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22年8月新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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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近期，美國眾議長佩洛西執意竄訪台灣，加劇台海緊張局勢。作為反制行動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島周圍水域實施海空域管控、開展實戰化聯合演訓，常規導彈首次穿越台島，引發各界關注。

本文從長時段歷史視野切入，在文明復興的語境中分析台灣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思考台灣問題要從思考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境入手。台灣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思想事件，關係著中華文明能否在未來復興的前途問題。台灣問題本質上是兩種文明力量在亞洲的“持久戰”，這不是單純軍事戰爭，而是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文明侵入，中國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展開的生死存亡之戰。因此，解決台灣問題，必須認真對待戰爭，真正準備戰爭，才能換來持久和平；而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障礙，恰恰是我們缺乏一套文明力量來施加文化影響力，以爭取人心統一。對此，中國的有識之士們應打破僵局，超越教條、地域甚或群體私利，共擔現代中國艱苦卓絕的命運，不僅為中國人提供關於文明未來的圖景，也把政治力量轉化為文明力量；不僅從根本上解決台灣問題，也為人類生活提供倫理榜樣。

本文原載《開放時代》，原題為《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

——“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

在復雜的政治局面中，台灣問題成為目前中國內政外交的關鍵所在。一方面，中國能否和平崛起與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密切相關，台灣問題需要放在國際政治格局的重組中來審視；另一方面，台灣問題與中國循序漸進地實現政治轉型密切相關，台灣問題如何解決不僅是基於時勢的手段選擇，而且關乎中國未來政制的建構，關乎中國文明的複興。

台灣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思想事件，不僅涉及到統一與分裂的內政問題和中國崛起與世界格局的國際問題，也涉及到中華文明能否在未來復興的人類前途問題。這其實是中國進入現代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因此思考台灣問題首先要從思考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境入手。

▍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境

中國進入現代以來所經歷的國家轉型無疑給公民自由開闢了廣闊空間，每個人的自由創造使古老的文明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今天，我們不僅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形成了獨特的“北京模式”，而且在推動憲制、法治和民主的道路上，正從事著人類前所未有的事業：面對現代性的命運，我們是以“尾隨者”的姿態走在歷史終結的道路上，還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懷為人類開闢出新的歷史道路？這與其說是歷史對中華文明的挑戰和考驗，不如說歷史賜予我們這個民族的機會。

然而，與每個人生機勃勃的自由創造力形成對照的是，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錯綜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們要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時間裡，走完西方歷史上經歷了一千多年現代化歷程。公平問題、道德問題、腐敗問題、教育問題、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等等，這些成堆的問題將個人自由轉化為尖銳的社會衝突：貧富衝突、官民衝突、地區差異、城鄉差別等等，這些矛盾固然需要建立一個和諧的法治社會，通過一套公平合理的製度來加以規範和調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些表面矛盾的背後隱含著一個深層的人類生存的基本矛盾：眾多人口與有限資源之間矛盾。所有這些問題，我們都不能作為一個簡單的政策或者制度來思考，而必須放在現代性的背景下來思考。　　 

事實上，現代自由主義為我們提供了思考這些問題的基本視角：即通過資源的市場配置實現效用最大化。這意味著在全球化時代，過剩的勞動力可以通過人口自由流動來緩解，而資源匱乏也自然可以通過全球市場來解決。但這種理想的自由主義思路卻被一種外在的力量扼殺了，在目前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制中，資本和物質資源可以全球自由流動，而勞動力資源卻不能自由流動。這意味著我們眾多的勞動人口必須被困在這塊資源困乏的土地上，我們的經濟政策只能爭取引進外資，而不能輸出勞動力。

無論西方經濟學家編出什麼樣的理由，都不能掩蓋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中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受到了惡劣的生存環境的限制，當中國人懷著追求自由的理想，試圖離開窮鄉僻壤的惡劣生存環境闖世界，等待他們的可能是“偷渡客”的命運。有人可能抱怨中國人口太多，但人口多並不是罪過，每個人都有生存並過上幸福生活的權利，中國人口眾多並不能成為他們在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面前喪失權利的理由。　　 

儘管某些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可以通過資源的流動來替代，可是，當我們要購買俄羅斯的石油時，會遇到日本的阻撓；要購買中亞的石油時，美國的勢力開始控制那裡的國家；當你想從非洲進口石油時，漫長的運輸線上隨時出現的航母讓你的自由交易成為泡影。自由交易必須由法律來保證，可誰的法律能保證這樣的自由交易呢？哈耶克認為“自由就是強制的不存在”，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強制力量對人口和資源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構成強制？我們看到的典型例證就是如果一個國家不服從西方世界的政治安排，它就要面臨西方世界的經濟制裁，用國家暴力的強制消滅了自由貿易。

