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載自 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2/9/2
“聚焦臺灣”專題
1987年，陳映真受臺北刊物《海峽》的邀請，對當時返台的旅日經濟學家劉進慶就臺灣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專訪，題為“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劉進慶（1931-2005）是最早對臺灣戰後經濟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其影響深遠的論著《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成型于他在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劉進慶在該書中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框架，對臺灣戰後的社會性質作出了“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判斷，而與這種社會相適應的“官商資本”則佔據著支配地位。
在劉進慶看來，在當時日益富庶的消費生活表像下，臺灣資本主義卻始終保留了某些“前近代”特徵，是低級的資本主義。這使它與其對標的美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產業水準偏低，公營企業經營無效率，民營企業對於高新科技研發的投入意願弱，並伴有資本外逃的傾向。在1980年代末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劉進慶堅信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批判，需要以整體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前提。從今天的視角看，1980年代臺灣解嚴與民主化進程，確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做了解綁，但這反過來並未給臺灣社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是低級的“資產階級的專政”。
就劉進慶當年分析中所存在的誤判（最顯著的就是他未能預料到如台積電等高新電子產業的崛起）及其思想亮點，本號特請任教于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學者邱士傑作點評。邱士傑博士是二十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與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研究專家，他也是《戰後臺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的作者。特此感謝邱士傑博士的薦文與評述！
延伸閱讀：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
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陳映真 X 劉進慶
▌從中心—邊陲理論來看，臺灣是以美日為中心的邊陲經濟
Q 臺灣在日據時代通過日本殖民主義而編入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戰後則通過美國而進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目前臺灣是在美、日經濟圈中從事生產與再生產。臺灣從殖民地經濟轉換到目前“半邊陲”國家的經濟，使臺灣戰後經濟呈現哪些問題？
劉進慶：臺灣經濟在日據時代，不用說，完全是一個殖民地經濟。戰後，在美國為首的全球性反共戰略體制下重建它的經濟體制。雖然現在的臺灣經濟，政府方面說它是民生主義經濟，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說法，實際上它已經是一種資本主義經濟。比如說，民生主義經濟有兩大綱領，一個是「平均地權」，另一個是「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前面一項只做了一半：農村土地改革做到了，但城市地權改革沒有做。後面一項更是離譜，二十餘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發展私人資本，節制國家資本」模式的發展，與民生主義經濟背道而馳，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因為臺灣經濟受到以美歐日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戰後臺灣的政治經濟條件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是民生主義綱領也抗拒不了世界形勢。既然採取開放政策、引進外資、促進出口，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就難免受到美歐日跨國企業全球性國際分工體制的安排。今天的臺灣經濟已成為美日資本主義的週邊加工貿易基地。如果從中心-邊陲理論來看，臺灣是以美日為中心的邊陲性經濟。所以說，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它的資本主義化具有邊陲性的性格。
