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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6
2018年8月6日在網路上看到陳復教授發布的消息，說韋政通教授在前一天過世了。我當時在美國，看到這個消息吃驚得簡直說不出話來，因為才不過幾個月前的2018年4月9日，我還去韋教授家裡，與他暢談了好幾個鐘頭。當時韋教授的身體非常健朗，精神也很好。我後來才知道，韋教授是因為車禍的關係受傷過世的，他的身體狀況對於一位高齡超過九十歲的人來說，一直都是非常健康的。
從2013年起，我曾經多次去拜訪韋政通教授，向他請教一些儒家思想方面的問題。我的專業是物理，工作領域是半導體的研發，跟哲學的關係實在比較遠。為什麼會去跟韋教授請教哲學方面的問題呢？這說來話長，得從我的經驗說起。
個人的背景：
我原籍河北，1943年生於現在四川省的雅安。1948年底，隨著父母親來到台灣。1965年畢業於台灣大學物理學系。1966年到美國的馬利蘭大學繼續讀物理，校址就在華府的郊外。1971年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發起了保衛釣魚台列嶼（大陸稱為釣魚島）的運動，我們與美國政治中心的華府近在咫尺，積極的參與了愛國保土的運動。1972年完成博士學業後，我立即返回台灣，到新竹清華大學的物理系和材料科學系任教。服務三年以後，深感自己所學不足，於是再次赴美。這次先在美國加州的研究機構休斯研究所（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ies）做半導體方面的研發工作，後來到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凱斯西方儲備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電機與應用物理系任教。在美國工作十多年後，1989年我又第二次回到新竹清華大學，因為在半導體方面已經工作多年，這次加入的是電機系，在清華一直任教到2009年退休。我雖然學的是理工，但是從小對文史哲很有興趣，甚至覺得自己在文史哲方面的興趣還高於本行。讀大學的時候，常在校內發行的雜誌上寫有關的文章，大四的時候，擔任台大學生報紙「大學新聞」的總主筆。在美工作期間，也不時寫些文章，就登在港台的雜誌上。二度在清華大學任教後，我開始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想法筆之於書。除了寫與半導體有關的教科書和科普書，像是《固態電子學》、《半導體的故事》、《從半導體看世界》之外，我也開始寫一些與科學和宗教這些議題有關的書，像是《我看基督教》、《科學與宗教：400年來的衝突、挑戰與展望》、《出埃及：歷史還是神話？》、《歷史上真實的耶穌》，並且在學校自告奮勇的去教「科學與宗教」的通識課程。因為我覺得宗教議題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很大，跟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有密切的關係，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在哲學方面，我對中西哲學都很感興趣，也不時買一些哲學書來看。在我讀中國哲學的時候，我發覺在當代學者中，韋政通教授的觀點相當特殊，與其他人不大一樣，可是卻與我自己的想法頗為接近。因此，我一直很希望有機會去向韋教授請教。不過，自己在儒學方面只是一個外行，好像也沒有什麼理由要去見儒學大師。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在想，沒有真的去做。
本文作者李雅明教授到韋政通先生家中拜訪時與先生合影
第一次拜訪：
到了2013年5月，我第一篇比較正式的儒學論文《試論當代儒家之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在「思想期刊」23期發表了，我終於鼓起勇氣，給韋教授打了電話，希望能去向他請教。這時候我已經從清華大學退休，比較多的時間住在美國，但一年也會回台灣住幾個月。韋教授很客氣，邀請我到他家跟他談話，於是我在2013年5月28日，第一次到他家去拜訪他。我帶了兩本拙作《我看基督教》和《科學與宗教：400年來的衝突、挑戰與展望》送給韋教授，也帶了一份我剛剛發表論文《試論當代儒家之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的裝訂本去請韋教授指教。
我以前沒有見過韋教授，韋教授個子不高，但是聲音宏亮，講話滔滔不絕，非常熱情，態度也很坦誠。跟他談話，一點溝通的問題都沒有。我先自我介紹，說我是讀科學的，對哲學是外行，但很感興趣。當年在台大讀書的時候，曾經去旁聽過殷海光、傅偉勳的課，也聽過方東美、胡秋原、徐子明幾位先生的演講。他說學科學的人能對哲學有興趣不容易，提到楊振寧等人也會談哲學問題。話匣子一開，我們就什麼都談。他說，新儒家的價值主要是在五四運動的反傳統風潮之後，特別是在1949年之後，當代新儒家能夠挺身而出，主張儒學的價值，在這方面有他們的貢獻。不過，形而上學與經驗不相聯繫，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彼此都不相同，也沒有經驗上的價值。形而上學雖然沒有經驗內容，每人各講一套，但是這些形而上學的研究，也屬於人類思想的突破。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索，也有它思想創新的一面，因此仍有其特殊的價值。
