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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
【編者按 】作者王文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本文刊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年第4期，原標題為《論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源起、現狀與未來》。本文於觀察者網發佈後，閱讀量突破15萬+。
只看到機遇，不注意風險，就有可能盲目樂觀、一失策倒退數年；只防範風險，不把握機遇，也有可能止步不前、錯失良機。
本文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年第4期上的版面截圖
【核心摘要 】
- 剖析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的源起、現狀與走勢，對認識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環境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推進下一輪的深化改革與全面開放也具有極高價值的指導意義。
- 冷戰結束以來，中共中央對國內外環境的戰略機遇思考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其一，“戰略機遇期”研判的洞察醞釀期；其二，“戰略機遇期”研判的政策成形期；其三，“戰略機遇期”研判的維護延長期。
- 近年來面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增長放緩，中美矛盾加劇，加之一些執行部門與地方政府對“風險”“安全”管控絕對化、機械化，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多重影響因素使不少民眾對未來投資與發展前景的信心減弱。一些人開始懷疑“戰略機遇期”是否還存在，甚至有人認為“重要戰略機遇期”已提前結束了。
- 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至少有四個方面的重要戰略機遇：
- 一是在可預測的將來，美國自身將長期處於政治大分裂、經濟大停滯、社會大衰敗與話語大失信的狀態，在客觀上形成對中國崛起相對有利的戰略境況。
- 二是西方國家間分裂、內部矛盾惡化，客觀上為中國突破西方大封鎖、化解西方對華“新冷戰”之勢提供了縱橫捭闔的戰略空間。
- 三是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新興經濟體長期制衡與牽制美國霸權的地區影響力，為中國建立溫和、靈巧的對外關係創造了更多騰挪的戰略時間。
- 四是中國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的“彎道超車”，使中國有史以來首次在工業革命浪潮中站在世界的最前沿，進而創造了技術與資本“虹吸效應”般的戰略動能。
- 從內部環境看，中國至少也有四個方面的重要戰略機遇：
- 一是不斷增強的黨中央權威與党的領導力為中國下一步重大改革與開放政策的出臺與落實，提供了他國無以比擬的戰略能力。
- 二是經濟規模巨大、發展餘地大的可能性不斷被激發，使中國持續發展具備他國無以比擬的戰略潛力。
- 三是中國人嚮往美好生活的意願變得更為堅定，使中國未來高品質發展具備源於社會基層的戰略動力。
- 四是中國人近年來持續提升的道路自信以及不斷與內外部風險鬥爭的經驗積累，為未來沉著應對各類風險與挑戰培養了大量戰略人才。
- 近代中國“在喪失機遇中遭遇風險”與現代美國“在機遇把握中稀釋風險”的兩個正反經驗提醒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在離實現目標最近的時刻，防範風險與把握機遇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看到機遇，不注意風險，就有可能盲目樂觀、一失策倒退數年；只防範風險，不把握機遇，也有可能止步不前、錯失良機。
- 各級黨委政府在強調防風險、抓安全的同時，應適當理性與客觀地講講“戰略機遇期”，這不是對局勢的盲目樂觀，而是對未來具有針對性鼓勁，不僅有助於寬鬆政策細節、重燃發展激情、釋放經濟活力、回升社會預期，更能推動當前中國的國家事業轉型與升級。
- 面對外部現有霸權國對中國崛起的高度焦慮之心與全面遏制之勢，我們更需要有統籌國內國外、泰然處之的戰略底氣與定力，並通過全方位開放政策化解之。這就需要在對外人員交往、金融開放、中外合作、吸引人才等領域加快制度完善，推動改革落實，採取更多相對積極、相對寬鬆的政策。
- 中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基礎，要立足於14億人的國內市場，更要著眼於75億人的世界大市場，應抓住後疫情時代全球資源處於低成本窪地、亟須並購整合的重要戰略視窗期。在這一方面，歐美國家及日本的企業與機構在全球的佈局經驗是值得借鑒的。
｜正 文｜
在中美博弈加劇、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衝擊的背景下，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是否仍存在，成為許多人的困惑。
對此，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都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這一表述是中共中央繼2002年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之後，再次對新時代下中國發展環境作出的重大戰略研判，為未來一段時期的中國發展與對外交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剖析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的源起、現狀與走勢，對認識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環境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推進下一輪的深化改革與全面開放也具有極高價值的指導意義。
01
“戰略機遇期”的思想溯源與政策延承
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有辨識與抓住戰略機遇的豐富經驗與偉大實踐。從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準確判斷全域、扭轉戰略態勢、最終奪取全國勝利，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抓住美蘇矛盾取得戰略突破，善於把握並利用戰略機遇，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歷史關口審時度勢、取得事業進步的關鍵。
