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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與羅馬: 中西治理的文明基因比較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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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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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導讀】今天的中國與西方,都面臨百年變局的歷史窗口。一個依然需要審思的問題是:中西文明分野,究竟始於何處,二者為什麼會選擇不同道路,又如何形成不同類型的政治文明?

潘岳先生從秦漢與羅馬文明比較的歷史視野出發,探討了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他認為,秦漢與羅馬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都面臨國家建構、意識形態、基層治理、政教關係、軍政關係等重大挑戰。但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因為獨特的文明根性與社會條件,東西方形成了不同的國家治理體系,建構出不同的政治核心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自啟蒙運動以來,歐洲知識分子為解決其自身現代國家建構問題,以遙遠的“東方”為靶子,展開了崇華與貶華的辯論。這一辯論過程也是西方中心主義逐漸形成的過程。經由孟德斯鳩到黑格爾,一個籠統的“東方專制主義”概念,成為近代西方指稱中國的“標準答案”,而“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也成為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逃不脫的敘述框架。

潘岳認為,今天,不宜再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後面認識我們自身。我們之所以要回到文明源頭,理解不同文明如何面對挑戰選擇自己的道路,就是要看到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在此意義上,現代中國如能與西方推動文明對話,將為所有古老文明的互融互鑑開闢一條新路。

本文即將發表於《文化縱橫》2020年10月刊,特此預先發布。歡迎個人分享,如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取得授權,並在文首註明作者、刊期以及轉自“文化縱橫”公眾號(whzh_21bcr)。


《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近年來撰文指出,中國製度長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如果把非血緣、依法理、科層明確、權責清晰的理性化官僚體係作為“現代”的標準,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建立起了“現代國家”。 

與秦漢同期的羅馬,無論是共和還是帝制,都是西方大規模政治體在觀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西方歷史上的大規模政治體,無不以羅馬為精神像徵。 

秦漢與羅馬俱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都面臨國家建構、意識形態、基層治理、政教關係、軍政關係等重大挑戰。羅馬之後再無羅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封建列國;而秦漢之後興起了隋唐大一統王朝。 基礎相似,挑戰相似,路徑不同,結果不同。

  兩種國家治理體系

01  基層治理體係不同 

通常認為,中國古代中央政權不下縣。但是近幾十年發現的秦簡和漢簡卻顯示,秦漢政治重基層治理,建立起了縣鄉兩級的基層行政系統。“里耶秦簡”反映出,秦的縣鄉機構除了稅收外,還要勘探國土、促進生產,處理紛繁複雜的民政司法事務。秦法非常完備,不光有法條,還有判例,還有上訴制度。小吏們必須嚴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書都要同時抄送多部門留底查驗;如輕事重判和重事輕判,都屬於“不直”之罪,法條互相抵梧時,還要層層上報等仲裁。在兩干年前,就把基層行政搞到如此精細化世所僅見。 

兩漢更進一步創造了與法吏並行的基層文官體系。官府從基層徵召人才,經嚴格考核後再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稅收、民政、司法、文教。在“居延漢簡”中,連在西域屯田的基層小吏,都被要求“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基層政權出天下,這是秦漢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現代國家的原因。

羅馬政治重上層架構,始終沒有建立基層行政體系中央政權與行省建立聯繫,但行省之下是一堆擁有自治權的王國、城市、部落。羅馬派遣一個總督和若干財務官,掌管稅收、軍事與司法,對於行省以下的公共服務和文化教育一概不管,收稅也要依靠地方實力派。總督經常按照地方實力派的願望作決斷。如羅馬總督彼拉多並不想處死耶穌,然而在猶太領袖們的強烈堅持下,還是不情願地將耶穌釘上了十字架。總督不管事,也不承擔公共經費。地方的城市建設和文化活動由本土富商志願掏錢。中央政權衰落之後,地方實力派就此轉化為蠻族王國之下的封建地主。如英國學者芬納所言,羅馬帝國是“由眾多自治市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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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文官體係不同

