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很喜歡聽和唱“我住長江頭”這首藝術歌曲，因為它曲調優美，又散發中國式的，充滿畫意的深情愛戀。後來才慢慢瞭解詞曲作者的創作背景，特別是曲作者青主和他德國裔夫人的故事，終於理解到為什麼詞曲的創作者能有時隔近千年的昇華交流，反映出偉大的心靈交通是可以穿透時空的。

中國藝術歌曲的誕生，通常以1920年青主創作《大江東去》為標誌，距今已有106年歷史。回首中國藝術歌曲從誕生到今天所經歷的層層磨難到今日的復興，和中國近百年國運從絕境走向康莊大道何其相似!

青主，原名廖尚果，1893年6月10日出生於廣東惠州府城的書香門第，從小就在父親的嚴格調教下熟讀傳統詩歌和哲學。他天資過人，10歲就參加了清朝最後一次的科舉考試，並順利通過。17歲時，廖尚果考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堂（清末新式陸軍軍官預備學校，位於廣州黃埔，俗稱“老黃埔”，不是1924年成立的黃埔軍校）。在校期間受同盟會影響，1911年辛亥革命中參加光復潮州的武裝行動，立過軍功。

1912年作為有功青年被廣東軍政府選派赴德國留學，原計劃學軍事，到德國後未能入軍校,改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兼學音樂。

青主的首任夫人是（Ellinor Valesby，原名蔭嘉·海因裡希/Inga Heinrich），1895年出生在德國柏林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她從小表現出卓越的音樂才華，後來考入了德國皇家高等音樂學院，學習鋼琴、聲樂、小提琴和作曲，並曾在柏林演唱歌劇。她受正統歐洲古典訓練，熟悉舒伯特、舒曼一脈“以詩入歌、鋼琴與人聲並重”的藝術歌曲思維。

約在1916—1918 年間，尚果在柏林報紙登廣告征小提琴私人教師，蔭嘉去應徵。在蔭嘉的幫助下，尚果在小提琴琴藝方面進步神速，很快又學習鋼琴和作曲。兩人交往過程中，尚果時常為她朗誦中國古詩，講述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蔭嘉被底蘊深厚的中國詩歌以及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也愛上了中國文化。她自陳“向來極喜歡中國的抒情詩，見它那種柔細的溫香，和像一幅畫一般的詩句，好像要我們把它譜成歌一樣”。

尚果與華麗絲把德奧藝術歌曲及其浪漫派—印象派延伸語彙（宣敘/詠歎、功能與色彩和聲、造型性鋼琴），同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長短句節奏與文人吟誦傳統相融合，創造出以“詩境為魂、鋼琴與人聲並重、西方曲法為體”的中國藝術歌曲。

1919年至1920年，在梁啟超訪問柏林的歡迎宴上，蔭嘉以李白的《清平調》譜曲並為梁啟超演唱，這是她最早嘗試用中國詩詞譜曲。1920年，廖尚果也根據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創作出大名鼎鼎的《大江東去》。從中不難看出，蔭嘉在音樂上給予尚果巨大的幫助。《大江東去》開啟了中國藝術歌曲的新紀元。

1921年，蔭嘉與廖尚果在柏林結婚。與此同時，尚果完成大學學業，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次年，一心想報效祖國的廖尚果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秘書，1927年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少將主任。

1926年，蔭嘉帶著4歲的女兒廖玉璣萬里尋夫來到廣州，也曾加入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協助工作。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後，被國民政府通緝，化名”青主”，避居香港、上海。1929年應留德同學蕭友梅之邀，任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授，主編校刊《音》及《樂藝》季刊。

1928年，蔭嘉攜女兒也來到上海，受蕭友梅所聘，擔任國立音專外籍教師。蕭友梅以蔭嘉在香港起的化名“Ellinor Valesby”譯“華麗絲”為其中文名。從此，青主與華麗絲開啟了兩人藝術歌曲創作的高峰時期。“我住長江頭”就是這時期誕生的。華麗絲作為不懂中文的德國作曲家，靠青主、廖輔叔吟誦詩詞意境與聲調，為李煜、歐陽修、曹植、周邦彥等古典詩詞譜曲，1929—1931年間寫成近20首藝術歌曲。