Q 1950年開始的冷戰分裂構造對臺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什麼影響和特質？
劉進慶：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跟1950年的國土分裂、反共政策和東西冷戰體制是息息相關的。戰後，大陸國共內戰接踵而起，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中國存在兩個政府，以台海為界，國土分裂。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馬上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海以防止中共攻台，從此臺灣與大陸分隔的局勢固定下來。臺灣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單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在此以前，臺灣光復之初，日人在台財產全歸國有，當時全部產業的八成是公營，貪官污吏橫行。日帝戰時的統制經濟，國民政府全盤繼承下來，在經濟體制上，可說是開倒車，實質上它既不是民生主義經濟，更不是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經濟，而是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的半封建性經濟。從臺灣光復到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這一期間，臺灣經濟與大陸連在一起，因此不斷地受到當時大陸政經混亂以及軍事財政負擔的影響，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苛求誅歛。原來農業資源非常豐富的寶島臺灣，變得民不聊生，這一段期間毫無經濟復興或經濟發展可言。
1950年代，臺灣在東西冷戰體制下，一方面依靠作為美國在遠東圍堵中共陣線的一環，徹底採取反共政策，接受美國援助；同時快速恢復與日本的經貿關係，重整臺灣經濟。在這個過程中，一面受到美國自由主義經濟的壓力，另一面為要保護大陸流轉來台資本的活動以及臺灣內部地主階級的要求，開始採取扶植私人企業的政策，給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契機。
1980年代以後，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落後，成為臺灣工業升級、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Q 臺灣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在美國援助、指導下發展起來的。在美國強制指導下，國民政府製造了有利於私營企業發展的環境，哺育了臺灣的資產階級，結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外資、政府與資產階級的三角聯盟，因而臺灣缺乏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這如何影響了臺灣的民主運動？而經濟發展是否必然導致政治的進步？
劉進慶：經濟發展在發展中國家一般是透過工業化來達成，而工業化與民主化或者政治進步的關係，有它的兩面性。在一般的情況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會促進政治的進步，使社會更加民主化。但是從歷史、經濟的教訓來說，在某些情況，工業化不一定會促進政治進步。比如說，帶動工業化的資本家勢力和政治極權互相勾結起來的時候，工業化的進展和專制政治的存在則是同時並行。在這種情況，經濟發展卻與政治獨裁相輔相成，工業化並不會促進政治進步，但到了某個階段，政治獨裁體制本身又會成為工業化的絆腳石。
臺灣私人企業從1950年代以後，在政府優厚的保護下茁壯成長。1960年代，政府開放外資，獎勵投資，讓私人企業與外國資本結合促進工業化，帶動經濟快速成長。在這個過程中，私人企業在廉價勞力的基礎上，加速其資本積累，促成財團企業的出現。同時，農業逐漸衰退，農民走向沒落之途，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化社會，資本家和勞工成為新的兩大社會階級，臺灣資本主義初具模型。
然而，由於私人資本在政府以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卵翼下長大，臺灣資本家勢力與國民黨獨裁政權不能不相互結合。因此，過去二十餘年來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沒有給臺灣的政治帶來進步，沒有做出正面的積極作用。不過1980年代以後，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落後，慢慢地成為臺灣工業升級、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Q 臺灣目前面臨產業升級的問題，但企業界投資意願普遍低落，不願做長期的投資，原因何在？