冷戰結束以來，中共中央對國內外環境的戰略機遇思考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
其一，“戰略機遇期”研判的洞察醞釀期。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處在新的重大歷史關口，國內外形勢變化難以捉摸。鄧小平站在歷史新高度審視時局並作出了重要論述。
1990年3月，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世界上矛盾多得很……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善於把握。”他還指出，國際上會有比較長時間的不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和平環境，“……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要喪失時機……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
1990年12月，鄧小平再次就“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提出：“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
鄧小平關於“機遇”“時機”的思考以及對國內外實際情況的精准分析，對黨的十四大召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開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現在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既有挑戰，更有機遇，是我們加快發展的好時機。”
黨中央通過準確判斷國際形勢與中國國內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關係指導方針與對內發展政策，持續推動中國此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準的飛速提升以及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快速上升。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舉行（資料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其二，“戰略機遇期”研判的政策成形期。
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中首次提出“戰略機遇期”的概念。當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採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提法：“綜觀全域，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此後，中央決策層均沿用了這個提法，且對內外挑戰嚴峻性的重視也不斷加強。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表述道：“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要抓好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求真務實，銳意進取，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
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研判沒有變，但對“機遇意識、風險意識”的強調明顯增多。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明確強調：“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
2015年10月，面對深刻複雜變化的國際國內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在党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再次明確指出：“儘管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複雜變化，我們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沒有改變。”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黨中央深刻認識到，“重要戰略機遇期”所面臨的內外部條件與環境都出現了諸多可能不利於中國發展的影響變數，而中國也孕育和積累了大量新的發展優勢。中國發展長期面臨“危”“機”共在、“內”“外”統籌、“禍”“福”雙出、“競”“合”並行的辯證關係，這類表述在黨中央的檔中頻頻出現。
由此可見，“21世紀頭20年”結束後的戰略機遇事宜開始成為黨中央的重要議題。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
2019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部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時的講話中再次明確指出：“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面臨的國際形勢日趨錯綜複雜。我們要清醒認識國際國內各種不利因素的長期性、複雜性，妥善做好應對各種困難局面的準備。”在“戰略機遇期”之前加上“仍”一字作為首碼，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事求是、沉著冷靜的戰略定力以及長期延續內外政策的戰略毅力。
其三，“戰略機遇期”研判的維護延長期。
