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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3
用「裂變」形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道出了其中最為重要的特徵。四十年間，中國在各種領域、各個層面不斷重構和再建，新的範式、新的秩序、新的形態被樹立。而曾經極左封閉的中共，也在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發生顯著改變，逐漸有了更多法治和制度化的現代色彩。
國際格局的裂變
已故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說過，改革開放使中國命運徹底跳出了近代以來的「下降通道」，中國改革，最複雜也最成功。誠如斯言，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中國國運，讓世界格局因應中國崛起出現冷戰以來最重大改變。
改革開放前，中國儘管是個體量龐大的國家，但實力與美國、蘇聯相差懸殊，受制於美蘇冷戰格局，不得不在雙方之間選邊站，先是建政初期一邊倒地追隨蘇聯，後來與蘇聯交惡後又轉而聯合美國。早期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奉蘇聯為上國，處境尷尬而被動。1950年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本來就有拜碼頭、認大哥的含義，結果還是遭到冷遇，除了第一天得到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歡迎和接見之外，基本上都是「關在房子裏睡大覺」。三年後史達林逝世，中國不僅連續三天在全國降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宴會和娛樂活動，還在北京舉行了60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彼時中國將蘇聯奉為上國的無奈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後來中蘇決裂，毛澤東雖然積極介入全球治理，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但在美蘇爭霸的國際格局中，中國終究還是屬於邊緣性角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全力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和改善關係，尤其是與美國建交，並獲得認可，為自身發展創造了良好外部環境。1989年東歐劇變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在全球陷入空前低谷，中國的處境更是尷尬和被動，鄧小平由此不得已提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反對強行出頭，注重積蓄力量，立足於長遠。1995年至1996年台灣危機時，李登輝出訪美國踩到北京的底線，北京也做了一些軍事準備，結果卻因美國派了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而不了了之。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綜合國力急劇增長，這種被動隨之發生改變。尤其是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日益成為引人關注的全球大國，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在台海，就像2017年底《紐約時報》在《中國陰影下，黯然失色的台灣軍事》一文所言，如果美國進行幹預，「就要面對更加強大的中國軍隊」，中國的彈道導彈「可以威脅到美國的航空母艦」。由於中國實力不斷增長，美國有日益被擠出西太平洋之勢。在南海，中國不斷趨向積極有為，強化軍事存在。在朝鮮核問題上，中國如鴨子劃水般發揮不動如山的幕後作用。在區域和世界治理上，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亞投行（AIIB），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國際秩序和治理結構的變革，提出構建超越民族和國家局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成為國際社會主義新旗手。
近年來，「中國模式」成為國際輿論的新議題，一些西方精英主動提出「北京共識」，以此來與昔日風光無限、現今卻遭遇困境的「華盛頓共識」相提並論。這些都讓G2中美共治之說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現實。
改革開放的未竟挑戰
當然，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除了取得驚人的成績外，亦滋生許多矛盾，尚面對著諸多挑戰。在政治層面，進入鄧小平時代後期，由於趨向分散主義，中央權威遭到高層政治的結構性弱化，出現「九龍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危機。所以當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他就在倡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與依法治國的同時，大幅度強化中共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四個意識」，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空前強化了中共黨的領導，特別是他個人的權威。