我說我讀過他寫的好幾本書，並且報上了書名，這包括：《荀子與古代哲學》、《中國思想史》上下冊、《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儒家與現代化》、 《傳統與現代之間》等。講完了以後，他說這些都不是他主要貢獻之所在，他說他著作中最有貢獻的應該是《倫理思想的突破》。在這本書中，他說他用了三個方法：一是討論歷史上倫理思想演變的過程；二是用現代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基礎，來重新思考倫理問題；三是跟社會對話。用這種方法來討論新時代倫理學的問題。
他說他從2003年起，在過去這十年，他每年都會去大陸演講，一共有五十多次，現在已經有些影響，很多他的演講都已經編輯成書。另外，由三民書局所屬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由他與傅偉勳主編的哲學家叢書，已經出版了160多本，其中《孔子》這一本是他寫的，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他指出我們在今天應該如何了解孔子，這應該也有一定的貢獻。當年在“文星雜誌”，他寫了六篇批評新儒家的文章，因為當時比較情緒化，所以寫的有些過，現在所寫的評論，則屬於比較有深度的批判。
韋教授與人不同之處，就是他原來師從牟宗三先生，後來則寫了許多與牟宗三觀點不同的著作。他說：牟宗三先生講儒學，雖然寫了很多書，但也製造了很多問題。牟宗三講康德，其實有些在硬套。儒家的各家學者都有自己的特色，有時很難比較，就像佛教的各派一樣，各有各的道理，是很難比較的。我說牟宗三批評朱子，說朱子是孔孟儒學的「別子為宗」。可是我覺得朱子對於〈大學〉的“格物致知”，採取了“即物窮理”的解釋，這樣的說法比較有經驗論的傾向，也比較有科學實事求是的精神。如果不採取這種取向，那麼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就缺少了科學發展之源。韋教授很同意這樣的看法。我又提到牟宗三所講的一些觀念，像是「智的直覺」、「良知的自我坎陷」等，站在一個學科學者的立場，實在很難接受。他也同意的說：牟先生的這些主張的確很難成立。我們兩個人的觀點非常接近，因此談的很是盡興。
在近代的中國哲學家中，韋教授認為能夠具有近代哲學知識和能力的，成中英先生應該算是一個，但是他的思想與儒家傳統不是很相契。餘英時先生對於歷史很內行，但是在哲學方面，他也不是很贊成科學論，對於科學的態度也有些問題。中國過去沒有民主與科學。但是，西方國家也是在最近這兩三百年才發展出來民主與科學的。因此過去沒有科學並不丟人，要承認中國過去沒有這些東西，只要現在努力趕上就好了。但是新儒家的中國傳統包袱太重，往往把儒學的地位抬得太高，在這方面或許有些問題。
我帶了《我看基督教》和《科學與宗教：400年來的衝突、挑戰和展望》兩本拙作送給韋教授，我也順便解釋了一下我在這兩本書以及在剛發表的《試論當代儒家之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一文中的立場。我認為基督教的教義是基於猶太人的歷史神話和所謂耶穌的神蹟，這與儒家一向主張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傳統不合，更與荀子在《天論篇》中的無神論主張相反。韋教授沒有否定我的看法，但是聽他的話口，他雖然不信基督教，但是他對於基督教顯然不像我這麼樣持批判的態度。他也同意基督教所說的許多東西都是神話。但好像他覺得，基督教傳入中國，也為中國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他似乎認為宗教裡面雖然有許多神話，但是在宗教的最高層次，應該是可以和哲學對話的。這是我聽他講話得到的印象，這個印象後來在他的書稿《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中也獲得了證實。最近又讀到韋教授的書《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知道他的夫人是信天主教的，與夫人戀愛的時候，韋教授還答應結婚後星期天一起去教堂，後來違約了。跟他夫人結婚以後，因為沒有答應信教，韋夫人跟他還很不愉快。知道這種情形，我現在才了解，韋教授能夠在宗教議題上保持這樣不信教、但也不批評的態度，實在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們也談到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他說：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所說的是在不同的層次。孟子說的是先天的東西，所謂天道觀，這些是不需要證明的。兩個人的人性論，是先驗的與經驗的不同，層次不一樣，就很難對話。孟子所說的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層次，而荀子所講的是經驗的層次。韋教授認為徐復觀在他的《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一書上，對人性論講得很好。韋教授認為：荀子說的性惡是有條件的，而且他說的並不是「性本惡」。真正最先講「性本惡」的是韓非。這樣的觀點，我在韋教授的《中國思想史》一書中已經讀過。這種對於孟子和荀子人性論的觀點，跟我後來在第二篇儒學論文中的看法，有些出入，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次拜訪：
