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保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中矛盾與困難很多，從中長期看，應重點關注、解決好哪幾個重要問題，才能打通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堵點”，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複雜的原因造成的經濟困境，表現為方方面面，又集中表現在哪裡？現社會較為普遍地認為，是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不清，信心不足。特別是相當部分的民營企業家對預期缺乏信心。

然而，從純市場邏輯分析，短期困難不少，但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缺乏信心。因為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經過40多年的積累，應該說在未來的5-10年內，不管是從增長的供給方還是從需求方靜態分析，仍存在其他大國不能比的相對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例如，從供給方看，有相對較高的國民儲蓄率、完整的工業體系、經40年積累充裕的人力資本以及進一步改革的製度紅利；從需求方看，由4億中產階層為主的大國消費市場、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蘊含的巨大的投資消費發展空間，“一帶一路”和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外部需求因素等等，決定了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前景仍是可以樂觀的。

但是為什麼市場上仍有些人對預期不樂觀？作為回答的理由，以上只是純市場邏輯下的經濟學分析。上述條件確實也構成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基礎。關鍵是這一可能性能否變成現實，發展的趨勢會否出現拐點，會否中途夭折，似乎前景並不清晰，因此出現投資與消費的動力趨弱。所以中長期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取決於能否去真正解決導致預期不明、信心不足背後一些國民經濟運行中的關鍵性、全局性問題。

哪些問題是當前國民經濟運行中關鍵性、全局性的問題？經濟困境的表現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中長期的。當前急需通過梳理各種問題現象及其因果機制，透過現像看本質，找出國民經濟運行中問題現象背後集中體現的真正關鍵性原因，著力去解決。而不能再停留於面面俱到、四平八穩地去談改革“綱領”、談“規劃”。改革的“綱領”與“規劃”中央國務院早已明確。筆者認為，當前極需抓住市場發展中的關鍵性堵點，抓住影響全局的綱舉目張性問題，經濟發展才能事半功倍。

▍迫切需要盡快全面恢復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我黨集40多年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總結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40多年來中國經濟奇蹟歷史證明的，中央、國務院反復強調，民企在國民經濟中有著不可估量的“56789貢獻”。當前。為什麼會出現一部分民企“棄實體玩金融”，或躺平、守攤子，或資本外逃等現象，究其原因，有企業家自身的原因，前幾年更多的是涉及多個領域的監管問題，如在各種的市場進入、融資待遇、工業標準、市場監管等方面，對民企的不同等待遇，加上有些地方不恰當的“查原罪”等等，嚴重傷害了民營企業家的預期和創業積極性，拖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後腿。

以投資為例，近10年內民間投資與全部投資之比，儘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在50%以上，佔半壁江山。但民間投資的自身同比增長率，卻從2014年15.8%的兩位數增長之後，2015年開始滑入了個位數增長（當年8.8%），2016年為2%增長，2020年和2021年兩年年平均不到4%，2022年上半年為3.5%（上半年全部投資增長率為6.1%）。投資減少，則稅收減少（民企對稅收的貢獻是50%），GDP增速下降（民企對GDP的貢獻是60%），就業下降（民企對就業的貢獻是80%以上）；收入下降，從而引起整個居民消費水平的下降。因此，民企投資不足的問題，已不是僅僅涉及民企能否生存，企業家賺多少錢的局部問題，而是直接影響了全國稅收、就業、居民消費等，是影響國民經濟能否穩定的全局性問題，是大問題。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特別是要解決好以下兩件事，又不是一年半載就能奏效，市場信心的重建需要通過多年的製度重建。

第一，真正保護好民企的合法權益問題。近幾年自最高院、最高檢發出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法規，嚴禁亂抓人、亂查封、亂凍結，嚴禁刑事手段介入經濟糾紛的指令後，情況有所改善，但仍令人不滿意。中長期看，怎麼取信於民企？建議能否由中央出面，花一年多的時間，組織各省市自治區的各級政府、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認真對照中央“兩個毫不動搖”的原則思想，對已製定的各項業務規定、政策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查。擺問題，列出糾偏項目（制度和政策），糾正冤假錯案，並予以公佈。有一糾一，有二糾二，及時糾正。最後由中央國務院組織檢查，進行總結，做到不同的企業主體能夠真正開展公開、公正的平等競爭。

