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傘運動過去十年了，有人稱為佔中，但卻不甚精準，在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前，這場運動由佔中三子發動，目標限於佔領中環，但當天以後，運動並非三子所能控制，改為由「雙學」的學聯與學民思潮主導，佔領區也由中環擴及旺角、銅鑼灣，演變成全港性運動，再稱為「佔中」，未免失當，因此稱為「雨傘運動」（Umbrella Movement）更合適。「雨傘運動」當年，我只是十九歲的少年，如今已近三十，彼年參與運動的少年，已經都在三十前後，在運動裏嶄露頭角的新星，或繫於獄中，流亡海外，或改弦易轍，真是「此間非少年，人面也全非」，作為同輩人，總有一份責任，記錄我親身經歷的管見之愚。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這十年，是香港政治變化最大的十年，變化太快，隔數年政治生態已翻天覆地，十年前發生的事，已如白頭宮女話天寶。我是在二零一三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彼時學生政治風起雲湧，已有山雨欲來之勢，早一年是「反國教運動」，學民思潮乘勢而起，揭開中學生參與政治的風潮，到我入大學的時候，「學民仔」也進入大學，成為學生政治領袖。

從佔中到雨傘運動這段時間，我是中大論政社團國是學會的會長，一牆之隔的中大學生會，會長則是學民思潮的前發言人張秀賢，那時他與學民鬧翻，學力在「學民仔」中較佳，入讀中大政政系，及後參與學生會，成為會長也屬理所當然。雖是一房之隔，但我和他交集不多，只有在佔中商討日、學聯的會議上見過，交談過幾句，他不甚有魅力，說話有點結結巴巴，其實較適合居於幕後，但無奈政治人物要粉墨登場，一個幕僚型的人站到台前，及後一直在政圈浮沉，當過區議員，又欠下巨債，最終被頒令破產。一代學生領袖、政治超新星淪落至此，教人唏噓，但張秀賢近一兩年政治立場丕變，不再堅持「民主自決」，搖身一變，成為「基本法學生中心」的成員，擁護基本法，鼓勵香港「肩負國家任務和使命，參與國家各項建設和重大政策，與國家同步同向」，走到自己青年時代的對立面，不知是幡然醒悟，還是順勢而為了。

與張秀賢同期的政治人物，由本土派變成建制派的有《學苑》成員、《香港民族論》的作者李啟迪，欠下巨債的則有也是中大畢業、擔任過觀塘平田區議員的陳易舜。陳易舜在中大時擔任過校園電台台長，少我一年，也見過一兩面，數年後看新聞得知他沉迷炒股和賭博欠下七十萬港元（約九萬美元）債務，數目雖然遠少過張秀賢，卻也教人慨嘆。

^{張秀賢欠下巨債破產} 

運動發展超出學生預期

有人說雨傘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的陰謀，誠然，外國勢力參與其中是必然的，但影響有多大、學生是否知情並有意配合，曾身處其中的我不敢高估。在參加過佔中商討日、列席過「六二二民間全民公投」前的學聯會議，就我所接觸的「雙學三子」與學聯，他們都從未預計過佔中會變成雨傘運動，「佔中」本只是個恐嚇手段，沒有想過會弄假成真；學聯則早有準備，但也沒想過佔領規模會這麼大。至於「學民思潮」，我沒有太大接觸，沒有資格評論。

佔中商討日的運作，主要是分組討論，真的怎樣表達意見都可以，與其說是政治運動，個人感覺更像是大學裏的「導修課」，各種魚龍混雜的人都有，自然談不出甚麼政治方案，最終佔中搞個投票，選出三個最受歡迎的政改方案。至於「六二二公投」前的會議，那天在學聯總部，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一邊把手中的薯片往嘴裏送，一邊又慢悠悠地與大家開會，緩解緊張氣氛。與我一組討論的，有羅冠聰、張秀賢，當時羅冠聰是嶺南大學學生會代表會主席，狀甚戇直，他較為知名的事跡是當電競評述員，於電子遊戲方面有一手，會上也沒怎麼發言，完全看不出將來是政治明星。 

那天會上談了甚麼，今天已然忘得七七八八，總的印象，是用搞大學迎新營的方式在搞社會運動，要通過運動實現甚麼政治訴求，哪些目標可以談判，哪些可以退讓，要有哪些談判技巧，都付之闕如。後來佔中期間，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說他們是「被時代選中的年輕人」，這句話無疑是脫胎自「九零後」集體回憶的動漫《數碼暴龍》（或譯數碼寶貝），當時坊間評論也認為岑敖暉的這番話，代表年輕人要肩負時代使命，為香港做一番事業。但今日回望，岑敖暉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們本來沒清晰的想法，要創造一個怎樣的時代，只是剛好時代把他們推上風口浪尖，而他們沒有充足的準備，只是見步行步，迷迷糊糊地懷著抽象的民主信念，一路走下去。

作為大學生，我當時的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對自由民主的價值有著濃厚興趣與同情，但最終沒有參與現實的政治運動，一直是個「介入的旁觀者」。其中一個分水嶺是在雨傘運動期間的見聞，在九月二十八日催淚彈落下的一刻，我在現場，心理上對這場運動產生了同情，但卻很抗拒叫口號；到十月中旬其中一次學聯號召集會，雖然當時人聲鼎沸，據說足足來了十數萬人，但除了叫口號和唱歌外，並沒有任何推進運動或獲得成果的想法。運動的訴求沒有改變，學聯作為運動領導，不敢擔當指揮的責任，進退失據。於是，在十月中旬後，我就沒去過運動現場。當時我朦朧地覺得：「注定悲劇收場的運動，還是少投入感情為好。」直到十二月中旬雨傘運動被清場，身邊的同學多少失落，甚至患上「創傷後遺症」，我才對這場運動有更多感情，直到結束，我才感受到這場運動的震撼。