過了一年多以後，2014年10月，我的第二篇儒學論文《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在「思想期刊」第26期發表了。在這篇論文中，我談到演化論主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有生物在演化中最優先的考慮必然是自己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基本上都是自私的，這就是所謂“自私的基因”，自私當然會造成社會上的惡。但是人為了種族繁衍，除了自己以外，也會照顧自己的家人，其次會考慮到其他的親屬，然後再擴大到社群、國家和世界，就像幾個同心圓一樣。因此，人性中也會有善的一面。因此從演化倫理學的觀點來看，人性是「善惡混」的，或者說是「善惡並存」的。這樣的解釋可以把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性。
在中國哲學史上，人性論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宋明理學把許多立論建築在人性論之上，使得這個問題影響了整個中國哲學後續的發展。如果我們用演化倫理學的觀點來說明人性論，那麼儒家哲學可以大幅更新。許多學者都注意到：荀子、程頤和朱子都有經驗論的傾向，荀子與朱子的經驗論傾向尤其明顯。朱子之所以沒有繼承荀子，而仍然隨著其他宋明理學家把孟子當作儒學的正宗，荀子的性惡論應該是主要的原因。如果去掉後世儒家對於荀子性惡論的顧忌，那麼荀子和朱子的思想傾向是非常接近的，而與陸王心學有著明顯的差異。如果我們把荀子和朱子歸類到一起，那麼荀子加上程朱的理學系統，對應於孟子和陸王的心學系統，這樣的區分將改變整個儒家思想體系的歷史面貌。在孔子之下，可分為孟陸王的心學和荀程朱的理學兩個大系。牟宗三先生提出朱子是孔孟儒學的“別子為宗”，在這樣新的區分下，朱子本來就不屬於孟子的一系，因此所謂“別子為宗”也就根本不成為一個問題。這樣的分類與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論爭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帶著這篇論文的裝訂本，我在2014年11月24日，又第二次去拜訪韋教授。到他家後，很高興知道陳復教授也在座。他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現在是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的副教授。
我們在聊天中，韋教授說他的夫人在11年前（2003年）過世，他一個人過日子，可是過得很愉快。他有一個兒子，原來學電影，在中影工作，現在已經退休。他從2003年起，到大陸講學，去過九所大學，他的著作在大陸已經出版了16種。像是《中國思想史》就有兩家出版社的版本，也很暢銷。他說大約在4年前，他的手開始不能寫字，耳朵聽力也下降，後來學做氣功，什麼都變好了。現在身體非常健康，什麼病都沒有。每個週末，星期六他的兒子媳婦過來一起出去吃飯，星期日幫他燉一鍋湯，然後他就每天晚上用湯煮一碗麵吃，中午不吃飯。每天讀書、做筆記。他說他年輕時與父親不合，因為他父親經商，要他接著做生意，他不願意，因此坐最後一班船來台灣，當時來台只能跟軍隊一起來，所以他參加了軍隊，到了台灣在湖口軍營待了一個月，後來當了逃兵，他的連長幫他的忙，把他帶到湖口車站，讓他走了。他當時連第二天的飯都沒得吃。年輕的時候，身體也不好，還得過肺結核，後來鈣化了，現在反而什麼病都沒有。他認為這是他追逐新知的緣故。他說，倫理學很複雜，他認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心理學對倫理學會有幫助。生物學、基因的影響也很重要。中國儒學和西方基督教都是講義務論，人權的觀念出不來。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則重視個人的幸福。他說他近幾年來都在看與心理學、腦科學等有關的書，包括科普書在內，因為要回答倫理學的問題。因此，他說他對演化倫理學很有興趣。認為心理學的影響會很大。不過，因為當天我才把拙文〈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帶去請他指教，因此當天我們並沒有深入討論演化倫理學的問題。
在聊天中，我們也談到宗教的問題。他說基督教與儒學應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說我不贊成這樣的看法，我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與儒家思想是有衝突的。他說他三年來讀了87本新書，每本都做筆記。我上次來拜訪他的時候帶來一本拙作《我看基督教》，他拿出他為《我看基督教》這本書所做的筆記，寫的密密麻麻，有數頁之多。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韋教授的用功，書讀得非常仔細，這種做學問敬業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他說基督教固然不對，是一種迷信，但是人在困難的時候，宗教也會對人有幫助。在西洋史上，基督教也曾經有過一些有益的功能。我又反駁說：歐洲在基督教嚴厲的思想統治之下，造成了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代，基督教對西洋歷史的影響是負面多於正面的。他說基督教會出現像德雷莎修女（ Mother Teresa，1910-1997）這樣的人，有其仁慈的一面。我回答說：對於德雷莎修女的為人，其實現在有很多批評。德雷莎修女在印度加爾各答為窮人所設的診所，許多報導都說很不專業，實際上並沒有給患者真正的治療，她只是給他們最基本的照料，然後要讓他們像耶穌一樣，受苦離世，因為她把受苦當作是讓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徑，她的目的是在傳教而不是在救人。可是當她自己得了心臟病，她卻不在印度治病，反而坐飛機到美國和歐洲去尋求最好的治療。韋教授又說：基督教有像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這樣了不起的人物，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不過韋教授也承認，細究起來史懷哲的毛病也很多，因為其實他是個種族主義者。
