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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未來的道路、或者“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高層社會眾說紛紜，底層社會缺乏共識，唯有興起中的中產階層最希望維護中國的穩定發展。這既是因為他們是中國迅速發展最大的受益群體，也是由他們的社會品性所註定的群體特性。但毋庸諱言，今天中國的中產階層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陣地、或表達途徑向整個社會顯示自己的意欲與能量。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在以一個政治意義上的中產階層對付社會理論上的中產階層，缺乏積極應對中產階層發揮社會政治功能的謀劃：對他們的擔憂多於信任，對他們的限制多於培育，對他們的遏制多於使用，對他們的拒斥多於依賴；而且也是因為中國中產階層自身的孱弱，以及展示自己社會政治功用上的幼稚與乏力，造成官民雙方對其缺乏信心。改變這一狀態，需要跨越雙重關隘：在國家權力部門方面，需要過中產階層疾速成長造成社會政治風險的政治心理關；在社會公眾方面，需要過中產階層變革不足、保守有餘，無法發揮整合作用的社會心理關。
僅就當下中國的社會分層來看，高層、中層和底層的明顯分化，以及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缺乏共識，有可能在極偶發意義上造成某些社會震盪。但從總體上講，消費社會的迅速落定，已經使得他們不可能鮮明地支持革命，而是主要致力維持日常生活的消費狀態。面對社會學或社會理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這類社會分層問題，最重要的應對舉措，就是要從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維進入討價還價的治理思維。在這一點上，面對中產階層、以及高層社會與底層社會的不同社會群體邏輯，需要相應轉變權力習性，從全面管控轉向適應面對種種社會壓力的執政局面：這個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由當時的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明確提出來了。面對社會矛盾、社會壓力甚至是社會動盪情況處理執政的問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呈現給領導者的政治命題。而理性面對這一政治局面，以及因應時局處理好這一轉變，仍然需要時日。
愈近當下，面對社會巨變，國家承受壓力的能力有何明顯變化？在必須的國家總體安全觀的建構中，確實強化了國家發展的宏觀總體意識，但對中國之作為一個現代社會必須要應對的不同社會階層或精英集團討價還價的問題，似乎有隱匿起來的傾向。而社會群體與國家權力之間交錯的、因社會磨合不順利導致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更有遁於無形的趨勢。本論題中的中產階層問題，也從社會學或社會理論上的綜合命題，蛻化為收入分配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命題。其實，在社會學或社會理論角度看，如果國家將中等收入群體、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都視為討價還價的物件，完全不必將之作為政治性問題對待，而自如地作為社會問題處理，那麼，面對社會分層，掌權者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踩翹翹板——它要求掌握國家權力的權勢集團具備一種高超的平衡能力。在這個特定視角，社會學界關於中產階層發揮維護穩定、支持發展作用的條件性意見，比簡單強調他們肯定會發揮積極作用的無條件意見，要更為重要。
原因在於，如果說在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中產階層正在出現和大致形成的話，那麼需要搞清楚的是，它是一個現代轉型十字路口趨於形成的中產階層。這樣的中產階層，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動態性，它與成熟的中產階層和初生狀態的中產階層大不一樣。在轉型社會中，這一階層一方面對自己的處境認知很矛盾：在順暢的時候可能是顧盼自豪的，在不順暢的情況下可能是消極自沉的，甚至可能產生對這個社會產生嚴重失望和絕望的情緒。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處於社會中間地位，會將這樣的自我認知傳染給社會其他階層：可能對高層產生不利的權力迴響，對底層傳遞陷入社會動盪的資訊。一旦中產階層的地位不保、狀態不穩，會對雙方發揮出某種示範效應——因為高層的社會反應本來是針對權力而不是針對社會的，因此中產階層一有風吹草動，高層權力就會聞風而動，大力強化權力控制；相反，中產階層收入下降、地位衰變，會重創底層社會的生活信心，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
最近幾年，中產階層倍感生活的壓力，有一種被剝奪的階層跡象。所謂房奴、車奴、學奴等等，都是對之的形象描述。加之中產階層在承擔宏觀稅負上是最重的集群，生活狀態引人擔憂。對社會底層來說，中產階層地位都已經明顯衰落，他們有些心慌意亂，就在清理之中了。“雷洋事件”所包含的極為豐富的社會信號，可謂解釋相關變化的最佳案例：中產階層對自己身份地位和社會功能的信心動搖，導致其在慌亂中的臨時化、一致性行動。從校友的聲援，到社會的呼應，中產階層的自我組織能力隱然浮現出來。
▍三、中產的呼籲政治
必須承認，中產階層是有自己政治訴求的人群。但中產階層表達其政治訴求的方式，可以區分為二：如果國家權力體系承認中產階層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功能，他們會是和平、中道與理性的集群，他們會與國家權力積極合作，並成為社會政治穩定的穩壓器；如果中產階層得不到應有的社會尊重和政治承認，後果就會非常消極、甚至會引發危機。對此，人們可以對現代國家的中產階層進行一個比較，就會發現這樣的區分是得到經驗事實驗證的結論。歐美社會的中產階層是一個變動性很大的社會集群，但總的說來，它是一個有利於社會穩定的階級成分。在工業化消除了專制的政府形式、國家職能明顯增多、政府軍事力量強化、知識水準普遍提高等等，過去處於不斷增長的社會不平等趨勢出現重大逆轉——工業社會中的政治權力相對分散，收入分配的集中度下降，⒂這些都是有利於催生理性、沉穩和保守的中產階層的重要條件。