劉進慶：現在臺灣企業界，不敢做大量投資及工業升級，這與產業結構、政治因素都有關係。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企業組織不夠現代化也有關係。先說企業組織，臺灣的企業大都停留在家族企業。現代企業應該是社會化及大眾化，經營權與所有權要分開，不應該由一個家庭或一個人來掌握經營，應該是由專業人才來支配經營。目前臺灣的企業尚未到達這個水準。所以企業家對尖端的投資很怕，風險太大，不敢將自己辛辛苦苦所賺來的錢拿去冒大風險，去追求尖端的技術，這是一個因素。
其次，產業結構影響投資升級是什麼意思呢？金融機構以及基礎工業，不對私人企業開放，那麼他們的經營基礎就無法多樣化和全面化。這表示如果他們要投資尖端科技的時候，風險和代價會很大。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找到其他部門的利益來彌補，也無法找到一個可靠的金融機構長期輔助尖端科技的投資，這是私人資本在客觀上無法下決心升級的原因。
第三是政治因素，臺灣政治前途不明朗，信心危機是造成他們不敢做長期投資的一大原因。而短期投資，一定是技術水準低的。不做長期投資的指標，可以從研究發展費用的負擔比率看出。臺灣的研究發展費用占國民所得的比率，不到1%，大概是0.85%，而發達國家大概都到達3%，我們只有人家的四分之一，是不夠的。同時它又偏重於政府機構，民間的開發費用很少。所以，經濟發展的實相與虛相的分別是很重要的。我認為臺灣的消費水準，已經很接近發達國家的國際水準，我們日本、美國海外回來的人，常覺得在消費生活的享受上比不上臺灣。消費水準跟發達國家跟得很緊的現象不僅止於臺灣，是世界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都有這種現象。問題是這種表面上的消費生活是屬於經濟的虛相的一面，實相在於它背後的生產力水準。
我們從技術水準、產業結構、商品及品質來看，臺灣與美國、日本的差距相當大。二十餘年來，這個差距雖沒有擴大，但也沒有縮減多少，這可以表現在國民所得的水準上。例如，去年年底臺灣每人平均國民所得是3700美元，日本是16000美元。我們差日本四倍，這個差距二十餘年一直沒有多大變化。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才是經濟實相，而剛才我說的消費層面是一種虛相。
▌臺灣資產階級的主體性太脆弱
Q 臺灣資產階級一般說來缺乏自主、紮根的主體性，這如何影響了臺灣的經濟發展？
劉進慶：剛才已經談過，國家資本養大了代表臺灣資產階級的資本家、企業家，所以作為私人資本，他們對專制的政權雖然不喜歡，但也不敢太反對。正如陳先生剛才所說，他們要求的是局限於經濟層面的「相對的自主」，而非「普遍的自主」。這種性格和臺灣資產階級的主體性是有關係的。如果我們拿他們跟日本、韓國的企業家相比較的話，就可以發現臺灣企業的主體性實在太脆弱了。所謂主體性，從經濟觀點來看，要不要紮根在臺灣就是主體性的一種表現。但是看起來，臺灣的企業家、資本家沒有如此的心態與打算。這與政治權力的性格又有一定的表裡關係。
臺灣的政治權力本身就是具有流亡性格，這種政治上的逃難後遺症影響到社會上、經濟上的各種層面。比如說，臺灣的企業家在賺了錢之後通常有兩個打算：一個當然是擴大自己的事業，另外一個是準備避風逃難。這個避風的現象從近年小留學生問題上也可看出，將自己的家屬預置於國外，他所賺的一部分錢自然轉到那裡作為避風的準備，另外一部分留在臺灣能賺多少就算多少。這種心態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有，所以他們的主體性太弱了。這與東南亞的華僑、香港的資本家有何不同？是分不出來的。
我們舉韓國資本家的例子來說明，他們儘管資金不夠，甚至舉外債來投資，也想要紮根下去。所以日本的企業家對韓國的經濟很提防，對我們臺灣是不怕的，認為臺灣企業家華僑性格很重，認為我們的經濟沒有根，也不想紮根，但只要賺錢就好，所以根本不怕臺灣競爭。雖然臺灣很競爭，對日本不構成威脅。
再說日本企業家，他們的主體性更強。不只是企業家，而且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樣。例如有一段時候，美國的利息很高，日本的利息很低，世界各國的個人資金都流到美國生利息，但日本的個人資金跑到美國的不多，仍將錢存在日本銀行。當然日本的銀行及信託保險機構於是利用這筆錢到美國去生利息，再將錢帶回來分給日本大眾，可見日本雖是自由經濟但資金不易外流。
不只是經濟方面，在人才方面亦然。日本的學人到海外，不論是在美國或英國，學有成就的人，最後還是跑回日本來。他們回到日本的地位不一定很高，可能還要重頭再來，例如一位東京大學的經濟系教授，年輕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授，成名後自願回到日本來，這時寧願被聘為副教授也甘願。日本人的這種心態，在經濟、社會上都是一脈相承。這一點也是我自己的反省，我沒有資格再說下去了。
▌在戒嚴體制下，農民及勞工階級吃虧最大
Q 在國土分裂-冷戰-反共體制下，臺灣勞工的處境如何？