當時我沒有時間跟韋教授詳細的說，因為關於德雷莎修女，英裔作家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寫了一本《傳教士的立場：理論與實踐中的特里薩修女》（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印度的醫生作家查特基（Aroup Chatterjee）也寫了一本《特里薩修女：沒有說出來的故事》（Mother Teresa: The Untold Story），他們都批評特里薩修女的慈善行為名不符實。希金斯在書中說：特里薩修女的目的是以信仰的方式倡導受苦，而不是幫助有需求的人。德雷莎修女從來不向大眾公佈捐款帳目和用途，因此沒有人知道捐款究竟是用在什麼地方，許多醫療捐款其實是用在宣教工作上。查特基當年在加爾各答學醫，後來訪問了許多參與其事的當地人，發覺德雷莎修女主持的“仁愛之家”（Missionaries of Charity）醫療水平很低，也不給病人用止痛藥，因為德雷莎修女是主張人要受苦才能接近上帝的。他宣稱：「在加爾各答，她（德雷莎修女）的存在從來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他指責特里薩修女造成了外界對家鄉的負面印象，認為特里薩修女時常反對印度民族主義的做法在印度政界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閡與摩擦。
談到新儒家的時候，韋教授說：在唐君毅、牟宗三生長的時代，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危機，因此他們強調中國儒家思想的優點，這是受到時代的影響。現在如果檢討起儒家思想來，當然不能跟他們一樣。我們應該要恢復儒家原始的精神，活化人格教育，重建人格，對修身有幫助。我說他們會做這樣的主張，實在是因為他們太愛國了，也因此把儒家思想抬的太高了。我其實覺得：儒家思想的偉大之處，不在於其道德論，因為每個主要文明都有自己的道德說法，一般來講也都差不多。儒學中缺乏知識論，與西方哲學比起來是一大缺失。黑格爾就對《論語》的評價不高。儒家思想的偉大之處因而不在於它的道德論，而在於儒學是一個不講神靈、不以宗教為基礎的哲學系統。孔子的不可知論和荀子的無神論，跟現代科學家對大自然的看法極為相近。中國因而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以宗教立國的古老文明，在歷史上避免了西方和其他國家層出不窮的宗教戰爭，也遠比其他文明為時過早。千載之下我們不禁要為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儒家先賢的理性精神而喝采，由於他們的真知灼見，使得中華文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一直到今天，這個傳統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反觀許多西方哲學家，包括康德在內，都把上帝的存在當作一個預定的假設。這樣的哲學系統，從頭開始就帶著基本的偏差。
我提到我很佩服荀子，特別是他的科學精神和無神論的主張。韋教授說大陸編有《清代實學》三大冊，把清朝兩百多年的實學研究都放了進來。如果要研究荀子、朱子的話，這會很有幫助。說荀子經驗主義的心態，在後代有李覬、朱熹等人繼承。
韋教授也提到他對餘英時強烈批評大陸政府的態度不是很滿意，因為改革開放的這些年來，大陸政府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代表了現在的中國文化，將來也很可能會表現出一種新的中國文化。
第三次拜訪：
2014年11月24日去拜訪過韋教授之後，因為忙於拙作《歷史上真實的耶穌》的撰寫，大約三年的時間沒有去拜訪韋教授。到了2017年12月，拙作《歷史上真實的耶穌》終於出版。在一些坊間的紀錄上，常把韋教授的出生年月寫為1927年12月16日，於是我在2017年12月16日，說要去拜訪他，在他九十歲生日的那天，為他祝壽。約好當天下午4點去拜訪韋教授，並帶了一本剛出版的《歷史上真實的耶穌》請他指教。
到了韋教授家，說明來意，並祝他90歲壽壽生日快樂。韋教授說：他其實是生在1923年，生日也許是12月16日。因為他16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送他去上海的錢莊作學徒，但他要讀書。於是瞞著父親，由他的大哥送他去讀國中一年級，但是因為他當時已經16歲，年紀太大，於是小報了4歲，說只有12歲。有些人大概找到了他在上海讀書的紀錄，說他生於1927年，其實他是生於1923年，台灣身分證上登記的也是1923年。在16歲之前，他只有在家鄉念過私塾，讀過三字經、百家姓等。不過還讀了《幼學瓊林》，這在當時等於是一本基礎的百科全書。我聽了以後，心裡暗暗吃了一驚，在我面前的這位長者，我以為是90歲，其實已經94歲了。一般94歲的老人，早就已經衰老得不得了，而在我面前的韋教授，卻仍然精神抖擻，講話中氣十足，不由得讓我佩服不已。
