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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8
2019年11月11日，香港多個地區度過了一個“黑色星期一”。從早上開始，香港發生了一系列堵路、破壞和傷人事件：面對搶槍危險，香港員警在西灣河被迫第一次開槍還擊傷人；第一次出現香港地區的十幾所高校在當日停課的情況；第一次出現了淋油縱火燒人的悲劇，部分國外遊客也遭到襲擊（有日本遊客在彌敦道拍照就被誤認為內地人並遭毆打）。全天香港超過60人受傷，其中被燒傷者情況危殆；受暴力事件衝擊，香港高等法院等機構和許多商家被迫提早關門，恒生指數一度重挫800點。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北大法學院教授強世功的文章《帝國的技藝》。強世功教授曾于2004-2007年在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工作，並著有《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在本文中，強教授分析了大英帝國在殖民地區撤退時的戰略精髓：“培養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誠，實現幕後遙控；培養民眾的獨立公民意識，實現分而治之。”“表面上宗主國採取民主化進程逐步放棄直接行使殖民統治權，但另一方面將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精英推向領導地位，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其經濟和戰略利益。這種漸進撤退的“非殖民化”，就變成以退為進的“再殖民化”。”
—本文轉載自“活字文化”。
帝國的技藝
本文原載《讀書》雜誌2007年第11期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2003-2007年被借調到香港中聯辦做研究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1990年），北京大學法學碩士（1996年）和法學博士（1999年）。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和憲政理論，著有《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與富勒論戰》和《超越法學的視界》、《立法者的法理學》等。譯著有《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等。
十九世紀被霍布斯鮑姆稱之為“帝國的年代”，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時代，大英帝國就是十九世紀全球政治的象徵。然而，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十九世紀的全球政治體系，催生了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新秩序。在這一國際新秩序的形成中，帝國政治家邱吉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說美國在國際政治問題上一直在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與希歐多爾·羅斯福的現實主義，或在威爾遜的世界主義與亞當斯的孤立主義之間徘徊，那麼，對於英國政治家而言，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是其唯一的政治傳統，他們時刻將英國的利益(尤其長遠利益)作為政治的最高宗旨。
此時的邱吉爾已意識到大英帝國的衰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力緩解其衰亡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護英國的利益。就此而言，邱吉爾的高明之舉並非抑制印度獨立和拒絕歸還香港，而是一九四七年著名的“鐵幕”演說，其目的是挑撥蘇聯和美國在“二戰”中的合作關係，創造出“冷戰”局面，迫使新興的美國與英國結盟，利用美國的力量來維持大英帝國不至於徹底崩潰，利用美國對抗蘇聯的力量來壓制殖民地解放運動。
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的反蘇聯、反共產主義的演說，運用“鐵幕”一詞之意攻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用鐵幕籠罩起來”，因此此演說被稱為“鐵幕演說”。鐵幕演說也被認為是正式拉開了美蘇冷戰的序幕。之後，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主義”出臺，標誌著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正式開始
儘管如此，整個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使得全球整體形勢有利於蘇聯而非美英，尤其一九五六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行動的失敗，標誌著大英帝國開始走向崩潰，因為蘇伊士運河是大英帝國維持整個遠東殖民地的軍事和商業通道。從此，大英帝國在暮氣沉沉中走向沒落，進入了所謂的“非殖民地化時期”，殖民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政治體系開始走向結束。一九六七年，英國殖民地部被取消，人員併入了外交部，後來連共和國部也併入了外交部，從此英國思考的是如何從殖民地撤退。
