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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29
當前，疫情、地緣政治、逆全球化等多重壓力下，國內經濟也面臨下行壓力。未來一段時間，經濟如何發展？增長點在何處？如何才能保持穩定增長？如何處理共同富裕理念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本文為溫鐵軍在8月5日“2022第四屆雁棲湖論壇”上的演講內容，未經作者審閱，收錄於第27期《進化》，原題為《資本過剩、鄉村振興與第三資產池》。溫鐵軍教授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中國經濟的第三資產池，在哪？
今天的會議主題是“築基固本，穩中求進”。我的發言“資本過剩、鄉村振興與第三資產池”恰恰就跟今天的主題相關。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標題：我是國內學者中比較早討論生產過剩危機的，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
在那個年代，在正式的檔中，連“資本”這個概念都還沒有出現過，一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才把“資本”寫進了中央文件裡。
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在主流的理論體系中，來討論我們是不是也有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不是也有生產過剩。
而我由於理論功底太淺、受教科書的影響不深，也就沒太在意教科書的那個體系到底要回避哪些概念，所以我就比較早地開始討論週期性的經濟危機。
1986年開始，我們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到1988年爆發了CPI高達18.6的通脹危機。而我是1987年開始討論我們存在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第一篇相關文章發表在1987年某期《新華文摘》上。
大家都知道，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我當年提出這個概念算是不太合適的。所以此後又不斷地在討論，“生產過剩危機”是我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就討論過的。
但今天我要跟大家提的不是一般意義的“生產過剩”，而講的是“資本過剩”。因為“生產過剩”只是指的產業，而當我們講到“資本過剩”時，主要指的是金融。
我們現在面臨的最主要矛盾，跟全球最主要的矛盾——全球金融資本過剩是一樣的，中國也進入到了金融資本過剩的階段。
因此，從一般的生產過剩、產業過剩進一步發展到今天，當我們深度融入到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進程中時，我們今天面臨的主要矛盾其實是資本過剩。
而資本過剩跟資產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過去，我們遭遇到的第一次生產過剩是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時，大量的海外訂單被撕毀，當時中國已經形成的對外做消費品生產的沿海工業，受到了巨大衝擊。
1998年，當時有相當多的企業難以為繼，企業借款變成銀行壞賬，那時還沒有股份制銀行、私人金融，只有國有銀行，金融不良率達到1/3以上。那次的生產過剩是明顯的。
當年林毅夫就站出來說，我們所遭遇到的經濟危機是典型的1929-1933年那場生產過剩危機。
他甚至提出，我們要採取的對策就是羅斯福新政的中國版。當時他做這些分析、政策建議時，我是在現場直接聽的，所以記憶猶新。
而今天我們所遭遇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一般意義的生產過剩，而是資本過剩。從1998年金融危機後，經過20多年發展，我們現在的金融總量應該說已經是世界最高的額度。
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些銀行出現了“資產荒”的情況。我自己在銀行工作了11年，現在還在銀行工作著，我們遇到了存款大量增加、而貸款卻找不到貸款頭項的情況。
按理說，按照往年的情況，我們今年一季度就應該把全年貸款額度的一半放出去，但最後連1/3都不到。不少資金滯存於銀行，找不到投資方向。
客觀上來講，這種情況是由一個很重要的改變所造成的。在去年以前，55%以上的居民借貸投向了房地產、50%以上的企業借貸投向了房地產，儘管三令五申不能這樣做，但各個銀行都很難改變這種行為，因為大家都爭著往地產裡投。