正是在這個地方，自由主義觸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現代力量，這就是構成國際秩序的主權力量。自由主義者不喜歡主權，因為他們知道，每個人選擇自由生存和自由創造的權利受到了大使館簽證處、移民局、海關及其背後的法庭、監獄、軍隊等等這些國家主權力量的強制。如果不能在全球範圍內徹底消滅國家和主權，不能形成每個人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的“開放社會”或“天下大同”，那麼，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個人自由只能降格為“公民自由”，即以政治共同體或者國家作為前提條件的公民自由。因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從來不是採取鴕鳥政策仇視主權，而是認真地面對主權並引導主權。自由主義的鼻祖霍布斯把自由的個體編制在“利維坦”這樣的強大主權中，而用主權來對抗主權，構成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今天，中國人追求自由的權利不僅受到各種內部製約，而且受到外部強制，外部強制往往會加劇內部矛盾。可以想像，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市場受到其他主權國家不合理的限制，中國人的自由追求將會面臨怎樣的局面。事實上，1949年之後的經濟政策之所以走向計劃經濟乃至集體化道路，與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全面封鎖密不可分。自由的人民必須以強大的國家主權為前提，以遏制其他主權的霸權，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保證經濟的增長，從而為解決內部矛盾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國家主權不是外來強加的力量，而恰恰是個人自由的產物，它來自每個人身上追求自由的慾望和意志，它是人民主權的法律表現。國家主權不過是每個人實現自由的工具，國家主權的伸張也正是公民自由的伸張，公民自由和國家主權構成現代性的兩翼。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家主權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每個人都迫切地需要透過國家主權來實現其自由。

中國現代性的真正困境在於釋放出公民自由的同時，國家卻無力滿足其自由。今天，我們的產品已經遠銷世界各地，我們的生產原料依賴全球範圍內的資源。我們與全球的關係越緊密，也越需要國家主權來保護全球範圍內自由交易的供給鏈條。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概念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範圍，台灣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自由中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

▍中國的地理環境與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首先是國家保護其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權不受到其他國家的剝奪，因此，國家強大是保證公民自由的必要條件。國家強大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中地理環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孟德斯鳩把國家的政體與地理環境聯繫起來，托克維爾探索美國民主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其獨一無二的地理環境。

中華文明的孕育和成熟與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東部、南部廣闊的大海和西部高山峻嶺為東亞大陸上的文明發育提供了安全屏障，唯一的不足是北部開闊的高原。國家分裂或朝代滅亡也大都來自北方勢力的入侵，長城由此成為構築帝國安全的最後屏障，成為國家安全的象徵。不過也正是來自北方不斷侵入才刺激著文明的成長。這種相對安全的地理環境形成了“分久必合，合久比分”的歷史循環論，也促進了民族和文化之間的融合，使得中華文明對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懷著一個開放的心態。古典中國政治追求的從來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普遍主義，只有“天下”和“文明”的觀點，而沒有狹隘的國家或民族觀點，以至於白魯恂（Lucian W.Pye）說，“中國是佯裝成國家的文明”。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的入侵意味著中國古老的安全觀受到了全面的挑戰。因為現代技術的發展使得地理屏障在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降低了。曾經作為安全屏障的東南沿海變成了最不安全的敞開大門，中國邊疆面臨著全面的危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成了老黃曆，中國人面臨的不僅是國家統治的危機，而且是文明被摧毀、種族被消滅的危機。西方世界以“民族國家”的姿態戰勝了“文明國家”，從此，中國經歷了從“文明國家”向“民族國家”的痛苦轉型。

正是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人才為了抵抗外族入侵而掀起了內部革命。中國人對外爭取國權也就自然變成了對內爭取人權。人權與國權、個人自由和國家主權從一開始就交織在一起。中國人建構“民族國家”歷史也是其建構國際政治秩序的歷史。“國家要獨立，人民要解放”，孫中山和毛澤東等建構共和國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反對外來壓迫、追求公民自由的歷史。

“五四”一代人把“啟蒙”與“救亡”交織在一起，因為國家獨立是個人自由的保證，個人自由是國家獨立的動力。公民自由與民族國家的建構就此緊密聯繫在一起，共和國就奠基在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權之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台灣與大陸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即使在1949年之後，兩岸關係也一直處於國際法上的“內戰狀態”，究竟通過和平還是戰爭來解決，取決於兩岸政治局勢的發展。

民族國家的建構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回應國際秩序的政治努力，因此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包括台灣問題，也必須放在國際政治秩序中才能理解。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安全始終面臨北方的蘇聯和東部的美日同盟的威脅。在蘇美爭霸的局面下，我們建國初期與蘇聯結盟，也包含了對北方安全的考慮，而中國的這種選擇必然被美國看作是敵人，朝鮮戰爭開始，美國基於“封鎖中國”的戰略考慮，把台灣納入到其在中國東部構築的“包圍鏈”之中。在這樣的國際安全環境中，中國自由經濟的外部環境受到限制，為了保證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資本和原材料供應，計劃經濟模式逐步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中蘇結盟並不意味著中國要成為蘇聯的附庸國，當蘇聯試圖把中國納入其勢力範圍時，我們的第一代領導人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甚至不惜與蘇聯兵戎相見。中國的國家安全從此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當掉褲子也要搞原子彈”，陳毅的這句話道出了一代中國人追求自由的心聲。為了這種不受外國支配的自由，一代中國人為了子孫後代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都與美蘇全面封鎖下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三線建設這些國家戰略密切相關，看不到這樣的惡劣外部環境就無法理解國內利益衝突的根源。這樣的安全戰略無疑要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也為我們營造了幾十年的和平建設環境。