第二，正確界定與解釋資本的“無序擴張”。經濟學說史上關於資本本質有不同的流派解釋。一般意義上講，純資本的經濟含義是指一經濟主體產出後扣除消費用於再投資的積累。因此資本及資本積累是一國生產力發展和進步的有力工具。同時，資本內生地決定了有其逐利本性表現的負面社會影響。對此，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絕不是限制資本擴張，而是設法用好各類資本，通過處理好效率與平等關係，推動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去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目標。

前一時期，我國為什麼出現資本的“無序擴張”，金融實業互相參股、連環控股、攫取不合法利潤？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政府曾對發展中的P2P、資產管理、金融控股、平台經濟以及互聯網經濟等新業務方式，長期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發展過程中缺乏明確可執行的法律法規約束，出現監管真空，監管者竟成了“市場的尾巴”，最後釀成了惡果，付出了沉重代價。鑑於以往教訓，對於資本“無序擴張”，重要的應是急需要製定各類監管制度，設置監管“紅綠燈”。

一是明確對現存各類資本、各種業態的監管制度。這不僅包括各類金融業態、平台經濟、互聯網金融，還包括對教培業、文藝圈資本的進入等的製度（我們在對金融控股公司監管法規的製定上，從議論要監管開始，到製度出台，竟拖延約20年之久）；二是市場創新活動是個不間斷的過程，監督者除需要對市場上各類資本及業態活動有明確監管規定外，重要的是，要緊緊跟踪市場發展動態，保持靈敏的嗅覺，及時調整現有的監管制度，特別是加強協調監管。吸取2021年各部門監管中“合成謬誤”的教訓，協調好相關監管部門新制度的出台時間，對當前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而言至關重要。

▍努力實現國民民生的基礎性保障

吃穿行等是民生。一人從生下到墳墓，幼兒園、義務教育、基礎醫療、養老保障、居住需求等等，也是一國經濟發展後國民民生重要的基本需求。

從政治上講，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體現為國民民生基礎性保障的各方面內容，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標。也是一個社會經由經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之後，社會能不能穩定、政局能不能穩定的支撐性條件。

從經濟運行角度講，目前中國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已從2014年的56.3%上升到2021年的65.4%，上升近10個百分點。2022年一季度高達69.4%。消費對GDP的貢獻率一直在上升，毫無疑問，消費對經濟的增長已至關重要。同時要看到，消費本身卻在下降。居民消費支出2018年為10.4%，之後進入了個位數增長。2020、2021年兩年平均增長為6%多。2022年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費實際增長0.8%，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指標出現下降0.7%。生產決定就業、收入與消費，消費不穩或消費增長下降又直接影響經濟的穩定增長與就業。那麼消費為什麼上不去？直接與居民收入相關。居民收入偏低，加上各地城鄉居民民生保障的差距和一部分居民民生得不到較好解決，直接影響了這部分人的消費積極性。

總之，有些居民有點儲蓄，是不敢消費；有些居民想消費，是沒有錢。

所以，當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基本實現國民民生的基礎性保障，不僅是涉及社會、政治能否長期穩定，也是直接涉及我國大國消費市場和內循環格局能否形成的根本性問題，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最為基礎的結構調整的需求。

進一步討論，一部分居民為什麼不敢消費？中國十四億多人口，根據《2021中國統計年鑑》，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極低收入人口有5.6億人；月收入在1000-2000元的低收入人口有3.1億人，兩者合計8.7億人。這部分居民不是不想消費，而是沒錢去擴大消費。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中等收入者有3.8億人。儘管中等收入這部分人有近四億人，是一個龐大的人群，合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消費市場，但他們中間不少人擔心於孩子上學、家庭防大病、買房子、老人養老等一系列意外支出，是不敢痛快去消費。因此，要解決以上極低收入者、低收入者和中產階層三部分人的消費問題，實現共同富裕，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其中包括穩定經濟增長，提供穩定的就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扶低擴中限高”；探索職工持股、產權的共享主體等等。但是，對14億人中90%的這三部分人來說，縮小城市與城市間、城市與農村間的民生保障差距，普遍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是直接提升收入水平或解決“後顧之憂”擴大消費之路，因此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努力實現國民民生的基礎性保障，是我國擴大消費、優化發展模式中的一項極其現實又艱鉅的任務。

這項任務有否完成的緊迫性和可能性？儘管40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民生保障水平已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相對於廣大居民對共同富裕的呼籲與要求，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實已構成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危險，也是當前防止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社會、政治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中一項緊迫又必須跨過的關鍵一道坎。同時，中國經濟已發展到目前的階段，面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多年積累的國民財富基礎，相對於經濟實力遠差於我國的一些國家已實現國民免費醫療等民生保障的現實，只要我們努力一把，各地少搞些“政績工程”、無效低效的投資項目，也是有條件可以去分步實現全國國民民生的基礎性保障。