過去我們的資產池主要是靠地產，特別是房地產，房地產市場吸納了大量的銀行資金。因此客觀上也造成了一種現象，幾乎所有的頭部地產公司都在做金融、都在加杠杆。
所以，我們說上一個資產池是房地產。之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出現CPI數值上漲，主要原因不是貨幣發得少，而是因為房地產作為極富投機性、特別是極富金融組合投資和提高杠杆率的一個投機性領域，大量吸納了社會上的各方面資金。
去年以前，我們的資本過剩主要是被房地產吸納了，這點我們自己在內部討論時，大家是不言而喻的。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企業界朋友，一定要理解這點。
那它最後為什麼被釋放了出來？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去年有要求——各個銀行必須把大量投向房地產的貸款壓到1/3以下，以後也不許再往上漲。
正是在房地產投機性投資大量增長、近乎於要出現美國次貸風險的節骨眼上，政府干預、“看得見的手”直接干預這件事情，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沒有像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那樣出現房地產泡沫的總體崩潰，而是壓住了。壓住以後，撤出的資金很難一下子找到新的投向。
所以我們說，現在主要的問題其實是金融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因調控而形成的金融過剩。當我們把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放在一起時，應該給一個新的概念，叫“資本過剩”。
那麼，在資本過剩的背景下，還有沒有新的吸納資本投資的領域呢？有，鄉村振興。
所以在十九屆五中全會這個確定未來5年發展規劃的會議上，特別強調要改變投向，投入到鄉村振興這個新的領域之中。
客觀地來看，我們從2005年已經開始了新農村建設，到2017年開始“鄉村振興”戰略，做了這麼多年，我們已經在鄉村形成數以百萬億計的設施性資產。全國的設施性資產是1300萬億元，而集中在鄉村的就有數百萬億元。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有效地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與“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有機整合，為過剩金融資本找到下鄉投資的路徑，進一步形成資本的閉環運作，那麼“第三資產池”是有可能被打造出來的。
解這個標題花了點時間，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拿出這麼一個題目來，大家理解起來可能會有難度。
所以第一部分其實就是強調了一下中央所說的“底線思維”，它和我們現在遭遇的情況正好是一致的。中央前些年提出“底線思維”還是很有預見性的。
1989年，在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制裁中國、讓所有在中國的西方資本全部撤出的那個年代，小平同志曾經提出過“兩個不要怕”：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現在正是“兩個不要怕”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1989年美國帶領西方制裁中國，我當時在中共中央農村城市研究室承接世界銀行貸款的工作小組裡做技術工作。
那個時候，世界銀行貸款是想去推動中國的制度轉軌的。我們當時很清楚地意識到，世界銀行給中國貸款、幫助中國緩解債務危機，要推進的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
這個貸款目的是想要推動中國按照西方制度來重塑自己的制度，所以這個貸款沒撤，其他所有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西方投資全部撤出了。
所以應該說，今天我們遭遇到的美國帶領西方國家進行制裁等行為，在1989-1990年已經發生過一次了，一直延續到1993年才有部分的緩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遇到的問題比較嚴重，它是在高速成長的工業化進程中突然發生的外資中斷——所有對中國的投資全部撤出。中國當時由此進入一個相對比較長時間的衰退，這是上一輪制裁造成的結果。
那麼，這一輪制裁會不會重複上一輪制裁的結果呢？恐怕不會比上一輪更好。
因為現在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很焦慮，我們焦慮是為可能遭遇的制裁而焦慮，全世界的焦慮客觀上來講，是因為全球金融資本過剩已經成為一個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