為了對付蘇聯的全球霸權，1972年美國與中國建交，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東部沿海的封鎖開始解除，中國的經濟建設就從東南沿海開始，吸收外來資本和出口貿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海峽兩岸進入了良性互動階段，經濟貿易持續增長。然而，蘇聯解體使得中國北部邊疆獲得相對安全之際，隨之而來的美國全球霸權不僅將其勢力擴展到中亞，威脅中國的西北邊疆，而且重新將台灣作為其遏制中國崛起的支點，強化其與日本的軍事同盟關係。儘管美國目前的全球戰略依然處於變動之中，但是，台灣無疑成為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重心所在。

▍國際秩序和中國政治中的台灣　 

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傳統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並不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沒有成為明清帝國苦心經營的重點。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海外的廣闊世界成為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國家安全概念從本土延伸到全球，隨之台灣在中國領土中的戰略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它既是保護中國的能源和產品在全球範圍內自由貿易的重要屏障，也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支點。

活躍在美國政界的漢學家譚若思（Ross Terrill）指出，一旦台灣不再以獨立實體存在，東亞的權力平衡亦會跟著改變，日本會減低對美國安全保證的信賴，菲律賓、越南也將會重新考慮對中國的看法。當然，他給美國政府提供的政策建議就是肢解中國，支持台灣獨立。而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甚至假想了一場台海戰爭引發亞洲戰爭最終摧毀中國。

美國的戰略學家們已經給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晰無比的地圖。國際政治鬥爭表面上是不同國家之間爭奪政治領導權，實際上是爭奪話語領導權，最終爭奪文明支配權。在文明衝突中，每一個文明都需要一個核心國家才能維持這種文明的力量。在儒教文明傳統中，中國是無可爭議的核心國家，但在儒教文明的現代轉型中，日本通過“脫亞入歐”變成了世界強國，在東亞和東南亞發揮著相當的影響力。若與中日結盟，美國的勢力必將退出對東亞和東南亞的支配，但基於雙方的歷史矛盾和現實利益衝突，除非中國對日本取得決定性優勢，日本必然“恃洋自重”，與美國結盟以對抗中國。

而中日在東亞的競爭中，台灣無疑是一個關鍵性要素。若中國實現了統一，在地緣政治上佔據了整個東亞的戰略高地，且依然保持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並與東盟、朝鮮和韓國形成穩定的戰略夥伴關係，日本明智的選擇只能是“脫歐入亞”，將整個東亞和東南亞都恢復到儒教文明傳統之中。若美國的勢力退出東亞，則其對南亞和波斯灣的霸權也隨之減弱，儒教文明也因此獲得了足夠的空間來全面復興，世界可能形成北美集團、歐洲集團、俄羅斯中亞集團、東亞集團和南亞集團的共治局面。反之，如果美國或日本控制著台灣，中國崛起就如同籠中雄獅，難有作為，儒教文明的複興也不過是一句空話。

因此，中國要復興傳統文明，就必須取得在東亞的政治領導權，要取得東亞的政治領導權，就必須實現與台灣的統一；反過來，中國要實現台灣統一，就要取得東亞的政治領導權，要取得東亞的政治領導權，就必須重建傳統文明在東亞的影響力。台灣問題涉及到兩種文明力量在亞洲的較量，其結果影響著人類文明的未來。

從國際法上看，台灣無疑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實現與台灣的統一還必須從中國的內政來思考。台灣問題緣起於1945年國共兩黨的爭奪政治統治權的內戰，這種內戰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它實際上是中國從“文明國家”向“民族國家”轉型中兩種現代性路向的不同抉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大陸對社會主義的不斷揚棄，兩岸的在現代性路向上的分歧逐漸縮小。台灣的經濟轉型和政治民主化曾經被人們作為成功的典范昭示著中國的未來，因為如何實現穩定的現代政治轉型一直是中華民族在“民族國家”轉型中面臨的難題，台灣的成就被看作是中華民族和傳統文明的驕傲。遺憾的是，台灣當局把政治民主化的動力轉化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統獨之爭，變成促使國家分裂的力量，以至於和平統一漸行漸遠，戰爭的危險越來越近，歷史機遇與中國人擦肩而過。

命運會賜福於偉大的政治家，而不會光顧政治小丑。民主化在台灣政治小丑的拙劣表演中暴露出其最為脆弱的一面，也暴露出現代性最陰暗的一面：即民主化成為挑起地區矛盾、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誘因，也成為國家和民族分裂的正當化理由，台灣分裂勢力正在運用文化手段改造台灣人的思想，從人心上把台灣分裂出去，以實現徹底的政治分裂。國家主權和文化統一性處於危機之中。

在這危急之秋，中國大陸必須以最大的堅韌和意志挑起國家統一的重任，把它看作是“天降大任”的命運考驗，並以文明復興的政治抱負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來實現國家統一。既要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問題，也要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對待台灣問題。在防止分裂的同時，必須採取新思維，探討統一的途徑。