那麼從哪入手？可以繼續從工業化、就業、收入分配不同的改革環節入手，也可以堅持從醫療、養老、教育等領域分別入手。但是長期以來，在此方面我們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然而成效並不明顯。建議加快改革步伐，下一步從戶籍制度改革入手。下大決心，分兩步走。

第一步，用三年時間，宣布對除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共21個城市外，對其它各城市宣布取消戶籍遷移管制，實現各城市間、城鄉間人員的遷移自由化，被遷入城市居民享受該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福利待遇。如此一來，要求各級政府根據人口遷移情況，對民生各類福利支出，按一定的標準，一項一項算細賬，分類分批，逐年實現，人口遷移是變化的、動態的。在摸清動態性“家底”中，必然暴露有些地方財力的窟窿，由此倒逼對長期以來中國增長模式轉換至關重要的、又長期呼籲得不到解決的央地財稅矛盾進一步暴露。由此，推動進一步改革，提出圍繞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對國民經濟調整具有長远战略意義的財稅改革製度。

第二步，在此基礎上，把上述21個特大、超特大城市包括在內，向全國提出逐步解決全體國民實現平等的基礎性保障的莊嚴承諾，真正夯實大國消費市場的基礎。同時，這會影響我國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調整，間接推動產業的市場內生性調整，削弱各級政府長期以來一講穩增長，就難以克服政府搞投資、對產業政策“過度干預”、低效投資的依賴，真正使國民經濟步入良性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堅持不懈，小心謹慎處理好穩增長和化風險的關係

化解風險為什麼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一項關鍵性、全局性問題？為什麼又是一項中長期的任務？

1. 對金融風險的四點認識

（1）在市場經濟下，金融風險往往是伴隨經濟周期，在不同時期會表現出或大或小的特徵。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其結果表現為世紀末金融系統大量的不良貸款。四大銀行出現上萬億不良貸款，最後導致四大銀行重組，股份制改造。伴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GDP持續兩位數的高增長，發展到目前GDP增長下滑到5%左右，在貨幣環境不是很恰當的條件下，出現大量的金融風險，恐怕也是市場的必然。不說未來化解風險的艱鉅任務，就是從迄今已化解的金融風險看，近2017-2020年四年內，銀行已處置了8.8萬億不良貸款，超過前12年的總和，債轉股1.4萬億，加上前者，共10.2萬億元。此外，又處置了大量大資管、互聯網金融中的不良資產問題。現在，大量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和房地產風險還“火燒眉毛”，等待去解決。

（2）風險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有些經濟主體借的錢可能還不了。還不了，就要重組，要沖減資本或減計負債；資本抵債者若不想破產，要么籌集新資本重組，要么在市場上借新還舊（若能藉到的話），要么直接由中央銀行買單。一句話，風險意味著有一部分經濟主體肯定要輸錢。

（3）輸錢意味著什麼？一是意味著輸誰的錢？經濟主體有企業、居民、地方財政、中央財政、商業金融機構和中央銀行。二是意味著相關經濟主體要縮減資產負債表。經濟主體縮減的資產負債表合併一起，並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影響經濟增長，或衝擊消費，或衝擊投資，進而進一步衝擊就業人口。除非這時由中央銀行拿錢幫墊付。然而，如果由央行拿錢墊付，掌握不好分寸，寅吃卯糧，問題積累到一定地步，就會影響未來經濟的穩定增長、就業和物價。

（4）不同的風險化解策略對穩增長會帶來不同的微妙的關係。面對已客觀存在的大量債務風險，不及時處置，任其進一步發展，政府也不採取措施干預，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及金融、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危機的爆發。若採取守住底線式乾預的措施，即是局部性釋放風險，守住系統性風險不爆發的底線，以時間換空間。這一原則能否最終成功，取決於用多長的時間，以什麼樣的策略，在風險釋放的程度與經濟潛在增長功能發揮之間能否取得平衡，取得社會的認可。抽象概述，在既要化解風險又要守住底線這一“既要……又要”的實踐過程中，化風險策略的細微差異，會對投資、消費、收入、稅收、出口等經濟變量產生復雜的影響，往往最終對穩增長又會帶來非常微妙、難以預期的結果。

