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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爆發七十週年悲情後遺症痛史曝光 ☆作者:黃宇翔、伍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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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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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美軍登陸仁川助韓國李承晚政權攻打朝鮮(圖:路透社)

韓戰爆發七十年,但戰爭傷痕依然尚未撫平。韓戰期間,韓國政府的國家暴力對人權有極嚴重的踐踏,隱沒最久的是「保導聯盟事件」,屠殺人數最高達二十萬;「濟州四三事件」前後逾七年,屠殺了兩萬五千至三萬名居民,佔濟州島人口十分之一。直到近十年,歷史真相才漸漸重見天日,受難者漸漸獲得平反,近五年,國家對受害者賠償,真相、和解、過去史的清算終於看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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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導聯盟成員遭槍決

韓戰(一九五零至五三年,又稱朝鮮戰爭)是大韓民族現代史上最大的傷痛,造成民族長達七十年的分斷。兩韓因為意識形態,戰爭期間針對異見者犯下無數屠殺罪行,其中相當部分歷史在韓國經歷民主化之後,才重見天日。韓戰期間,韓國被白色恐怖籠罩,針對親北韓分子、左派,許多無辜國民慘遭屠殺,「濟州四.三事件」前後七年七個月,屠殺了兩萬五千至三萬名居民,佔濟州島人口十分之一,比較欣慰的是,二零零三年總統盧武鉉就為事件致歉,亦有根據特別法成立的「真相糾明委員會」。更大規模的「國民保導聯盟事件」則屠殺了六萬至二十萬人左派以及懷疑是左派的人士,直到二零零八年一月,進步派總統盧武鉉卸任前,才為事件致歉,得到官方正式平反。但事件訴訟、正義的追討仍未結束,直到二零一五年,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首次判決對「保導聯盟」巨濟島、昌原市受難者,給予國家賠償,及後訴訟不絕,最新的是針對蔚山四十三個受害家庭的訴訟,才宣判國家應予以賠償。時隔七十年,許多慘遭「保導聯盟事件」的倖存者家屬,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國家追討他們未竟的公義。

華文世界提起韓戰,多強調在國際地緣政治的價值,強調中國以輕步兵與世界頭號強國的對抗,並提升國際地位,對於大韓民族分斷的歷史傷痛則較少著墨。對於韓民族來說,這是永遠的傷痛,是一代人的分斷,過去十數年,金剛山兩韓家屬團聚時刻,落淚的場面不斷,更不用說韓戰期間被國家公權力屠殺的數十萬人民和家屬,他們仍舊年復一年尋求公義。除了韓國政府,朝鮮政府以至以聯合國軍名義參戰的美國,同樣在韓國犯下眾多戰爭罪行。

歷史的正義往往遲來,也往往沒有人記得歷史的慘劇。時隔七十年,韓戰世代基本上都已凋零,即便在韓國國內提起「國民保導聯盟事件」,所知的人亦很少。「移行期正義」(即轉型正義)在韓國的焦點也放在八十年代的光州事件、自由民主化的抗爭。七十年前的事,「濟州四三事件」也遠比「保導聯盟事件」更廣為人知。首爾大學國際韓國學中心所長朴泰均對亞洲週刊說:「事件除了受害者家屬以及專家之外,已被多數韓國人所遺忘。」由於《國家保安法》針對親朝鮮、左派人士,事件在韓國左派依然諱莫如深,很少公開討論,韓國左派學者也不願接受記者採訪。韓籍學者、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法學院副教授、聯合國「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成員白泰雄曾經是韓國社會主義勞動聯盟的創辦領袖,因左派政見被指觸犯《國家保安法》,入獄六年多,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被釋放,他對亞洲週刊說:「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左翼形態的討論在韓國都被視為禁忌,保導聯盟事件帶來的傷痛仍未完全解決,韓國仍需要切實措施,調查當年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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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導聯盟遭屠殺者遺體:慘絕人寰

