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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6
“超級全球化”尤其是美國跟英國推動新自由主義這樣一種思路，改變了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遊戲規則，改變了資本跟勞工之間的權力關係，削弱了國家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與財富分配又嚴重不均，因此在全球範圍，一些具有絕對市場壟斷力量的巨型跨國企業，變成了全球範圍真正享有權力的主體。
它不僅在市場上有非常強的壟斷地位，可以排除人家來跟它競爭，它還可以影響幾乎所有國家政府的政策。美國牽頭的TPP談判中最後的附件和具體規則，提議的都是美國的跨國企業，科技公司、製藥公司、跨國銀行等，它們雇傭美國紐約的大律師事務所制定這些規則，然後交給美國談判貿易代表去和對方談判。
在這種情況下，規則複雜，專有名詞晦澀難懂，法官都搞不懂，將來還是得找這些受顧于跨國企業的大律師來解釋。而且將來有貿易糾紛打官司也是來找這些大律師事務所，因此這些大律師也是兩頭通吃，也是跨國企業權力行使的代理人。
圖10：營收位居世界前100位的經濟體
圖10便很簡潔地反映了全球權力結構的扭曲。如果以企業營收和政府收入作為比較基礎，將跨國企業（紅色）與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黑色）都視為經濟體。那麼前100大經濟體中有70個是跨國企業，只有30個是國家。大型跨國企業中排名第一的是沃爾瑪，它的2017年營收比西班牙、荷蘭、俄羅斯和韓國等國的政府收入還要大。
所以當大多數國家面對這些大型跨國企業時，根本沒有什麼談判籌碼。主權國家的政府要去監管它，要去給它制定各式各樣的法律，非常困難，而且這些企業基本上在全球各地都不太需要繳什麼稅，他們不但可以設法避稅，還向各國政府要求租稅補貼，都被寵壞了。
那麼這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就是現在在世界遍地開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國家內部民粹主義風起雲湧。為什麼？因為大量的中產階級開始跌入貧窮，藍領階層以前高薪的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經濟停滯、收入停滯的邊緣掙扎。
圖11：興起的民粹主義——多年來生活狀況的停滯
圖11進一步表明，過去新自由主義改革推進得越激進的國家面臨的問題越嚴重。有經濟學家說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國搶了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動化、是資訊化，也對。但是資訊化跟自動化不必然一定會搶掉工人的工作，要看怎麼引進新技術。在瑞典這樣一個國家，因為它有各種與勞動相關的法律，還有很多社會規範的約束。所以任何企業在引進新技術的時候，它一定說的是“機器怎麼幫人”，而不是“機器替代人”。這就是社會制度引導技術引進時的路徑，但在其他很多國家未必是這樣。他們引進機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所以從平均數來看，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面，義大利、美國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滯的，當然也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國家的動盪、社會衝突，背後的原因是累積的，是過去35年經濟地位跟社會結構的一種劇烈改變，然後對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嚴重不利。
因此，特朗普這樣的民粹政治人物也是在這個大潮流裡面崛起，突然之間像政治泥石流或者火山爆發一樣，把主流政治人物衝垮。他一上來就搞激進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所以很多西方國家很擔心特朗普把美國過去的外交政策中的很多傳統、價值觀、美國過去所積累的國際信譽以及過去美國自己親自打造的國際體系完全棄之不顧，而且有些國際制度和機制在他激進的單邊主義之下已經完全癱瘓了， WTO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發動貿易戰，對歐盟也課徵懲罰性關稅，對中國更不用講。
現在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中國是第一大貿易國，這兩個最大的貿易國打仗，打得如火如荼，WTO在旁邊一籌莫展，它既無法調解也無法勸阻，基本上等於全面癱瘓了。而且特朗普還威脅，說WTO根本一無是處，他要帶領美國退出聯合國架構下面各式各樣的多邊協議，甚至連美國過去主導的世界秩序裡面最重要的基礎或者組織——大西洋聯盟，就是跟西歐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價值觀以及文明紐帶上的密切關係都動搖了。
尤其在英國舉行公投時，特朗普公然宣佈贊成脫歐，他的前任智囊班農（Steve Bannon）現在在布魯塞爾建立了一個智庫聯絡歐洲各國的極右派，繼續推進裂解歐盟的政治謀略。德法對他簡直完全無法忍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的一些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就開始擔憂，現在這樣的境況好像回到了20世紀30年代。