2. 當前的風險判斷

當前，中國經濟處於“三期疊加”發展階段的判斷沒有過時，化解風險的任務仍然艱鉅。

（1）企業總體風險。一國經濟的總體風險可以用宏觀槓桿率評判。進行橫向的國別間比較，或進行豎向的自身歷年變化的比較，以槓桿率穩定、上升、下降進行風險程度的分析。這是間接的相對的分析指標，並不能直接用數據近似刻畫具體的償還能力。下述試圖用社會融資規模指標進行風險的判斷與分析。

2021年，全社會從市場上籌集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共314.13萬億元，扣除政府債券、居民貸款和無息的股票融資，企業部門的有息融資存量有180.48萬億元，按2021年銀行加權平均貸款利率4.95%計，企業當年需付息8.93萬億。各項貸款若按平均三年期還本，當年需還本60.16萬億。2021年共需償還本息共69.09萬億。而企業每年有多少收入可以還本付息？2021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為127.92萬億元，還本付息能力為185.15%。此營業收入未扣除營業成本等因素（營業成本一般占營業收入的50-70%），未含應交的利稅。而且這是企業總體的一般分析，排除了企業個體之間的顯著差異。考慮這些因素，可見問題的嚴重性。規上企業營業收入與還本付息之比，在2015年還為263.90%，之後逐年下降，直至2021年降到185.15%。多年來此狀況之所以能持續，可以想見，是靠借新還舊及貨幣的不斷放鬆才得以維持。

（2）房地產風險。當前房地產市場的形勢很嚴峻。按同比計算，今年上半年，佔全國投資份額四分之一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5.4%。房地產銷售面積下降22.2%，房屋銷售額下降28.9%，新開工面積下降34.4%。土地購置面積在去年負增長基礎上又下降48.3%。從買地、開工到銷售，幾個環節的關鍵指標同時出現嚴重負增長，恐怕是歷史上是沒有的。

同時，各地政府紛紛想放鬆對房地產市場調控，已出現從過去嚴格調控的“三限”“五限”、“限漲令”轉到今天的“限跌令”。爛尾樓、斷貸事件頻頻爆發。有關機構調研，截至7月16日，爛尾樓200個，涉及房企87個，涉及城市79個。若不是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及時發聲，若不是網管部門對相關信息及時制止，爛尾樓、斷貸現象將進一步發酵、蔓延，將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場面。

現在的“高房價、快增長”模式還能繼續下去嗎？此模式走到頭了，走不下去了。從趨勢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不會也不應該再越吹越大了，中國的房價不會也不應再越來越高了。已發展20多年的中國房市將真正出現歷史性的轉折，開始邁入由住房投資品為主向消費品為主發展的快車道。剩下的問題是，發展模式變了，將暴露的巨大風險怎麼辦？怎麼防止局部風險進一步蔓延？據有關研究，房地產與上下游涉及的50多個行業增加值相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0%。2020年一季度GDP統計中房地產業不僅未增長，而是同比下降2%。房市不穩，土地財政收入枯竭，已嚴重影響地方政府各項正常運行。房市不穩，對就業、收入、消費帶來嚴重衝擊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總之，房市穩不住，已成為我國當前擺脫經濟困境中極為重要的問題，成為“穩大盤”中影響方方面面的基礎性問題。最近，幾部門聯合出台了“保交樓、穩民生”的政策，既要守住風險底線，又要堅持房住不炒的方向。而要達到這目標要求，還需要一系列制定政策的完善，需要一定的調整時間，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這決定了解決釋放房市風險和穩定增長的問題，不僅是個重大的、棘手的短期問題，而必然是一個關鍵性、全局性的中長期問題。

（3）地方隱性債務。IMF估算，中國地方隱性債務61.3萬億，其中40萬億是城投債。發行利率4%-8%，2021年隱性債利息2.2萬億。債務主體2021年全年能融到的新資金僅2.4萬億，差不多只能主要應付利息的支出。地方融資多為土地抵押，近幾年土地流拍又嚴重，土地收入2020年增加1.9萬億元，2021年僅增加2909億元。存量還本付息壓力很大，發行增量債券又受規範管理約束、且土地拍賣限制，地方政府新增財源枯竭。這一結果不僅影響了有些基層政府的正常運轉，進一步牽連了專項債券作用的正常發揮，2000年有60.8%的新增專項債未形成實物投資。導致中央要求適度超前基建投資，地方政府卻已有心無力。可以看出，靠一味賣地——刺激房產——增加收入，擴大投資之路在中國已不能長久。要解決此窘境，必須增大地方融資能力。而要增大地方融資能力，必須恢復地方政府的市場信譽。為此，必須先釋放地方平颱風險，能按時還本付息。償還不了，或減記、衝消其部分資產或負債，讓有人去承擔過去的投資損失，這樣才能重新恢復其融資能力。而此路在何方？解決的進程表又在哪裡？