^{岑敖暉自命天選小孩}

學生分裂各展官威

在中大期間，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學生政客的風采，用周星馳的電影對白來說，就是「有很大的官威」，中大一個小小山頭，學生約兩萬人，學生會就有十個，有一個代表全體中大的學生會，可稱之為「中央學生會」，另有九個書院，各自有學生會，可稱之為「地方學生會」，一個山頭裏，就有「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央學生會對地方學生會時有齷齪，當中「代表會」是最高立法、監察及民意代表機構，常被學生嘲笑為「人大」；其中的代表並非全由直選產生，還有書院代表等各種名目，而某次代表會的章程要罷免某位新亞的代表，最終演變成撕逼大會，涉及的新亞學生會幹事目前不在政圈，也就沒有必要透露名字，她作為新亞學生會幹事，被懷疑動用學生會資源為自己助選，成為中大代表，有利益衝突、瀆職之嫌，因此有代表會成員動議罷免該名代表，代表會內分成兩陣對圓，有崇基學生會的代表力撐那位新亞同學，另有代表支持罷免，兩陣對圓，吵得熱鬧，我當時列席旁聽，雙方動用章程幹架，言必有法理，最後聽聞那位涉嫌瀆職的新亞女同學鬧得要自殺，在蒙民偉樓天台來來回回，幾欲一躍而下，幸得友人相救，得保無事。

另一次，印象更深的，就是二零一五至一六年會期「代表會事件」，涉事兩人都是政圈中人，因此可敞開名字談談。當時中大代表會主席是李軒朗（最後一任學聯秘書長，當過土瓜灣南的區議員），他與司徒子朗有糾紛，李是所謂的左膠（左派），司徒是本土派，政見不同，加上個人恩怨，不得了也，二人素來不和。某次開會，司徒子朗拍案而起，大罵「狗賊李軒朗」，及後二人陷入罵戰，身為代表會主席的李軒朗居然急電找來中大保安組，要把司徒子朗抬出去。中大保安組的叔叔姨姨來了，也甚是無奈，心想，「代表會主席，又不是立法會主席」，哪裏有權限叫保安做事，勸勸架，也就不了了之。

及後李軒朗先流亡台灣，再到英國，司徒子朗則做過黃毓民的議員助理，如今不知道哪裏去了，但代表會主席的官威，今天也教我記憶猶新。

中大學生報諜影風雲

雨傘運動結束後，本土港獨勢力在香港迅速擴張，在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裏更復如是。「雨傘運動」前中大就已有「本土學社」，召集人劉頴匡是我在善衡書院的校友，極度活躍於學生政治當中，當年會考以優異成績拔尖入讀中大中文系，最終因熱心社會運動無法畢業。沒有學歷，此君更熱心政治，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更多次發動遊行，也算風雲人物，及後由於參與七一立法會佔領被判暴動罪，在獄中服刑。

在「土獨」崛起的時候，我仍擔任國是學會會長，國是學會的宗旨是「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取自學聯七十年代四句口號裏頭「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有說是「爭取民主」），因此舉辦的活動少不了本土派前來挑戰。我對於港獨派素無好感，一來是對中國的感情，二來是本土派的頭面人物如黃毓民、黃洋達等都在品德上有爭議，校園開始出現「本土派」風潮的時候，當時我同樣身處范克廉樓，與學生會為鄰，自然對他們的舉止略有耳聞。

中大學生會「本土化／港獨化」的分水嶺是二零一六年的學生會選舉，第一次出現兩個內閣對撞，一個是傳統的自由主義左翼，第二個是本土派的「星火」，最終「星火」獲勝。隔年二零一七年的學生報選舉，同樣是兩個內閣對決，一個是本土派的「破駢」，另一個則是左派的「螢」，但這一次選舉還鬧出間諜風波，也教還是學生的我大開眼界。

本來「螢」獲勝，但「破駢」申請選舉呈請，認為是現屆學生報干預選舉，屬選舉不公，於是成立臨時行政委員會，即時接管中大學生報。隔一個月，「螢」的何正男自爆是「破駢」安插的兩名間諜之一，藏鏡人則是「星火」的學生會會長周竪峰，所謂的選舉黑幕也是本土派所一手策劃，由兩個「間諜」搜集材料，不惜一切要抹黑對手，但何正男良心發現，將事件本末公諸於世。

本土運動．黃粱一夢

雨傘運動過去已經十年了，及後演變成更加激烈、更加港獨的反修例運動，從後設視角去看，雨傘運動就是港獨派的「助產士」，本身並非「土獨」主導的運動，但最終失敗，本土派就乘勢而起，傳統民主派也失去了論述能力，成為「群眾的尾巴」，追著群眾的尾巴走，最終在二零一九年「攬炒」（玉石俱焚），都被掃出了香港政治舞台。

十年過去，這批活躍於「雨傘運動」的少年如今也非少年，約在「三十而立」的年紀，有些像張秀賢、李啟迪政見易幟，有的像周永康、李軒朗流亡海外，有些成為海外反華的青年人物像羅冠聰、張崑陽，有的還在獄中服刑，如劉頴匡。

一代活躍於青年反對派人物在香港已然全軍覆沒，但他們的故事還未結束，也值得後來者記錄，研究、思考為甚麼香港的民主運動，最終孕育出了港獨運動？

^{周永康如今流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