這一改變儘管有現實需要，但又難以避免地啟動了中共一直以來的威權弊端，政策創制和實行變得容易寧左勿右和用力過猛，甚至每每扭曲中央精神，造成「高級黑」困擾。這其實也反過來說明，中共仍然受封建專制情愫和原教旨社會主義的影響，需要在維護「黨的領導」與核心權威的同時，以更大魄力防止「左」，持續去專制，加快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將「第五個現代化」和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在社會和言論層面，由於近年來中共加速向傳統政治和意識形態回歸，致使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公民社會被限縮，大量非政府組織（NGO）陷入困境，言論空間更是日趨收緊，甚至步入寒冬。對中共來說，雖然在社會轉型時期保持一定程度的管控有其現實需要，可若超出限度，必然窒息社會活力和創新，降低政策糾錯能力，引發民憤。因此，中共應及時扭轉過去幾年公民社會和言論管制被限縮的局面。
在歷史問題上，改革開放由於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過程，故難以避免地走了一些彎路，曾造成前後兩任總書記被罷免，釀成「六四」悲劇。對於這些，中共應該本著唯物主義政黨的實事求是態度，坦誠面對歷史，總結教訓，尤其要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給世人一個公道說法，打開心結，從而卸下包袱，輕裝上陣。
在經濟層面，一方面是過去多年片面追求增長速度，釀成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問題，另一方面中國貧富分化和區域發展不均衡持續加劇。2017年中國基尼係數為0.467，超出0.4的警戒線；2017年上海、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58,987.96元、57,229.83元，甘肅、西藏卻只有16,011元、15,457元。北京大學曾在《中國民生發展報告》中指出：「處於財富頂端的1%的家庭擁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對此，今天中國既要繼續轉變發展模式，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又要重建分配正義，解決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短板，讓社會主義的公正價值實至名歸。
在對外關係層面，由於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民族主義情緒隨之興起，其中不乏一些人由自信滑向自負，淪為盲目自大的民粹主義。這種情況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前極為嚴重。當時「厲害了，我的國」和「中國已經全面超越美國」的論調盛行一時，許多人像打了雞血一般亢奮不已，自我膨脹，嚴重刺激到美國精英階層本就存在的戒懼之心，給中國外交帶來不必要的困擾。應該看到，狹隘的民粹、民族主義完全脫離現實，與國力嚴重不匹配，背離了「滿招損、謙受益」的經驗教訓和中國人內斂謙虛的民族性格，是對外關係上的「高級黑」，必須時刻予以警惕。
為何改革開放能成功
然而瑕不掩瑜，改革開放的成績才是主要方面，足以稱之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乃至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成功改革。中國經濟學家許小年曾有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中國歷代變法為何只有商鞅和鄧小平成功了》，他通過梳理自兩千多年前先秦時期迄今的改革歷史，得出結論稱，古往今來那麼多變法改革，唯有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和鄧小平改革開放獲得成功。那麼，令人深思的是，改革開放為何能成功？
一是因為改革開放契合時代潮流和歷史大勢。任何改革的成功，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時代潮流和歷史大勢。商鞅變法的成功和王莽改制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皆因如此。同樣道理，改革開放的成功與文革結束後全社會求變和尋找出路的氛圍密不可分。而改革開放實行的市場經濟改革、簡政放權和有序開放國門，調動農民、工人、企業家和官員的積極性，又恰恰符合世界歷史發展至今的社會規律。
二是因為改革開放有精英共識、廣泛的民意支持和傑出的改革領導者。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是利益再生產和分配，牽涉甚廣，無一例外會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因此成功的改革從來都不是唱獨角戲，而是在傑出改革者的領導下，儘可能尋求起碼的精英共識、民意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如此，當時既有經驗豐富、實用主義導向、權威正盛、擅長調和左右紛爭的鄧小平作為領導者掌舵，又有一大批經歷文革慘痛教訓後積極尋求改革的精英助陣，更有急切渴望過上富裕、美好生活的廣泛民意支持。而改革開放後所取得的歷史性成績，讓所有中國人都能獲得或多或少的益處，生活水準發生質的提升，有非常強的獲得感，這又反過來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
三是因為良好的外部契機和中國人的勤奮。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前後，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發展潮流。當時的美蘇冷戰結構又給了中國發展空間，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遏制蘇聯而選擇聯合中國，甚至幫助推動中國現代化。再加上彼時世界的產業轉移趨勢，遂造就了中國崛起的契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正是抓住了這樣難得的歷史機遇。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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