所以約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就提了這樣一個議題，叫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是研究經濟大蕭條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家。他研究世界經濟危機是怎麼起源的，為什麼會快速蔓延，為什麼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自拔於經濟危機之中。當然他得出的結論很簡單，就是各個國家要進行經濟分工跟貿易，世界經濟體要穩定運作，需要一個龍頭，需要有一個領導者，這個領導者要提供所謂的“國際公共產品”。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是扮演這樣一個“領導者”角色，開放市場，穩定匯率，維護和平秩和航行自由等等。但是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西方出現悲劇的原因就是領導權青黃不接。當時英國已經沒有力量去扮演這個角色，而美國也許有這個力量，但是沒有這個意願。所以奈說現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拋棄這個領導責任，不再願意去扮演這個國際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
中國也許力量還不夠，或者沒有這種意願，因此一旦領導權中空，世界的經濟體系會出現巨大的動盪甚至會慢慢解體，貿易戰將一發不可收拾。然後萬一再出現金融危機的話，可能也沒有一個有效的領導者能夠扮演危機管理的角色。
不過這是奈對歷史比較片面的一種理解，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斷，我個人認為當下的世界不是沒有這種風險的成分，但是不是全域性的危機。因為今天的世界各國參與國際分工，是高度相互依存的關係，其緊密程度已經不可能再重新去裂解它。因為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對每個國家而言都太大了，巨大到幾乎不可能做這樣一種完全逆轉式的激進工程。
從全球範圍來看，與全球化相關利益攸關者群體的數量還是遠大於受損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撐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基本上是少數，而且多數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超出這個範圍以外，其實沒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在中國，印度還是巴西，還有很多中小型的歐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其實都認為自己沒有別的選項，必須要融入全世界的經濟，而且要維護這些原來很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多邊體制跟國際規範。同時，奈也高估了美國的領導作用，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多邊體系的能力跟意願。
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的公共產品，我把它叫做“補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品”，而且已經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的與全球各地區的政策協調跟合作機制，這也是中國這十幾年來非常重要的建樹。在當前國際社會不夠完整、不夠完善的現有多邊體制下，中國做了非常重要的補充性的體制建構，而且正引領新興市場國家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
所以在全球經濟體系裡，雖然局部浮現出一種裂解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聯結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時推進，而中國在這裡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的基本判斷是再聯結與深化融合的力量遠大於裂解的力量。
所以全球不太可能會陷入“金德伯格陷阱”中，因為特朗普推進的激進單邊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受到了很多國家非常強烈的反對，大家判斷基本上非常一致。當然美國可能因為自己塊頭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顧後，可以完全在雙邊關係裡面濫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且在對手那裡榨取得越多越好。在當下某一個談判裡面得到最大的一種讓步。這就是特朗普，一個紐約二流的房地產商做生意的手段。
但是去年10月，亞歐峰會上50多個亞歐國家的首腦在共同的聲明裡面很強烈地表達他們對聯合國體制、對WTO多邊貿易體制、對維護整個以互惠、開放、自由為精神的貿易體制，還有包括全球變暖問題，巴黎氣候協定，以及伊朗核協定堅定的支援，也就是跟美國激進的單邊主義劃清界線。
雖然他們現在暫時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動，但是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有這樣一種共同的認識，就不可能退回從前那種撕裂、對抗或者完全封閉的勢力範圍，甚至再去發動一場冷戰。
這裡面中國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關鍵的，雖然歐洲國家對於中國慢慢開始扮演這個角色的心理非常地矛盾，因為它們長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維一時間很難調整。而且西方國家很擔憂美國霸權的退位，它們希望美國繼續扮演領導角色，因為它對這個老大哥依賴慣了，更多是一種心理上的依賴。可是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對全人類而言，美國霸權的消退跟退位是機遇而不是危機。
其實像奈這些學者，非常愛國，令人尊敬，因為愛國也是一種本能。所以他在說明美國過去扮演什麼角色，說美國作為一個領導者，對整個國際經濟體系或者全人類，提供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些功能，包括作為主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者，但是他都是選擇性地去詮釋。