什麼原因造成的呢？說白了就是因為2007年次貸危機轉化為2008年金融海嘯後，當時奧馬巴政府出臺的QE（量化寬鬆政策）釋放出了4萬億美元，其中60%流出美國，進入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直接造成主要原材料、礦產和糧食等價格的大幅度上漲，連帶導致38個饑餓國家發生糧荒。
那一輪危機發生時，中國正好處在加快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所以我們那時大規模進口了高價的礦產、能源和糧食。
因此當時我們做政策研究的人就討論說，這叫“輸入型通貨膨脹”，或者叫“進口通脹”，也就是說中國的大規模進口，幫助美國大量增發的貨幣消化掉了本來應該發生在美國的通脹，使得美國在大量增發貨幣的同時不發生通脹。
因此，當時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是好的，它也不會說要制裁中國。
應該說，從那一輪量化寬鬆開始，美國就進入了量化寬鬆的單行道、沒有U形掉頭：
奧巴馬不斷地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特朗普上臺遇到疫情打擊後，直接給每戶發4800美元的消費支票，發錢維持政府運轉、發錢維持社會消費，所以也是量化寬鬆；到拜登接手後仍然是量化寬鬆。
所以美國從奧巴馬救金融危機開始，2008年到現在的十幾年時間，一直在維持著量化寬鬆的基本政策，大量造成了應該發生通脹的基礎。
但它之所以沒有發生通脹，重要原因在於包括我們在內的、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給它提供了廉價商品。只要消費者價格不上漲，它就可以把大規模增發的貨幣流向全世界。
我們國內的很多學者，不把美國進入到金融資本擴張階段所採取的這些政策作為背景來分析，這就使得我們很多人的眼光只集中在國內，以為是我們自己國內的政策沒搞好。
當年我們討論應對“輸入型通貨膨脹”時，就曾提出過一個觀點：在輸入型通脹和輸入型通縮的壓力之下，任何一個國家獨立的國內宏觀調控都是失效的，因為你控制不了那個大量增發貨幣的國家。
不僅如此，還得提出，不只是美國在推量化寬鬆，它還拉著它的西方盟友——歐盟、日本一塊搞量化寬鬆，所以有美國版、歐洲版、日本版不同的量化寬鬆在向這個世界大量傾瀉金融流動性。
這是今天世界危機的主要根源、是今天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社會公眾都有那種莫名其妙的焦慮感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今天的標題叫“資本過剩”，從一般的生產過剩到資本過剩，這是今天這個世界危機的最主要根源。這點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大家應該知道，金融擴張，特別是在以美聯儲為主要貨幣政策當局這樣一個體制下，它一定是跟政府的債務擴張直接捆綁在一起的。
我們看，美國政府的軍費開支已經達到8000億美元這麼一個最高開支，而且還在增加。同時無論是軍費開支還是其他的社會開支的增加，都得靠美聯儲去增發貨幣。
客觀上來講，這兩者綁在一起就造成了金融泡沫和債務泡沫雙擴張。
每當美國債務擴張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演變成戰爭。大家都不用去多考慮戰爭爆發的理由是什麼，因為演化成戰爭的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軍事是政治鬥爭最極端的表現，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
今天世界上所發生的種種軍事衝突，乃至前不久發酵的台海局勢到底是怎麼回事，實際上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接下來我們要說，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出現的各種各樣的認識上的混亂、輿論上的混亂，歸因於什麼？歸因於二戰後的冷戰意識形態。
從布希政府時代開始，我們就聽到了各種各樣的冷戰聲音，比如共產罪惡等，這些安排都是在老冷戰時期就已經提出、並且運作過了的，而且運作的結果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有效的。
老冷戰結束後進入“後冷戰”，那就是美國跟歐洲之間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直到特朗普上臺才明確表達，美國講得很清楚，歐盟必須解體、歐元必須放棄，“因為歐盟就是我的敵人”。
所謂的“後冷戰時期”，就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歐洲國家因為就近可以使用自己的硬通貨，去貨幣化原來蘇聯、東歐所留下的巨額實物資產和設施資產，因此形成了發行歐元的基礎。