他說到台灣後，從軍隊出來，沒有生路，去了獅頭山。此時新儒家給了他新的動力。他讀到王船山，看到王船山能夠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中，清軍還在搜捕他，他還能鑽研哲學，發展其思想。他因而覺得有榜樣可循。後來到大屯山，住在一位少校蓋的茅草房中，每天向人家拿一瓶水。如此過了三年半，後來實在健康受不了了。當時他在徐復觀辦的「民主評論」寫稿。寫一篇稿子，可以維持一個月的生活。他也去當新聞記者，還寫小說，反正什麼可以賺錢就寫什麼。當時去訪問外交部，訪問葉公超等官員，就坐在葉公超對面，什麼都敢問。後來到尼姑庵教尼姑，勉強有安定生活，如此又過了一年多。後來徐復觀收集他在香港「人生雜誌」等刊物寫的20多篇文章，去找教育部長劉真，說這樣的人應該可以保他當中學老師。於是1958年開始，他到台中一中當國文老師，教了五年。校長很禮遇他，親自到尼姑庵送聘書，認為能請這樣的人到學校當老師，是學校的光榮。馬上就讓他教高二國文，第二年教高三國文。教了高中三年六冊的國文課本，也讓他奠定了國文的基礎。後來他在「文星雜誌」連續發表了六篇批評新儒家的文章，這些文章就成了《儒家與現代化》一書的內容。這時候，一方面他寫了批評新儒家的文章；另一方面，牟宗三也寫信給他，批評他鬧婚變，說除非他放棄這段感情，否則斷絕師生關係。韋教授說他為了愛情，當然可以犧牲師生關係。後來，「文星雜誌」的主持人蕭孟能邀他來台北，說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話，文星可以支持他。去了文星後，到台北第一年沒有工作，第二年才到林口的醒吾商專教書。當時寫的《中國文化概論》是做為教科書之用的，後來成了暢銷書。現在在大陸有三個版本。最近還翻譯成越南文。因為越南要台灣提供中國文化的教科書。台灣的教育部收集了十八本類似的書籍，最後越南方面選定的一本，就是他的《中國文化概論》。這是第一本與現代文化結合寫成的中國文化概論。這本書原來是在1957年出版的。
在台北，他與殷海光有密切的來往，在殷海光生命中的最後四年，也就是1965-1969年間，他與殷海光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見一次面。韋教授說：殷海光主張邏輯實證論，因此思想受限。韋教授說其實不是經驗主宰人類的命運，而是超經驗的東西主宰了經驗世界。我當時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同意，但是韋教授談興正濃，我也沒有打斷他的講話。我說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也去旁聽過殷海光的課，但是殷海光上課往往喜歡評論世事，講正經哲學的時候反而有限，因此我受益不多。他說這不應該，但他說殷海光演講倒是講的很好。
韋教授說他夫人的名字是楊慧傑，河北河間人，是他在台中一中的同事，他夫人當時教初中國文，他教高中國文。他說他太太很漂亮。他夫人的父親在哈爾濱的俄國公司做事，環境也很好，因此小時候在哈爾濱長大。但是她的父親在她12歲的時候過世了。她的母親很守舊，在她15歲的時候，就要把她出嫁，因此她15歲就離家出走，到北京找她的姑媽，然後在北京讀書，從此再沒有回過家。說她1945年畢業於退修後的東北大學，在學校中演話劇，茶花女之類，很受人注意。連陳立夫都去看她的戲。在香港的時候，邵逸夫剛開始組織電影公司，有名的男主角王元龍就住在她的隔壁。邵氏公司還找她去試鏡，但她說她不要走演藝界的路子，要當老師。來台灣後，因為她的同學做教育部長的助理，因此很容易的就拿到教師執照，到台中一中教初中國文。她加入國民黨是戴笠介紹的，因此在台中還擔任市黨部的委員。後來韋教授因為跟文星的關係，被國民黨調查的時候，他夫人因為有一些國民黨方面的關係，還可以幫他一點忙。因為他的夫人當時還是有夫之婦，兩個人的愛情故事鬧得滿城風雨，台中一中的校長黃金鰲是徐復觀的朋友，很支持他，說不要擔心。但是他的夫人受不了風言風語，兩人在1961年結婚後，轉到台南的善化中學去教了三年書。後來到台北後，他的夫人也是經過同學的介紹，到景美女中教書，教了三年以後，轉到建國中學任教十年，教高三國文。後來受聘到中興商學院（現在的台北大學）任教，教了十八年後退休，終於達成他夫人當大學教授的願望。
韋教授的夫人過世以後，他覺得自己大概也不久於人世了。因此把他的藏書，送給兩間學校。一個是杭州師範大學，一個是台灣的法鼓書院。過了一陣，他的身體仍然健康，於是又開始讀書，其中118本有筆記，整理之後有了新的文集，這些文章都是在2014年至2017年間寫的。
在儒學方面，韋教授談到：人要有信念。儒家一直講性善論，所以對於人性的討論不完整。目前有很多人講「國學」。但是，所謂「國學」的概念原來是日本人開始用的，因為他們不想用漢學這個名詞，不要完全為中國學問所掌握。但是「國學」這個名詞，對於中國人不適用。現在大陸有許多國學院，學生學一點中國哲學，一點歷史，一點文學，然後四不像，結果什麼都無法適任。
歷史上他最欣賞的人是莊子和蘇東坡。在西方人中，他欣賞的是蘇格拉底和歌德。他的座右銘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在《文星雜誌》寫了批評新儒家的文章以後，牟宗三的學生把他當作背叛師門的叛徒，寫文章批評他。不過，他也沒有怎麼回應。他說：統計一下，他有紀錄的文章大約有700萬字，最近有一位大陸學生以他為對象寫博士論文（應該是華中師範大學的柳恆女士），又找到了他早期100多萬字的文章，所以一共有800多萬字了。他說現在以他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已經超過十篇，作博士論文的，也有一篇，就是華中師範大學的研究生（應該是柳恆），為了研究他，這位研究生已經來過台灣五次。他有好幾本書很暢銷，像是《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概論》都很暢銷。韋教授的《中國思想史》在台灣銷了3萬本。他的書有16種在大陸有簡體字版。幾乎他所有的書都在大陸出版了。
