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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時家|修遠研究中心課題組

【導讀】近期俄烏動盪，全球能源與金融“倒春寒”，呈現複雜、曲折態勢。穿透亂勢，我們更需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底層邏輯——通過構建適應文明變遷所需的底盤，即創新環境和組織形態，才能不斷推動科技突破和社會進步，才能應對事關國運的新一輪大國科技戰，從而“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科技創新議題再引關注，但其底層邏輯卻往往為人所忽視。對此，高層強調創新要更多依靠市場力量，通過市場化普惠制，使企業投資研發更有動力。可見，科技創新絕非單一領域的發展命題，它關乎全社會的發展方向與創新生態。

修遠研究中心長期關注創新社會議題，試圖釐清創新發展與社會變遷的交互邏輯。本文分析當前干擾中國科技創新的國際國內雙重“迷霧”，認為構建一種黨政、企業、科研機構、人才等主體協調發展，各類創新要素充分湧流的新型“創新生態”，是中國在新一輪大國科技戰中衝破迷霧、突出重圍的關鍵之舉。

何為新型“創新生態”，新在何處？本文認為，過去70多年來，我國先後經歷計劃為主、體制集成的內向型“創新生態1.0”，以及批量引進、市場跟隨的外向型“創新生態2.0” 。當前，原創型創新需求凸顯，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速度加快，迫切要求我國建立起與“大一統”式工業化進程相匹配的，體制內外有序聯動、區域化集群化的共享型“創新生態3.0”。這是一種元創新，是融合製度、體量、空間、社會4個維度的綜合性創新生態。

為此，本文梳理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特徵，對大灣區“共享創新”實踐及構想作了重點解剖：(1)制度維度，大灣區共享創新的優勢在於黨政、企業與科研機構等主體較為協調，且更加註重調動企業的創新能動性。(2)體量維度，共享創新突出先強帶後強、龍頭企業加源頭創新、智造帶製造的優勢轉化策略。(3)空間維度，大灣區仍需進一步促成穗港深與腹地的創新聯動。(4)社會維度，這是大灣區的短板，未來需實打實地構建創新文化及其社會基礎。

作者認為，科技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短線突破拼的是投入，中線突破拼的是政策，長線突破拼的是生態。如果我們能促成“創新生態3.0”的落地生根，不僅有助於中國發展新型工業文明，也可為人類科技文明新形態開闢有益的新路。

本文為修遠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的社會基礎”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原題為《創新生態3.0：中國科技共享創新的元構想》，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創新生態3.0：中國科技共享創新的元構想 

2022年春爆發的俄烏衝突，使歐洲“長和平”成為歷史，地緣格局急轉之際，一個新的舊世界似已浮現。軍事政治衝突是異常激烈的，但新一輪大國博弈的競技場，早已超出軍事政治，而向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全面鋪開，且有愈演愈烈之勢。2021年1月底，一份題為《非對稱性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的美國智庫報告開始在網絡傳播。這份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領銜的研究報告，把科技競爭定位於近乎絕對“戰爭化”的程度，試圖重塑美國科技競爭力與產業鍊主導地位。面對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中長期競爭，中國科技如何創新突圍，並孕育新的可能性？這不僅關乎國家發展和個體命運，更可能產生新的世界意義和文明意義。

▍衝破迷霧：一個重塑“創新生態”的歷史節點

（一）我們當前面臨的雙重迷霧

與直觀的軍事衝突不同，科技競爭是長期賽道上的無形角力，也更容易受到不確定乾擾。2021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近2.8萬億元，國家創新能力升至世界第12位，科技創新迎來難得的歷史機遇期。然而，歷史機遇期必然伴隨著高風險，突出表現為兩種“迷霧”：

