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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延龍、張蘊嶺 | 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本文指出，隨著韓國社會議題和黨派、黨內競爭中的撕裂日益嚴重，民眾越來越出現極端化、激進化的趨勢（這一點在此次大選選票上就有體現）。社會問題推動國內政治發展，形成社會與政治的凝聚，在社會力量的強烈驅動下，政治難以讓步。而韓日之間，因為近代長期的殖民統治，留下了以“慰安婦”、“強徵勞工”為代表的歷史問題，民眾參與社會討論中，民族悲情主義塑造了民族凝聚力，也促生了對立。尤其是在當下：一方面，日韓之間共同發展的利益關係逐漸轉向車輛、電子等產業的競爭關係；另一方面，民族主義被定義為愛國主義，兩國給予現實的合作利益，已經無法抵消歷史問題引發的民族矛盾。加上互聯網傳播的影響，韓國民間的反日情緒相對高漲，也不可避免地影響韓國外交政策。歷史上也曾有李明博因為親日受到質疑，支持率暴跌的案例。而日本對於歷史問題已經形成了“建交時已經解決”的共識，因此對韓國的強硬態度，也不時給予強硬回應。因此，韓日之間儘管國家關係實現了正常化，存在於社會各層面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常成為韓國社會力量和社會運動的引爆點，被激進主義、國家政治作為凝聚社會共識、塑造民族意識、轉移社會矛盾的抓手。在這一問題上，韓國和日本雙方都處於兩難境地。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12月刊），原題《歷史傷痕的當代陰影——韓國對日關係的社會政治》，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歷史傷痕的當代陰影 ——韓國對日關係的社會政治

韓國與日本有著複雜的關係。近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的長期殖民統治，“二戰”後韓國與日本同為美國的盟國，使兩國關係中歷史恩怨與現實聯繫並存。近年，韓日間因歷史遺留問題爆發衝突明顯增多，強度也明顯增大。其中，“慰安婦”問題和日企“強徵勞工”問題是衝突的焦點。歷史遺留問題與民眾訴求、社會運動、民族意識與國家政治、對外政策等因素纏繞在一起，使得兩國矛盾不斷升級。

本文試圖從社會政治的視角來分析韓國對日關係中的深層問題。這裡，我們把社會政治定義為由社會因素推動的政治，社會因素主要表現為社會意識、社會利益、社會訴求所引發的社會輿論、社會運動和社會組織，政治則主要表現為政治認知、政治取向和政府政策。

▍歷史遺留問題的癥結 

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35年，歷史積怨很深。“二戰”後，朝鮮半島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在美國的扶持下大韓民國政府成立。美國為建立冷戰防線，竭力促成韓日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1952年，韓國與日本開啟邦交正常化談判，最終經過七輪的艱苦談判，於1965年簽訂《韓日基本條約》，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然而，韓國與日本在主要歷史遺留問題上存在巨大的認知差異。冷戰期間，韓國社會對解決歷史問題的訴求長期屈從於服務國家現實利益的外交政策，韓日關係在經濟合作的驅動下發展穩定。但是，隨著韓國經濟獲得長足發展，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也極具增強，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訴求開始浮出水面並逐步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和政治力量。“慰安婦”問題和日企“強徵勞工”問題是兩個由社會升級成政治並進而成為兩國外交矛盾與衝突的典型案例。

（一）“慰安婦”問題發酵

日軍強徵“慰安婦”事件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據統計，從1932年到“二戰”結束，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在亞洲強迫超過20萬名女性成為性奴隸。日本投降後，儘管日軍強徵“慰安婦”事件在東京審判中被認定為日本侵略罪行之一，但因冷戰格局、威權政治、歷史認識等因素的影響，並未受到各方充分關注，在對日本戰後處理和韓日邦交正常化等談判中均未成為獨立議題。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民主化運動在韓國興起，大量接受過現代教育的韓國女性開始呼籲女性權利，成為聲討“慰安婦”問題的主力軍。1990年11月，韓國民間團體成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隊協”）。在“挺隊協”的推動下，1991年8月，韓國“慰安婦”倖存者金學順老人向東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訴訟，實名做證控訴日軍侵略罪行，要求日本政府就當年的錯誤行徑道歉並給予補償。