兩漢的文官體系規模龐大,囊括了基層官吏。西漢的“舉孝廉”,為基層寒士打開進入上層政治的通道,白衣起而為卿相。兩漢文官體系的製衡結構也比較精巧。對基層,創設了“刺史制度”以約束文官,“六條問事”不定期巡查郡縣,專查地方豪強兼併土地和地方文官的職業操守。出土漢簡可見,連最基層的百石小吏也有資格考核和勞績升遷制度。

對上層,建立了君一相分立的文官系統,內朝和外朝相互制衡。外朝官吏由於規模龐大而產生了“自主性”,皇權固然能夠對少數官僚生殺予奪,但官僚集團整體從產生到運行,都是高度體制化和理性化的。西漢還強化了史官制度以約束皇權,司馬遷批評國政的《史記》從昭宣兩朝開始成為國史,官方正式認可了史官有評價皇帝的權力。這些制度共同造就了一個貫通上層與基層的文官體系,塑造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平民精神”的王朝(錢穆)。當然察舉制也有很多弊端,到東漢還發展出了“四世三公”經學門閥,但畢竟開了先河,為後來的科舉制鋪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羅馬帝國的文官體系規模很小,主要集中在上層,行省之下無官僚。羅馬的文官制是貴族與財產者的結合。貴族競爭元老院;財產者(騎士)進入稅吏和財務官系統,最終實現“貴族與財閥共天下”,西塞羅稱為“等級和諧”。羅馬帝國的文官系統從上到下都公私不分,皇帝先將最富有的埃及稅收納為“私人財庫”(fiscus),再用“家計”來支付大臣和軍隊的薪水,把朝臣變成家臣,把軍隊變成私兵。由於沒有基層官僚,行省總督使用家人和密友處理公事,連家中奴隸也能公開執掌政務,行政嚴重依賴血緣和私人關係。

03   國家意識形態不同

漢武帝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確立了儒家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核心是大一統

從哲學上說,是天人感應;從政治上說,是中央集權;從制度上說,是文官治國;從倫理上說,是三綱五常。中國的“奉天承運”和西方的“君權神授”不同。羅馬的“皇帝神格化”是為了論證其統治的神聖性,但“神意”和“民意”無關。中國的天意要通過民心來體現。天子對人民好,“天”才認其為“子”,對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這一套意識形態既塑造權力,又約束權力。

因為強調“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責任”。有多大權就要盡多大責,不盡責就會失去權力合法性。這一套意識形態也不斷塑造著共同的身份認同和集體意識。中國社會的各階層,都擁有對“天下”的強烈責任感,對“大一統”秩序的強烈認同,士農工商莫不如此。

漢朝有完整的基層政權並深耕基層的文教事業。郡守設學,縣官設校,配備經師,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將不同地區的基層人民整合起來,聚合成一個大文化共同體。即便中央政權崩塌,基層的人民還能看懂同樣的文字,遵循同樣的法度,理解同樣的文化。唯有這樣的人民基礎,大一統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羅馬帝國也很注重建立穩固的國家意識形態和“羅馬民族認同”。例如屋大維建立羅馬帝國後,號召以羅馬的傳統美德,即對家庭、國家和本土神靈的忠誠與責任來凝聚人心。維吉爾創作史詩《埃涅阿斯紀》,構建“羅馬民族”認同;李維寫《羅馬自建城以來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義;賀拉斯作《諷喻詩》,號召社會回歸對家國的責任感。

然而,羅馬治國思路是只管上層,不管基層。只有行省的貴族和官僚才說拉丁語,基層群眾基本不會說,更談不上融合相通。高盧和西班牙併入羅馬300年後,農民還在說自己的凱爾特語。羅馬苦心建構的“民族認同”,由於拉丁語僅停留在貴族圈里而從未抵達基層人民心裡,因此一旦上層崩盤,基層人民就各自發展,把羅馬拋到九霄雲外。 

04  軍政關係不同

“讓刀劍聽命於長袍”是西塞羅的理想,但羅馬始終沒有馴服軍權。不僅共和國因軍事巨頭的內戰而變為帝制,而且帝制也沒有能約束軍權。軍隊直接參與帝位爭奪,甚至發展到拍賣皇位,談不攏價位就殺人的地步。從屋大維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發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於近衛軍和軍隊之手,佔總數70%。羅馬最後也亡於蠻族僱傭軍的手中。塔西佗說:“羅馬帝國的秘密,就在於皇帝的命運實際上把握在軍隊手中。”