不同于成熟的現代歐美社會，在民主轉型時期的韓國，一個新生的社會集群，有著中產階層的政治認知和社會訴求，卻沒有中產的地位和現實收益，加上國家權力的高壓，就屢屢引發社會動盪——頻繁的的大學生群體造反，與正在冒出來的中產階層或顯性或隱性的合作，替中產階層發出政治參與與社會回報的聲音。這種社會激烈行動的背後，其實是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之際，正在形成中的中產階層受到壓制後的行動模式。這時，如果國家權力方面自覺意識到社會結構的變遷，就會盡力去培育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階層的討價還價意識，選擇理性商談的利益獲得進路，而不讓他們的政治抗爭意識付諸政治行動。韓國後來進入國家權力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協作模式，讓中產階級逐漸步入理性的社會行動軌道。
中國中產階層的出現與成長，是一個相較於其他國家遠為複雜的社會歷史故事。從中產階層出現的必然性上講，當然它是中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順生產物。但從它的社會政治塑造來講，中國中產階層是在各種外部因素的擠壓下頑強求存的。而從它有利於穩定社會政治秩序的功能上講，各方面又都期待他們迅速發揮中產階層那種穩壓器的作用。
中產階層需要有社會協調的管道，避免落入單一的社會控制軌道，這樣中產階層才能夠步上理性、妥協與維護秩序的維穩之路。因此，國家權力方面需要給中產層級適當的社會位置和政治安排，以便讓他們的緊張可以釋放、要求可以表達、願望能夠實現、訴求不致落空。實現這一培育中產階層的目標，既需要大力促進社會的平行流動，更需要盡力促成其向上流動：一個具有自由平行流動機制的社會，可以讓那些努力上進的底層集群和躋身下中產階層的人群，有一個釋放自身能量的空間。雖然這樣的流動方式對於他們晉升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層幫助不大，但至少提供了居於社會向上發展群體隊伍的機會。這樣的機會，對中產階層、尤其是自認的中產階層人群，具有釋放壓力、發現機遇、尋求發展、向上流動的引導性作用。一個具有較為充分的向上流動的社會，乃是一個向公眾敞開精英大門的社會。並非具有向上流動機會的社會，就能夠讓每一個人都能擠進上層社會的狹小空間。與其說敞開向上流動的空間是為了讓人人成為精英隊伍的一員，不如說是讓人們自己擔負起人生發展的責任。這對尋求發展的人們既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誘導，更是一種謀劃：人人都意欲成為生活小康、尚具理想、關心公共事務、熱心公益、理性行動的集群中的一員，這個社會就具備了現代社會的特質。一個由中產階層擔負起來的個人責任、相互關愛和彼此信任的社會機制，便是所謂“好社會”的重要標誌。
中國中產階層的發育與成長是緩慢的，社會學家甚至為此認定，很難指望他們發揮出主導社會走向和大眾消費的作用。倒是“小康大眾”這個占人口總數80%的集群，更能發揮相應的作用。此說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掩蓋了中國中產階層問題的另一面：不是中產階層不能指望，而是因為對中產階層的政治警覺促成的限制措施，不僅讓他們既難以發出理性的社會政治聲音，而且也讓他們的社會政治能量被遮蔽起來。為此，解決前一問題，需要國家權力方面對中產階層可以實現政治脫敏；解決後一問題，需要國家權力方面提供給中產階層合法發聲的管道。這其實就是建立中產階層的呼籲政治機制。呼籲政治（politicsofvoices）是一種和平理性、維護秩序的政治，而不是一種消解忠誠、瓦解秩序的政治。建立中產階層的呼籲政治，其實就是提供給他們合法發聲的制度機制：讓他們在制度吸納的前提條件下，既理性表達自己的意願，又理性謀求不同群體之間、自身階層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友好合作。建立這一機制的同時，就會逐步實現中產階層維護社會穩定與政治秩序的目標。
當下中國，中產階層發聲的主要平臺，無論是網路還是傳統媒體，都顯得缺乏代言其集群利益的意願。客觀地講，這對國家的利害關聯性值得慎思。因為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積極作用，知識界對政治的關注，對發展健康的市場經濟，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充滿活力的社會，將起到不可或缺的積極正面的作用。
最近幾年流行的“人民社會”論，是此前的“市民社會”論的替代品。顯然，“人民社會”是一個需要耗費巨大理論資源才能加以論證的概念。在政治思想史上，人民與社會是位勢高低明顯不同的兩個概念。人民乃是現代國家主權意志的體現者，主權確立以後，人民就必須退出政治場域。或者說，人民就必須轉變成憲法意義上的公民，他們按照業緣、地緣、趣緣等等因緣關係建立起具體而實在的社會。就此而言，抽象的人民是無法組成社會的。如果直接把人民這個高位概念拉下來，作為社會建構的主體，社會的分工合作機制就無法落地。所謂中產階層這些社會分層概念，也就失去了它指引人們理解複雜社會的功能，變得多餘起來。就中產階層這一論題來說，他們不過是實在社會的一個集群，他們在政治上成熟一點，表達社會訴求就會更理性一點，國家權力層面便會對之放心一點，社會底層也不會受到太大觸動或刺激。如果只是設立一個抽象的人民社會裝置，兩眼一抹黑，社會全體成員高度同質，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無從發揮，社會政治秩序建構及其維護的主體寄託也就無從談論。
2018/10/4
(本文結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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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原標題為“群體或階層：中產的中國問題”，此處為原文的部分節選，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感謝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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