韓國民間團體就“慰安婦”問題積極展開活動，形成了越來越強的社會輿論，在此情況下，韓國政府開始對“慰安婦”問題介入，制定了《日軍慰安婦生活安全法》，對國內的“慰安婦”受害者提供補償，同時通過外交途徑要求日本政府查明真相。在韓國社會輿論和政府的介入下，日本政府發表了有關“慰安婦”問題的“加藤談話”和“河野談話”，並成立了“亞洲女性基金”。但是，日本此舉並沒有得到韓國社會的認同，韓國民間團體對此結果保持強烈抗議姿態，“慰安婦”受害者及其支持團體批評這些道歉和反省不具備真實性，拒絕接收“亞洲婦女基金”提供的賠償。“慰安婦”問題自此上升為韓國政治重要議題。 

“慰安婦”問題在韓國國內政治的升級必然向韓日關係延伸。2012年8月28日，韓國國會外交通商統一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敦促日本政府向日軍'慰安婦'正式道歉及賠償”的決議案。該決議案強調日本政府應承認日軍強徵“慰安婦”的歷史事實並對此負有責任，同時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和賠償。國際社會對“慰安婦”的訴求也表示支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2013年，在多方壓力下，朴槿惠政府不得不將“慰安婦”問題與兩國關係掛鉤，並將解決“慰安婦”問題視為改善韓日關係的前提條件。朴槿惠政府為解決“慰安婦”問題，通過高層及首腦會談直接敦促、通過國際社會間接施壓、通過局長級會議展開事務磋商等策略，督促安倍政府糾正歷史修正主義的主張。

在針對“慰安婦”問題的磋商過程中，韓日雙方在法律責任、個人賠償、拆除“慰安婦”紀念碑等事項上存在巨大分歧。2015年12月28日，韓日雙方達成《慰安婦問題協議》，儘管該協議的達成或有助於暫時擱置雙方爭議，但韓國社會對“慰安婦問題協議”並不滿意，他們指責該協議缺乏針對受害者的解決內容，可能存在幕後承諾，並對“最終和不可逆轉的解決”等措辭表示質疑和批評。2016年底，在協議簽署一周年之際，韓國各地民間團體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主張“慰安婦問題協議”無效，並在日本駐釜山總領事館前設立“和平少女像”。

2017年5月10日，文在寅當選韓國總統。7月31日，韓國外交部成立工作組，審查了從2014年4月16日召開第一次慰安婦問題司長級會議到2015年12月28日宣布協議的全部流程，並審查了外交部、總統辦公室和國家情報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傳喚了參與談判的主要人員。文在寅政府重新審視“慰安婦問題協議”後，儘管對該協議持有明顯的異議，但為減少韓日沖突，仍承認該協議的存續，但擱置了協議的實施與進一步談判。2021年1月8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做出判決，支持韓國“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支付精神賠償的訴訟要求。該判決受到韓國慰安婦支持團隊的熱烈歡迎，但引起韓日關係新一輪衝突。

（二）“強徵勞工”案突起

據韓國政府統計，日本佔領朝鮮半島35年間，共向本國輸送了約78萬勞工從事採煤、煉鋼等重體力勞動。1965年，韓日建交時簽署《請求權協定》，約定由日本向韓國政府支付3億美元，並提供2億美元的優惠貸款，韓國同意“二戰”韓國勞工向日本企業的索賠問題“完全且最終解決”。1974年，韓國政府對“強制徵用”受害者進行了賠償，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許多勞工沒有拿到足夠的補償，為日後的糾紛埋下了隱患。

20世紀90年代後，韓日兩國政界、學界、法律界圍繞與“二戰”時期“強制動員”和與索賠問題相關的日本殖民統治的合法權問題、1965年《韓日基本協定》第二條的解釋、《韓日請求權協定》賠償對象及《韓日慰安婦問題協議》等問題發生爭議，至今仍未找到妥善解決的方法，成為長期影響韓日關係的阻礙因素。

