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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中產人群。中國的中產階層，在經濟上屬於中等收入人群，生活條件優越；在政治上被認為是階層而非階級，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面臨模糊的身份意識；在社會層面成為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指向標，廣泛參與社會治理。本文從中產這一新興階層出發，將中國中產階層去政治敏感性，探討如何發揮中產階層穩定社會與建設國家的積極性。作者認為，當下需要正視中產階層的呼籲，提供給他們合法發聲的制度機制，讓他們在制度吸納的前提下，既理性表達自己意願，又理性謀求不同群體之間、自身階層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友好合作。本文原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文章為前三部分，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一、中產：群體抑或階層？
中產問題涉及到執政黨的階級分析問題，所以它屬於敏感的話題。在官方的用詞中，中產已經完全不與階級進行詞彙配對，一般使用群體這個詞彙來界定中產的社會政治屬性。而且中產的財產屬性，也被換成了“中等收入”的描述性概念。於是，“中產階層”這個流行概念就轉換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有論者不認為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轉換而出的概念，他們對這兩個概念的差異性進行了甄別：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相對于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概念，是僅就收入情況對社會人群進行的區分。而中產階層是一個相對複雜的概念，“除了收入之外，還有職業、受教育水準、聲望、消費能力等諸多因素都是定義‘中產階層’的重要參考標準”。直接一點講，使用中等收入群體概念，而不使用中產階級概念，確實存在回避政治矛盾的意圖。在中國情境中，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相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言的概念，是一個學理上說不清、政治上惹麻煩的概念。
從學理上講，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急遽變遷，曾經流行的階級階層結構論說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但與之對接的論說又似乎很難建立起來。因此，階級階層論說成為一個斷裂性的話題：就階級鬥爭年代的那種階級話語而言，缺乏繼承者；就改革開放以來的階級階層分化而言，缺乏先導者。在中產這一論題中，兩個相關的顯著變化，是形成這一僵局的導因。一方面，“原有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幹部和知識份子的簡單階級階層結構，現在已經轉化成由許多不同利益訴求群體組成的複雜多樣的階級階層結構，產生了個體戶、私有企業主、外資企業的高管、民營企業的科技人員、各種仲介組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從工人、農民、幹部和知識份子隊伍中分離出來的。即便是同一社會階層中，經濟社會地位和利益訴求也有很大差異”。階級鬥爭年代那種簡單明瞭的階級劃分顯然是行不通了。另一方面，“中國從一個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在國際比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這就促使人們按照社會階層收入差距重新劃分社會階層。但由於中國社會的疾速變化仍然在進行中，人們在學理上對之做出概括，需要待以時日。而且需要在學理上做出突破，才能做出與社會變遷實際相一致的階級階層變化的創新性學理貢獻。
從政治上講，中國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遷，主要呈現在社會的中層結構即運行結構上，社會政治的基本結構即國家基本制度並未發生人們想像的那種改變。因此，曾經被認為是廢棄了的階級鬥爭國家理念，只是潛蟄下來、並沒有退出國家政治生活場域，甚至在國家謀劃的深層次上還保有支配性地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階級的定義，還明顯地深刻作用於基本政策的制定方面。取決於這一點，在談論中國的階級階層結構變化的時候，仍然需要隨時惦記他們對階級問題的經典定義。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階級做出的基於經濟基礎的定義。
與之相伴隨的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聯意義上的階級定義。一方面，恰如恩格斯所說，“過去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一直存在的；人類的大多數總是註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和過著悲慘的生活。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一切階段上，生產還如此不發達，以致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抗形式中進行”。循這一定義可知，作為歷史現象的階級與階級鬥爭，在生產發達以後就會消失。但在這之前，階級與階級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另一方面，“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保存階級統治條件下減少痛苦和犧牲的遠景（這些話說起來就特別容易，因為不用擔保‘實現’這種遠景），從而使他們忍受這種統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打消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順理成章的就是，再一方面，階級鬥爭必然引發革命。“什麼是階級鬥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雇傭工人或無產者反對私有主或資產階級的鬥爭。”這是革命必然性的體現。“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碎那由於和新的生產關係發展產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機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徹底消滅階級的目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點，歸納起來就是三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是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對無產階級政權而言，最為嚴肅的政治任務，就是在保證政權的前提條件下，實現最終消滅階級的任務。