被隱沒的「保導聯盟」

韓戰期間,韓國李承晚政權犯下許多戰爭罪行,規模最大的就是「國民保導聯盟事件」(一九五零年夏天)、「濟州四三事件」(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其他還有「江華島大屠殺」(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至九日)、「漢江大橋爆破事件」(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八日)等等,死者由數百至一千不等。

「濟州四三事件」事發地點集中在濟州島上,濟州當地人的平反鬥志較強,還在全斗煥專政時期的一九八七年,濟州大學總學生會就對「四三事件」舉行首次慰靈祭,之後每年四月三日大學都舉行追悼集會。「四三事件」後,即使事件導致四千餘濟州人流亡到日本,仍心懷故土,竭力為故鄉慘劇爭取平反,一九七八年作家玄基榮所寫的小說《順伊三寸》(伯母),是韓國第一部關於濟州四三事件的小說,在韓國國內被查禁,但日文版在旅日韓僑中廣泛流傳。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仍有在日濟州人於東京YMCA舉行紀念集會。相關平反、賠償工作也較順利。二千年一月,金大中政府就通過有關事件的《濟州四三事件真相究(糾)明與犧牲者名譽恢復特別法》,成立相應委員會,經過兩年調查完成相關報告書,並由時任總統盧武鉉正式道歉。同樣在二千年,開始構思建設紀念事件的「濟州四三和平公園」,並在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完工。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亦在今年四月三日出席在和平公園的追悼儀式,是十五年來第二位總統到現場致祭,可見受到進步派的重視。

相較之下,屠殺規模範圍、人數大數倍至十倍的國民保(輔)導聯盟事件則沒有那麼幸運。不同於濟州事件,至今沒有《特別法》加以處理,國立政治大學講師朱立熙對此表示:「部分受難者家屬可能擔心作證、提供證據,會受到有反共條文的《國家安全法》懲處,家屬都不太敢出來。」曾任忠清北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的朴文順也在二零零七年表示:「由於缺乏主謀的證詞,揭示真相有很多限制。」倫敦大學城市學院法學院講師安德魯.沃爾曼(Andrew Wolman)曾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他關心道:「儘管和解作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一部分,但『和解』對於韓戰罪行來說已不是主要目標,不同於九十年代的南非,韓戰犯下罪行的人多已不在人世,又或者是耄耋之年。而暴力又由於是政治正確的動機,而非因為種族、民族考慮,從現實角度看,和解的必要性也低了不少。」因此,「保導聯盟事件」受到的重視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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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晚殘暴鎮壓左派

血案如何煉成?

國民保(輔)導聯盟事件,因「保」與「輔」在韓文同音,因此相通。現時在華文圈,國民保導聯盟事件較為通用,故用簡稱「保導聯盟事件」稱呼。顧名思義,「保導聯盟」本來是李承晚政府用作「保護」、「輔導」、「導正」共產主義、左翼分子,使其「改過自新」。據長年在韓國擔任記者、現為政治大學講師的朱立熙了解,保導聯盟的始作俑者是著名反共檢察官吳制道,他對於起訴、掃蕩左派不遺餘力,由他向李承晚提議「對接觸左翼共產人士進行思想改造」,朱立熙說:「反共檢察官吳制道發現,南逃避難的人當中,有不少人曾經是共產黨員,或潛伏到南韓的間諜。因此成立了一個『國民保(輔)導聯盟』,讓這些共產黨員能夠自新,給他們申告的機會。」於是在韓國各地設置登記所。到了晚年,吳制道非常後悔,公開反省、道歉:「國盟屠殺了太多無辜人民,我感到非常後悔。」