2020年，“21世紀頭20年”結束之際，如何“維護延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被提上議事日程。党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對此表述首次加了時間狀語，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通過政策規劃的方式，採用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的同樣表述。這說明在黨中央看來，至少到2035年前“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會長期存在的。
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一書，黨中央是從國際國內環境兩方面的角度作出這一基本判斷的：“從外部環境看，作出這一基本判斷有著重要依據。……雖然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但仍總體于我有利，時與勢在我們一邊。”“從我國發展看，作出這一基本判斷有著堅實基礎。……雄厚物質基礎、豐富的人力資本、廣闊的市場空間、巨大的發展潛力和顯著的制度優勢，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堅定基礎。”
可見，從醞釀、定型再到延長，“戰略機遇期”的研判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党和國家領導人對內外時勢的敏銳觀察、對現狀的憂患意識以及對未來的前瞻思考，這對中國發展戰略的制定與預期目標的制定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戰略機遇期”的認識不僅關係到中國發展全域，更關係到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前途和命運。正是基於對“戰略機遇期”的準確研判、全面把握與精准借力，中國才能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風雲變幻、艱難複雜的國際局勢中透析有利因素，從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亞太崛起、美國遏制等國際變局的縫隙中捕捉利好趨勢，從新一代科技革命中發掘提升國計民生、推動高速增長的發展動能。
問題在於，近年來面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增長放緩，中美矛盾加劇，加之一些執行部門與地方政府對“風險”“安全”管控絕對化、機械化，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多重影響因素使不少民眾對未來投資與發展前景的信心減弱。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其中之一的“預期轉弱”就是源於人們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擔心。
隨著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國際“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此起彼伏和國內經濟發展“三重壓力”的加大，一些人開始懷疑“戰略機遇期”是否還存在，甚至有人認為“重要戰略機遇期”已提前結束了。因此，深刻認識並在社會輿論層面廣泛傳播21世紀第三個十年仍然存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推動人們理性把握當前國內外形勢、堅持深化改革與全面開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多講講“戰略機遇期”，既有助於緩解民眾的焦慮，也可能起到拉升未來預期的作用，更有助於提醒各級黨委政府、社會各界、市場主體實事求是地挖掘客觀存在的發展機遇。
02
國內外環境下中國仍將長期存在的重要戰略機遇
捕捉“機遇”是化解挑戰與風險的重要前提。
講“戰略機遇期”，不是要誤導人們不理會挑戰與風險，而是要讓人們從困難與不易中找到務實的解決之道。無論是從國際環境還是從國內現實來看，戰略機遇的存在是實實在在的，當然也需要我們正確予以把握：一方面，要客觀厘清對中國整體仍然有利的外部環境帶來的戰略機遇；另一方面，要全面挖掘中國國內發展良機仍將長期存在的重要戰略機遇。
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至少有四個方面的重要戰略機遇。
一是在可預測的將來，美國自身將長期處於政治大分裂、經濟大停滯、社會大衰敗與話語大失信的狀態，在客觀上形成對中國崛起相對有利的戰略境況。美國對華政策會不斷滋擾中國發展，但無法凝結成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的有效力量，反而還能倒逼中國國內形成團結奮進的局面。
美國兩黨嚴重分裂，二者儘管都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具有深度挑戰，但在怎麼應對、用什麼方式、遏制強度如何等問題上，並未達成共識。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後，美國先後用經貿戰、科技戰、挑撥中國周邊摩擦、人權與意識形態攻擊等多種方式壓制中國，但都未能如願。2021年，中美貿易額再創新高，對美順差擴大，多數人都認為美國對華貿易戰已失敗。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政府同樣拿不出有效應對與遏制中國崛起的辦法。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政治分裂導致制度失效、社會分裂。民主、自由、法治等美國賴以維繫的國家價值觀與政治話語受到空前的內部質疑。包括福山、雷·達利奧等政經界人士都預測，美國“否決政治”氾濫，可能在未來爆發“內戰”或國家崩潰。
2021年下半年以來，美國通脹率屢創40多年來新高，暴露了所謂“經濟復蘇”的假像。2021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約為美國的78%，中國成為過去130年以來與美國第一經濟體地位差距最小的國家。多數機構預計，未來8年左右，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從中長期看，時間仍在中國這邊。
二是西方國家間分裂、內部矛盾惡化，客觀上為中國突破西方大封鎖、化解西方對華“新冷戰”之勢提供了縱橫捭闔的戰略空間。
美歐內部矛盾激烈，尋求外交自主的法、德兩國不會拉著歐盟全面跟隨美國對華遏制政策；中東歐17國雖出現立陶宛“馬前卒”式的反華勢力，但完全不足以成氣候。
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對美國政策亦步亦趨，但鑒於在華經濟利益巨大，國內反對遏制中國政策的聲音高漲，這些國家對華政策多少呈現“表面上倒向美國、實際仍與中國交往”的“騎牆派”。中英、中日、中澳、中加貿易總額近年來連續上漲，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英文縮寫為“RCEP”）也于2022年元旦正式啟動。這些都是典型例證。
