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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8
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常有人問起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當他們得知大部分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時，都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這是中國的實際，並且至少已經存在了兩三千年。不過他們大概並不瞭解，雖然中國人大多沒有宗教信仰，卻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沒有信仰。
近來儒家學說得到主流肯定，於是有人聲稱中國人在歷史上都信奉儒家學說，信仰孔孟之道。翻開歷史，表面上似乎的確如此。特別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鴻儒，下至吏員生童，甚至販夫走卒，無不崇奉孔孟，講究三綱五常、仁義道德。實際上，真正的純儒少而又少，絕大多數人只是打著孔孟的旗號，內心什麼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報應，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個能自欺欺人的解釋，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試。
至於在民間，尤其是在漢族地區，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親、師都拜，還有極其廣泛的實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或稱土地公公）、城隍，家門口有門神，灶頭有灶神，理財有財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觀音，驅蝗求劉猛將，養蠶祝蠶花娘娘，治蛟找許真君，航海靠媽祖，還有風伯、雨師、雷公、電母、河神、海龍王、閻羅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職，簡直無所不包，應有盡有。一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禍福，無不有相應的神或鬼督察照料。儘管表現形式不同，具體內容各異，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對因果報應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果說一時見不到效果，那是因為“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所以祈求者完全可以“今世不修修來世”，在下一輩子得到彌補。
中國早期的鬼神信仰、多神信仰沒有能發展成宗教，本土產生的道教先天不足，外來的佛教越來越與中國本土文化和社會結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君主制度過於強大。皇帝作為"天子"體現了天命和天意，天則通過太陽黑子、日食、彗星、地震等各種天象和災異顯示自己的意圖和警告。皇權與佛、道、儒、鬼神早已合為一體，即使偶有衝突，如官府對某些民間崇拜的禁止、對某些宗教活動的取締，也沒有影響這種廣泛的結合。改朝換代或皇權的盛衰並沒有改變這種格局，反而會產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廣泛。例如，滿族入主中原後，不僅全盤承接了明朝的格局，還密切了與藏傳佛教的關係，加封了班禪額爾德尼。對外來宗教，只要它能服從皇權，主動適應中國的狀況，就能得到容許，並為進一步傳播獲得空間。如利瑪竇等擅自修改教規，宣稱天主教與儒家學說暗合，容許信徒保持對君主、祖宗、孔子等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僅能在明朝生存，還贏得包括大學士徐光啟在內的一批高官和社會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國有了傳播的基礎。
一種信仰能夠在如此廣大的範圍內得到長期延續，證明它適應了中國社會和民眾的需要，無疑對中國社會的穩定和傳統的延續起著積極作用。儘管從秦始皇開始，中央集權制度建立起來並逐步鞏固，越來越具體和深入，但直到民國年間，政治權力的作用一般僅延伸到縣一級，在發達地區才能延伸到部分鎮、鄉。法律條文堪稱嚴密，但也無法貫徹於基層。中國式的信仰恰當地填補了這些空白，與宗族、鄉紳結合，在日常動作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時的鄉村、山區、邊遠地區根本沒有任何行政或軍事機構，有的連保甲、鄉丁一類治安人員也沒有，更沒有無所不在的員警和探頭，要殺人越貨易如反掌，而且幾乎不會得到追究，但由於多數人相信因果報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還是不敢輕舉妄動。即使盜匪也不會過分，如謀財不害命，劫財時給苦主留下保命錢。又如孝道得以長期維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學說和統治者宣導之功，實際上是信仰的震懾作用。不孝行為不僅會受到法律的嚴懲，更會招致天罰。
由於報應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續到來世，這種信仰也淡化了社會不公，緩解了貧富對立，調和了官民衝突。個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難可以解釋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註定。他人之所以擁有財富、權力、地位、幸運是由於祖上積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變這種狀態唯一的途徑是從此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為本人修來世，為子孫積德。否則，下一輩子依然做牛作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貪官、為富不仁、怙惡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遙法外，生前享受榮華富貴，到了陰曹地府也會受到應得的懲罰，並且比人間的刑罰更加嚴酷。
神道設教固然不可避免造成迷信，甚至導致愚昧，但在中國歷史上的積極作用顯而易見。即使是在天災人禍頻繁、分裂割據不斷、行政機構癱瘓、雞犬之聲絕跡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還不願或不敢突破倫理道德的底線，儘量避免傷天害理的行為，或者還會良心發現，主要還不是靠孔孟之道，而是神道設教的效果，使因果報應的觀念深入人心。一旦這些觀念都被作為封建迷信破除，又沒有新的信仰替代，就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用之於政治鬥爭或理論爭論或許能鼓舞信心，振奮精神，增加勝算，讓普通人當作處世原則卻會造孽無窮。
政治家並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們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物件不能是神，只能是主義或領袖。但主義和領袖是具體的，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萬能。如果說主義還能通過不斷地修正或發展使之長期保持神聖的話，領袖畢竟是人，總不能與時俱進到只有優點沒有缺點，還得始終擁有常人所沒有的能力和魅力，於是只能將領袖造成神。
政治信仰的確能起作用。且不說革命中的千辛萬苦，就是內部的路線鬥爭或從未間斷的什麼鬥爭，按照常理無論如何是無法接受的，但信仰不需要求證，只要堅信其正確就行了。主義不會錯，錯的是有人沒有按主義辦。領袖不會錯，錯的都是背著領袖幹的。凡自己的想法與主義不合，那肯定是自己錯了，知識份子要檢查階級立場，工農出身者得提高理論水準。
政治信仰也不容易恢復。文革初期，我雖然已是中學教師，還是與其他“革命小將”一樣，決心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什麼事都聞風而動，唯恐跟得不緊。《人民日報》發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後，不僅夜以繼日貼別人大字報，還要引火焚身，鼓勵學生貼自己大字報。但以後學校越搞越亂，社會上更亂，出現了很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亂象怪事。以我當時的水準，也知道那些都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想不到有些事得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肯定。面對報上的白紙紅字（當時最新指示大多以紅色印刷），我還是認為毛主席不會錯，肯定是下面的人隱瞞真相，欺騙了毛主席。但毛主席明察秋毫，怎麼會上別人當呢？這種想法剛一露頭，我馬上警覺起來——這不是懷疑毛主席嗎？多麼危險！可是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再聽到毛主席給江青的信的傳達時，我終於動搖了對他的信仰——既然1966年就識破林彪陰謀，為什麼還是讓他幹那麼多壞事，還通過《黨章》將他確立為接班人？將毛主席當成神的日子從此一去不復返。
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對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最簡便易行的還是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如中國以往的神道設教、因果報應等。因為再強大的政黨和政府都無法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完全消除社會不公，也不能使每一個人避免不幸遭遇；再發達的科學技術也不能解釋自然界的一切未解之謎；再英明的領袖也不可能沒有缺點，不犯錯誤；再先進的理論也不可能指導任何實際。但宗教和神是全能的，物質上不能精神上能，今世不修來世修，此岸辦不到的事在彼岸辦得到，其他信仰能取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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