「國民保導聯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這政治任務經過官僚階層的執行,演變得極為荒謬,官僚為求達成登記所人數目標,提供各種誘因,例如送米、送麵粉等糧食或日用品,許多鄉下農民因戰爭沒有飯吃,就被物資吸引,糊里糊塗成為「保導聯盟」成員,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共產主義」、「共產黨」,經過一年發展,到韓戰爆發前的六月,對於聯盟總人數,學界已有共識,認為韓國各地已有近三十萬保導聯盟成員,分散在包括現時的大田廣域市、蔚山廣域市、慶尚南道首府昌原市、濟州島、江華島等地。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揮軍南下,一路勢如破竹,將李承晚政權壓縮到釜山一角。韓戰爆發三天之後的六月二十八日,朝鮮軍隊就佔領當時的漢城(今稱首爾),據多個執行命令的軍人、警察回憶,屠殺源於李承晚在六月二十七日下達的《總統緊急一號命令:緊急情況下懲治犯罪者的措施》(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考證為六月二十八日頒布),為了防止保導聯盟成員與朝鮮勾結,因此進行「預防性屠殺」,同時間發生的還有「濟州四三事件」、「江華島大屠殺」,但規模都遠遠不及「保導聯盟」相關的大屠殺。

時任韓國內務部治安局長(現稱警察廳長)、後來曾在朴正熙時代任首爾市長、內政部長的金泰善(Kim Tae Sun)甚至以自己殺害共產主義、懷疑共產主義者為榮,他自己就不諱言處決了一千二百名相關人士。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曾撰文《反「內患」之戰》(The war against the "enemy within")考證出,金泰善就是早期包括「保導聯盟事件」在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金泰善公開承認他曾在首爾及其市鎮在內的戰區,處決共產主義者,當時美國駐韓國大使穆西奧(John J. Muccio)亦回憶道:「金泰善下令殺害朝鮮『間諜』。」韓國反間諜部門(CIC)頭子金昌龍也是屠殺執行者之一,積極捕殺「南勞黨」成員,李承晚甚至稱讚金昌龍是他理想的左右手(The ideal right hand man),讓他直接掌握整支韓國國軍。屠殺之殘暴、不公義連美國人穆西奧也看不下去,曾要求李承晚和國防部長申性模停止未經審訊的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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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泰善自稱殺了逾千人

血案累累難以估算

根據當時憲兵第六師師長金文植在二零零七年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證詞,第一波大屠殺在江原道、忠清北道和慶尚北道發生。第一場屠殺於六月二十七日在江原道橫城發生,同在江原道的清原市倉庫裏,則屠殺了三百七十名保導聯盟成員,忠清南道瑞山市附近則屠殺了八百人,忠清北道陰城郡、鎮川郡則屠殺了七十人。同時,第六師又在慶尚北道的慶州屠殺三百五十人,並在尚州、聞慶市屠殺四百多人,而在忠清北道,就合共五千八百人被屠殺。而單一集中營,最大規模的屠殺則在首爾附近的大田刑務所(監獄),「保導聯盟」共有一千八百人遭屠殺並集體掩埋。

其他已知的屠殺場所還包括在慶尚南道昌原市,包括保導聯盟成員在內,合計一千六百八十一名平民在一九五零年六月至八月期間未經審判,就被憲兵殺害。而在蔚山廣域市,根據二零零七年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書》,大約一千人被屠殺,受害者遺骨在一九六零年才被發現。釜山地區在二零零九年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中,也顯示有一千五百名保導聯盟成員被屠殺。「保導聯盟事件」屠殺人數人言人殊,由於年代久遠、材料不足,沒有統一的說法。較通行的說法有兩個,一是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椿估計,有六萬至十一萬人死亡;最高是韓國延世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朴明林估計,有二十萬人死亡。

