允許奴隸制，強調維護社會秩序和傳統價值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奴隸制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奴隸應該服從主人，這種觀點在南方社會得到廣泛支持。宗教上的對立使奴隸制問題難以通過政治妥協解決，隨著雙方立場的日益強硬，奴隸制成為國家分裂的主要因素。宗教教義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問題是，這種「只有我方擁有真理」的態度，終讓兩方都要對方殺身成仁。

真理在我方的霸道邏輯

福音派崇尚傳教，傳教的基本邏輯是真理在我的那一邊，如果不信我們版本的基督教，你將會永遠在地獄裏燃燒。因此，為了讓所有人獲得永生，福音派傳教士不遺餘力地走到全世界。同樣，美國人「信仰」他們的政治制度，認為它遠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為「拯救世界」，他們到世界不同的國家推廣這種「只有我對」的西方式民主。既深信「真理」在己方，美國的推廣力度也同樣徹底，亦不會因任何客觀的情況調整此信念。換句話說，從美國福音派基督教的發展歷史，就能讀懂近兩百年來美國對外關係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