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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好像已經開始了，澳大利亞說是拿到了豁免權，歐盟、日本和韓國眼下也在軟硬兼施。
斯蒂格利茨：我覺得不會有哪個國家會給特朗普很大的讓步，問題是，它們會不會為保存顏面而進行交易？可能只有中國會。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鋼材僅占美國進口總量的2％，考慮到這點，中國也許會報復，小範圍地以牙還牙一下。
《財經》：美國在經濟上挑戰中國，如果保護主義升級，中國是不是只有貿易戰一條路可走？
斯蒂格利茨：中國一直以來都以負責任的態度對特朗普進行反擊。既便要開戰，中國也只會力圖做得非常巧妙，不會大吵大嚷。他們會以潤物細無聲的形式傳遞出資訊：中國不會發動一場貿易戰，但如果特朗普這樣做，中國也會接招。
《財經》：如果有貿易戰，也會是一場靜悄悄的貿易戰？
斯蒂格利茨：一場靜悄悄的貿易戰， 但沒有子彈。美國不想買中國的鋼鐵，中國就不想買美國的高粱。誰在乎高粱？當然是種高粱的農民，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總之，中國會明確表示美國要付出代價，但不像特朗普那樣製造出很多噪音。
對歐洲來說，美國要是不想達成交易，歐洲會弄出很大的動靜，歐洲會採取行動。
《財經》：美歐貿易戰會是怎樣的情形？
斯蒂格利茨：我認為歐洲將瞄準美國500強企業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生產的摩托車、田納西和肯塔基州產的威士卡，為什麼？政治。他們在歐洲製造波本威士忌酒，甚至喝它，其實那個酒真的難喝。
所以，這不會是一場全面的貿易戰，但它會發出明確的資訊。好消息是，特朗普花了一年的時間做這件小事，而他只剩三年的在位時間。
《財經》：他不會連任？
斯蒂格利茨：不會。
《財經》：也許有人認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推動美國的經濟轉型，使他最終成為像甘迺迪和雷根一樣的變革性總統？
斯蒂格利茨：不會。
我認為一般來說，他被視為美國最糟糕的總統。在某些方面，現在可能會成為美國的轉型時刻。我們可能會意識到我們的方向很危險。大部分美國人被落在後面，我們失敗了，敗得很慘。這可能倒逼我們認真地解決這些問題。
這也會促使美國在所謂的規範與法律之間進行一場大討論。我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一國之君的總統會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而不會造成利益衝突。現實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制定一部法律。可是我們不想為所有的事情制定法律，比如關於亂扔垃圾我們可以出臺一部法律，但若真的執行，將非常可怕。事實上，大多數人現在不會亂扔垃圾。
當總統不服從基本的人類尊嚴，會怎麼樣？社會對此的法律思考可能是變革性的。這不是個玩笑，而是社會該如何運作。所以從法律、社會和經濟教學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是一個失敗社會的好例證。
《財經》：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是，在加入世貿組織16年後的今天，中國仍未向以市場經濟原則為基礎的經濟轉型。中國政府繼續大力干預市場，極大地扭曲了國內產業的價格和成本。
斯蒂格利茨：我很難詳細地一一評估所有的指責。我想眾所周知，中國想從美國購買很多高科技產品，但美國有高科技出口管制。剩下的美國產品中，中國理所當然想要購買的也不是那麼明晰。美國產的汽車對中國道路情況來說太大，更何況中國要大力發展的是電動車。別克等品牌在中國市場成績不錯，但它們在中國製造。
智慧財產權是一個棘手的領域。看看美國發生了什麼：每家公司都在起訴其他所有公司。比如蘋果和三星之間打來打去。現在的智慧財產權制度有很多含混不明之處。而在這種含糊不清的情況下，盜用智慧財產權通常很難證明。
最後變成，惠普是不良企業？蘋果是不良企業？穀歌是不良企業？每個企業都被其他企業起訴。有人稱，美國在律師方面花費的比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多很多。我們創建了一個智慧財產權制度，但除了對打官司的律師之外，這個制度運作不暢。
我擔心這個糟糕的體系在中國的背景下，就會變得特別難以執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設計智慧財產權制度。
《財經》：有觀點認為，中國加入WTO付出的代價包括，內需始終不足，總要靠貨幣超發來刺激經濟增長。