羅馬無法約束軍權的根本原因是羅馬沒有基層政權,軍隊代行政權職能。行省總督們要仰仗軍隊的威勢來維持治安與收稅,收上來的稅又變成了軍餉。本應代表中央的總督,變成了代表地方的軍閥。

兩漢由於擁有完善的基層政權,軍隊既不能收稅,更不能管理民政。軍士來自小農,戰時徵召為兵,戰後復耕為農。邊疆部隊屯田,亦是兵農一體,沒有固化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利益群體。 除了體制問題,羅馬軍人的“國家意識”也很薄弱。孟德斯鳩說,因為軍團距離羅馬太遙遠,戰士和將軍們便忘記了羅馬,只為自己利益奮鬥。還有人說,羅馬皇權“相對專制”,而中國皇權“絕對專制”,所以軍人才不敢叛亂。並非如此。東漢班超苦心經營西域30年,天高皇帝遠,完全可以割據,但他功成後卻只求歸葬故土,不帶走一兵一卒。在東漢末年皇權衰微時,名將皇甫嵩完全可以擁兵自重,卻仍“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回到長安,放下兵權。軍人之所以遵守規則,並非畏懼皇權專制,而是主動服從國家秩序,這就是大一統精神之下的“儒將”之道。中國古代在法家體制與儒家精神的雙重保障下,逐步實現了“文官控制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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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經濟調節方式不同

有人說,希臘羅馬是藍色商貿文明,中國是黃色農業文明,因而發展道路不同。這是誤解。

一方面,西方古史學界認為,希臘羅馬主體是農業社會,商貿只是補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社會結構中家庭佔據首位,幾乎所有人都以經濟自足為目標。大多數財富來自土地的租金和稅收。貿易規模狹小,即便商人因貿易發財,也會將所得投資於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從不曾超過總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為消費中心而非生產中心存在。”

另一方面,兩漢的商品經濟也很繁榮。秦滅六國,用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貨幣、統一的法律、統一的度量衡創造出了實際上的統一市場。文景兩朝四十年的“無為而治”,用商業將各大經濟區域聯繫起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分工產生的交易價值推動社會財富整體增長,農業生產率飛速提升。

秦漢羅馬所不同的,乃是國家在經濟體系中的調節能力。羅馬文明有著無比豐富和復雜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卻是“奴隸制大莊園”(西羅馬),其財經體係也是簡單的。例如,羅馬沒有調節土地兼併的製度。共和後期土地兼併日益激烈,大批小農破產。雖有法律要求土地應在貴族與平民間公正分配,但該法從未執行。羅馬也有過公地制度,但仍擋不住權貴者大量侵占,國家最終喪失了調節能力。土地兼併與貧富分化讓平民戰士依附於軍頭,開啟內戰,走向帝制。

再例如,羅馬共和國沒有稅吏,用商人徵稅。包稅商從羅馬總督處競價購買徵稅的權力,再自行向行省百姓收稅,完稅後的餘額成為利潤,導致了巨大的腐敗。在共和變成帝制後,羅馬皇帝才第一次派遣中央控制的省級財務官以替代包稅人,但只限正稅且不下行省。基層依然沒有稅吏,要靠地方領袖攤派。面對物價波動,羅馬皇帝經常以“限價教令”應對,從商品到工資都規定最高價格,結果遭到失敗。羅馬實現了金幣銀幣由國家鑄造,但日常交易的銅錢仍由各城市獨自鑄造,錢幣始終未曾統一。當然,羅馬雖然沒有國家強力調控,卻依靠發達的私法體係來規範並調節個體間的經濟關係,商品經濟日漸發達,交易信貸迅速發展,出現了西方早期的市民社會。

秦漢則走了中央調控的路線。從秦朝開始即設立了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和財務系統。從西漢武帝開始創制了“宏觀調控”中央財經體系。實行鹽鐵官營,在不增加農稅的情況加強了國家財力;實行均輸法和平準法,以官營商業網絡解決價格波動;實行“假民公田”,將從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實行統一幣制“五銖錢”,將各郡國分散的鑄幣權收回到朝廷。靠著這套宏觀調控財經制度,西漢同時扛過了農業災害和漢匈戰爭。漢朝大一統制度的所有成就,如果沒有強大的中央財經體係作支撐,根本無法實現。