早年的時候，他與勞思光為友，勞思光與他同年。勞思光在北大哲學系讀了兩年，後來在台大補了兩年，獲得台大哲學系的學士學位。1956年去香港後，先在珠海學院教書，薪水不高，但後來得以進入中文大學任教。
我問他有沒有寫自傳的計畫？他說正中書局當年出版了一些學者的傳記，他寫的一本《思想的探險》也在裡面，這本書基本上就是他的自傳。後來我談到牟宗三說朱子是“別子為宗”，請問他的意見。他說這不對，他說牟宗三也讀西方哲學，其實應該是讚成朱子的，但是卻走上了陸王的道路，說這大概是受到熊十力的影響。我又談到牟宗三主張“良知的自我坎陷”，就是作為道德主體的良知退讓一步，自甘於陷落，轉化成知性主體，讓這知性主體暫時冒出來，使它理性的架構表現落實於社會和政治之中。我說「良知」本身有或沒有，到底是什麼都還有問題，怎麼在坎陷之後，還能導出經驗的科學呢？我說我覺得這實在講不過去。他說這種講法的確不對，導致了許多誤解，讓很多人誤入歧途，也有人去研究這些東西。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寫文章批評這個主張，他說牟宗三畢竟是他的恩人，他不忍心這麼做。他說牟宗三是一個學術中人，比較沒有機會。牟宗三年輕時，家裡就幫他訂了婚，媳婦是個農村婦女，生了三個兒子，也沒有受過什麼高等教育。到台灣以後，50歲才又結婚，夫人是師大的職員。
韋教授說：他正在完成一份新的書稿《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是他在2014年到2017年間寫成的。剛開始的時候，只是隨意寫，後來比較認真了。前天剛打完字，他昨天趕工校稿少睡了兩個小時，希望今天可以把書稿的上半部印出來送給我。這包括：九十感言，以及有關心理、人性、文明、科技、哲學、文學、修身、高齡化、世局等部分。希望我帶回美國，看過以後能夠告訴他我的想法。
在韋教授家中談了兩、三個小時，然後我們搭計程車去內湖路的七海餐廳吃飯，韋教授請客。飯中，他談到中國自唐朝以後，不斷為外人所侵犯。如果看外文有關元朝的書，蒙古人完全把漢人當奴隸看。規定“九儒十迢”，全面貶低漢人的學術。每一個村子，都由蒙古人當村長，把漢人當奴隸。清朝好一些，但其實也差的有限。說漢人在儒學的影響之下，完全只會講道德，不會打仗了。現在中國終於強大了，但是問題也很多。
他說他運氣很好，第一次去美國開會，就是去夏威夷開朱子學的國際會議。他的文章題目我沒記清楚，大概是〈朱熹論「經」、「權」〉。「經」是說應該的，「權」是說權衡的。像是男女授受不親，但嫂溺要援之以手。他說這是陳榮捷教授召開的會議，陳榮捷是一位學者，所寫的儒家經典書，批註得很好，原來是英文的，由他組織翻譯成中文。當年開會的文章，他寫了半年。運氣很好，有一位在台大的美國學生為他翻譯成英文，翻譯得很好，因此當時受到好評。餘英時介紹他是台灣學界特立獨行的學者。哈佛的史華慈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特別要杜維明做翻譯，與他談話。
2009年開始，他發覺手會發抖，不能寫字。因此開始學氣功，後來大有進步。現在在平穩的狀態下，又可以寫字了。他每天作氣功。韋教授說他不會用計算機，因此聯絡還是要靠電話。他說他是個能夠脫離中國傳統束綁的人，從新的觀點來看這一切。他建議我最好不要再寫有關宗教的書了。我說我寫基督教的書，是為了要維護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現在已經寫了四本，把有關基督教最重要的議題大致也都包括在內了。以後如果還有時間能作一些探討的話，應該會尋找新的課題。我當時心中已經把儒家思想當作我未來探討的方向。
第四次拜訪：
2017年12月16日見了韋教授之後，帶著韋教授新寫好的書稿《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返回美國，仔細的閱讀。這本書稿大體上都是他讀過一些書以後的感想。2018年春天，我又返回台灣，因此在2018年4月9日約好去拜訪他。
韋教授跟我先談到大陸上以他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韋教授說現在已經有超過十篇研究他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也有華中師範大學柳恆女士的一篇。一些有關他的書籍已經出版。其中，包括尹文漢所寫的《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寫的蠻好的。還有章颷所寫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創造轉化－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研究》。柳恆女士在華中師範大學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韋政通與戰後台灣儒學的轉化》，她的指導教授是何卓恩。韋教授說：他第一個認識的大陸儒家學者是王立新，現在是深圳大學的教授。到韋教授家不久，剛好王立新教授打電話來，說人民大學有一位女博士生，名叫劉君莉，想以韋政通教授為題，做她的博士論文，論文的方向會在倫理學方面。2018年4月16日到5月初，會來台灣，希望能拜訪韋教授，托王立新教授介紹，韋政通教授回答說沒有問題。
韋政通教授說：他是從三無出發的，老家中沒有一本書，家族中沒有讀書人，村裡也沒有讀書人。他從1951年開始寫文章，1965年以後，才把所寫的文章編輯成書。在此之前是作為新儒家的階段，發表的文字並沒有收集起來。柳恆女士到台灣來，把他在1965年之前發表的文章也收集起來，找到一百多萬字。韋教授後來主辦「中國論壇」雜誌，與胡佛、楊國樞等人，一起討論中國的現代化。
我問他有沒有人為他寫傳記？他說尹文漢的夫人向葉平是一位女作家，她想寫韋教授的傳記，於是申請到台灣的實踐大學教書一個學期，住在他家裡，有幾個月之久，要用小說的筆法寫他的傳記，但還不知道結果如何。