斯蒂格利茨：中國一直過度依賴債務融資來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現在公共投資、住房、醫療、教育的需求巨大，如果政府通過徵稅來增加收入，同時更好地應對這些需求。從碳稅、財產稅、資本利得稅到擁堵稅等等，會刺激經濟，使經濟更有效率。現在中國的一個主要缺陷是過度依賴債務來刺激經濟。
《財經》：中國的不良資產和債務問題引發了很多關注，對於債務重組，你有哪些建議？
斯蒂格利茨：當債務越滾越大時，政府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每個國家負債過高時，必須進行債務重組。美國破產法第11章、第7章和第9章針對公共機構和企業有不同的破產程式。我非常支持債務重組，因為重要的是向前看。借貸者應當認識到，一旦決定是錯誤的，他們將得不到償還。我們有一本書名為《太少，太遲》（Too Little, Too Late）。債務重組應該深入而迅捷，越早越好，如果觀望過久，做的太少，債務重組會抑制經濟。
《財經》：對中國政府你是否也會有同樣的建議？
斯蒂格利茨：中國與完全正常的市場經濟有點不同。中國可能會更容易，因為通常是些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是國家的這一部分與另一部分的資金問題，這比你欠我錢可能更容易一點。起碼在原則上更容易，歧義性的後果更少。但是，國家走向市場經濟應該有一個原則，即銀行不應放貸太多。我喜歡這樣說：必須建立一個共用責任制。
《財經》：2016年的時候你在《中國艱難的新常態》一文中指出，片面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建議是幼稚的。在經濟發展初期，如果就業充分，就在供給側採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給效率只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利用不足。中國經濟結構在向內需拉動轉型，美國是“消費型”國家，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二靠消費，但美國經濟增長難以重複過去的高增長。美國的經驗對中國有何借鑒？
斯蒂格利茨：你用消費（consumption）這個詞。美國的一個重大失誤是有過多的私人消費，沒有足夠的公共消費用於教育、健康、用於創建好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應該以不同的方式宜居。就像我之前所說，不僅是私人消費，而是強調靠徵稅來支持的公共消費。
美國的另一個敗筆是不受監管的金融部門可以隨性而為。
《財經》：金融危機後美國通過了有史以來監管力度最大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現在國會裡尤其是共和黨要廢除這一法案，尋求減少外資行和小銀行的合規負擔。
斯蒂格利茨：因為銀行想要賺錢，希望在五年後的金融危機中再次獲得救助，它們從中漁利。
對美國來說，這些都是悲傷時刻——我們正在重複過去的錯誤。它顯示了在美國政治中，金錢的力量。它從方方面面表明，在特朗普當政之際，美國已經失去了方向。當不平等成為美國的主要問題時，我們建立了為億萬富翁和大企業提供資金的稅收政策，受傷的是普通美國人，這是犯罪。
沒有中國模式，只有東亞模式
中國基本沿用的是東亞模式，但中國出發的角度不同。中國更窮，有更多的政府主導。
《財經》：你一直在關注中國的發展，2015年《名利場》（Vanity Fair）上《中國的世紀》（Chinese Century）的文章更引來許多關注與爭議。在你看來，中國經濟過去40年的發展脈絡是什麼？
斯蒂格利茨：它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但想清楚每個階段很有助益。
第一個階段是個人責任制和走向城市化的開端，鄉鎮企業非常重要，通過合資企業等形式中國開始參與到全球化中。
到了我所說的“中國世紀”之際，中國已是全球主要的參與者。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評判標準，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是思考一個不同的中國的時候了。
在過去五年中，中國國家領導人使中國更加融入於這個世界。在措辭上，十六大報告中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到了十九大報告，目標已變成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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