值得一提的是,漢朝的中央財經體係不是政府發明,而是商人發明的。均輸平準制度的設計者桑弘羊是商人之子,鹽鐵官營的創制者東郭咸陽與孔僅本身就是民間大鹽鐵商。漢朝商人主動為國家創建宏觀調控體系,為貧民分土地,為開邊而籌策,正是因為儒家政治中的大一統精神。漢代的商業精神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的修正。正如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提出,“富國何必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他認為,國家要建立大市場,匯聚萬貨,讓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這些來源於戰國時代齊國的“管子輕重之學”。輕重學派明確地提出用市場調節財富,用貨幣塑造價格,用利益機制來引導社會行為,反對以行政手段強制管束。這些思想非常現代。有人說,中華商道從一開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使得中國產生不了西方式企業家。然而,自利是否能自動達成社會共利、自由經濟是否能脫離國家主權,也是今天西方企業家必須回答的問題。

06  政教關係不同

羅馬帝國晚期,本土多神教沒有嚴肅的道德規範,無法約制富裕社會之墮落;各地宗教祭司們各自為政,也無法彌合廣闊領土之分歧。與此相反,基督教收納底層貧民,施行人道關懷,建立基層組織,在軍隊與宮廷發展大批信徒,成為日益壯大的“隱形國家”。羅馬先是壓迫屠殺,轉而懷柔接納,甚至給予主教司法權,最終將基督教確立為國教。最終,羅馬皇帝不得不從基督教那裡尋求合法性,政教相互依賴是西羅馬的選擇,政教合一則成了東羅馬的傳統。

然而,基督教徒忠誠於教會而非國家,沒有起到挽救危亡的作用。當羅馬被蠻族攻陷之時,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認為羅馬國家從未實現過正義,因而不是共和國,而是“放大的匪幫”。羅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而基督徒最終的期許是上帝之城,教會才是上帝之城的代表。歸根結底,基督教雖是羅馬國教,但從未與羅馬血肉相連。

與羅馬相比,儒家政治的道德倫理嚴格於羅馬多神教,“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是從政者的天然責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層治理遠勝於“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還是人民,從不認為“國家是非正義的匪幫”。

更重要的是,中國人以人文理性立國,是罕見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後,都必須退去非此即彼的一神教狂熱,在國家秩序之下多種宗教和諧共處。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官方不像羅馬對基督教那樣輕率,要么居殺鎮壓,要么全盤接受;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逐漸與中華文化融合,在後世產生出“禪宗”。

在儒家精神浸潤下,中國化宗教都對國家有著深刻認同。道教一直有著致天下太平之藍圖,佛教也認為當政者治理好國家的功德絕不亞於當一個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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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政治核心價值

第一,羅馬定型了西方政治“多元製衡”傳統。秦漢定型了中國“多元一體”的傳統。

羅馬建立了融合王權制、貴族制、民主制的混合政體,執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三種力量互相制衡。羅馬政治精英相信,各方利益衝突是保證自由強大的“必要罪惡”,而“衝突”最終必能達成“團結”。羅馬早期的“中等衝突”證明了這一信念。但是,當羅馬晚期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制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當內部分化沒有“一體”框架加以調節時,中等衝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從共和到帝制,從東西羅馬分裂到最後整個帝國的分崩離析,都說明了這一點。

漢朝的大一統,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多元一體。西漢政治從思想到實踐都是多元的,不但有儒家,還有法家、道家和“經濟家”。民間則是墨家、刑名家、陰陽家四處開花。既然多元,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來作底?因為沒有一體,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終還會分裂。而只有“大一統”才能將多元的思想匯聚在一個共同體內。漢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就是因為漢能夠將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一體。一體多元,正是漢的精神。