2012 年，韓國大法院首次做出裁定，認定強徵勞工的個人索賠權並未因《請求權協定》而消失。2013年，首爾高等法院首次宣判新日鐵住金公司（前新日本製鐵）對4名勞工做出賠償，但朴槿惠政府出於韓日關係的考慮而遲滯了最高法院的終審判決。2018 年10月30日、11月29日，韓國大法院分別就被告日本新日鐵住金公司和三菱重工在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強徵勞工”做出終審判決，維持了2013年首爾、釜山兩地高等法院所做原判決結果，勒令被告向每位受害者原告分別賠償1億韓元和8000萬韓元。此舉成為日韓矛盾集中爆發的導火索。由於韓日兩國政府無法就勞工索賠問題達成一致，導致更多的日本企業被韓國法院判決賠償。2019年1月，韓國一家法院批准原告方所提扣押新日鐵住金公司在韓部分資產的申請，原告隨後著手處置這家企業被扣押的資產，把所獲資金用於賠償。這之後，日本要求與韓國進行外交磋商。韓國總統文在寅稱許多韓國人不相信1965年的條約足以賠償損失，並呼籲尊重法院的裁決。

總體來看，日本在“慰安婦”問題和“強徵勞工”問題上的立場一直沒有變化，即這些問題都在日韓建交時得到解決。對於韓國國內社會政治不斷升級和由此造成的外交問題，日本政府除提出抗議外，還採取一系列強硬的措施。比如，2017年1月6日，日本叫停了與韓國的貨幣互換磋商，並推遲了韓日高層經濟對話；１月9日，日本撤回駐韓國大使；2019年7月4日，日本政府正式啟動針對韓國的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將韓國排除在貿易“白色清單”之外。針對2021年1月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關於強徵勞工的判決，新上任的首相菅義偉重申，慰安婦問題已經在1965年兩國建交時獲得最終解決，日本外務省還召見韓國駐日大使對判決表示抗議。這使得處於“冰冷期”的韓日關係雪上加霜。

▍韓國的社會政治凝聚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內社會政治的變化必然投射到對外關係。梳理韓日“慰安婦”問題與日企“強徵勞工”問題不難發現，韓日曆史遺留問題的主要癥結在社會，社會問題推動國內政治發展，由此形成社會與政治的凝聚。社會政治具有剛性特點，即在社會力量的強烈驅動下，政治難以讓步。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留下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在最初韓日建交時基本沒有得到解決，為日後歷史問題重新浮現埋下伏筆。隨著韓國自身的發展，特別是民主化進程的發展，過去被長期壓制的社會訴求浮出水面。將社會大眾對解決歷史問題的訴求列入政府的公共議題，成為韓國政府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在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進程中，韓國出現了強烈的歷史反思潮，民族主義意識上升，社會力量將正確認識歷史、解決歷史問題推升為社會運動的重要議題。

社會問題被推升至韓國的政治議題，與韓國進步社會力量和左翼政治團體的推動直接有關。韓國的左翼進步力量在歷史問題上堅持原則立場，利用歷史問題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塑造民族意識，在爭取民眾，特別是青年群體的選票和政治支持方面獲益良多，形成了社會與政治間的依賴關係。近些年，隨著韓國社會轉型進程的不斷深入，韓國政治面臨選民政治分裂與政黨政治衝突的雙重挑戰，選民的政治偏好趨於激進，而政治衝突也使得政黨矛盾尖銳化。受此影響，社會分裂的程度不斷加大，社會矛盾難以彌合，韓日政府達成的協議也因政黨的輪替而被推翻。

韓日兩國基於現實的合作利益，已無法抵消歷史問題引發的民族矛盾，因此，兩國政府歷次達成的歷史問題協議並沒有真正解決韓國社會的普遍訴求。1965年韓日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但外交關係正常化是在擱置日本對過去殖民朝鮮統治的認識問題的情況下實現的。朴正熙政府與日本簽訂的《韓日基本條約》中，戰爭賠償問題是以“不要求賠償性質的財產請求權”方式解決的。韓日最終相互妥協簽訂協議的根本原因是“兩國在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國家利益上的相互吸引”。朴正熙政府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盡快與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獲得日本援助，發展本國經濟。當時，影響韓日關係的主要因素是基於國家發展利益的政治因素，韓國民眾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訴求，屈從於國家的現實發展利益。隨著韓國對日本經濟和安全依賴關係弱化和競爭關係增強，彌合韓日國家矛盾與民族矛盾的現實利益合作大為減少，韓國社會對歷史問題追責的訴求自然充斥於兩國關係中，成為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冷戰期間，在美國構築的同盟體系當中，韓日在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合作需求一定程度掩蓋了其歷史和民族矛盾。冷戰結束後，過去由美國強權政治進行安排的國際交往規則發生改變。韓日關係的維繫和發展，最開始是以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等為紐帶。近些年，韓日經貿關係中的競爭成分不斷增多，特別是在汽車、造船、半導體和通信等領域，競爭日趨激烈。以發展促穩定的環境消失，社會政治矛盾浮出水面。同時，日本的歷史認識也激發了韓國的“悲情民族主義”情緒，為社會運動火上澆油，推動韓國社會政治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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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治與外交 