我當年自己一個人背著包走了7個蘇東國家，去做調查研究。我很清楚地瞭解過他們在本地崩潰後，不得不使用西方硬通貨來完成本國實體經濟的貨幣化，乃至於後來在推進資本市場建設時，這個資本化過程也是外資完成的。
因此，歐洲得到了巨量經濟收益、制度性收益，形成了歐盟、變成了一個整體，然後有了發行歐元的基礎。歐元一問世就成了一個比美元幣值要高的貨幣體系，因此發生了美元集團與歐元集團的對抗性衝突，這叫做“後冷戰時期”的主要矛盾。
現在中國成了“新冷戰時期”的主要矛盾，很多人不願意接受這個概念，沒關係，大家可以存疑。
但是“新冷戰”不是我們提出的，我們也不願意加入，但“冷戰意識形態”至今仍然是這個世界上最主要的軟實力工具。所以如果美國和西方在試圖打壓中國的過程中，不使用這個一直就比較有效的冷戰意識形態作為工具、作為軟實力，那是它傻了。
它一定會用這個工具。所有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準備、不知道怎麼應對冷戰意識形態，那就意味著我們在軟實力競爭中會屢戰屢敗。
國內目前出現一些意識形態的混亂、輿論的混亂，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因為從業人員都沒有經歷過老冷戰是怎麼回事、不知道後冷戰的實質是什麼。
而且軟實力是和巧實力相互配合的，在軍事霸權的硬實力作用下，付出最小的代價，比如策動各個國家的內部矛盾，進而演化為社會衝突、甚至是動亂，然後“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就是軟實力和巧實力的有機結合。
這兩點在老冷戰向後冷戰過渡的時期，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我們今天如果不把這些事情提出來，就幾乎很難理解今天出現的各種亂象。
鄉村振興是“壓艙石”，該怎麼看、怎麼辦？
在分析完過往的主要矛盾後，我們再進一步來看今天中國的主要戰略。
希望大家理解，為什麼2020年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決定五年計劃的方向時，特別把“鄉村振興”提出來、作為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
“壓艙石”就是穩固基礎的核心。中央強調的是練好內功、夯實基礎，轉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迴圈戰略。實際上這給出了一個新階段。
新階段是什麼？就是國內大循環以國內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為主要需求導向，以國內大市場來拉動中國的投資轉向——過去投向城市，現在投向農村。
要注意，就在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相繼開打以來，中央明確做出了一個新的投資規劃——7萬億投資于“鄉村振興”。
但是，在還沒有形成更好的投資方向前，先解決什麼問題？基礎設施。我們的新農村建設是從2005年開始的，搞到2020年一共是15年，解決了全國所有行政村一級的“五通進村”，即“水電路氣”加上寬頻。
當年我們對外開放、搞14個沿海開放城市時，是“三通一平”；現在我們的鄉村建設是“五通一平”，“五通進村”再加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平整土地。
這就意味著，我們的鄉村社會現在有了沿海開放城市的基本建設條件；那也意味著，現在的鄉村社會有跟沿海開放城市一樣的創業創新條件。
過去我們用15年時間完成了行政村一級的鄉鄉通、村村通；又經過“脫貧攻堅”戰略，已經使得山區、高原乃至荒漠地區的行政村都完成了“五通進村”。
這次再投7萬億是要完成所有自然村的“五通一平”。那也就是說，要讓所有的自然村達到跟沿海開放城市同等的基本建設水準，意味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可以直接深入到鄉土社會的深處。
這些是今天強調“三新思想”（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的基礎條件。所以在五中全會召開後的2021年初，國家領導人做了一個三新講話，強調我們已經進入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因此現在必須要有新理念。
今天我們國內輿論場上出現的一些混亂，在於沒有理解什麼叫做新理念。新理念就是“以人民為中心”。
過去我們是資本短缺，現在進入到資本過剩階段。在過往的資本短缺階段，我們實行的一些政策是新資本政策，比如一些地方打出的口號甚至是“投資者是本地的主人”。