三是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新興經濟體長期制衡與牽制美國霸權的地區影響力，為中國建立溫和、靈巧的對外關係創造了更多騰挪的戰略時間。加之近9年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不僅結交了全球朋友，也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空間。
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衝突呈現拉鋸戰化，使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徹底惡化，美、俄圍繞後烏克蘭危機的博弈將長期化；土耳其、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崛起，都牽制了美國一部分精力。“一帶一路”建設重塑了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外部機遇，使中國非但沒有陷入像美國那樣到處有敵人的國際窘境，反而有像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在關鍵時刻力頂中國的許多真朋友。
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的經濟份額持續上升，2030年前後將超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議程將成為世界主流話語。無論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還是“拉丁美洲2040年遠景規劃”，抑或是號召“在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命運基礎上合力建設繁榮團結的非洲”等，“發展”已成為各國戰略的最大公約數。
無疑，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覺醒。中國主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尤其是疫情期中國在口罩、呼吸機、疫苗等物資出口與國際互助中體現的大愛，使中國越來越得全球人心。美國皮尤調查中心在全球各國的歷年調查資料顯示，中國形象的好感度多次超過美國。
四是中國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的“彎道超車”，使中國有史以來首次在工業革命浪潮中站在世界的最前沿，進而創造了技術與資本“虹吸效應”般的戰略動能。
在前三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嚴重滯後。當下的中國則在數字經濟、人工智慧、5G研發、超級計算、納米材料、載人航太、智慧城市、量子科學等多個領域都基本處在與發達國家的同一個階梯位置，有的領域甚至更為領先。
中國連續9年科研經費投入佔據世界第二，2022年有望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最新發佈的研究報告《偉大的競爭：21世紀中國與美國的較量》中明確指出：“中國科技在快速上升，在一些領域，中國已超過美國；在其他領域，中國將在未來10年趕超美國。”
綜上，就外部環境的戰略機遇看，儘管存在日益增長與變化的外部挑戰，但不得不說，大國權力結構調整期、科技浪潮領銜更替期和全球發展體系變遷期“三期疊加”，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合作、和平與復蘇是各國訴求的最大公約數，中國仍然長期處在機遇大於挑戰的重要時期。
對此，我們不能被西方輿論對華的“叫嚷”以及一些國家個別對華不友好的聲音或事件左右。中國在海外資產存量總額超過8萬億美元，外部的一些磕磕碰碰在所難免。以筆者在過去十多年對近百國的長期追蹤與對外交流的經驗看，必須自信地講，美國對華的動作與叫囂，多數還是“雷聲大、雨點小”或是堂吉訶德式的政客表演，不可能阻擋中國的長期發展。
從內部環境看，中國至少也有四個方面的重要戰略機遇。
一是不斷增強的黨中央權威與党的領導力為中國下一步重大改革與開放政策的出臺與落實，提供了他國無以比擬的戰略能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現代化的進程加快，國內各類制度不斷得以完善。通過精准扶貧、生態環保、反腐打黑、防控風險、社會治理、數字經濟、依法治國、共同富裕等重大政策的實施，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擁護、社會的團結是任何發達國家都無法比擬的。想推什麼重大改革措施，要集中力量做什麼大事，中國政府比任何時候、任何國家都具備這個制度優勢與領導能力。
二是經濟規模巨大、發展餘地大的可能性不斷被激發，使中國持續發展具備他國無以比擬的戰略潛力。
中國繼2006年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2010年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2013年躍居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2018年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之後，2020年對外直接投資和吸引外資數額均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有望在近年內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此外，中國還具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門類和工業體系，有世界最多的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即便如此，中國發展潛力仍相當大，如有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獲得大學本科教育的人數比例僅約5%、而美國卻有25%左右，等等。
只要不斷改革與開放，國內外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行業壟斷與地方保護被打破，各地城市有機更新、棚戶改造、適度超前基建全面啟動，在消費、投資、城鎮化、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的發展空間中找到新一輪增長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仍然能在未來出現新的噴發之勢。