迄今，只看到了財政部佈置上海、廣東等地開展自行解決隱性債務的試點。但廣東，上海財力雄厚，可以預見，兩年後試點即使成功，也不具普遍性，不可能在全國特別是落後高債務地區有普遍的推廣意義，只是推遲了問題解決的時間。

3. 在化解風險中應注意什麼？

面對上述隨經濟增長模式轉變而已暴露或將暴露的巨大風險隱患，如何化解？

（1）決策者對我國目前風險的嚴重狀況，要根據歷史教訓、體制特徵，有動態的、充分的評估。要清醒看到，中國經濟處於三期疊加發展階段的判斷並沒有過時。在經濟增長下行期、結構調整痛苦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到底還要消化多長時間，消化多少風險，心中要有大概的底數，要有清醒、正確的判斷。要充分估計到，化解金融風險的問題是國民經濟運行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中長期問題。

（2）要充分認識化風險和穩增長的微妙關係。在一定時期內，想花大力氣，多釋放些風險，縮減部分主體的資產負債表，就會多犧牲些增長速度，多衝擊些就業。儘管風險釋放過後，經濟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更紮實了，但在釋放過程中對增長而言是痛苦的。但是風險不化解，原債務主體缺乏新的融資能力，同樣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或者，僅借新還舊，但是一是懷疑在市場上能否如數借到，二是即使能藉到，原債務主體加大籌資成本籌集新的資金，但會影響未來投資回報和增長質量，未來有償付能力？或者，通過央行加大貨幣投放，以直接與間接方式救，但資金若仍流不到該救的經濟主體，市場會“用腳投票”，結果，扭曲了整個金融市場的秩序，怎麼辦？總之，對化解風險問題複雜性的認識，越深刻，工作就能越主動。

（3）以時間換空間，選擇什麼樣的風險化解進度，在守住底線前提下，主要應考慮社會可接受度（包括就業），考慮科技創新促進社會生產力增長發揮的可替代作用。滿足此兩要求，就可追求加快化風險的進度。然而，社會可接受度本身是個非顯性的可度量的指標。其本身取決於化風險的方法，風險主要由誰買單。科技創新和社會生產力的增長是個慢變量。當期風險化解的需求難以等待慢變量的及時到來，弄不好會出現全社會資金配置的時間錯配。所以，以時間換空間只是個原則。能否解決好，關鍵取決於化風險的策略和方法，而不僅僅取決於經濟本身。

（4）政府在製定各項長遠規劃中，不能再著眼於“想幹什麼”，還要了解“能幹什麼”，特別是要考慮好在系統性風險未化解之前“能幹什麼”。要堅持不懈守住不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就要充分估計到風險是在逐步釋放，風險的釋放可能會影響當期的增長，化風險是一個長時期的任務。因此，搞項目、穩增長，要量力而行，具體是要量“金融而行”，絕不能寅吃卯糧。只能一代人解決一代人的問題，循序漸進。“十四五”期間，100多個國家重大項目怎麼落實，資金在哪裡，各金融工具怎麼搭配，要與化解風險的動態進程統籌考慮。

（5）鑑於必須牢牢守住防範系統性風險底線的大前提，因而實際化風險的過程是以“市場逐漸出清”、“市場非出清”現狀出現，因此在市場經濟為信用經濟，借錢經濟環境下，在爭取穩增長和化風險之間取得平衡，盡可能減少各經濟主體資產負債表的縮減對國民經濟的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的衝擊影響時，同時必須是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在改革中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以抵消化風險對穩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問題為導向，從各經濟變量相互聯繫性、市場體系性出發，改革完善市場經濟的製度體系。

概括以上三大內容，是直面中國現實，以問題為導向，一是從投資領域，二是從消費領域，三是從國民經濟總體運行領域，指出中國中長期經濟要確保可持續發展必須破解的三大關鍵性、全局性問題。而且，是非一年半載可以解決的中長期問題。非下大決心，難以成功。非久久為功，難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