現在就要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人民為中心”。從過去部分地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理念，到現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這是一個重大的內涵性調整。
具體怎麼發展呢？兩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進而推動什麼呢？用“兩山”來推動數位化的生態鄉村。
剛才有朋友問我，對數字農業、數智鄉村（數字+智慧）怎麼看？我說這個領域非常廣闊。
在每個自然村（相當於生產隊）都完成了基本建設的條件下，中國下一步如果能夠把生態文明作為一個最主要的發展方向、而不只是作為生態建設來考量的話，那我們就有可能以生態化的發展改出原來金融資本主導的金融化發展模式。
今天這個世界存在著全球焦慮，主要是因為金融資本的全面過剩。如果我們能夠把過剩金融轉到生態化建設中，就意味著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資產池。
目前，縣一級銀行普遍存在著投存過剩、存差比較高的情況。什麼意思？就是有錢用不出去。
所以我不管到哪兒都跟地方幹部說，你們不用出去招商引資，只要做好自己的制度設計，你們的存款完全足夠用於產業改造。這件事也不用多講，只是提醒一下，就是說我們以前的經驗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剛才講到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時，我們的金融機構出現了1/3的不良率，遠遠超過當時《巴塞爾協定》給定的8%的資本充足率。按說這些銀行都應該破產。
但我們當年的特點是什麼？舉國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當年財政、銀行不分家，於是財政直接出面把銀行所有不良資產直接剝離，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理這些不良資產。
因為只要經濟高漲，許多不良資產最終會變成可變現資產。從那以後，一步步改造，目前我們的大型國有銀行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有6家，前4都是我們的——中農公建。
當年是國家財政和銀行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從1998年開始大規模基本建設投資，從而打造了“第一資產池”。經過20多年，我們“第一資產池”的資產規模已經是數以千萬億計的。
又由於當年的基本建設主要投在沿海地區和城市，因此形成了城市帶，有了承載產業集群的條件，“第二資產池”也就應運而生，那就是城市房地產。
目前城市房地產相對已經飽和，甚至可能出現泡沫擠出的情況。這種情況怎麼處理？前不久我們剛剛報上去一個政策建議，今天在這裡先不提。
只能說，我們現在進入了打造“第三資產池”的階段——鄉村振興，其實也就是縣域經濟。
很大程度上，縣域經濟其實就是中小企業利用基本建設到位的條件去發展生態資源的價值化。這就是今天“第三資產池”的空間擴張。
因為在基本建設到位、農村已經“五通進村”的情況下，大量的空間生態資源是有條件得到開發的，只是看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開發。
我們也知道，目前財政所能承擔的投資功能可能不如過往，因為各地財政都有些吃緊，再繼續使用財政投資的手段已經有相當難度了。那我們更多地要依靠金融，利用金融的方式來帶動鄉土社會實體資產的不斷擴張。
因為這些年大規模基本建設所形成的資產，只要它可交易就能夠吸納金融介入。也就是說，如果現在1300萬億的設施性資產用來帶動生態資源價值化的開發，就能形成金融擴張的基礎條件。
假設把1300萬億的設施性資產作為底盤，那至少應該對應著同等規模的金融資產。但我們現在的金融資產規模只有設施性資產的一半，大約600萬億左右，這意味著金融還可以成倍擴張，只要實體資產和金融資產的擴張是有效資產，那麼作為分子的債務就會顯著縮小。
我們今天有很多人都擔心債務將來該怎麼處理，我說其實不用擔心，因為債務它是分子，只要我們能夠擴張可變現資產就沒問題。
那麼，可變現資產進一步的擴張空間在哪兒呢？城市相對來講已經飽和了。而大量的生態資源性資產還沒有完成貨幣化、資本化，所以我們說把過剩金融轉向生態資源的價值化實現，把生態資本深化。
在這方面，有大量的投資空間。但是因為過往我們的經驗集中在工業化階段，發展的主要是工業生產，大家還不太善於進入到生態化的新階段去做投資，所以關於“第三資產池”還需要我們不斷地提高我們的認識，才能理解它的價值何在。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最近在幫一家企業做野山參期貨。大家知道，現在西洋參已經嚴重過剩了，而野山參還是稀缺的，至少得生長5年才可以採摘，更好的要10年、15年以上，這意味著它是一個預期收益相對較高的投資領域。