三是中國人嚮往美好生活的意願變得更為堅定，使中國未來高品質發展具備源於社會基層的戰略動力。
相比新中國成立初期，當下的中國人更關切和在乎個人生活品質與物質水準；相比改革開放初期，當下的中國人也不願意忍受污染、腐敗與不公而換得的快速經濟增長。這使中國經濟從速度規模型向品質效益型轉變有了內生動力，使國家出臺的政策不斷推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致力於建立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的“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的經濟體系”，最終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比起1978年時中國仍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現在的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的居民年均社會消費額約4600美元，僅是美國的1/4。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約40平方米，約是1978年8.1平方米的5倍，但仍不足美國（約65平方米）的2/3。中國人均擁有小汽車僅有0.21輛，為美國人的1/5。中國城鎮化率僅57%，比起美國82%的城鎮化率相差甚遠。2021年，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已從10%提高到23%，提升幅度世界第一，但與世界森林32%的平均覆蓋率仍有較大差距。
四是中國人近年來持續提升的道路自信以及不斷與內外部風險鬥爭的經驗積累，為未來沉著應對各類風險與挑戰培養了大量戰略人才。
近10年來，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有效應對黨內腐敗、生態環境惡化、社會分化、精准扶貧、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內部深度矛盾，成功化解了經貿戰、科技戰、邊境摩擦、人權與意識形態壓制，以及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一系列來自美西方霸權勢力的外部壓力，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幹部受到洗禮而提升本領。從可預見的將來看，逐漸成為社會中堅層的“90後”“00後”對中國共產黨、對走中國道路也空前自信。下一代人愛國、愛黨的比例更高。
綜上，對內部戰略機遇期的客觀挖掘，不是說要回避當前的風險、挑戰與國內問題，而是說當前中國自上而下、自裡到外、自近及遠無一不蘊含著應對風險、挑戰與問題的底氣，我們對改革與開放的步伐還可以更加快、思想還可以更解放一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党依靠鬥爭創造歷史，更要依靠鬥爭贏得未來。”面對百年變局下的挑戰與風險增多，我們不必談“風險”“挑戰”而色變，更不必怕“風險”“挑戰”而止步不前。風險、挑戰、問題是永遠存在的，我們要常懷遠慮、居安思危，也要時刻保持對戰略機遇期的捕捉、維護與延長。
03
中國維護與延長戰略機遇期的路徑思考
剖析重要戰略機遇期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存在的諸多國內外依據，並不是回避對日趨複雜、不穩定性明顯增加的國內外環境的深度研究，更不是無視當下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化逆流、世界格局動盪、和平遭受威脅的複雜外部環境。
相反，總結此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現實啟示並堅信重要戰略機遇期仍在延長，是推動全黨全國進一步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需要，也是未來進一步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勝利的需要，更是始終把握新時代新征程中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權、增強錨定既定奮鬥目標與意氣風發走向未來的勇氣和力量的需要，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縱觀近現代史，中國至少兩次錯過重要戰略機遇期。
15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明朝皇帝曾最早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卻未將海外開拓轉化為國內財富增長、思想啟蒙與技術革命的動力，反而此後回歸內向型發展，最終錯失原本能在中國最早實現人類近代以來文明升級的大好戰略機遇。
19世紀下半葉，清末洋務派曾提出“師夷長技”的主張，發動洋務運動，卻在與保守派的爭鬥中失敗。此後清廷不思變法、盲目排外，接連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失利，再次錯失良機，最終成為落後挨打、被外國列強瓜分勢力範圍的對象。
清末江南製造總局槍子南廠機器房內部（資料圖）
從美國20世紀崛起的歷程看，美國既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巧妙地加入協約國集團而成為戰勝方，還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被偷襲後改變“孤立主義”政策轉而成為反法西斯主義領導國；既能在歷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均率先復蘇，還能在冷戰中精巧地與蘇聯展開軍備競賽而最終勝出。美國從世界偏安一隅的小國崛起成全球霸主並保持130多年全球第一經濟體的重要經驗是善於抓捕戰略機遇、善於在機遇把握中稀釋風險。
近代中國“在喪失機遇中遭遇風險”與現代美國“在機遇把握中稀釋風險”的兩個正反經驗提醒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在離實現目標最近的時刻，防範風險與把握機遇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看到機遇，不注意風險，就有可能盲目樂觀、一失策倒退數年；只防範風險，不把握機遇，也有可能止步不前、錯失良機。