第二共和:短暫放鬆

「保導聯盟事件」相關悼念運動,曾經因為短暫的「第二共和國」(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三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時期,短暫開放過。李承晚在多次選舉舞弊之下,一九六零年初春,掀起了學生領導的「四一九運動」(又稱「四一九革命」、「四一九學運」),四月二十五日,韓國國軍、警察拒絕攻擊示威者,四月二十六日李承晚就下台、流亡夏威夷,隨即成立第二共和國。有關韓戰期間屠殺事件的悼念、調查隨即放鬆。一九六零年五月,七名濟州大學學生就組成「濟州四三事件調查同志會」,五月二十七日家屬要求進行調查。保導聯盟事件也有類似情形,以慶尚南道昌原市為例,一九六零年曾有悼念活動,蔚山市倖存者也曾在白羊寺建造了聯合墓地,並建造紀念碑。但一切隨著軍人朴正熙在一九六一年發動「五一六政變」,政治風向再度收緊,蔚山白羊寺的墓地都被拆除,悼念活動也被禁止,濟州四三事件的調查、悼念也告中斷。

從李承晚年代到民主化之前,左派人士都受政府歧視,韓國檀國大學教授金珍鎬說:「朴正熙年代,韓國有『連坐體制』,政府一直管制左派人士,左派很難找到工作。」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鄭根埴亦曾撰文指,「一九六一年軍事政變之後,連坐制被更加強化,連坐制是剝奪這些人的政治社會生命,導致『社會性假死狀態』,這群人被隔離在公領域之外」,相當於是社會上的「活死人」,長期的連坐體制窒礙韓戰裏屠殺事件的記憶傳承。「連坐體制」之下,討論朝鮮、社會主義、左翼意識形態當然都是被禁止,直到民主化「連坐體制」才被廢止。金東樁對亞洲週刊說:「時至今日,一般而言,普通韓國人都知道屠殺的存在,但因為提到保導聯盟事件,就必定涉及韓國的保守派系以及軍方,因此,一般韓國人知道,但不會公開提及。」

文人政府金泳三政權任內,對於國家暴力、人權的概念漸漸被重視,一九九五年光州特別法制定。金泳三打下的基礎之下,一九九八年,韓國首次迎來政黨輪替,民主黨的金大中具有濃厚的進步派背景,家鄉就是光州所在的全羅道,在朴正熙、全斗煥獨裁年代,他在獄中六年,十年被軟禁、流亡。上任之後,對於韓國歷史清算更加重視,同年濟州「四三事件」的真相開始被調查,執政三年的二零零一年,成功制訂了「國家人權委員會法」、「腐敗防治委員會」,大幅推進韓國政治體制現代化,同年,也通過《民主運動紀念事業法》,光州事件等民主化過程中犧牲的家屬開始活躍,可以公開追尋真相與公義。二零零三年,同樣是進步派維權律師出身的盧武鉉繼任為總統。

二零零五年,根據《真相、和解過去史整理基本法》,成立「尋求真相、和解過去整理委員會」,首屆委員長是盧武鉉和現任總統文在寅的政治啟蒙導師宋基寅。三年一屆,合共兩屆的委員會到二零一零年結束,調查範圍包括韓國軍隊、美軍,也包含敵軍造成的犧牲問題,當然也包括了民主化運動期間的人權侵害。「保導聯盟事件」也在這個時刻浮現在韓國公眾視野之中。未待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有成果公開,盧武鉉即趕在總統任期屆滿、政黨輪替前的一個月,公開就「保導聯盟事件」代表國家致歉,正式為事件公開平反。第一宗的國家賠償則在二零一五年,韓國最高法院也首次判決對巨濟島、昌原市受難者,給予國家賠償。但檀國大學教授金珍鎬強調:「這些公道問題,不是給予朝鮮任何善意,而是民主發展後,針對過去國家公權力對人權的問題。」

歷史清算與悼念

有關保導聯盟事件,向國家提出的訴訟則在「委員會」兩屆任期結束後開展,以蔚山為例,二零零七年,確定了四百零七人是保導聯盟事件的受害者,一二年則確認了四百八十二名倖存者的平反。在二零一六年提出訴訟、申告,一審、二審法院根據民法「五年的追溯期限」,否決他們要求賠償的權利,但憲法法院的二審留了尾巴:「根據民法規定,針對平民集體受害、嚴重侵犯人權行為,應具有進行全國性賠償的權利,適用期應從法定代表人知道受害人和犯罪者三年起……但在長期操控和隱瞞之後,有些問題很難得出有效結論。」韓國最高法院「大法院」因此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九日宣判,再確立了憲法法院的說法,並補充:「判決日才是確定真相之日。」因此由六月九日起三年內,蔚山保導聯盟事件的受害者可以向國家要求賠償。