▍戰爭與和平：文明持久戰　 

在歷史上，一個大國的興起往往要通過一兩次標誌性的戰爭勝利獲得自我認同和世界承認，也有大國在興起的過程中因為戰爭而最終走向徹底崩潰。大國的和平崛起，除了政治領導人的高超政治智慧，還需要歷史的機遇。在成功與失敗、德性與命運的背後，往往體現出文明興衰的必然。

因此，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必須認真對待戰爭，必須緊緊地把握和駕馭戰爭，必須對戰爭有深思熟慮的考慮，既要避免因為戰爭而邁向崩潰，又要把握利用戰爭迅速崛起的時機，更要在有能力爭取不戰而勝，和平崛起。在這種深思熟慮的政治決斷過程中，不僅要對國際利益格局有一個清醒的考慮，而且要對國家實力的對比有一個清醒地認識，不僅要對戰爭的目的、性質、影響和後果有一個清醒地考慮，而且要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政治和文化手段來達到戰爭要實現的目標。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認識到，戰爭僅僅是政治的一種手段，而且是迫不得已才使用的危險手段，如果戰爭是必要的，那必須是必然的，必須是服務於既定戰略目標的必然要求。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套崛起的整體戰略，沒有對實現戰略目標的堅韌耐性，任何對戰爭的輕率考慮都是危險的。

在今天的局勢中，我們必須把戰爭作為實現台灣統一的必要組成部分來思考，把戰爭作為政治的必要手段和可能途徑來思考。這樣的考慮恰恰是整個國家大戰略的必要組成部分，這個大戰略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沒有台灣的統一，這個大戰略無法實現，而為了實現這個大戰略，當前的戰略就是緊緊抓住本世紀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在這種戰略機遇期內，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盡最大可能避免戰爭。

因此，無論是國家的大戰略，還是實現國家大戰略的戰略步驟，都必須把戰爭考慮在內。這既包括充分準備戰爭，也包括盡最大可能避免戰爭。只有認真對待戰爭，真正準備戰爭，才有可能避免戰爭，締造和平，或者通過一次代價有限的戰爭，締造持久和平。這種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植根於無法改變的人性，因為只有以野心才能遏制野心，才能保持政治的平衡。

目前的台海局勢之所以如此危險，就在於整個東亞的政治實力處於不平衡的對抗之中，美日同盟在東亞試圖以壓倒性優勢遏制中國的崛起，台灣不過是其實現霸權野心的籌碼。這種遏制若發展為戰爭，那不僅是一場令人痛心的內戰，而是一場讓人憂心的區域性國際衝突，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很有可能演變成世界性衝突。若在這場衝突中我們遭到失利，其結果不僅是國家分裂、政制崩潰，民族和文明的複興也可能遙遙無期。這場戰爭太關鍵，太重要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敵人是誰，戰爭的後果是什麼。台獨危險越嚴重，實現台灣統一的任務也就越迫切，戰爭的可能性和危險性也就越大；戰爭的後果越嚴重，就越要認真對待真正戰爭，盡力防止台獨，避免戰爭。

避免一次失敗的戰爭，和發動一次勝利戰爭一樣，都需要非凡的政治遠見。當年的清政府輕率地發動一場注定失敗的甲午海戰，直接導致了帝國的崩潰，而1951年新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勝利奠定了它在國際政治中的發言權。同樣是著眼於朝鮮半島，同樣是與強國的戰爭，在失敗與勝利的背後，不僅有國際局勢的不同，國家綜合實力的不同，還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國民政治意志的不同。政治家若不考慮此三者，則不可以妄言戰爭。

在戰爭問題上，我們既要反對幼稚的和平主義和膽怯的投降主義，反對單純的經濟主義，以為戰爭會破壞經濟發展，而看不到國家安全才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但也要反對不顧實力的冒險主義和不考慮時機的盲動主義，防止把戰爭變成目的，變成不計後果的豪賭。這兩種傾向都是一個民族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幼稚表現，前者缺乏政治意志，後者缺乏政治理性。而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必須在堅強的政治意志和生命頑強的政治本能與冷峻的政治克制和深思熟慮的政治計算之間保持平衡，必須為崇高的政治原則而理性地選擇合適可行的工具，必須意識到戰爭不過是可能的工具之一，它必須服從國家的大戰略。

今天的台海局勢似乎還沒有發展到當年的危急關頭，但已處在“戰難和亦不易”的局面中，而且這將會成為我們長期面臨的困境，而我們的思路依然是“以空間換時間”，依然堅持的是“持久戰”。當然，這裡所說的“持久戰”不是單純軍事戰爭，而是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國人展開政治的、經濟和文化的持久戰爭，這是一場“文明的持久戰”。

