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

郝柏村回憶錄的記載──也談張憲義事件(五)-16 ☆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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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2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言 :前文〈五之十五〉刊出後,關於民主政治的問題,筆者認為張憲義博士去國近33年,和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脫節,張憲義博士回應:「一般情況下,我不會在此部分進行回覆。但是,統獨與民主政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回覆如下:正是因為離開了33年,我不受紅藍綠政治意識形態的綁架。民主政治應該可以交談和爭論,而統獨不應該像戰鬥,直到我活你死不可,像反極權、愛中、反霸凌、愛美、反軍閥、愛日、反台獨、愛民進黨、反權貴、愛國民黨等等情緒化反應。現在兩岸內戰己是歷史!台灣代表著一個(部分)中華,大陸代表著一個中國,我們應依靠兩岸中華民族的智慧,以武促統不如以誠談和,讓歷史愛的洪流,隨時間向前行。希望我們的孩子將看到一個和平統一的中國。」張憲義博士的愛心感人,他認為我們的下一代能夠看見中國的分裂問題可以獲得和平的解決,筆者則希望能夠更早一點,讓我們都能夠看見這偉大的場景。然而筆者要提出,我們民族對不同意見、不同背景的人缺乏同理心和傾聽力,往往形成「我對你錯」的固定心態,而且一般是不自覺的。這樣的問題主要來自於傳統文化中習慣性的「好人壞人」的僵硬判定模式以及近代以來長期的黨化教育,筆者認為要改變或改善這個模式,我們必須非常地努力學習超越現狀。

許倬雲院士回應有關丁大衛與美中台關係議題,許院士說:「丁大衛是我好友,君子人也。中美關係中,台灣地位模糊,只能是ambiguous,現在雙方都尋求『扶正』,是逼得北京動手也。」丁大衛從1979年1月16日在華府註冊「美國在台協會」(AIT),到1987年初,擔任董事會主席前後8年,自1987年1月到1989年底,轉任台北辦事處的處長。一直到1995年,丁大衛一直是該機關的受託人(trustee,受國務院委託的機關代理人)。從1979到1995年,前後近17年,可以說丁大衛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受美國政府委託的台美關係維護者,地位非常重要。丁大衛於2013年過世,不知道台灣官方和媒體有沒有做出適當的反應。我們注意到丁大衛卸任「美國在台協會」trustee的1995年,是一個敏感的一年,之前1994年新黨成員鄭浪平出版《1995年潤八月》,造成台灣社會恐慌。沒想到,1995年6月7日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丁大衛應該多少參與其中),因應美國公開向中華民國示好,中共在7月下旬先後對準台灣富貴角北方70海浬發射六枚東風15短程飛彈,同時進行軍事演習,到1996年3月,美國出動兩艘航母艦隊前來巡防,時任參謀總長羅本立下令中山科學院,將天弓二型飛彈,改裝為地對地飛彈,準備對大陸予以反擊,兩岸之間戰雲密佈。這就是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事件」。我們注意到,1996年以後,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開始質變,台灣夾在中間,在國民黨執政時,兩岸關係緩和,民進黨執政時,兩岸關係惡化。許倬雲院士說「中美關係中,台灣地位模糊只能是ambiguous(曖昧),現在雙方都尋求『扶正』,是逼得北京動手」,所謂「雙方」,即是美台,所謂「扶正」,即是恢復美國與中華民國或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由此中共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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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美國在台協會理會會主席丁大衛,返美前在桃園機場... 

 

“本文”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五之九〉,敘述至1985年10月8日。

1985年大事記(續)

11月5日,今天為訪美最重要的一天。上午七時到美國防部聯合參謀會議主席克勞上將官舍早餐,作陪者陸戰隊司令凱利上將,我方為溫哈熊及葉昌桐,談話於八時結束。余談話要點為增強反潛能力PFG七獲得之重要性,及中美實質軍事合作關係延伸至年輕一代,加強年輕一代軍人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克勞上將反應良好。

十一時,與美國防部長溫柏格在美軍俱樂部會議,我方參加代表為錢代表、溫哈熊、葉昌桐,美方參加者助理部長阿美他琪、副助理部長凱利及丁大衛,時間只有三十分鐘,余重點說明:一、我以實力維持台海和平的決心;二、我五十萬常備軍與三百萬後備軍人;三、三年來軍售作業制度化及實質進展,尤以IDF案M四八H案,建立減少美方困擾的模式;四、增強反潛能力PFG七獲得之重要性。溫柏格反應積極。