從外部看，全球化進程遭遇挫折、美國加強科技封堵和產業鏈重組、全球供應鏈受阻、世界主要國家湧入尖端科技競爭等等，都對中國科技創新形成巨大壓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參議院於2021年6月9日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提出打造第二個DARPA。DARPA，即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這一成立於美蘇冷戰時期、隸屬於美國國防部的特殊機構，宗旨就在於“保持美國技術領先地位，防止潛在對手的意外超越”。那麼，第二個DARPA又是什麼？該法案提出，要新設一個“技術與創新委員會” （Directorate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重點瞄準與美國地緣戰略相關的關鍵技術領域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可以說，DARPA的2.0版，與美國政府此前出台的製裁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嚴格限制海外人才參與美國科研、限制對中國的知識產權轉讓等措施一起，形成一股濃重的“迷霧”，意味著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科技不得不更多地自主摸索。

從國內看，科技創新到底怎麼做，依然是一個高度爭議甚至被過分意識形態化的問題。近年來，無論是產業政策之爭、國進民退之爭，還是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之爭，抑或平台壟斷與平台創新之爭，都觸及改革方向、政府與市場關係、創新組織模式等重要問題，對於優化政策實踐具有積極意義；但很多爭論被標籤化，甚至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迷霧”之中，反過來又影響我們對創新路徑的判斷和選擇。事實上，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在內的發達經濟體都在關注顛覆性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其科技與產業發展模式都越來越遵循以國家為主體的“大科學工程”與以市場為主體的“需求牽引”相結合的發展模式，而非某種單一模式。在中美全面競爭背景下，謹慎處理意識形態爭論，最大程度地調動體制內外各種創新要素資源，發揮各自優勢、匯聚整體優勢，形成適應中長期競爭的“創新生態”，是一條根本的方法論。

（二）新型“創新生態”：衝破迷霧的戰略選擇

創新生態是一國創新的“基礎設施條件”，是促進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和政策、資本、技術、人力等創新要素有機整合的社會底盤。沒有好的創新生態，就無法在中長期內應對世界級競爭、實現世界級突破。當今世界，技術與組織形態的迭代演進不斷加快，越來越要求創新的高協同性和高共享性。對我國而言，塑造更具協同性、共享性的創新生態，刻不容緩。

從全球來看，由跟隨型創新轉向原創型創新是大勢所趨，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更為迫切。世界正處於新技術革命前夜，基礎理論研究、創新理論研究與發展理論研究並駕齊驅，顛覆性科技突破的客觀需求和可能性都大大增加。與此同時，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動力更加強勁，科技與產業融合程度不斷加深，這意味著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動力正從比較優勢、資源禀賦向競爭優勢轉變。“競爭優勢”比的不僅僅是一國科技本身的發達程度，更涉及包括關鍵技術突破、科技與產業融合、技術與創新生態在內的全社會創新體系競爭。

在此背景下，我國科技創新尤其需要創新生態的引領。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以來，發達經濟體的創新體系多以開放式創新為基礎，充分發揮企業與科研機構的主體作用，也更加重視政府的宏觀引導。從世界頂級科技創新的既有路徑看，通過區域集群化推動共享創新，有助於實現科技突破。以舊金山灣區、環東京灣地區、紐約灣區等為例，它們都不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個資源要素流動與共享的創新生態系統——物資流、人才流、資金流、信息流以及構成創新底色的知識流交相匯聚，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共享創新生態。2019年時，環東京灣區擁有全球研發投資2500強企業近200家，紐約灣區超過50家，舊金山灣區有22家。相比之下，我國一方面尚未完成從跟隨模仿式創新到自主創新的轉變，整個社會的創新基礎仍然不足，也未形成適應新階段需要的創新生態，難以支撐全局性戰略性的國家創新；另一方面，國內區域集群化已有相當規模，但區域內的科技集成與共享創新水平有待提高，各主體之間不協調的問題較為突出，總體上仍處於初步集成階段。