鄧小平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絕不參與軍備競賽，實際上依然是“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路，即讓出政治和軍事的空間，埋頭搞經濟建設，換取戰略機遇期的寶貴時間。台灣問題必須放在這個“持久戰”的思路中來思考，若能維持“台灣不獨，大陸不武”且兩岸實現經濟文化互動，就為我們贏得增強國家實力的寶貴時間。我們目前雖然處於弱勢，但已經挺過了十九世紀的殖民戰爭和二十世紀的冷戰的危險期，度過了清末以來的戰略防禦階段，穩住了腳跟，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這就意味著我們要開始“有所作為”，無論在國際，還是在國內，無論在政治軍事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都要採取積極穩健的攻勢，甚至在局部領域以攻為守，積極擴大根據地，積小胜為大勝，為國家統一創造條件。

在這場全面的“文明持久戰”中，軍事戰爭無疑是其組成部分，也是最危險的部分，尤其要考慮“以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的危險，因為民眾總容易被空洞的大道理所鼓動，而政治家必須考慮戰爭的後果，必須時刻牢記：實現統一不是我們的唯一目標，文明復興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在戰略機遇期內，若台獨勢力在美日的支持下悍然宣布獨立，把中國逼到死角里，戰爭還是和平？這依然需要對時勢、實力和戰爭的後果進行冷靜全面的評估，不能被沖動的民意牽著鼻子走，更也不能抱一絲的僥倖和幻想，把戰爭當作不負責任的賭博。若此戰不可避免，須有不怕“打碎壇壇罐罐”的堅強意志，只有這種“魚死網破”的決心和意志，才有可能遏制戰爭或贏得勝利。如果這是一場“以戰而亡其國”的戰爭，則必須避免這樣的戰爭，尋求其他的統一思路。因此，無論戰爭還是和平，都要由有承擔的政治家們做出審慎決斷，都要服從國家崛起和文明復興這個大戰略。

▍戰略相持階段的國家戰略

從“文明持久戰”的角度來思考，國家崛起不過意味著我們開始進入相持階斷，只有文明的複興才是戰略反攻階段。而本世紀前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就是中國開始邁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關鍵時期，它決定著中國未來的前途和命運，也是改變世界的前途和命運。

樂觀主義者曾認為，中國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政治穩定，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在經濟實力遠超日本，亦接近美國，軍事實力也會大大增強。為了避免災難性的衝突，美國會退出對東亞的影響，承認並鼓勵中國在亞洲取得政治領導權，並與中國在國際上建立持久的合作關係，由此為國家統一和文明復興奠定政治基礎。

而悲觀主義者認為，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日同盟聯合歐盟發起全面肢解中國的戰略，策動台灣獨立，中美關係將全面惡化，中國經濟會出現衰退，國內社會矛盾被激化，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中，全面戰爭的結局可能毀滅台灣，重創日本，肢解中國，拖垮美國，而歐洲、俄國和印度得到全面的複興。如果我們把兩種未來圖景加以對照，那麼，中國的發展戰略就有了一個清晰的目標和藍圖，即努力爭取樂觀主義者提供的光明前景，而避免悲觀主義者描述的悲慘命運，必須勵精圖治，制定一整套完整的戰略相持階段的國家戰略，爭取一個“前途光明的中國”。

第一，必須實行戰略上的克制。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戰略克制，包括避免與美國、甚至日本發生直接的衝突，避免直接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支持美國在其他國際問題上的主導權來換取美國在東亞問題上對中國大國地位的認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是經濟戰略上的克制，走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道路，發展高科技產業，逐步縮小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業，這不僅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而且可以避免因能源緊張、和產品銷售與西方世界發生經濟利益上的激烈衝突。

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戰略克制決不是戰略退讓，而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克制的、現實主義的、有條件的進攻方式，是一種積小胜為大勝的小步遞進戰略，通過積極建立根據地來鞏固增強勢力的戰略。在當年的國共內戰中，共產黨採取讓出江南、進軍東北的策略，在東北又採取讓出大路、佔領兩廂的策略，都是這種戰略克制的典型實例。今天，我們必須把這種戰略戰術運用到國際政治中。

第二，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建立，有意識地在拉美、非洲、中亞和中東建立自己的根據地，鞏固在東亞的地位，並建立有利於國家安全的合作性制度性機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聯合國和在“第三世界”中的傳統優勢，在第三世界中建立自己的戰略根據地，在全球事務中發揮大國作用，以形成對美國的必要製約；另一方面要採取睦鄰友好政策，有選擇性地與某些周邊國家發展戰略同盟關係，通過各種制度性機制構築防止衝突的緩沖地帶，比如充分利用“六國機制”，正面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和統一；利用“9+3”機制協調維護東盟的穩定和繁榮；通過“上海組織”增進與中亞國家的政治合作；利用與巴基斯坦的傳統友誼促進印巴和解，以低調的姿態成為亞洲事實上的核心國家，使美國被迫尊重中國在亞洲的政治領導權。

第三，必須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要善於把經濟優勢轉化成政治優勢，而且最終必須要轉化成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優勢，發揮“軟權力”的作用。中國目前在亞洲和世界上的最大優勢是經濟優勢，而最大的劣勢是意識形態劣勢，這不僅是因為冷戰結束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為西方世界掌握了現代話語的支配權。