如果仔細回看不管是戰後70年還是過去30年的歷史，可以說美國的霸權本來就存在兩面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國際公共產品，比如說穩定匯率之類，因為世界貨幣是以美元作為定瞄的。但是另外一面，他也是很多國際公共之惡（Public Bads）的主要來源，因為美元作為全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濫用發鈔特權的話，便是公共之惡。
另外，美國是很多地區安全秩序的主要維護者，但是它在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其實也帶來很多公共之惡。因為美國常常在某些地區故意製造矛盾，然後讓其中有一邊或者兩邊都得依靠它，然後買它的武器。美國希望其他國家都覺得不安全，不希望在任何區域性裡面，有任何力量替代它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
美國讓華爾街在全世界發行有毒的金融資產，而且還把金融管制全面鬆綁與金融產品創新當做一種進步的金融改革思想推廣到全球去，歐洲就上了它的大當，這當然是公共之惡。歐洲債務危機是怎麼來的？就是完全被美國華爾街那條思路洗腦了，然後就購置大量美國發行的，而且又是被那些評價機構評為還不錯的金融資產。最後發生次貸危機、金融危機之後才發現這些債券即使不是一文不值，但是打個三折、兩折比比皆是。
所以這些反過來講都是公共之惡而不是公共產品，這方面其實國內將來年輕的博士有興趣可以專門寫篇論文，就是用這個概念，可以有突破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創新與研究發現。
另外，美國提供什麼樣的所謂國際公共產品，並不是說這個世界需要什麼它就提供什麼，而是符合它的意識形態跟國內強勢政治集團、利益集團需要的，它才提供，不符合他們需要的，美國絕對不提供，而且也不准別人去提供，這是很糟糕的。
有人說美國是“世界員警”，但這個“世界員警”，比請保鏢還要昂貴，副作用還要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個體制它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續性存在嚴重的缺陷，只是過去沒有任何新的動力，有可能去轉換它、改革它或補充它。現在如果美國自己開始戰略收縮，便是修補、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機制的契機。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逼著中國跟其他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要重新思考自己應該在全球秩序轉型過程跟全球治理機制改革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如何有所作為。這其中中國當然是責無旁貸，而且中國在不張揚，相對低調的情況之下，已經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補充性和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品。
當然中國要量力而為，不能攬太多超過自己能力，或者在別人心理上也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之下去攬這些擔子。同時，中國也並不純粹是在道義上去承擔國際領導者的責任，因為在很多領域上是利人利己，可以創造很多雙贏或者多贏的可能性。
所以中國開始在新興市場國家裡面做一個領頭羊，而且承擔國際秩序重組過程中的一個建設性角色，既符合新時代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有利於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特別明顯。
圖12：主要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
圖12所示，單單就拉動世界經濟脫離2009年之後的衰退而言，中國發揮的作用非常大。中國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度，至少是將近1/3，有的時候更大，已經超過美國很多。所以當下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是誰？是中國與新興經濟體。整個新興市場國家合在一起為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70%以上的份額，美國不到20%，大概是在17%、18%左右。
圖13：中美兩國與其全球交易夥伴分佈的比較
中國在全世界貿易體系裡面的作用，也是後來居上。圖13中紅色的線代表中國是對方的第一大交易夥伴，藍色的線則代表美國是對方的第一大交易夥伴。中國從2001年開始入世，在短短十幾年裡面，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發展多麼驚人。
實際上中國在各個方面拉抬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累加起來的作用已經明顯超過美國。當然在每個地區不完全一樣，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國的作用還是最大。在非洲的話，歐盟的作用也不小。
不過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發揮的作用絕對居於領先地位，不管是通過經濟分工拉抬欠發達國家，或者通過對最落後的國家實施援助，還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官員培訓、技術培訓，還有很多在國外承接大專案的中國企業，雇傭當地的職工，往往要把他們帶到中國來培訓的，也就是賦能，長期來看這些項目的作用不得了。