基於此，有必要結合我國科技戰略的中長期規劃，探索構建一種符合我國國情、既有活力又可持續的新型創新生態。這也是一種創新，是比具體技術創新更為基礎的“元創新”。

▍創新生態3.0：具有“大一統”特徵的共享創新模式

探索新型創新生態，既需要藉鑒國際經驗，更需要基於中國工業化的現實和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思考如何實現技術變革與組織形態、運作模式與文化傳統相結合。從本質上講，西方工業化是先發地位與中小規模經濟體均勢發展的工業化模式；中國工業化是後發赶超與超大規模統一性結合的產物。歷史中國具有多元一體的“大一統”特徵，中央政權具有生產、政治與文教活動的高度統一性。近代以來，舊中國缺乏工業化所需要的物質積累、教育積累與技術積累，更缺乏駕馭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大一統”政治體制與效率機制。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性變革，進一步豐富了“大一統”的製度意涵，最終形成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工業經濟模式。

而在當前背景下，“大一統”所強調的多元一體發展格局，恰恰與技術變革所需要的目標協調性與發展普惠性不謀而合。今天的“大一統”並非高度集中，而是在國家戰略的總體牽引下，重塑創新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組織形態，即創新生態。隨著中美全面競爭的加劇和創新鏈產業鏈的高度融合，越是強調創新，就越需要充分調動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以“大一統”聚攏各類創新要素的必要性就越凸顯。要釐清這一思路，首先有必要分析我國創新生態的階段演進及其特徵。

（一）第一階段：計劃為主、體制集成的內生型“創新生態1.0”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了以土地改革、教育普及、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變革，將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治理負擔”轉變為“治理效能”，為工業化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面對外部封鎖，國家一方面集中優勢資源開展科研攻關，一方面通過單位制的社會體制，開展創新資源的全民動員，最終在重化工業、軍事工業以及基礎科學研究等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兩彈一星”即是以體制集成與自立自強為特色的“創新生態1.0”的典型代表。但也要看到，體制集成並非萬能，單靠體制性的計劃配置，不足以有效吸收和利用各類創新資源。要充分激發中國社會的創新潛力，原有的創新生態勢必需要“擴容”。

（二）第二階段：批量引進、市場跟隨的外向型“創新生態2.0”

改革開放40年，我國主動融入全球化和國際競爭，形成了政府與市場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引進型創新道路，通過“進口替代”與“市場換技術”，實現工業化的技術積累。在這一階段，以載人航天、高鐵、超級計算機等為代表的國家重大科技成就，與以海爾、華為、騰訊、大疆等為代表的新興企業創新，得以齊頭並進，呈現出學習-引進-赶超-創新的連續性過程。回顧40年工業化與創新史，可以發現“創新生態2.0”所具有的“跨所有製競合”特徵——包括國企、民企和外企在內的多種主體形成“競合關係”，為工業化與科技創新提供人力基礎、組織基礎與技術基礎，不斷延長產業鍊和供應鏈。例如華為的成長就與國企息息相關，其2000門程控電話交換機向萬門程控電話交換機的技術路線轉換，就受到國企的影響。但是，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創新生態2.0”也呈現出與國家創新發展需求不匹配的困境。其一，創新資源分散、重複、低效問題突出。利益與市場導向的科技發展，無形中導致科技創新主體的無序競爭，科技創新績效與國家科技安全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甚至造成一些領域重複建設問題突出。其二，科技與產業“兩張皮”問題突出。特別在核心元器件、高端機床、關鍵基礎材料等戰略性技術領域，由於高投入、高風險、回報週期長，“兩張皮”問題更加嚴重，亟需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主體更好發揮協調與組織作用。

（三）第三階段：體制內外有序聯動、區域化集群化的共享型“創新生態3.0”

此前70年的創新生態演進，為我國工業化和科技創新積累了諸多經驗。但如前文所述，雙重“迷霧”的困擾，倒逼我們在既有基礎上，探索一種更加有效和可持續的創新生態。這種新型創新生態，既要對接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戰略性科技攻關的雙重需求，也要更好發揮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引導作用；既要有利於全社會創新動員，調動黨政、企業、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等主體的活力，又要有利於科技創新項目、創新資源、組織動員、激勵與扶持措施等統籌結合，形成有序格局；它通過區域化實現共享創新、形成集群優勢，進而與多元一體的中國式“大一統”工業化進程相適應。總的來說，它是融匯制度維度、體量維度、空間維度以及社會維度的綜合性創新生態，對應前兩個階段，可以稱之為“創新生態3.0”。

