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錄自《了解社會：建構個體與社會的對話》一書

《失落的現代性：中國、越南、朝鮮和世界歷史的風險》（下稱《失落的現代性》）是亞歷山大·伍德賽德於2001年在哈佛大學所作的埃德溫·賴肖爾講座系列中的四場講座。書中強調，中國、越南和北韓的前現代官僚體制雖為偉大成就，但同時也面臨與現代官僚體系相似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在競爭性的考試制度下，官員道德基礎的削弱；隨著政治系統的擴張，官員直接政治經驗的萎縮；書寫取代實踐知識成為官員升遷的依據；凝聚力的缺失（官僚行為中情感因素的削弱）；目標替代（goal displacement，政府目標被其他優先事項往往削弱了政府目標）等等。

伍德賽德進而指出，這三個前現代國家的官員在分析自己的官僚體系所存在的各種問題時也用了接近於我們當代對於官僚體制弊病的分析的各種方法，並且也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案。簡言之，伍德賽德認為這些國家早熟的官僚體制是理性的創造，因此具有某種「現代性」。然而，根據伍德賽德的觀點，這種「現代性」幾乎完全喪失了（尤其在中國和越南）。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下，這些國家的一些精英開始將科舉制度視為專制與落後的來源，猛烈抨擊自己的文化，並根據西方模式和理想對社會進行徹底改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很快就失去了對自身歷史的記憶。這現象影響深遠，因為自那時起，這些國家的精英對西方模式抱持著盲目的信念，遺忘了自己的智慧，即對世界用高度理性的方式組織起來不僅意味著力量，也意味著脆弱性。

伍德賽德的行文扼要流暢。在短短一百多頁的篇幅中，他能以敏銳且深入的視角，涵蓋了三個國家的大量材料與歷史經驗，並探討了我們人類文明陰暗面的一些可以說是最為核心的問題：意外後果與計算錯誤、社會行動者的意圖與實際歷史作用之間的差距以及人類理性的局限性。該書優雅、博學而深刻，體現了人文學科的最佳寫作傳統。同時，它也非常具有邏輯性，傳達了清晰的訊息，這往往是優秀社會科學家寫作的特徵。

《失落的現代性》的一些觀點讓我深感信服，因為它與我的親身經歷有著極大的共鳴。 1978年2月進入復旦大學時，我自己正處於伍德賽德所描述的轉型初期的科學與工程崇拜之中。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諾伯特·維納、錢學森等伍德賽德提到的人物那時都是我的偶像。在1980年代，我曾花了數年時間修讀相關課程並在控制論、系統論、動態規劃以及復雜系統建模等主題的指導下展開自己的研究，後來卻痛苦地發現，如果這些理論被用於幫助我們進行大規模社會設計或優化社會，它們將無異於新的烏托邦。在當今的中國和越南，這種系統思維和各種社會工程的嘗試仍然佔據主導地位。我的個人經驗旁證了伍德賽德分析的洞見。

在唐宋時期，中國科舉考試的內容十分廣泛。然而，到明清時期，考試的內容被縮減為少數幾部儒家經典（即四書五經）。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中國的科舉考試會發展成這樣，即其內容與官員在治理社會中實際需要的技能越來越脫節。伍德賽德的著作讓我受到了啟發。我認為，這很可能就是一個前現代的、旨在緩解作者所提出的科層官僚的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只要把考試內容嚴格限制在新的儒家倫理範圍裡，為中舉而進行的長期學習過程勢必會強化儒生對儒家價值觀的認同。可以說，把官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透過一個價值觀來加以約束，減緩了目標置換問題，減緩了科舉本身的工具理性所帶來的破壞，並有助於加強精英在價值觀基礎之上的凝聚力。然而，這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措施，也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儘管它確實減緩了上述的治理問題。因為在新的考試制度下，內容和文章創作方式開始變得越發脫離實際知識，官員變得更加形式主義化。

三個東亞國家都將掌握新的儒家經典置於考試體系的核心，這表明，儘管它們發展了各種理性的措施來應對官僚制的陰暗面，但我想強調這些措施的核心是傳統主義的。這或許就是韋伯所說的，儒家官僚群體體現了雙重存在——「在本質上永遠非現代，但在表現上偶爾現代」。因此，儒家官僚制只有在與貴族或種姓形式的治理相比時才顯得「現代」。我因此認為，這三個東亞國家在近代實際上發生的可能並不是作者所說的現代性的喪失，而是儒家思想的喪失，而這種喪失是永久性的。雖然其他世界宗教在最近都有很大復興，儒家思想的力量很難有這種復興。儒學不同於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內在（immanent）“宗教”，它缺乏一個“嫉妒的神”來守護它。而在1905年科舉考試制度的廢除和20世紀宗族制度的解體之後，儒學也缺乏延續其存在的組織制度基礎。因此，儒家國家在全面現代化的過程中失去了一個關鍵的道德錨點和緩衝機制，為這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本文原載於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2, No.1, July 2006，後來由作者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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