二零一九年,慶尚南道昌原市馬山的「保導聯盟事件」中被處決的六人重審,在今年二月十四日由昌原地方法院宣判,法院判斷寫到:「沒有證據顯示保導聯盟成員在一九五零年曾和朝鮮軍隊勾結,因此他們是無辜的。」釜山的「保導聯盟事件」兩名遇難者也在六月一日由釜山地方法院重新宣判無罪。

二零零八年以來,韓國各地仍為保導聯盟事件犧牲者舉辦聯合慰靈祭。以慶尚南道昌原市為例,在二零零九年恢復中斷四十九年的追悼會,在今年,韓聯社亦報道,今年六月十三日昌原市也舉行了海上追悼會,一百五十多名倖存者戴著口罩從昌原碼頭出發,在海上舉行追悼會。

韓國於二零零五年成立「尋求真相、和解、過去史整理委員會」,但為了和在野保守派合作,仍作出相當多妥協。首爾大學教授鄭根埴說,「將韓國民間人的『虐殺』改為『犧牲』,並以『整理』代替『清算』」,在修辭上作出了不少讓步,但韓國民間仍然習慣以「過去史清算」稱呼相關行動。儘管限制重重,委員會仍作出相當大的貢獻,曾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委員五年之久的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對亞洲週刊說:「委員會的目標達成了一半,成功的一半是,恢復受害者名譽、對個人死亡真相的還原;未竟的一半是,整體歷史真相和解仍未達成。」

金東樁認為,委員會最大的限制是「法定調查權力」:「最重要的執行者,例如軍方和警察都不願提交相關文件,重要數據仍沒有完全公開。」由於政黨輪替,保守派再度執政,相關調查、成果也不易被政府信納。金東樁亦說:「李明博、朴槿惠不願意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所以保守派執政後,就很難有真正的進展,但二零一零年後,地方政府仍有資助相關調查。」

時至今年,第一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委員長宋基寅神父倡議的《真相與和解、過去史基本法修正案》在五月二十日獲得通過,將會繼續對包括「保導聯盟事件」在內的政府屠殺平民事件進行徹查,有望重啟委員會。朱立熙說:「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受到任期限制,許多內容仍未展開,調查也未完成。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也沒有逮捕權。」預料未來數年,會有更多國家暴力的歷史未挖掘、重見天日。首爾大學教授朴泰均亦說:「如沒有過去史的真相,國家創傷、衝突依然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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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女子追思在韓戰中陣亡的父親:民族傷痛(圖:路透社)

轉型正義進行時

歷史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也不會無緣無故被記住。二零二零年是許多韓國近代史重要紀念的時刻,包括「韓戰」七十週年、「光州事件」四十週年、「四一九學生革命」六十週年。今日風光亮麗的「韓流」娛樂背後,也有著先輩血淚、奮鬥的足跡,若無先輩嘗炎涼,後人亦難續春秋。同為冷戰分斷體制的受害者、身為使用中文的亞洲人、華人,我們又當如何去記憶韓民族的慘劇?台灣人是看到「二二八」的自己嗎?中國人看到的是「三反五反」運動?馬來西亞人會想起「五一三」事件嗎?香港人會想起「雙十暴動」、「六七暴動」嗎?去記憶「國民保導聯盟事件」、「濟州四三事件」,通過他者的苦難,未嘗不是亞洲人面對當下、未來的動力,通過這些歷史的視界,我們也許能找到希望、失落、惆悵,也能找到新的動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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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左)、政治大學學者朱立熙(中)、首爾大學學者朴泰均(右)

 

 

 亞洲週刊  2020年26期 2020/6/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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