說到帝國，人們常常想起的是羅馬。羅馬的輝煌塑造了歐洲文明，其漫長的衰落過程猶如落日餘暉，令人驚歎。相比之下，作為十九世紀“日不落”帝國，英國的衰落多少顯得有些沉悶。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兩個帝國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羅馬帝國作為一個大陸帝國，承載了古希臘文明、基督教文明與東方阿拉伯文明的三大文明，並塑造了西方現代文明，共和、主權、混合憲法、自然法、萬民法等等這些重要的現代政治概念都來源於羅馬。
相比之下，大英帝國形成的原動力並非文明的力量，而是商業的力量，是資本主義的力量。資本主義商業從興起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英國的烙印，帝國的海洋性質，以至於陸地國家與海洋國家在十八世紀以來，成為歐洲思想家思考封建與資本主義、君主專制與憲政、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政治基礎。
大英帝國的殖民版圖
正是這種海洋帝國的思維模式，使得大英帝國對於如何經營北美這片大陸殖民地缺乏經驗，他們按照商業邏輯將北美作為攫取財富的對象，繁重的賦稅導致了北美獨立和大英第一帝國的失敗。帝國思想家柏克在反思北美政策的《美洲三書》中清晰地反映出了這種思路，即不是依賴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依賴商業利益和文化認同上的忠誠紐帶進行遙控。對於善用軍事征服和法律治理的羅馬帝國來說，這無疑是完全陌生的概念。而這種思路確被成功地運用到經營印度殖民地。帝國殖民者在這裡不僅採取“間接統治”的手法，而且帝國將英女皇宣佈為印度女王，這既樹立了殖民地臣民政治效忠的物件，也利用帝國的優勢在民主化的時代中成功地保留了君主體制。
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12-1797.7.9）是18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義政治理論家。在柏克的政治生涯中，他與英國當時的北美殖民地有著特殊的關係，他是紐約殖民地在英國議會中的代理人，並為捍衛其所代表的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不遺餘力，這也為日後他的思想與保守主義在美國的傳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就美洲政策方面，他的《論美洲稅法》（1774年）、《論與美洲殖民地和解提案》（1775年）和《就美洲事務至布里斯托爾長官書》（1777年）都呼籲下院不要堅持向殖民地課稅的主權，而要考慮按照他們最近採用的方式行使稅權時所帶來的後果。
這不能不讓我們佩服帝國政治家的智慧。當年，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矛盾最激烈的要數老牌工業國英國了，恩格斯專門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來宣傳社會主義，然而，社會主義運動在英國毫無起色，倒是把歐洲大陸搞得神魂顛倒，其中一個秘密就在於通過宣佈英女王為印度女王來凝聚英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開拓海外殖民地。
英國取得印度大陸，為其提供了一個建立大陸帝國的希望。有人建議帝國應當遷都德里，然後再殖民伊朗和中國西藏，這樣就會取得地緣政治的大陸心臟地帶，建立統治全球的帝國，這是英國一直染指中國西藏和雲南的原因。然而，慣于海洋思路的英國人，最終沒有採取大陸帝國的思路。畢竟資本家的商業利益在海洋貿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貧瘠的大陸。
於是，環顧英國殖民地，大英帝國簡直就是一個島嶼的收藏家，把海洋中鄰近大陸的島嶼作為殖民的首選對象，編織了遍佈全球的商業殖民網路。這無疑是一個精明的商業策略，即可以利用島嶼與大陸的商業關係，取得大陸上一切商業利益，但卻不需要像羅馬帝國那樣，承擔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討好的治理陸地殖民地的政治責任。
如果說大陸帝國征服之後要承擔起治理的責任，大英帝國則如同吸血蟲一樣通過商業的管道汲取大陸的資源，但不需要承擔任何政治或道義責任。就這一點而言，大英帝國毫無羅馬帝國的氣象，毫無政治使命感和文明抱負，和愷撒、屋大維這些具有偉大文明抱負的羅馬皇帝相比，邱吉爾、迪斯累利等帝國政治家充其量是精於打算、損人利己的可恥商人。
本傑明·迪斯雷利，猶太人（1804年12月21日 – 1881年 4月19日）英國保守黨領袖、三屆內閣財政大臣，兩度出任英國首相。在把托利黨改造為保守黨的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在首相任期內，是英國殖民帝國主義的積極鼓吹者和衛道士，大力推行對外侵略和殖民擴張政策。他的名字是同英國殖民帝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還是一個小說家，社會、政治名聲使他在歷任英國首相中佔有特殊地位。
大英帝國這種政治精明不僅體現在帝國的建立過程中，更體現在帝國解體的撤退過程中。如果說建立帝國取決於時代的機緣，維持帝國統治則是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堅韌不拔的意志，那麼能讓帝國榮耀的解體，無疑是一項高超的技藝。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經歷了被迫撤退到主動撤退的轉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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