第二,羅馬強化了以“自由”為核心的政治傳統;秦漢形成了“大一統”和“仁政”合一的政治傳統。

西方文明有根深蒂固的“自由”傳統,“自由”是西方政治的“元規則”。

在羅馬編年史中,“自由”和“共和國”使用的是同一個詞。然而,“自由”也存在另外一面:貴族雄辯家們的“自由”,無法回應現實的政治危機。導致共和國覆亡的幾大因素,如巨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如士兵們分不到土地被迫依附軍頭的問題;如行省總督與包稅商把持地方勾結腐敗得不到監督的問題……元老院有200年的時間,卻從未想過解決的辦法。

羅馬“共和之父”西塞羅的現存著作中,全是關於共和國原則、法律、正義的宏篇大論,但卻從未討論過解決其中任何一項。試圖解決問題的反倒是軍閥們。例如屋大維設立軍事財庫,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後的土地和現金,把士兵從多頭依附中解脫出來;他還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級財務官替代包稅人。凱撒也曾計劃排幹羅馬附近的龐普廷沼澤,為數以萬計的貧農提供耕種的土地;還想開鑿科林斯運河,把亞洲商業與意大利經濟整合起來。如果真能完成,會延緩日後的東西羅馬分裂。但這些都被西塞羅滔滔不絕地批判道:這類工程與維護“自由”相比微不足道。這是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徵,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當奴隸”的明顯標誌。

雄辯家們濫用了“自由”,軍頭們也濫用了“自由”。在軍頭們眼中,“自由”的含義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約。當某個派系在元老院稍佔上風,反對派就宣稱其“壓迫自由”,理直氣壯地起兵造反。龐培宣布馬略派是暴政,於是招募了一支私軍,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違法的;凱撒宣稱龐培黨迫害了自由,於是帶著高盧軍團跨過了盧比肯河,而軍團是屬於國家的;屋大維自己造反,成功後卻在鑄幣銘文中刻上了“羅馬人民自由的維護者”。

自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無限鬥爭的藉口。半個世紀的內戰後,羅馬人民為獲和平,最終投票選擇屋大維將共和轉化為帝制(公元前27年)。他們並非不愛自由,而是自由沒有帶來平等、富足和安全。保衛自由的,從來不只是“自由”本身。

漢朝系統化了中國古典文明的政治價值觀,並將“大一統”與“仁政”在政治實踐上統一起來。

“大一統”強調文明不可離散,“仁政”強調“大一統”必須講道義。一方面,文明體量越大,離心力就越大,其長治久安無法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擁有各群體各階層對道義的內心認同。另一方面,“仁政”涵育廣大,可以且應當包含各種美好價值,如馮友蘭所言,以全德之名“統攝眾德”,但任何導致文明分崩離析的絕對化“價值”,都難以長久成為主流的“道義”。這種“雙保險結構”,是理解中華文明精神之關鍵。
 
中華道統,最終體現為“中道、包容、和諧”它是各群體各階層內心認同的一種原則,一種境界,一種規律,一種價值。在古代中國的倫理傳統中,聖賢有聖賢之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將有將道,商有商道。是有道還是無道、是維護大一統還是搞分裂,士民心裡如同明鏡。春秋大義,深埋於文明血脈之中。

然而,正如“自由”在羅馬的實踐中產生了矛盾,以仁政為基礎的“大一統”,在漢朝的實踐中也產生了矛盾。比如,封建與郡縣的矛盾。漢初郡縣與封建並存,在中央集權的框架下實行無為而治。短時間內實現經濟繁榮,卻造成新的問題:巨商大賈周流天下,小農卻大量破產;民間有周急振窮的俠義之士,也多了武斷鄉曲的“兼併豪黨之徒”、分封割據的“吳楚七王之亂”。最終漢武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推恩令,重新實現了郡縣化。

比如,中央調控與官僚執行的矛盾。鹽鐵官營中,公營器物的規格經常不合私用;均輸平準中,官吏經常亂徵收物產;告緡制度中,為了征收高利貸和投機商的財產稅,搞出了全民告密運動。政策在執行層面被扭曲,成了中央調控防不勝防的天然缺陷。然而,西漢元帝以後拋棄中央調控體系,民間重新放任自由,僅僅三十多年即出現土地兼併狂潮與大量人口的奴婢化。末期王莽用儒家教條改革,企圖重回周代井田制,天下大亂,加速滅亡。