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言說，對中國而言所具有的高度嚴峻性，在此鮮明凸顯出來。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述的此階級並非當下中國討論中產階層的彼階級。馬克思主義對階級的系統言說，結構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循“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遞進關係建立起來的一整套革命理論。其中，階級的二分法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區分，至為關鍵。馬克思主義站在被統治階級的一邊，強調被統治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這一政治組織由政黨領袖提供理論指導，然後讓被統治階級進入階級自覺的革命狀態，以期實現革命的偉大目標。可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是著力動員革命的一種社會集群劃分、社會組織方式和政治動員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政黨對階級概念的敏感反應可以說是天生的。在中國，對中產階層的政治敏感性，就來源於執政黨的敏銳政治意識，這是執政黨的指導思想所註定的情形。
中產階層這一概念遵循的階級階層劃分標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階級劃分標準。它是一個後革命社會或現代社會的多元階級劃分標準的產物。現代社會被稱之為“橄欖型社會”，中產階層是居於中間地位，與這一階層的收入、社會地位、名譽和政治訴求關聯在一起，它是一個社會學或者社會理論基於財產與分配制度的集群劃分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產階層的階級劃分，既不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樣是一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二元分割，也不存在中產階層要以自己階級意識的自覺去盡力推翻誰或者直接贊同誰的問題，它不承擔這樣的階級使命。它是一個政治上已經脫敏的概念。一些論者為什麼強調中產階層相對於上層或下層來說，它更傾向於維護穩定，主要是從它的社會品性上著眼而對其階層特徵做出的概括，而不是從它的政治品性上對其投入政治革命或政治秩序重建做出的分析或定位。對於中產階層這個政治上已然脫敏的社會理論概念，執政黨和政府勿需用自己意識形態理念中的階級意識來對待或處置。校正這一點，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討論中產階層的問題，既讓其得到準確的社會定位，又避免它的政治定位掩蓋住它的社會定位，從而讓中產階層發揮其強大的社會功能。
▍二、中產階層：社會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對中產階層進行政治脫敏以後，就可以知道，僅僅討論中等收入群體的問題，其實存在重大疏漏，即拒絕社會學意義上的中產階層的定位，實際上就是因為我們把它高度政治化了。論者畏懼的事情是，明確鼓勵一個中產階層的成長會有什麼政治危險？其實，鼓勵一個中產階層的成長，恰恰對化解社會的政治風險具有明顯的幫助作用。
就今天中國的情境講，用社會學意義上的階級和階層劃分，替代革命黨時期、或者作為完成革命而又沒有進入後革命時期的階級劃分，已經充分顯示出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如果自覺地用社會學關於階級、階層的社會定位替代革命化時期對階級的政治定位，那麼中國對中產階層幾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就能夠肯定下來、加以培育、積極推動，促使中產階層走向成熟，讓他們擔負起建構現代國家的社會政治使命。
社會學或社會理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其重要性在於，它是一個社會相對寧靜化條件下的階級或階層劃分結果。一般而言，在一個社會裡，價值分裂也好、政治顛覆也好、秩序重建也好，都是“諸神之爭”。如果這類爭端不能有效息爭，就會有精英起來攪動社會，從而讓革命理論尋找到它所需要的社會支援。一般而言，精英群體之間的理論分歧非常劇烈，價值爭端很難塵埃落定，精英之爭常常導致大眾社會的撕裂，引發社會危機，催生社會革命。這是任何社會形態都無法避免的事情。在社會分層的角度看，以“法律主治”（theruleoflaw）的方式遏制高層分裂、安撫底層不安、培育中層維穩，是一個化解因精英裂變引發社會傾覆的有效進路。
就中國階級鬥爭歲月的情況來看，過於發達的階級思維、政治思維引導出的簡單而草率的結論其實是錯誤的：一種立意控制高層，然後由高層直接下貫到基層的社會控制，長期被認定是有效的國家控制體系。就大型複雜社會而言，社會高層從來是控制不住的，社會底層也是很難有效控制住的。這是因為，兩個社會階層都具有高度的分散性：高層社會因價值立場的明顯不同而分散，底層社會因利益的獲得稀少而明顯散離。整合社會高層與社會底層，因此成為一個社會控制的難題。社會控制與社會協調是兩種整合社會秩序的方式：前者是通過遏制一些人、激勵另一些人來協調潛在的衝突行為，後者則由規範社會行為的規則和程式構成，目的在協調眾多個人使用公共資源的聯合行動。⑾處在社會高層的人群，財產較為殷實、價值立場比較明確、政治行動力較強、組織忠誠性相對較弱，他們接受協調的意願不高，願受控制的程度更低。因此，一個旨在控制高層的社會體系存在陷入政治秩序危機的高風險。相應地，社會下層群體缺乏穩定的收入或收入不高、價值立場遊移不定、政治行動上的隨附性較強、組織忠誠性亦不高，他們可能接受控制，但卻很難進行協調。
在非民主的狀態下，不管是協調高層還是控制底層，很難依託民意展開相應進程。要讓民眾的大多數即中產階層的民意和底層社會的民意呈現出來，都缺乏相應的有效社會機制安排。即便是在民主社會中，對高層的遏制從來也都是缺乏成效的。比如非常成熟的現代國家美國，特朗普和共和黨內部的高層集團就很難達成政治一致，他們與民主黨想達成共識的難度就更不用說了。在黨派之外，特朗普與社會新聞界精英集團可以說是鬥得烏煙瘴氣。社會控制的關鍵群體，正是中產階層，因為中產階層的社會品性讓他們足以成為社會的穩壓器。調查表明，“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是溫和的、對別人的判斷是慎重的、不願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別人”。這與社會高層與底層的社會品性有著明顯的差異。
2018/10/4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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