好景不長，1932年，華麗絲與青主離婚。華麗絲繼續在上海音專任教，而青主則離開上海音專，告別作曲生涯，從事德語教學，1959年在上海病逝。1950年，華莉絲與女兒廖玉璣移居阿根廷布宜諾斯愛麗斯，終老於此。

兩人的離異被學界視為中國早期藝術歌曲史上一件”兩敗俱傷”的損失。

“我住長江頭”這首歌的詞就是宋代‌李之儀所填的詞“卜算子”。李之儀，（1038年-1117年）字端叔，自號姑溪居士，滄州無棣（今山東省濱州市無棣縣）人。李之儀幼年飽讀詩書，青年時，他被范仲淹之子范純仁收為弟子，鑽研文學。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年僅20歲考取進士。徽宗初年，李之儀被派至河東路任常平倉提舉。 在他的恩師范純仁過世後，李之儀將其政見整理成文並四處宣傳，也因此被范純仁的仇人蔡京污蔑而入獄。北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仕途不順的李之儀被貶到太平州（今天的安徽省馬鞍山市當塗縣）。

禍不單行，先是女兒及兒子相繼去世，接著，與他相濡以沫四十年的夫人胡淑修也撒手人寰。事業受到沉重打擊，家人連遭不幸，李之儀跌落到了人生的穀底。這時一位年輕貌美的奇女子出現了，就是當地絕色歌伎楊姝。楊姝是個很有正義感的歌伎，楊姝與李之儀偶遇，彈起這首《履霜操》，詞的本意是伯奇被後母所讒而被逐，最後投河而死。詞觸動李之儀心中的痛處。1106年，李之儀遇赦複官，提舉成都玉局觀，李之儀納舊相識歌女楊姝為小妾。相信這首詞就是這段時間的作品。

青主，在華莉絲的協助下，創造出這以首跨越千年，以中國文化為魂，西方音樂為體的不朽創作!

中國藝術歌曲自20世紀初誕生，便是一條“在戰火、政治風波與市場化衝擊中幾度瀕臨斷絕”的坎坷路。它起于中西交融的高峰，卻屢被時代洪流打斷，主要原因是：

1. 外來體裁與本土認同的張力：藝術歌曲是“舶來品”，而且因其“文人化、室內樂化、重詩意與鋼琴伴奏”的精英氣質，從一開始就與當時積貧積弱、救亡圖存的大眾需求存在隔閡。
2. 抗戰與動盪：20—40年代，趙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黃自《玫瑰三願》《花非花》、青主《我住長江頭》等迎來第一個黃金期，旋即被戰爭打斷。
3. 新中國成立後至“文革”，政治化擠壓與全面禁錮 。

然而，改革開放後終於迎來新的蓬勃發展期：

1. 2000年代—2010年代，從“禁區記憶”回到“學科正典”。
2. 2010年代中後期，建構體系化“自主知識體系”（關鍵轉折）。以上海音樂學院為代表的專業院校把散落作品做成可教、可研、可演的制度鏈。編纂《中國藝術歌曲百年曲集/大系/百年史》，到2025年已出多卷，形成“從作品散落走向體系完備”的譜系。上音聲樂歌劇系考試規定中國作品占比不低於1/3，把“學美聲必須回向中國作品”固化為教學傳統。
3. 2018年至今，從“國內傳唱”到“國際聲樂評價對象”。這是“重新定位”最外顯的一環——讓它獲得與德奧、法、俄藝術歌曲並列的對等身份，如2025首屆上音國際音樂家比賽與德奧經典並置指定曲目，推動中國作品納入國際聲樂評價而非僅限“特色展演”。

廖昌永等以“古典詩詞與書畫+藝術歌曲”音樂會在聯合國總部、維也納、萊比錫、漢堡、悉尼等地演出，定位為“文明對話載體”與“文化自信聲音名片”。

中國藝術歌曲的百年跌宕起伏歷史，從更大的角度看就是中華文明從被質疑到重新走向歷史巔峰在音樂界的具體反映！臺灣的分裂與統一又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