為了改變這種劣勢，我們除了不斷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關鍵是要把激活和復興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態作為文明復興的使命，由此要有意識地回歸傳統的文化價值，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在亞洲的影響力和對西方文明的吸引力。一方面要藉助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亞洲國家的價值認同、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強化亞洲國家處理亞洲事務的政治認同，鼓勵和支持日本“脫歐入亞”，重新把日本融入到亞洲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要在積極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通過政治民主化對西方文明釋放出文化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善意，消除部分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發展路向的疑慮，以世界秩序的建設者和合作者的姿態而崛起。

第四，整個對外戰略的根基還在於對內戰略，對內戰略必須與對外戰略協調一致，相互促進，而不能相互惡化，從根本上說，只有國家內部健康穩定發展，才能對外實現國家安全。在經濟上，必須最新型工業化道路，按照國家經濟和軍事戰略進行知識產權創新，同時必須平衡城鄉的地區發展差異，縮小收入差距造成的階級矛盾；在政治上，必須積極主動地回應現代民主化的挑戰，探索執政黨在民主體制下的執政規律，提高執政能力，建立現代的行政管理體制，完善法治和憲制建設，探索新型民主化道路；在文化上，必須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地位，恢復中國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此凝聚人心，把馬克思主義思想、西方自由思想作為中國文明的有機組成，在現代性的基礎上復興和重建中國文明。

第五，必須充分認識兩岸隔絕造成的文化和人心上的隔閡以及由此造成的複雜性，因此在台灣問題上必須運用新思維，走漸進統一的道路。《反分裂國家法》為台灣的統一劃定了底線，但是如何實現統一，依然有很大的想像空間，需要發揮政治的想像力。

在此基礎上，一方面中國必須真正把台灣作為地方的內政問題，積極影響台灣政治，在台灣選舉中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在統一問題上要按照漸進統一的思路，進行大膽想像和製度創新。在這方面，“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回歸就是一個制度創新的範例。

如果我們能對外採取戰略克制、合作性制度建設和文化統合的國際戰略，對內採取協調發展和漸進統一國內戰略，中國和平崛起的未來就在眼前，文明的複興也會隨之而來。因此，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從事著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對此我們應當有充分的自信和冷靜的應對，但也必須清楚我們面臨的困難，未雨惆繆，著眼長遠，不能有絲毫的鬆懈。

▍台灣問題對大陸知識界的挑戰

對每個中國人來說，台灣問題一直是心口上隱隱的痛。台灣目前的分治狀態和分裂趨勢，不僅構成對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損害，而更重要是對中國人的尊嚴和意義的傷害。台灣對於中國人的傷痛在於文明屈辱的記憶，因為人之為人而不同於動物，就是在於人不是一個虛無的存在，而是一個有文明賦予意義的存在。歷史從來不是一個物理學上的時間概念，而是文化意義的載體，是培育主體意識的土壤，是所有價值、倫理和正當性的來源。歷史決不是對過去的記載，而是對現在的見證，歷史就是文明，是關於永恆存在的哲學。捍衛歷史，就是捍衛人的存在，這是一場關係到成為主人還是淪為奴隸的生死之戰，這是一場來自本能的為生存而戰，哲學的目的就是為這場戰爭進行最高的辯護。台灣問題的痛就在於對中國人的存在、對中國人生存的哲學根據、對中國文明構成了全面的挑戰。

眾所周知，1949年之後的台灣思想界，主要處在胡適到殷海光的自由主義話語的潛在支配之中，這種話語由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民主化運動而成為主流，自由與專製成為其思想軸心，與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的主流話語遙相呼應，只不過大陸思想界在自由與專制的話語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源於“五四”的啟蒙話語背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進入九十年代，台灣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哲學革命，市民社會與本土化成為思想界的支配話語，這也迅速影響了大陸的知識界，引發市民社會理論與“地方性知識”的中國例外論。九十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哲學革命向更極端的方向發展，本土化引發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性問題，族性問題終於和“想像共同體”聯繫在一起，成為台獨運動的哲學辯護。作為中國人生存依據的歷史與文明被撕裂，作為中國統一的哲學根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海峽兩岸息息相關的思想互動，終於因殘酷的政治現實第一次在哲學上決裂了，因為中國不是符號想像的虛假建構，也不是法律技術建構的國家機器，而是通過歷史和文明建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中華民族也不是生物意義上的種族，中國人也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公民身份，而是包含了歷史和倫理意義的哲學主體。一句話，由歷史文明塑造的中國和中華民族對於每個中國人來說具有生存論意義上的根本性，具有文明上的意義和價值，它包含了哲學上的真理性和道德上的絕對性。台獨勢力通過撕裂歷史、虛構歷史來為台灣獨立辯護，實際上是在摧毀歷史，摧毀文明，最終摧毀每一個中國人生存的哲學根據。因為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作為中國人存在的哲學根據是什麼？這是國際法不能解答的，也不是統一與分裂的政治後果能解答的，更不是戰爭能解答的。