“慰安婦”問題和“強徵勞工”案等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推動韓國社會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歷史問題的聚焦在凝聚和培養韓國人的民族性、民族意識等方面起到了滋養的作用。日本方面，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社會多數對歷史的認知越來越走向另一個方向，即支持政府關於所有歷史問題都已得到解決的立場，反對為過去的行為再進行道歉，對他國提及歷史問題非常反感。因此，這導致韓國的“反日”情緒和日本的“嫌韓”情緒逐步加深，兩國社會相互仇視，在社會對立的情況下，韓日兩國外交衝突不斷升級。

一般而言，外交決策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既要考慮國內，也要考慮國外的因素，在堅持本國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對內外進行協調，在必要時進行一定的妥協。對民族主義者而言，民族意識與認知要超越外交政治關係。由於韓國的社會與政治具有相互支持的特點，政治決策者往往會著重考慮對內塑造民族意識、凝聚社會共識，難以做出妥協。

歷史具有主觀和客觀的雙重性質。歷史悲情主義一直在塑造民族意識、激發民族精神、凝聚本民族共同身份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歷史悲情主義是對歷史上本民族發生的不幸、悲劇和屈辱的一種傷感的集體記憶。許多國家或多或少會利用歷史悲情主義對民眾進行教育，以塑造民族心理和激發民族精神。在這種集體情緒中，人們會拘泥於對歷史問題的片面的、選擇性的記憶，這導致人們對自身的不幸歷史和現在的身份過於敏感，因此也極大地影響到反觀自身和觀察別人的視角，從而構成現實層面諸多問題的癥結。對韓國對外關係而言，歷史悲情主義往往助長了任性的道德主義，滋生民族主義，產生極端的受害者情結。這種狀況一旦成為集體共有意識並影響政治取向，就會對國家的對外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韓日曆史問題不僅關乎民族意識的塑造，還關乎韓國人的身份構建。構建集體身份認同是社會互動與相互承認的結果，韓國人對歷史事實的共同回應，也是構建韓國人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途徑。對韓國的民族主義者而言，構建身份認同無疑能凝聚社會共識、產生政治利好。因而推動韓日之間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政治議題，也成為打破威權主義，重構民族集體意識，取得民意支持，打擊保守政治力量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主義者常被等同於愛國主義者的情況下，韓國社會瀰漫著濃重的民族主義色彩。

韓國保守人士普遍“親日”的現象，常勾起韓國民眾被殖民的歷史記憶，刺激著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上世紀90年代，韓國民間團體發起了清查“親日派”行動。行動持續了近30年時間，在2004年獲得法律依據，並成立專門調查機構，通過發布“親日反民族行為者”名單和沒收其財產的方式，極大地打擊了國內“親日派”。這個行動使保守派政治人物“一旦被打上親日標籤，就很難在政治上有起色”。迫使這一群體在對待歷史問題時愈發謹慎，避免被貼上“親日派”的標籤。2012年7月，李明博政府曾與日本開展秘密外交，推進兩國簽訂軍事情報協定。事件遭到曝光後，韓國社會出現了強烈的反日情緒，李明博被本國輿論和在野黨指責為“簽賣國協定”“暴露親日本色”“賣國賊”等標籤，一度導致支持率暴跌，最終李明博登“獨島”對日宣示韓國主權，才平息了這一事件。

此後，韓國政府在發展韓日關係時，高度關注社會輿論的反應。一定程度上因清算“親日派”行動，韓國政府在面對歷史問題時不得不採取強硬態度。清查“親日派”行動也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從2004年韓國發起這項運動以來，日本政府代表和政要曾多次向韓國表示，“清查歷史”可能給日韓關係帶來影響。可見，韓國的民族主義不僅影響著政府決策，也給韓日兩國正常的交流和合作造成了嚴重影響。