風險與機遇的辯證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大黨仍風華正茂的重要經驗。回顧中國共產黨成長、成功的百年進程，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勝利，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在相當大程度上就是黨不斷防範化解風險、辨識捕捉戰略機遇的進程。因此，以史為鑒，至少有三點值得當下中國思考。
第一，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積極塑造復蘇機遇。
2022年春，中國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復，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許多受到疫情衝擊而遇到困擾甚至出現短暫休克的產業、行業都面臨重新佈局、重新拓展的機遇。
宏觀上多講“戰略機遇期”，將會促進個體、企業、機構採取適度超前擴張政策，比如，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適當寬鬆的貨幣與信貸政策、適度前衛的消費行為、適度風險的投資舉動等，進而保持社會各個領域的中高速增長，彙集推動國家實現“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綱要”的力量。事實上，2022年“兩會”將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設在5.5%，這本就是兼顧風險與機遇的務實之舉。
對於現在媒體輿論中專家、學者、“大V”所談的風險，我們需要澄清一個問題，即中國只要保持中高速的發展，如債務、信貸、投資等一些風險就是擔心出來、想像出來的。
面對新時代以來中國發展內外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我們需要堅信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是客觀事實，需要積極把握好機遇期並在社會輿論上作正確引導。
具體而言，各級黨委政府在強調防風險、抓安全的同時，應適當理性與客觀地講講“戰略機遇期”，這不是對局勢的盲目樂觀，而是對未來具有針對性鼓勁，不僅有助於寬鬆政策細節、重燃發展激情、釋放經濟活力、回升社會預期，更能推動當前中國的國家事業轉型與升級。正如“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綱要”中所指出：“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於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前進。”
第二，敢於並善於對外鬥爭，保持開放戰略定力。
近年來，大國博弈激烈，中國與一些西方勢力尤其是對美鬥爭頻繁。美國還將中國視為“唯一既有意願，又在經濟、外交、軍事、科技上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多談“戰略機遇期”，不僅是理性看待外部風險與挑戰的重要體現，而且是堅持戰略定力的重要依據，還是引導全民開放視野、放平心態、做好自己的事情的重要動力，更是要努力從這些困境與挑戰中尋求突破的重要思維路徑。
對外鬥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無論是在政治、外交、意識形態領域，還是在金融、經貿、話語權領域，對外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目標都是應對當下挑戰，化解內外矛盾，推動內外合作，實現民族復興。
對於影響中國崛起的最大外部變數——美國，我們需要保持“平視”之心態，雖然目前的美國很難成為中國朋友，但我們也不必將其推到敵人位置。當然，在敢於對外鬥爭的同時，我們還要提升善於鬥爭的能力與靈活性。
面對外部現有霸權國對中國崛起的高度焦慮之心與全面遏制之勢，我們更需要有統籌國內國外、泰然處之的戰略底氣與定力，並通過全方位開放政策化解之。這就需要在對外人員交往、金融開放、中外合作、吸引人才等領域加快制度完善，推動改革落實，採取更多相對積極、相對寬鬆的政策。因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
中國越開放越強大，就越要保持擁抱、融入與引領世界的態勢，保持國內發展的穩中求進。可以說，沒有任何外部勢力能夠阻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三，挖掘改革創新紅利，探索在全球拓展資源與市場。
當下的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有能力獲取全球資金、資源、人才、資訊並使之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比任何時候都有能力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智慧與方案。把握“戰略機遇期”，既需要我們在國內不斷挖掘“改革紅利”與“創新紅利”，也需要多從全球範圍配置更大資源與更大市場，在國際化、數位化、綠色化、優質化等方面尋找更強的增長活力。
中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基礎，要立足於14億人的國內市場，更要著眼於75億人的世界大市場，應抓住後疫情時代全球資源處於低成本窪地、亟須並購整合的重要戰略視窗期。在這一方面，歐美國家及日本的企業與機構在全球的佈局經驗是值得借鑒的。
為此，需要進一步釋放社會活力、解放思想，實現深化改革與全面開放“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不斷增強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從而有利於開創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總而言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戰略機遇期永遠屬於時代的勇敢者、奮鬥者與探索者。當然，在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與戰略機遇期的兩期交匯下，中國發展中的機遇與挑戰仍將長期存在。
在當下關鍵時刻，不斷保持進取之心，抓住機遇，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居安思危，保持戰略定力，中國將一定能實現民族復興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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