事實上，在亞投行還沒成立之前，中國很早就通過國開行還有進出口銀行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融資，其融資規模已經遠遠大於美國、歐洲跟世行加起來的總和，這些記錄都很清楚。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特殊作用就是能夠幫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克服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因為中國體量太大，當面對中東歐，整個中東石油國家，整個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共同體，東盟、阿拉伯聯盟乃至面對整個非洲時，中國可以開展出自己獨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區域加一”模式，而且這都不是鬆散的而是越來越實在的多邊機制，它有峰會，有部長級會議，還有很多啟動的專項合作。
而美國從來沒有搭建過這樣的多邊機制，美國很認真地去跟它最緊密的夥伴搭建所謂的軍事聯盟，但很少甚至從來沒有過與那些欠發達國家建立這樣一種深化經濟合作、經濟夥伴關係跟全方位互聯互通的架構。
而且中國也在全球治理中慢慢成為很多重大議題的主動倡議者，至少是一個塑造全球共識的重要建構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雖然那次峰會的領導人宣言，現在能不能落實是一個問題，但是它的精神、它傳遞的政策訊號都是具有跨越性意義的。
因為在此之前，G20峰會關注的都是短期問題，比如保護主義、全球經濟復蘇還有金融系統性風險。但在中國的作用之下，G20峰會終於把中長期的視野跟它的政策聚焦引回到全球的可持續性發展和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議題上，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商機制基本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G7集團，還有一個是以中國為首的“金磚五國”，但是“金磚五國”現在要變成“金磚Plus”，因為想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尼這些重要的國家都能夠吸納進來。這樣的話，中國起的作用會更大。當前世界各種經濟合作規則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國跟西歐，但今後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性會慢慢超過G7。
圖14：全球經濟主導力量將轉向E7經濟體
圖14是一個很簡單的統計，以後世界經濟的主角是E7而不是G7，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還有土耳其、墨西哥，還有很多後起之秀。根據購買力等值GDP來估算的話，在199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就已經和G7持平了，當然在名目GDP上，可能還有落差。估計到2040年，E7就會變成G7的兩倍。這個變化是難以想像的，所以未來二十年我們進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階段，主角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麼在這些變化中，中國道路跟人類社會的未來又會是什麼樣的關係呢？我們去思考人類未來的話，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最大的面項來來展開。第一，人類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來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個我們生存發展最根本的依託。
地球上面有非常多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不是哪個國家恩施的，是老天爺給我們的，給全人類的。地球的整個海洋、大氣、還有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進行排他性擁的南北極。整個海洋，除了領海跟經濟專屬區外，都是公共性的，還有很多我們目前不太瞭解的深海，更不用說外太空了。
怎麼好好地去保護這些公共領域，避免它對人類來講可能出現的一種悲劇性的生態失衡，然後節制濫用，能夠做更好的管理跟分配或者至少是共用，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但這卻是無可逃避全球議題。
人類的經濟活動、消費活動，已經讓地球沒辦法負擔了，以前我們認為海洋無限寬廣，不管倒多少廢水，倒多少重金屬，排多少廢油都無所謂，它自己會稀釋掉。然而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人類在很多方面已經破壞整個海洋生態平衡。
一方面，很多國家對這些問題無能為力。另外一方面，技術先進國家還試圖藉助自己技術先進，佔用更大的利益。比如知道魚群在哪裡，所以可以捕獲更多的魚，知道石油天然氣在哪裡，然後趕緊開採。不只是自掃門前雪了，而是非常自私自利的攫取、掠奪跟濫用。
第二，在國家和國家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文明跟文明之間如何實現和平共處，並且保障彼此的發展機會。我們雖然講和平與發展，但我們還沒有一個真正穩定、基於規範、多種文明共生共榮的安全秩序。聯合國雖然存在，但是安理會基本上是殘廢的、癱瘓的。
因為少數國家，可以完全不理會聯合國憲章和安理會職權，可以單邊地發動軍事侵略或者推動他國政權更迭。這在基督教國家與回教國家之間尤甚，文明之間的衝突非常讓人擔憂。
還有是如何維持全球化的動力，因為整體來講，它為人類社會創造出一種巨大的經濟紅利，但是它不應該只是完全為資本服務的遊戲規則。所以它本身一定要做改革，否則逆全球化的政治風暴會繼續蔓延。
所以，如何去調整全球化的路徑跟規則，也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全球經濟問題，尤其要節制跨國企業，特別是它的市場壟斷力，而且還要讓它能夠承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另外就是要把全球化的動力跟促進包容性增長這個所有國家的迫切需求結合在一起，讓全球化的社會支援基礎能夠更夯實。
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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