從現有實踐看，我國已開始向“創新生態3.0”階段邁進，北京、上海和廣深作為我國創新水平最高的三大創新中心，正輻射帶動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創新，初步形成“多點開花”的創新格局。其中，京津冀創新模式，重點發展科技園區、創新基地、技術市場、創新聯盟，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任務。長三角創新模式，重點推進“一體化”與高質量特色，帶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與中小企業研發投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模式，重點發揮毗鄰港澳優勢，創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進實施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建設。我們不妨以大灣區為例，進一步討論構建“創新生態3.0”的現實難點和可行徑路。 

▍案例剖析：大灣區共享創新模式的難題與破題

（一）為什麼是粵港澳大灣區？

試觀國外幾大著名灣區，城市創新與經濟發展既需要龍頭引領，又需要創新引擎，更需要在合作與競爭基礎上的協調。舊金山灣區具有“科技灣區”特徵，以矽谷和斯坦福為中心，技術、企業、市場、資本、人才無縫對接，各項資源得到高效整合。紐約灣區具有“金融灣區”特徵，紐約區域規劃協會（RPA）通過雄心勃勃的灣區藍圖，締造了以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帝國。東京灣區具有“產業灣區”特徵，既發展出包括鋼鐵、有色冶金、石化、機械、電子、汽車等產業在內的工業產業帶，又形成了大型金融與消費中心。有分析指出，東京灣區以科技與產業的綜合見長，體現為產業綜合一體化的發展優勢，而且在政府主導之下，形成各主要企業有序參與、避免內耗的協調機制，這特別符合亞洲國家的文化和經濟發展模式。此外，這些灣區的創新文化及其製度體係也有穩固的社會基礎。

與世界頂級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既有其獨特的資源禀賦，也有一些結構性矛盾亟待解決。就其長項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地域、人口與經濟規模的體量優勢，而且資源與區位條件優良，創新發展的基礎較好。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21》，廣東省的區域創新能力和研發投入繼續領跑全國，深圳是全國第一個以城市為基本單位的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以廣州為代表的珠三角國家示範區是全國第二個以城市群為單位的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則定位於世界級創新中心主要承載區。近年來，區域內的龍頭企業也開始有意識地參與構建創新生態，例如華為發布全棧數據中心與新一代智慧園區方案，為數字創新提供優質基礎服務，加速行業數字化與綠色發展雙轉型；騰訊推出“千帆計劃”等項目，為中小企業創新提供技術支持和數字服務，促進創新優勢的群體轉化；格力推動開發工業雲技術，助力傳統工業製造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等等。就其短板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人均GDP只有紐約灣區的32%、東京灣區的40%、舊金山灣區的18%；第三產業佔比66%低於其他三個灣區80%以上的水平；大灣區還缺乏像矽谷、華爾街這樣的優勢創新引領力量，也缺乏像索尼、豐田等統合創新資源的優勢企業，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合作協調依然不足，同質競爭、市場分割、各自為政的現像也比較突出，無法擰成一股發展的合力。同時，大灣區在如何理順政府與科創企業的角色與功能、如何培養區域創新的社會基礎等方面，仍需進一步破題。

（二）大灣區如何孕育共享創新生態？

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頒布實施，一個具有共享創新特徵的大灣區正在加速形成。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對標世界頂級科創模式，但也不同於舊金山“科技灣區”、紐約“金融灣區”或東京“產業灣區”，它是在“大一統”的工業化與創新發展模式下，探索建立集成性、協調性的共享創新生態，其解題方向包括：