溫柏格談菲律賓的局勢,美希望馬可仕能儘快進行改革,余告以菲局勢不是軍事能解決的,必須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改革,二十年前,菲曾參考我土地改革辦法,但並未實施。至於我在台灣基地,隨時可供美軍必要時使用,吾人不但維持現有基地良好狀態,並加強東部空軍基地地下化的建設。

晚間丁大衛在Wonair堡以晚宴款待,凱利夫婦、李潔明夫婦均參加。丁大衛除重申中美關係推展的五點原則,今日又增加兩點為七點要領,余深為同意。余指出,只有在台灣的中國人,代表中華文化與中國人的哲學。

(當時溫哈熊是聯勤總司令,葉昌桐是海軍出身的副參謀總長,位階都比果芸高,但是談軍售,駐美採購團長果芸不在場,總是不好,而且如果果芸認結識克勞上將,幫助一定很大。

此處關於台美國的軍事關係應及早延伸至年輕一代軍人是正確的。在1982年美中「八一七公報」以後,經國先生即召見高級決策人員,商討對策,其中為了突破「八一七公報」,我以重建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長期軍事實質關係為目標,其中包括:一、提出十年軍售需求計畫;二、自力發展高性能武器所需技術支援;三、軍官赴美受訓提升,雙方友誼伸至下一代;四、與美太平洋總部的聯絡關係。(《郝柏村回憶錄》,頁294)不過,筆者出身軍人家庭,可以說,當時1980年代台灣的軍人生活水準偏低,一個普通上校月薪不過三、四萬台幣左右,合美金一千多元,且不少眷村尚待改建,各方面條件實在不能和美軍上校相較,如何相互交流?筆者猶記大陸抗戰時期,我軍統局與美海軍情報單位合作,共組中美合作所,結果戴笠將軍沒辦法處理雙方生活條件差得太遠的問題,只有讓中國人和美國人分開居住,分開飲食,當時一個美國士官的飲食經費是我軍官十倍,他們一個人吃的一片牛排,我們可以用來炒出辣椒豆干牛肉絲給一個排,也就是三十個人加菜時吃。我士兵驍勇善戰,然需編織草鞋,美軍官輒穿皮夾克、皮靴,英姿煥發。家父告知當時美國人猶如中國人心目中英雄。郝柏村二十年前在台灣電視節目上回憶抗戰中期,他還是低級軍官,負責過拉夫任務,編起破破爛爛的部隊,全都是大孩子,大家都沒有吃飽過一天,子彈一個人平均只有六發,什麼樣的槍都有,國造的、蘇聯的、日本的、捷克的,每天都有逃兵,日軍來了,坦克飛機大炮一起轟,咱中國軍人、老百姓死傷慘重,能跑就跑。當時共軍在延安更苦,共產黨勝利以後宣傳抗日戰爭是他們打的,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打的?中科院前資深同仁劉錫輝先生在民國38年秋在老家廣東被胡璉部隊拉夫至金門,適逢共軍來襲,劉錫輝立即被編入戰鬥序列,他當時還穿著被拉夫時的老百姓便服,手上槍也沒有。然是役共軍慘敗,死傷四千餘人,史稱古寧頭大捷。筆者回憶這些事,是說不管台灣、大陸,我們的軍人要和美國軍人、歐洲軍人建立實質關係,我們的生活條件和語言能力都要有計畫地大幅度地改善。

郝柏村此次訪美,海軍方面希望能夠達成二代艦採購案,目標是PFG七-美國派里級巡洋艦,價格昂貴。後來我海軍建軍成功級巡洋艦隊,實際情形尚需進一步了解。

國防部長溫柏格談起談菲律賓的局勢,並希望菲總統馬可仕能儘快進行改革,說明美國已經認為馬可仕的執政有相當大的問題。三個月後馬可仕於1986年2月25日其總統就職典禮上遭群眾大規模包圍抗議,眾叛親離,全家搭乘美軍直昇機離開,最後流亡夏威夷,1989年過世。美國支持過之不少反共政權,由於長期執政,弊端甚多,民間反對力量積累日益強大,終被推翻。筆者不能確定溫柏格提起馬可仕,其中有沒有意味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有相應的情形,因為之前幾年台灣發生了幾起很麻煩的命案,帶給國民黨相當困擾的形象問題。