他說蘇格拉底其實是個浪子，不顧家，天天在外面與人談話，他的夫人對他很生氣。柏拉圖是摔角專家，他創造了蘇格拉底的對話。孔子說“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是如果真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可能不太好。在他寫的《孔子》一書中，提出孔學的盲點。儒家主張大一統，國家要團結。但是國家統一可能不利於民主的發展。歐洲採用封建制度，反而比較容易發展出民主政治。他說《論語》本來有三個版本，有晉國的、齊國的、魯國的，後來魯國的版本勝出。
他說：希臘人樂於表現人體，中國則把人都包起來，不露出肌肉，這與希臘不同，也造成了後來漢族「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唐朝以後，中國的武力很弱。一滅於元朝，再滅於清朝。宋朝其實也沒有統一，燕雲十六州都不在版圖之內。元朝到忽必烈，已經是成吉思汗第三代的孫子輩了。元朝根本把漢人當奴隸。北京清華大學的雷海宗，就寫了一本《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描述中國無兵的文化。中國的朝代常用傭兵，漢人武力不彰，儒家思想對此可能要負一點責任。
韋教授說儒家所謂的性善論，其實只說了半面人。他說儒家主張性善，其實只是在信仰的層次，而不是在經驗的層次。我說我前次帶來的拙文〈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就提出如果依照演化倫理學的說法，人性其實是“善惡混”的，或者說是“善惡並存”的。他沒有出言反對，但是也沒有表示贊成。他說：重要的價值應該是人創造出來的。
韋教授說，王船山對他的影響很大。他說他作記者的時候，生活不規律。後來去大屯山住了三年半，幾乎衣食不繼。又去尼姑庵教書一年半，一共五年。生活很睏。他上次說，在他所寫的書中，《倫理思想的突破》是他最重要的一本。我問他說：我後來讀了這本書，可是我沒看出來這本書特別之處在那裡。他說，過去五四運動是用科學與民主來打擊傳統的儒家思想。他現在要把科學與民主，和倫理放在一起。工業社會要有新的倫理、新式的典範、關懷社會的愛心。
上次見面中，韋教授提到心理學在新的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他說心理學，人格心理學，這是人的學問，不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那一套。他也說到：對於哲學方法，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總是以信仰的態度來看哲學，說到最後，總是說儒家第一位。蘇格拉底說要認識自己，沒有經過省思，不值得活。他說一個人要「徹底的內化，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快樂需要學習，要有能力才能快樂。
他講到香港的霍韜晦教授，說他是近百年來，第一個實際推行儒家思想的人，走出了儒家的新道路。他說霍韜晦現在生了癌症，在北京就醫，要做化療。心情很低落，身體也不好，口述給他夫人，寫成一封信寄給他，他把這封信的影印本拿給我，說是否可以在2018年4月12日到13日，中央大學舉辦的紀念唐君毅先生逝世40週年學術研討會告訴大家這個消息。我說他信中寫的太悲觀了，韋教授說他現在生病，講的話難免會受到情緒影響。後來在會議中，我把霍韜晦教授來信的影印本交給了中央大學的楊祖漢教授，由他在會中宣布霍韜晦教授的現況。後來得知，霍教授不久之後，在2018年6月6日病逝於北京，享年78歲。
韋教授說明年（2019）三、四月間，要在國父紀念館作一次演講，題目可能是「智慧不老」。這是由企業家支持經費，由連戰出任董事長的基金會主辦的。很可惜，我們都聽不到韋教授這個演講了。
科學與宗教的關係：
2017年12月16日去拜訪韋教授的時候，韋教授把他最新的書稿《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的影印本給了我，希望我能表達一些意見。我在美國讀過書稿以後，對於韋教授的看法絕大多數都是贊同的。只是對韋教授所寫有關科學與宗教的關係這一方面的論點，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韋教授在電話中希望我能用書面方式把意見寫下來，於是這次去拜訪韋教授的時候，把我對於他書稿中有關科學與宗教的意見，寫好印出來交給他，部份的文字如下：
「大作《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文中提到科學與宗教之爭，說『宗教改革後，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爭論，根本是一場混戰。論戰中的科學，打擊宗教甚至否定宗教，是科學主義在作祟’。「科學主義」一詞可能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是：科學主義代表一種思想，認為科學是最權威的世界觀，也是人類最重要的知識，在知識的探討上，科學方法優於其他方法。而「科學主義」也有另外一種帶有貶義的解釋，認為這些主張科學的論述不恰當的使用了科學，或者在不適當的地方應用了科學。啟蒙運動之後，科學與宗教的論戰，主張科學而批判宗教的學者，特別是批判基督教的學者，可以說沒有什麼人是採用了這種帶有貶義的“科學主義”論述。科學是要有根據的，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何來這種帶有貶義的「科學主義」？科學是經過事實驗證，有系統有條理組織起來的知識。科學是經得起考驗的。