劉進慶：冷戰-反共的體制，具體說，在臺灣就是戒嚴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吃虧最大的就是勞工階級。當然農民也一樣吃虧。先說農民，從表面上看，農村土地改革農民得到好處，農業發展也給農民很多好處。不過從經濟的迴圈結構來看，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好處並不多，好處的大部分反而是給國家及資本家分走了。
其次，臺灣的勞工，隨著1960年代出口加工的發展，勞工在社會上的數量增加，成為新的社會階級，但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因為在戒嚴體制之下，勞工沒有勞動基本權，即沒有團結權、交涉權及爭議權三權。團結權就是組織工會與工運的權利。臺灣雖有工會，但都是御用工會，勞工沒有自己的工會，也沒有工運的自由。交涉權是與資方交涉自己的工資與勞動條件的權利，沒有自己的工會也不許工運就很難有這個機會。在過去三十多年來，從來沒有聽過勞工與資方議價的事例。而第三個爭議權更不可能，勞工禁止罷工。在一般勞動基本權中，罷工是合法的。而臺灣的勞工過去完全不能享有這個權利，這當然是由於受戒嚴體制限制的結果。
為何國民政府壓制工運與勞動基本權？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不只是敗於共產黨的內戰，而且在處理工運上也有失誤，吃了大虧。所以他們常以為工人後面就是共產黨，認為搞工運的就是左的，見到工運馬上就給戴上紅帽子。這樣的成見，當然使得臺灣的勞工吃了不少苦。然而現在臺灣勞工的凝聚力正在茁壯成長。目前臺灣的勞工大概有500多萬人，而製造業有270萬左右，服務業也有200多萬，農民只有100多萬。如此說來，勞工階級的成分加上他們的家屬，約占臺灣人口的一半以上。這個社會階級過去一直沒有人真正替他們的利益說話，工會是國民黨的御用組織，只會站在官方立場說話，工人也不相信工會，這是很大的缺點，而臺灣的資產階級很少會替勞工的利益說話，難怪勞工內心有很大的不滿。
▌今日臺灣走的是香港模式而不是日本模式
Q 臺灣有可能重複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嗎？日本的經濟發展頗得利於以下幾點：（一）在美國軍事保護下，軍費大幅減免;（二）韓戰、越戰時，日本發展軍需工業，大發戰爭財;（三）美國為了圍堵中共，要求日本不與中共建交，放棄大陸市場，而以東南亞各國的市場作為補償。
劉進慶：今日臺灣的發展是否走日本模式？不可否認，前二十年的發展是類似日本模式，但到1980年代以後，臺灣工業升級不上、經濟轉型不來、外匯儲備多、海外投資的壓力又大、資金過多等等，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實在困難重重。觀察最近工業升級與海外投資的動態，我覺得臺灣的發展慢慢在離開能走日本模式的路。
另外一條路就是香港模式。香港只有輕工業和服務業，尤其靠國際性金融貿易來維持其高所得。從以上兩個模式來看，最近韓國的經濟動態靠近日本模式，而臺灣的經濟走向香港模式，這是我的看法。然而，從歷史經驗來看，韓國要成為第二個日本是不太可能的，例如日本的經濟發展以英國為師，但今日日本的經濟與英美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勞資關係有很大不同。可見韓國和臺灣是不可能完全成為第二個日本，如剛才談到的生產力水準的不同，雖然表面上消費生活是相似的，但產業技術結構差距還是相當大的。
剛才陳先生說日本戰後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和背景相當好，日本資本主義依賴美國在遠東的世界性反共戰略，在美國扶持下重新站起來成為亞洲一大反共勢力。但是今日的日本與戰前已不一樣，日本的財閥雖然恢復，但今日的壟斷情形與過去不一樣，其反共勢力也不是那麼狹隘的。臺灣如果要學習日本的發達資本主義，如陳先生所言，當然今日不能再學日本佔領殖民地的政策，我們要學習的是日本戰後的政治、經濟、勞動等一連串的民主改革，不然要像日本那樣發達是很難的。
▌世界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財富的轉移及附庸性是邊陲性經濟的特徵
Q 在冷戰-國土分裂-反共依賴體制下的臺灣經濟，在發展上有何限制？如何克服這些限制並探索出具有主體性的自主發展？
劉進慶：臺灣現在的政治、經濟正面臨著轉型，到底是否已經轉型了呢？從表面看，是上了一層！從內容看，是還沒有。現在的經濟特性是什麼呢？清末是半殖民地經濟，日據時代是殖民地經濟，這是經濟史上的一般論法。戰後是半殖民地經濟嗎？我認為也不算是，因為政治有主權，而「半」的意思不清楚。我認為現在的臺灣經濟是邊陲性經濟。
對邊陲性的概念應該說明一下。在我的論文中曾提過，第一個標誌是世界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今天的臺灣經濟已經不是獨立的地區經濟，而是屬於世界跨國企業分工體制下的經濟形態。
第二個標誌是價值（財富）的轉移：臺灣經濟發展，財富增加是個事實，但仔細地看，臺灣資本賺小錢，外資賺大錢，一般老百姓生活還過得去，但並不是非常富裕。此外，即使臺灣的資本賺小錢，臺灣的財富應該有更多積累，但事實是社會資本還很不夠，理由是軍事財政負擔很多，勞力工資低廉，過去資金大量外流，總觀社會經濟的節餘，有轉移他國的迴圈結構。現在資金多而不投資，過剩資金有隨時轉移到海外的可能，這是邊陲性的一個現象。