丁大衛對郝柏村建議之中美關係推展的七點要領:一、低姿態;二、堅持;三、漸進;四、忍耐;五、經常接觸;六、保密;七、信心。(《郝柏村回憶錄》,頁295)1982年的美中「八一七公報」限制了美國銷售軍事設施給台灣的範圍。當時雷根總統於發表公報給蔣經國總統六大保證:一、軍售沒有終止的期限;二、軍售不與中共磋商;三、關切台灣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四、美國對台灣的主權問題立場不變;五,台灣問題的解決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美國不介入;六,美國不壓迫中華民國接受中共和平談判。最後一條,明顯汲取1945年到1947年馬歇爾來華調停失敗,影響國民黨失敗的深刻教訓。(《郝柏村回憶錄》,頁293-294)雷根總統是歷年來對中華民國最友善的美國總統,而如郝柏村所感受,負責台灣關係法具體實現的丁大衛理事長是忠誠的,也如許倬雲院士評價丁大衛「君子人也」。筆者認為,在雷根總統1982年的六大保證和1983年、1985年丁大衛提出的中美關係推展七點要領,讓暴風雨中的中華民國的領導人可以有依據、有方法地帶領台灣逐步走出顛覆的危險。我們回顧丁大衛的「七點要領」,其中重點在於「不要灰心」與「不斷努力」,而實際的做法在於「經常接觸」,見面三分情,洋人亦不例外-筆者按)

11月5日,威塞上將到四季飯店與余共進早餐,談及他今年元月訪問大陸所見,其要點為:一、見過張愛萍、楊得志;二、北韓如果向南韓進攻,美國一定會摧毀北韓;三、美國希望長期維持台海地區穩定及和平,中共曾經談到希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威氏告知台灣的生活水準比大陸高出很多,如果大陸能趕上台灣的生活水準,才有談判的身價;四、瀋陽與哈爾濱的工廠工人在華氏零下三十度工作,竟無暖氣設備;五、參觀中共一九六機械化師,裝備老舊,戰術呆滯,但人員表現不錯;六、在上海參觀中共海軍,似乎很少出海,電子裝備非常簡陋;七、目前中共師長平均為四十歲,團長三十五歲,營長三十歲,部隊相當年輕;八、越戰最大的輸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共。

(威塞上將在大陸所見相當有意義,整體而言,1985年的中國大陸還是相當落後,內部的幹部和人民對外所知有限。然而,中共在這樣的情況下,向美方表示「希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說明這不是中共的意識形態,而是民族主義與民族情感,至於誰窮誰富,不是根本問題,誰都有窮的時候。問題在於大陸老百姓可能已經習慣了共產黨的統治,在長期封閉的環境裡,以為台灣方面也應該可以適應共產黨的領導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1980年代是中國大陸最自由的十年,文革以後,中共也在思考以後的方向,民間知識分子和一般平民也希望中國能夠走上一條新路,所以當時大陸出現各式各樣的文學、藝術作品。但是,在這個看似活躍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面,有兩個伏流在彼此衝擊著,一是民間反思解放以後的共產黨種種的問題,一是基本教義派(大陸翻為原教旨主義)共產黨的準備反撲,消滅一切反對共產黨執政的思想和言論,最後形成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也就是「六四事件」,整個翻覆了中國往更政治開明的方向發展的機會。這些現象,當年大陸的知識分子都非常清楚,因為他們都在裡面,但是美國人去中國大陸能看到的只是表面,包括多年來台灣的國民黨高官去大陸亦然。六四以後,中共痛定思痛,鄧小平1992年南巡,大陸開始真正的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才蓬勃開展。今天的中國大陸其實和1980年代,有不同與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中國的經濟和軍事能力大幅成長,達到世界上與西方和日本平齊的水平,這方面我們必需肯定其努力與成績。相同的地方是民間社會仍然盼望有更自由、民主的政治環境出現,並不是老百姓吃飽了、有車開,就不需要自由的思想和言論了。這些情形,筆者認為美國並不實際了解中國人的問題和需要,不少人以為打倒了共產黨,中國立刻就重生了,這是不正確的。中國人需要的是緩和的改變和進步,不是革命,因為已經革命七十多年了。至於中共是否可以提供大陸人民的如此需求,筆者認為中共必須如此。目前大陸似乎有極左的政治氣候,其實其中主要的部分是美國需要改變美國,以重新領導世界而製造出來的,美國了解如何讓共產黨被刺激地往左轉,中共也因為受到自身歷史和文化的制約,不得不隨之而起。但是,筆者認為這不是壞事,中共確實需要徹底地反思自己的基本立國精神和作法,目前是一個轉捩點-筆者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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