與科學相違背的有神論宗教思想，從長遠看來，總是會消退的。文中提到‘宗教與科學和平共存並不難’，但是從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可以證明，凡是與科學有衝突的基督教教義，到最後總是以宗教的退縮為結束。啟蒙運動到現在，大約有兩百多年，歐洲從一個基督教控制一切的社會，到現在已經有了重大的改變。歐洲國家人民信仰基督教的比例，近年來大幅的下降，甚至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後基督教時代。因此，從長遠看來，與科學無法配合的宗教，特別是主張人格神的宗教，是不會有什麼前途的。雖然這個過渡的時期可能會相當長。因為一方面人類對於死亡的恐懼並不會隨著科學的進步而降低多少，宗教信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會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另一方面，由於宗教在一個民族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往往成為這個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如基督教之於歐洲國家，伊斯蘭教之於阿拉伯國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不是短時間可以改變的。因此，宗教的影響力仍然將在這些國家中，維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不過，其影響力的逐漸消退仍然是可以預期的。
近年來，西方知識界對於有神論宗教的批判風起雲湧，而尤以高級知識分子為然。2001年紐約世貿雙子星大廈的攻擊事件之後，更出現了大量反對有神論宗教的著作。這些論者對於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個排他性一神論宗教之間的對立所造成的世局不安感到深深的憂慮。這些在西方國家猶太─基督教傳統（Judeo-Christian tradition）之下長成的學者，能夠對基督教做如此深刻的批判，實在代表了西方知識界在宗教思想上的覺醒。在科技先進的國家當中，美國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過去一向是最高的，但是最近這十多年來每年也以大約百分之一的速度在下降。因此從長遠看來，隨著人類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學思想的逐漸深入人心，信仰有神論宗教的人口比例，應該會像現在西歐國家的情形一樣，逐漸的下降。有些人也許會爭辯說，基督教人口的比例固然在歐美國家大幅下滑，但是在一些亞非國家中近年來卻有相當大的成長。但是這些成長其實是與這些亞非國家經濟不夠進步、科學不夠發達、人民的知識水準也比較低落有關，這是一種文明後進的現象。假以時日，當這些國家的科學和經濟進步到一定程度，基督徒人口比例的下降仍然是可以預期的。科學與有神論宗教之間的衝突，屬於根本的矛盾，是無法輕易消除的。『宗教與科學和平共存並不難』的說法因而值得商榷。
另外，文中也提到『耶穌是博愛的化身，超自然信仰的活見證』。耶穌是否是『博愛的化身』，其實是很有問題的。如果我們細讀《新約》，《新約》中的耶穌其實是一個性格複雜的人物，他的道德主張和實際行為有許多都偏離了社會上的一般道德標準（請參考拙作《我看基督教》與《歷史上真實的耶穌》有關章節）。」
由於我寫的是書面的稿子，當時韋教授還沒來得及看。不過，我說我對於他書稿《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當中的觀點，絕大部份都是贊成的，只是對他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看法，有些不同的意見。我大略的講了一下我的觀點，他說現在人類問題很多，像是全球暖化、缺水、大陸有三萬條河流在消失中，這些都是人類的危機。他的意思應該是說人類需要宗教的安慰，宗教因此不會消亡。又說現在科技界在發展機器人，很多人會因此失業。所以，宗教還是會有吸引力的。不知道他看過我的書面意見以後，會有什麼樣的想法，不過現在他的評論我是永遠無法知道了。
李雅明教授在韋政通先生追思紀念會上致辭
結語：
接獲陳復教授的通知，知道韋教授的追思紀念會將於2018年9月16日上午，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我在2018年9月4日返回台灣，很幸運的能夠參加韋教授的追思會。籌備委員會的主委是黃光國教授，王立新、陳復兩位教授為副會長。王立新教授還遠道親自來參加。列名的委員以大陸學者為多。現場我見到的台灣學者還有台大前校長孫震和何懷碩教授等幾位。台灣儒學界的學者出席的好像不多，韋教授當年與新儒家決裂，影響效果顯然還沒有完全化解。紀念會上許多人都發表了動人的悼念，輪到出席者發言的時候，我也上前講了一些紀念韋教授的話，回憶我向韋教授請益交流的經過。
從讀韋教授的書開始，我就欣賞韋教授的儒學觀點。跟韋教授見面之後，我更加欽佩韋教授勤奮好學的精神。他坦誠的態度與開闊的心胸，都讓我心折。看到他年事這麼高，還這麼努力向學，不禁讓我覺得異常的幸運，此生能夠遇見一位可以當作榜樣的長者。依照他的健康狀況來看，本來長壽到百歲以上，幾乎是不成問題的。不幸由於意外，讓他過早的離開了我們。韋教授，您的哲學思想和創見已經廣傳於祖國大地，而且將會與時俱進、永垂不朽。就請您放心的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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