第三個是附庸性：當然現在世界各國經濟都有互相依賴的關係——我們所追求的是水準式的依賴關係；如果是垂直性的依賴，那就等於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了。這必須從具體方面來說，如日本經濟的對外依賴性也很深，他所要的原料需從海外進口，再加工出口，但他們有自己的市場，如果海外市場不行，還可以靠國內市場來維持。但我們臺灣的經濟要靠國內的市場是不成的，比如我們兩項策略性產業，電子業，不靠外資、外國技術、外國市場是不行的，紡織業可說是臺灣本身自己開發的民族產業，從進口石油到中間原料，最終消費品是我們自己製造的產品，但市場就大部分要依賴外國。其他塑膠加工業和雜項加工業也具有類似的迴圈結構。
反觀，日本的汽車、鋼鐵、電子業，雖然也依靠外國市場，但國內市場需求更大。此外，他們有自我開發尖端技術的能力，超越對方的競爭能力，這種能力我們是沒有的。至少拉到水準互相依賴的能力都還沒有。雖然目前在發展中國家之間，臺灣的經濟發展還算不錯，但本質上對美日中心國家的依賴性仍是根深蒂固。
如何克服這個問題，是一個長遠的課題，可能還要到21世紀才能趕上。
剛才陳先生談到國土分裂的問題，這個因素可以加進來考慮。在國土分裂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在經濟上和大陸有相輔相成的利害關係在，對於克服邊陲性的課題會有不一樣的途徑和看法。撇開政治問題不談，以臺灣的農業基礎、輕工業技術、經營人才和大陸的市場與資源結合，確有相輔相成的層面，而具有克服邊陲性的展望，這樣一來，對美國和日本的立場就會不同。問題是牽涉到臺灣和大陸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目前大家有很多意見，我只好把政治問題擺開，單從經濟方面來探討。
臺灣經濟自體性的問題，就與此有關。如果臺灣與大陸可以做經濟交流，我們突破邊陲性的選擇途徑就比較多。當然對大陸的市場，現在全世界都在注意。臺灣要如何克服邊陲性經濟的局面，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能的。但，我對臺灣的前景並不悲觀，雖是邊陲性，但在邊陲性的結構下，在第三世界中，臺灣還是相當不錯的。由於國際社會以及臺灣內部的條件都會變，從海外來看，抓住機會，繼續努力，臺灣的經濟前途是相當樂觀的。
▌政府政策搖擺不定
Q 70年代，政府曾有意將鋼鐵、造船廠開放給民資，何以沒有成功？國營企業有可能轉為民營嗎？
劉進慶：關於國營企業移轉民營的問題，目前政府的政策仍是搖擺不定。例如中鋼、中船原先創業時，是要開放股份的一半給民間的，但由於民間看鋼鐵、造船風險大，沒有前途，所以不敢投資，最後不得不歸為國營。那時民間有興趣的是石化工業，政府卻說依據民生主義國策，不許民間經營。允許民間經營鋼鐵，不許投資石化，這說明政府沒有原則。只因為石化工業容易經營，有把握可賺錢。結果，1970年代的重工業化政策，反而把國營企業分量擴大，這是叫臺灣資本主義發展開倒車的做法，所以臺灣資本主義化比韓國落後，在這一段時候就顯現出來了。
Q 近來據說臺灣有些廠商轉往香港、甚至深圳投資設廠，事實如何呢？您認為官方對此應採取什麼態度？
劉進慶：最近，匯率升值，導致臺灣企業往大陸深圳跑，這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目前臺灣、香港、韓國、大陸在某些產業已經形成一個地區分工體制。例如紡織業，臺灣的紡織業的中間原料有不少經由第三國經銷商到大陸去。成衣加工方面，依據日本的一些研究報告，目前臺灣與香港、韓國的商人到世界各地去接訂單，成本太高的商品，都轉交到深圳或其他大陸經濟特區去承包加工。據說其他行業也開始有如此交流的現象。
我認為官方可能無法禁止這些現象，就台幣升值來說，對臺灣的企業可說是松了一口氣。升值的壓力，可由大陸的廉價勞工來突破，對個別的企業有利，對臺灣的經濟也沒有壞處。這在於你要把大陸看待是同一各國家或另一個國家，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若看成是一個國家就輕鬆了，但對臺灣當局當局是不利的，對過去三十餘年來在政治上佔據的既得利益階層是不利的，因為允許這樣做，會影響臺灣未來的政治前途。
▌追求和平經濟，政治問題必須突破
Q 臺灣面臨技術升級的問題，您認為前景如何？
劉進慶：從臺灣的人力資源來看，應該是有可能的。不論是留在國內，或在海外的人才，在主觀、客觀上都有此條件。在二千萬的人口中，再加上我們相當高的教育水準，人力資源應該是夠的。
要上升為中心地區，科技基礎應該上升，否則如香港、新加坡，國民所得已六、七千美元，但仍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技術水準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國際水準。臺灣目前也面臨著這個問題。
臺灣目前的問題在由於政治問題，讓許多人才、人力資源無法在臺灣發揮，這是很大的遺憾。政治問題，也影響到軍事財政的改造，目前我們的軍費國防負擔仍然很重。今日我們應追求的是和平經濟，若仍要堅持反共複國的基地經濟，那麼國防經費的包袱就放不下來，社會資本充實不了，技術開發升級不上，這是牽涉到基本的政治選擇的問題。若是朝向和平經濟、民主政治的方向走，人力資源的發揮就能更大，資本對臺灣的打算就能更長遠，說不定海外的人才也將紛紛歸來，這是一個突破的途徑。
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邱士傑 ｜ 文