面對台獨勢力的哲學挑戰，大陸知識界乃至整個華人思想界突然陷入了“失語症”，喪失了哲學上回應的能力，這並不是大陸知識界第一次在涉及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中喪失發言權，這種“失語症”凸現了這20多年來大陸知識分子群體的基本狀況。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骨子裡對台灣獨立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因為在他們的思想裡，中國人或者中國本身沒有什麼意義的，他們認同的是“世界公民”，說到底就是認同西方世界的公民，或者美國公民。在這些人看來，只要人們過得自由，做什麼人都可以，只不過這些人並沒有認真地思考什麼是自由。這些人在八十年代反對收回香港，九十年代要做“一夜美國人”，後來又提出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沒有打過鴨綠江推翻新中國是一個歷史性錯誤。

其次，知識的學科化使得知識分子都關心專業領域的問題，台灣問題因此被專業化，變成台灣問題專家思考的問題，而看不到台灣問題的牽涉到中國面臨的自由、主權和文明等現代性問題。而在專業領域中，政治學的發展無疑是最薄弱的，它在大學院係了差不多被行政管理科學所取代，缺乏對政治哲學關注和思考。至於我們的哲學家們差不多都變成了學院派的哲學教授，無力思考台灣問題給中國人的生存提出的哲學挑戰。

最後，在上述背景下，那些真正關心台灣問題並熱切捍衛國家統一的知識分子，卻面臨著哲學辯護上的理論困難，因為自由派已經壟斷了自由、人權和文化認同等等現代性的正當話語，任何理論上的反思都會被扣上不名譽的政治帽子。如果主張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就會被指責為馬基雅維里主義；如果強調民族的統一性，會被指責為民族主義，如果強調傳統文化的意義，則被指責為保守主義。因此，如果不能克服學科的界限，無法在理論上反思整個現代性話語，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地位就難以確立，中國人的生存意義就難以獲得正當性，台灣統一問題就難以給予哲學上的最高辯護。

▍歷史與現代性重建　　

從上述大陸知識界的基本格局，就可以看出，中國人對自己生存意義喪失了辯護的能力。究其原因在於大陸知識界對於現代性問題的片面理解，對自由問題的單向度的理解，把人的自由理解為沒有歷史和文化的存在，理解為無根的存在，由此國家、歷史和文化統統看作是約束自由的傳統權威而摧毀，人由此成為赤裸裸的慾望主體。然而，一個無根據的慾望主體怎麼可能建立起國家並服從政治權威的統治呢？這個慾望的主體隨時可以摧毀這個國家，因為國家和政治權威本身並沒有權威，個體的自主性才是最高的權威。這種單向度的自由主義思路導致虛無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因此，對於自由主義，真正的問題在於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為倫理的主體？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權威性和穩定性？這正是自由主義大師盧梭思考的主題，一個人從慾望的主體成為倫理的主體，必須通過教育培養為“公民”，然後才能通過社會契約建立政府，並依賴“公民宗教”來維持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而這樣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義必須以民族主義作為前提，只有民族主義培育出來的公民歸屬感和認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國的基石，自由公民的真正根基在於歷史文化之中。托克維爾正是在盧梭的立場上，探討現代民主的意義。

由此來看，“五四”以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直處於悖論狀態之中，一方面不遺餘力地主張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又不遺餘力地否定支撐自由主義的歷史文化傳統。以至於否定了中國人的生存倫理，把中國人變成了純粹的無根的慾望主體，自由被等於單純慾望的滿足，而沒有任何倫理上的生存意義，這就是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話語被經濟自由主義話語壟斷的原因所在。因此，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難不僅在於如何解決人口和資源的矛盾，滿足每個自由人的慾望，而且在於符合恢復傳統文化，給中國人的生存賦予哲學意義，使中國人的生存具有倫理上的尊嚴感和自豪感。

今天，中國人的財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卻每刻不斷在減少，因為國家缺乏文明的方向，個人缺乏倫理生活的根基。傳統文化賦予的倫理基礎和生存意義被“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摧毀了，共產主義賦予的倫理基礎和生存意義再次被後冷戰的意識形態所摧毀，而今天除了永無止境的貪婪，我們的生存還能憑信什麼。這種生存根基的摧毀每次都是通過對歷史以及歷史中所確立起來的倫理德性的解構完成的。

因此，要回應台灣問題提出的哲學挑戰，就必須重建歷史在現代性中的重要地位，把歷史與人生的意義聯繫起來，把歷史與德性的培養和倫理生活聯繫起來，更全面完整地理解自由主義和現代性問題，捍衛中國歷史和文明對於中國人的自由生活的重要意義，為中國人的倫理生活提供哲學根據。因此，未來中國的思想界，歷史問題必然會重新成為哲學思考的主要問題，因為中國人的生存信念和倫理生活不是任何宗教給定的，而是老祖宗給定的。當我們的知識界按照西方現代學科的標準來理解歷史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過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問題。

把歷史作為哲學來思考，作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依據來思考，既不是書院中的學理反思，也不是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努力，而必須紮根於深厚的現實基礎。當我們的知識分子喪失生存本能的時候，這種生存本能在民眾中間以粗野的方式表達出來，“禮失求諸野”，我們的知識分子必須在人民大眾中找回自己的生存意志。“五四”以來不斷的文明馴化，使得我們的知識分子迷戀於“最後的貴族”，變得太文明了，已經喪失了純樸的自然天性，喪失了健康的生命力量。今天，只有返回到人民大眾中間，返回到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之間，返回到政治共同體之中，知識分子才能重新獲得自己的碩壯的生命力，為中國人的倫理生活提供哲學依據。