再比如,集權與分權的矛盾。東漢晚期,上下層同時大分裂。中央集權瓦解,上層清流宦官外戚輪番權鬥。基層郡縣散架,曾經約束文官的監察刺史變成了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曾經代表平民的寒門之儒也變成了“四世三公”的經學門閥。權力高度分散,民生卻無人負責,百萬黃巾軍大起義,最終一亂三百年。

第三,羅馬被基督教塑造為西方文明“國家之惡”的觀念原型。兩漢在人文理性下成為中華文明“國家之善”的觀念原型。

西方現代政治中的“把國家當成惡”的“消極自由”精神,與基督教對羅馬的否定直接相關。羅馬國家對外血腥的征服殖民,上層精英對底層人民的拋棄,被基督教神學家批評為“匪幫”。模仿羅馬國家製度的天主教會也被宗教改革者視為“惡”而遭到攻擊。因為除了上帝之外,在“眾生皆罪人”的塵世間,沒有任何由“人”組成的機構有資格領導其他人。從洛克的保護私有產權的“有限政府”,到盧梭的基於公共意志的“社會契約政府”,再到亞當·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為了防範“國家之惡” 。

而中華文明對“人之所能”抱有高度信心,即使遭遇治理失敗國家離亂,仍然相信“國家之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惡,只要見賢思齊,化性起偽,總能夠通過自我改造,建設成一個更好的國家。法家認為,即便人性本惡,只要擁有好的法令制度,也能實現好的政治。在理論上,儒法都強調“國家之善”是通過人的理性和道德可以達到的;在實踐上,儒法合流的“大一統”國家治理體系強化了古代中國“好國家乃人力所及”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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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專制主義之辯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讚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士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裡的東方,僅限於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裡的東方,僅限於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

歐洲最初了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凡爾賽宮的舞會上法王穿著中國服裝;塞納河邊民眾爭看皮影戲;淑女養金魚,命婦乘轎子。

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制”,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製度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戴靶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於“東方專制”。

再後來,黑格爾發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後、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聽途說,沒人去過中國,沒人看得懂中文,沒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

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體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這不符合基本史實。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體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徵稅都是由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中國讀書人的理想,不是為了當包稅人,而是追求家國天下的“士大夫”精神。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係。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傾聽過中國。

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於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於我們工業化的成功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後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間掙扎。如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了《擬討專制體檬》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童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也有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里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後,他訪問美國,當聽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擴充海軍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於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他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復之而不能去”。幾年後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說中國古代的“專制”也有“開明”之處,儒家重民本,類似於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於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一方面想藉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秦漢與羅馬,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中國歷史遠非完美無缺,否則就不會在近代遭遇慘敗。

羅馬之獨特價值,在於相信有限的衝突能創造活力。

羅馬史家林托特說,“這個社會允許其最能幹的公民以廣闊空間實現自我、成就偉大。這個社會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內,有活力的衝突可能富有創造性”。羅馬之失不在於衝突,而在於衝突失去了界限,又沒有“一體” 來予以調節,最終導致大分裂。“衝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團結需要外敵。西方史學家們認為,羅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敵,達到一種無人能及的優勢和統治地位時,一切平衡的因素都開始越過應有的“界限”而開始崩裂。羅馬之衰落,從擊敗迦太基成為霸主後就開始了。

兩漢的獨特價值,在於一體與多元並存。一體保證凝聚,多元保證活力。難在同時保持一體與多元。當一體完全壓倒了多元,就開始僵化。當多元完全壓倒了一體,就開始分裂。秦亡於“法家壓倒一切”,西漢亡於“儒家壓倒一切”,東漢亡於上下層同時分裂。如何同時駕馭“一體”與“多元”,是中國政治的永恆課題。

在真實的世界裡,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發揮好壞,取決於運行製度的人。因此每一種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於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今天,在於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擁抱世界多元,又能堅持自身一體的青年一代。

中國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掙扎在“現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們必將完成現代化,也必將開始講述被現代化一時遮蔽的古老價值。中國如能與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鑑開闢出一條近路。

東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歷史遺產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依然可以商量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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