我們有糧食期貨、橡膠期貨、糖料期貨、生豬期貨等，但對於像野山參這種能夠產生預期收益的農業期貨領域，我們很少有過設計。
因此，我們現在正在跟各個地方討論，怎麼才能把農業領域裡有較高預期增加值的這些產品，先是做到可直接變現；在可交易的基礎上，當這部分生產資料貨幣化後，接著就可以推進它的期貨交易。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大量試驗，先讓期貨公司來對一定面積的某種作物做期貨的多空交易估值。完成多空交易後，形成的就是未來產量的價值量，然後再用這個價值來倒推保險公司對農業生產產值的保險。
進而再拿著保單去做農單公司進入、財政分保的條件，接著再去做地方性商業銀行進入到農業貸款的抵押條件。最後當這部分收儲以後，進了倉就有倉單，就有大量的金融空間供投資者進入。
我們現在這個設計叫多種金融工具嵌套，期貨、保險、農單、財政加上商業銀行等，用多種金融工具去嵌套，就形成了縣域經濟的融資平臺。
用縣域經濟的融資平臺，去對接上級部門下達到用於鄉村振興多少萬億投資的投資項目，把這些投資專案做成小項目，不斷地向村一級去做流動資金的投入，當村一級組織的生態資源和這些不斷投入到這些專案的資金一結合，它們的生態資源就可以被定價了。
前不久，我到吉林深山的一個鄉鎮，它號稱全國最美旅遊鄉鎮，但它的自然資源稟賦並不是很適合旅遊，也沒有奇山綠植。
但它那兒有暗夜。因此那兒的民宿經濟很發達，家家戶戶的房頂都是透明玻璃的，晚上可以看星空。星空就是那裡的生態資源，我們稱之為“空間生態資源”，還沒有被定過價。
而這些資源的開發，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金融介入的。畢竟一個民宿從修建到改造，怎麼也得一兩百萬，它是一個相對比較有貸款規模的主體。
但現在我們沒有這種貸款。因此，如果我們不考慮把多種金融工具嵌套設計出縣域的融資平臺，那麼這個地方就很難得到投資。
“第三資產池”對於我們現在遭遇到的全球金融資本過剩危機而言，是符合於國家提出的生態文明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城鄉融合戰略的，是多個朝向鄉村振興、增加投入空間和投資空間、形成“第三資產池”的條件。
今天企業界很多朋友說，找不到好的資產去投資：房地產是一個相對過剩、飽和的領域；而過去我們主要靠外向型經濟，如今外資下降，而且美國、歐盟、日韓等西方國家還可能因為某個動作而進行制裁，貿易結算和水陸流通都可能陡然發生中斷的事件。
原來的老路已經不一定好走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有一丁點眼光的人，要抓緊根據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戰略，考慮一下空間生態資源的開發怎麼才能成為一個新的投資領域。
接下來還要再說一點條件，我們說“空間生態資源”有三性——整體性、非標性和公共性。（見下圖）
生態化時代的生產資料，跟過去工業時代所面對的生產資料不是一回事。因此對於企業的轉型而言，是艱巨的、根本性的。
因此在這個轉型中，我們提出，要把國家投入到鄉村的這些資產，用PP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方法轉變成農村集體資產，使得一個縣的縣域經濟可以增加100-200個規模以上企業，把固定資產轉變成村集體的固定資產，把項目投資轉變成流動資金，讓它們去做工商登記、變成企業，進而就支撐了縣域經濟、把產業留在了縣域。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夠使縣域經濟成為國家下一步生態化轉型的主要領域，這也恰恰是五中全會所強調的——把產業留在縣域，發展縣域經濟，讓農民分享產業留在縣域的收益。
下一個百年共同富裕的目標，也可以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來逐漸實現，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基本結構（見下圖），比如怎麼把政府資產做到村集體、村集體怎麼對外部投資人和村民分別做股。
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就能夠有效地帶動縣域經濟形成一個結構化的重組——在村這頭怎麼做、在縣那頭又怎麼做，最終我們是想實現一個資本閉環，讓空間生態資源價值化，使得農民可以通過這種“做股到村”的方式得到長期的財產性收入。
特別是在貨幣化和資本化交易這個過程中，我們設計在縣一級引入產權交易市場。
目前各省已經有了產權交易所，它具有金融功能，我們只不過是把省級產權交易所和產權交易中心引入到縣一級，使它同樣具有金融功能，能夠對接多種金融形式，最終形成資源資本化、在縣域內形成資本閉環，“第三資產池”也就打造出來了。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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