上世紀80年代末，民主運動推動了韓國社會制度的變革。民眾的發言權有了保障，民間團體也有了政治參與的空間。圍繞著票選政治，進步政治力量依靠民間團體獲取政治資源，並依靠社會力量推進政治改革。同時，韓國民眾通過選舉、示威遊行、媒體監督、輿論支持等方式表達自身需求。這使韓國政治與社會之間形成了一個需求與影響的閉環。歷史問題隨著市民的“政治參與”，開始體現在韓國政府的政治決策中。政治與社會明顯的界限被打破，歷史遺留問題也從一個學術問題、社會問題,逐步上升為韓國政治和外交議題。

互聯網成為社會運動發揮影響的便捷通道。韓國政客廣泛利用網絡空間獲取公共意見、大眾輿論、支持率調查、調查投票等信息，同時通過網絡培育支持群體。朴槿惠政府與安倍政府簽署的《慰安婦問題協議》，遭到韓國社會的普遍反對。在主張重新協商“慰安婦協議”的群體中，青年群體佔比最大。受網絡輿論影響的青少年群體強烈主張重新協商。另外，韓日兩國網民在網絡空間中相互敵視的態勢，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兩國社會的交流氛圍。

值得注意的是，在“慰安婦”問題上，韓國女權主義力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女權主義者呼籲女性平等和女性權利的保護。“慰安婦”作為女性受戰爭迫害和男權壓迫的歷史有力見證，在女權主義的推動下，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反響。1992年2月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來自日本民間團體的代表報告了日軍在戰爭期間強徵“慰安婦”的情況。同年5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現代奴隸制討論會通過了致聯合國秘書長的文件，要求基於國際法的立場關注日軍的“慰安婦”問題。1993年6月，在維也納召開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上，通過了《關於廢除對女性暴力的宣言》，譴責侵犯女性人權的行為，並提出有效原則進行追究。“慰安婦”問題逐漸超越外交層面，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問題。此後，韓國“慰安婦”群體和其支持團體開始謀求國際化解決途徑，並以日本和美國的司法途徑開展跨國訴訟。“慰安婦”問題國際化的努力，被國際婦女運動和婦女組織等密切關注，成為女性主義爭取女性權利的社會運動。

顯然，韓日之間儘管國家關係實現了正常化，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隨著韓國自身發展和國內政治的變化，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輿論與力量以及左翼政治勢力的驅動下，歷史遺留問題常成為韓國社會力量和社會運動的引爆點，被激進主義、國家政治作為凝聚社會共識、塑造民族意識、轉移社會矛盾的重要抓手。因此，在復雜社會政治因素的驅動下，韓日兩國政府在處理這類問題上不僅難以做出大的讓步，反而變得非常強硬。從韓國方面來說，如何妥善解決歷史問題，彌合韓國社會與政府的巨大分歧，不僅關乎受害者利益和民族自尊，也關乎政府的執政基礎。儘管韓國總統文在寅在紀念韓國歷史運動三一節致辭中表示，“我們不能因過去歷史裹足不前，而應該在解決歷史問題的同時謀求未來發展”，並強調韓日兩國應面向未來加強合作，但在韓日矛盾極端惡化的情況下，兩國的互信已經嚴重受到損害，恢復互信變得無比困難。韓日關係中的社會政治因素不僅影響了政府的對外決策，還對國家觀、歷史觀等的塑造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此問題上，無論韓國還是日本政府，都面臨兩難困境。可以預測，在韓日兩國缺乏壓倒性的合作議題的前提下，短期內將難以找到妥善解決歷史問題的和解方案，在多重社會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問題還可能擴大化和復雜化，從而導致兩國的外交摩擦和衝突升級。

值得注意的是，當今，社會因素在各國的政治中越來越凸顯，儘管各國的情況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社會因素推動政治的影響力在增強，這種強化有的更多表現在國內，有的則產生外延，影響到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和對外關係。韓國對日關係的社會政治有著特殊的動因，破解這個難題，需要韓日兩國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間找到新的平衡，降解狹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極端化訴求，在各自社會樹立科學和理性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而走上這樣的正軌，不僅需要時間，而且也需要智慧。從面向未來的角度思考，樹立牢記歷史教訓、吸取歷史經驗的歷史觀，可能比追索歷史責任更能有效推動問題的解決，有助於雙方達成歷史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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