一是製度維度，明確黨政、企業、科研機構、社會力量等主體的角色與分工。“大一統”的工業與創新模式，尤其註重科技創新的基礎性與戰略性，要求圍繞國家科技創新戰略和使命，搭建黨政、企業、社會等各方主體參與的集成創新平台，並為此創造更加寬鬆的政策環境和有序的創新格局。一個共享創新的灣區意味著，要加大優質科技公共產品供給，形成若干基礎研究與共性技術突破集群，增強科技公共產品對重大科技攻關的服務與支撐力量，避免創新資源重複，並實現優勢互補。

二是體量維度，形成龍頭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共享創新生態。它表現為“先強帶後強”、“龍頭加源頭”以及“智造帶製造”的“同心圓”結構。先強帶後強，即推動華為、騰訊、中國電子、比亞迪等大企業發揮帶動作用，助力中小科創企業發展，形成共同創新的“榕樹效應”；龍頭加源頭，即推動龍頭企業與作為創新源頭的科研機構開展深度合作；智造帶製造，即以數字化、智能化帶動製造業全面升級。這個同心圓結構，也可以理解為三個圈層：核心層是重點企業與重點科研機構為代表的“雙主體”中心，中層是研發服務力量，外圍由創新文化、技能形成體係與基礎設施構成。通過同心圓的運轉，可以更好發揮科技龍頭企業和科研源頭平台的公共作用，提供更多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的優質公共產品，可以把單一企業的創新優勢，轉化擴展為多企業乃至區域性整體創新優勢。

三是空間維度，穗深港與廣闊腹地形成大區域聯動。大灣區有著“一國兩制”、一灣多極的區域特點。在大灣區，深圳有良好的創業氛圍和創投資本，香港有良好的高等院校資源和金融資源，東莞擁有雄厚的製造業基礎，區內有11個城市、300多個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產業鏈優勢十分明顯，具備大區域創新聯動和優勢互補的條件。

通過三個維度的搭建，粵港澳共享創新生態有望從構想、摸索變成現實，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創新生態3.0”提供樣板。值得注意的是，構建共享創新生態，意味著全創新鍊和全產業鏈必須高度配合，這就需要黨政與企業形成雙向賦能的“強強邏輯” ：一方面，增強“大一統”式工業與創新體係對創新資源的優勢引導，推進創新融資與創業融資均衡發展，增強對創新成功者的激勵，加強對創新失敗者的保障；另一方面，更好發揮龍頭企業，特別是重點國企與重點民營企業在科技攻關中的核心作用，打造完整的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樣板，形成全過程技術攻關聯動機制；同時，不斷壯大產業集群，形成產學研平台與民營企業的高度融合，培育一大批優質科技型中小企業，形成“專精特新”骨幹企業矩陣。

當然，大灣區共享創新生態的孕育，仍有賴於第四維度的努力，即對創新文化與社會基礎的培養。這也是大灣區科技創新的潛在短板。未來，大灣區需要扶持各種類型的創新文化建設，推進創新文化進機關、進企業、進校園、進社區，形成高效引導、多元參與且具有創新韌性與容錯機制的創新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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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道路通往科技文明新形態

科技創新突破是一項系統工程，短線突破拼的是投入，中線突破拼的是政策，長線突破拼的則是生態。隨著全球科技創新進入高度不確定、高度競爭化和高度割據化的新周期，中國科技創新已到了需要自我突破的關鍵時刻。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從構建新型創新生態開始，重塑科技創新的底部結構和驅動機制。在從關鍵技術突破通往全面科技突破的道路上，區域突破是必經環節。粵港澳共享創新生態作為一種“元創新”方案，有望對構建“創新生態3.0”發揮積極作用——它可以激活“大一統”的文明質素，滿足多要素整合的創新需求，也可以促進體制內外有序聯動和多主體協同創新。這一方向，同樣值得京津冀、長三角等特色區域積極探索。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區域創新生態建設，推動“創新生態3.0”的落地與生根，將有助於中國新型工業文明與創新模式的發展成熟。而這一努力本身，也是對人類科技文明新形態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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