旅日學者劉進慶（1931-2005）是著名的左翼經濟學家，也是知名的旅日中國統一運動者。他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論文《戰後臺灣經濟分析》（1975年出版）是戰後臺灣經濟最早的研究成果，也是他基於東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而完成的左翼分析。
‧‧‧‧‧‧‧‧‧‧‧‧‧‧‧‧‧‧‧‧‧‧‧‧‧‧‧‧‧‧‧‧‧‧‧‧‧‧‧‧‧‧‧‧‧‧‧‧‧‧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初版與修訂版
戰後臺灣經濟的優異表現自六十年代以來便是學界承認且努力解釋的課題，但劉進慶採取了“反潮流”的研究方針。為了反對國民黨戒嚴獨裁統治，劉進慶一直批判地看待戰後臺灣經濟。這是他的成就所在。然而他的批判眼光也包含著誤判。《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原稿（1972）以“絕對主義”和“半封建”界定戰後臺灣經濟的本質仍然處於前近代，譴責意味極濃。而譴責意味如此深重的定性不但使他低估了臺灣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發展，也讓1975年出版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必須刪去因為低估而與現實脫節的術語與論述。沒有刪去的過低估計，就成為八十年代劉進慶持續自我修正的前提。
八十年代劉進慶承認臺灣作為“NIEs”（新興工業經濟地域）而高速成長，但認為“NIEs”並不意味著臺灣解除了對美日兩國的依附，而是始終具有邊陲性，即“新殖民地性”。另一方面，他開始承認主政者的民族主義意志推動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因而也認為依附論的解釋力有一定局限。──這些新想法就是“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這篇訪談的基本背景。
戰後臺灣的“資本”是劉進慶畢生思考的問題。資本主義有資本，但資本不等於資本主義。這樣的視野衍生自《資本論》指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兩條道路”：第一條是“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這是資本主義真正革命性的道路，生產方式的變革讓資本主義產生了適合自己的資本；第二條則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前近代的商人資本可能為獲利而採用資本主義生產，但也會為了獲利而選擇保存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在各地給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阻礙，所以前近代的資本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因此，就算戰後臺灣經濟的本質仍然未能轉化為近代的資本主義，也可以有資本的存在與發展。《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所稱的“官商（金融）資本”就是半封建政權底下，藉由金融機制，超越省籍矛盾而在公、私營資本之間形成的金權綜合體。相對於社會上存在的許多資本，官商資本是高於一切的支配性資本，從而是工農大眾反對國民黨戒嚴獨裁體制時必須直指的革命物件。劉進慶主張“官商資本”缺乏長期在生產領域獲利的毅力，卻往往如前近代的商人資本（或高利貸資本）那樣，往各種可以快速獲利的方向鑽營（比方在流通領域改變社會財富分配）。在九十年代，他將此特性稱為“商人資本性格”。
這篇訪談可以看到劉進慶再次產生的誤判──基於商人資本性格論。他認為臺灣當局與資本家無心且無力從事高科技研發和長期投資，產業難以轉型升級。這也導致劉進慶始終低估臺灣高科技產業的潛力。雖然後來的歷史發展反駁了劉進慶，但商人資本性格論作為劉進慶分析臺灣“資本”的結論，仍能解釋臺灣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各種反生產性的現象以及臺灣民眾的經濟心性。更重要的是，商人資本性格論指出臺灣資本主義的“矮小性”。在懷抱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技術官僚努力引領下，戰後臺灣確實有機會延續洋務運動以來的近代化路線，長成“成熟”或“健全”的“中國資本主義”。但正如劉進慶（以及林書揚、陳映真等人）所言，戰後臺灣資本主義終究不健全，資產階級軟弱無志氣。如此一來，與臺灣資產階級矮小化相適應的政治視野自然只能是依附美日、偏安一隅的分離主義，而不是建設祖國，胸懷民族的中國統一運動。當我們分析臺灣分離主義運動的成因，劉進慶研究戰後臺灣“資本”而發現的特性，或許仍能給我們相當的啟示。
《戰後臺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邱士傑｜著 台大出版中心·2022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