▍學術與政治

台灣問題作為民眾、政治家與學人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台灣的統一不僅有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有利於中華文明的複興，因為國家統一將奠定文明復興的政治基礎，會使中國政治從被迫防禦中解放出來，變得自信、開放和從容，中國的政治發展也因此獲得更廣闊的空間，為文明的複興提供了政治動力，為中國文化奠定主體地位，使得中國在完成“民族國家”建設的同時，逐步恢復到“文明國家”的傳統中。

最根本的挑戰在於：隨著國家統一和崛起，我們準備如何建構國際政治秩序？我們準備怎樣的倫理德性為人類承擔責任？我們除了給世界提供產品和市場之外，還能提供怎樣的思想文化、怎樣的生活方式、怎樣的未來圖景？中國的崛起不僅是為了讓中國人盡最大可能發揮自由創造力，而且要承擔其對其他國家與人民的責任，要對人類的生活方式提供榜樣，說到底，倫理生活的重建才是文明復興的依歸。文明復興的使命就是要給全人類的倫理生活提供有意義的普遍性答案，這無疑是歷史賦予中華民族的使命。台灣問題既要放在文明衝突的政治圖景中來理解，也要放在文明復興和倫理生活重建的哲學圖景中來理解，如果我們沒有這種追求美好生活的倫理衝動，政治統一也難以保證長治久安。

文明復興目前似乎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禪，且很容易走向極端保守主義。其實，文明復興必須回答現代性提出的挑戰，必須回應西方文明對傳統文明的挑戰。如當年梁啟超所言，今日之中國已為世界之中國，中華文明的複興必須要在文化思想上整合多元成分，創造一種嶄新的現代中國文明，這意味這一文明既是現代的，也是中國的。這意味著中國學人必須以開闊的心胸看待自己以往的文明成就以及世界文明成就，更必須擯棄各式各樣的桎梏和教條，包括種種“洋教條”和“古教條”，特別要防止一種對“洋教條”和“古教條”屈膝膜拜的奴隸心態，中國學人因此首先必須樹立當代中國文明創造的自我意識，面向未來以高度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復興我們的文明。

而就現實情形來說，兩岸的中國學人首先應當克服意識形態分歧造成的敵視狀態，必須擺脫“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與“專制”之類的意識形態教條和“左派”與“右派”、“自由”與“保守”之類的政治意識形態標籤所造成的狹隘心態，破除畫地為牢的意識形態思維慣性。中國學人長期的政治化已經妨礙了真正嚴肅長遠地思考問題，限制了思考中國政治和中國文明未來的眼界，窒息了思考人類歷史和未來命運的創造力。為此，中國學人必須要從冷戰思維中解放出來，要從“歷史終結”意識中解放出來，要從奴隸意識中解放出來，正心誠意地從正面來樹立中國文明的文化主體意識，思考如何面對現代性衝擊而重建倫理生活。唯有這種倫理生活的重建，中國文明才有復興的希望，中國學人才能為人類文明作出真正的貢獻。

回過頭來看，目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障礙是我們缺乏一套文明的力量來施加文化影響力，以爭取人心的統一。因為中華文明處在西方文明的壓力之下，我們的文化只能吸收西方文化，還難以形成自身的文化創造力。這種文化停滯的局面與生機勃勃的經濟增長形成錯位。

面對這種局面，中國學人容易把責任歸結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則容易把“公共知識分子”看作西方文化的販賣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壞者，並無真正的文化創造。這種政治與思想之間的互不信任局面成為目前政治轉型和文明復興的真正障礙。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努力打破這種僵局，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在政治家與學人之間建立良性的互動，這既需要彼此在韋伯所謂“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尋找平衡，也需要彼此在面向文明復興的未來上相互支援，更需要他們共同建立對自身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自信心。重任當頭，所有的中國學人必須以深刻的文明關懷和艱苦的學術努力，超越各種現成的教條，超越地域、黨派的私利，為中國人提供關於文明未來的圖景；而中國的政治家也必須以承擔歷史使命的責任感，把政治力量轉化為一種文明的力量。

在文明復興的意義上看，台灣問題能否順利解決，既是中國文明復興面臨的嚴峻考驗，也是中國文明復興之成敗的核心關鍵所在。今日之中國既需要承擔文明復興使命的偉大政治家，把維護國家統一作為文明復興的基石，把繁榮文化思想作為複興文明的首要任務；今日之中國也需要承擔文明復興的偉大學人，把當代中國史和世界歷史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來思考，把現實的政治力量作為邁向文明未來的支柱來對待。中國政治家和中國學人必須以一身鋼筋鐵骨，共同擔當現代中國艱苦卓絕的命運，以堅強的意志和恢弘的氣魄進行不懈的創造。我們深信，台灣問題解決之時，也將是古老中國重新成為屹立於世界的強大國家和偉大文明之日，也是中國人重新嘗試為人類生活提供倫理榜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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