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甲骨文已能認出五千餘字，能認出的有一千五百餘字，還有三千餘字無法辨識，因裡面有相當大量內容是通神的語言，這種通神的語言沒有傳承下來，就沒辦法去解讀，或者反過來說，如果從現在理性思維來辨識甲骨文，會產生跨過去解讀的根本門檻。從甲骨文發展到後來的大篆，其字體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就是書法的產生。原本甲骨文常由短而直的線條構成，書法則使得漢字的線條開始變得更柔潤。鑄刻所形成的精神狀態，更透顯出神性的肅穆；而毛筆所形成精神狀態，更透顯出人性的溫暖，這就是商周兩朝的根本差異。

在尊崇鬼神的商朝，人的思維相對來說不大被重視，神的意見纔居於最重要的位置，甲骨文就反映出商朝神權統治的氛圍。可是甲骨文已經有均衡、對稱與穩定的格局，這就已能反映出中華文化特有的特徵，這是其它文化裡罕見的現象。我們在商朝晚期的一些玉片、陶片與獸骨上都能看到用墨書寫的文字，這可反映出商朝晚期社會氛圍已由對神的重視開始逐漸轉向對人的重視，最起碼商末對於神的懷疑，從商紂王膽敢「射天」就已可看出端倪（陳復，2009：52）。 

《禮記‧表記》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事鬼敬神而遠之。」意思是說，商朝人尊崇鬼神，君王率領百姓敬事鬼神，把鬼神放在第一位，接著把禮儀放在第二位。周朝人尊崇禮法，雖然同樣敬事鬼神，但與鬼神保持著距離。其實商紂王被視作暴君，是因為他正在進行某種宗教改革，卻遇到商朝貴族的反對。商紂王當時已經有一種重視人的想法開始出現，不再凡事都從神權的角度來主導，但他的這種態度卻形成商朝統治階層內部的失和，因此敝人覺得商朝與其說是亡於周朝，不如說是亡於自己內部的混亂（陳復，2009：7；52—53）。周朝的建立則反映出人文精神開始成為主導思潮，這個中華文化的重大轉折，體現在書法上，就是漢字徹底從甲骨文發展成鐘鼎文（金文）。 

甲骨文與鐘鼎文同時誕生於商朝，但鐘鼎文興盛於周朝，這不只來自青銅器在周朝得到更大量應用有著密切的關係，儘管甲骨文和鐘鼎文都讓我們看到先民跟上蒼溝通時的虔誠心態，更反映出由商朝面向上天的請教，改變成周朝面向上天的宣告。其實從河南省安陽市出土的商朝青銅器銘文上，雖然可看到直筆嚴正的書風，但有時表現出圓潤的勢頭，和甲骨文的純用直筆微有不同，對後來的西周書風有顯著的影響，大約自周穆王（姬滿，約1027B.C.－約922B.C.）到周宣王（姬靜，約862B.C.－782B.C.）時，西周的書寫銘刻都有著圓潤的寫法，這點在姬周同姓邦國中體現得更明顯。這種書體的傳世精品，最典型的樣貌就是毛公鼎上的金文，書風渾厚凝重，常有圓筆運轉，極顯文明氣象（金啟華，1996：102—103）。 

不同時期的文字背後透顯出的是不同時期的國風，文字的樣貌與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等都有極其綿密的關係。從甲骨文發展至大篆，字體從長方逐漸開始變圓潤，這就是中華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從關注天開始轉向關注人的過程，但這並不意謂著進入周朝，人們徹底背離上天，天跟人依然有著連結，只是相對於天的啟示，人們開始更重視自己在人間的奮勉，人文精神開始成為中華文化的主軸。其實從西周時期開始，就有些不知名的「書法家」在書寫過程中，往往不受當時書寫規則的限制，創作出篆書的變體筆畫，這反映出自由就是創作的基石，不應讓固化的標準來壓抑人的創發能量，敝人覺得從西周時期開始就不只有「書法」，更有著「書藝」的存在。 

商朝至西周，書法掌握在巫祝卜史手中，春秋末期文化傳播的範圍擴大，開始有私人的著作出現，於是書法的載體就不限於泥範、臘模和甲骨上，而開始書寫於竹帛上了（金啟華，1996：101）。戰國時期，文字再度發生變化，各諸侯國呈現出樣態各異的文字，這一時期的文字稱作「六國異文」，顯示出當各諸侯國各自發展，包括文字在內都會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在地特色，這些文字帶有裝飾意味，線條精細，審美理念趨向於華麗的符號化。這一時期所謂的「古文」則是指位於魯國曲阜的孔子府第牆壁中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中的文字（林若夫，2016:139）。

 相對於商朝對鬼神的崇信，周朝對禮的重視，至秦朝，其政治特徵是崇法。從「神，禮，法」這三個階段，篆書同樣顯露厚重的政治氣息，尤其反映出政治的強大機能，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去做歸類，或可稱大篆是「禮」的文字，小篆是「法」的文字，因大篆最主要是周朝在使用，孔子應該同樣是用大篆來書寫文字（儘管魯國字體可能會有區域性的變化）。大篆的筆法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其書體比較圓潤，不像其它書體有固定規範的筆順，書寫大篆跟描工筆的繪畫很類似，敝人通常會從涵養心性的角度，建議大家練習行書，但如果你就是很愛標準化的寫法，那麼最好是寫大篆，相較於寫楷書，最起碼寫大篆能體會到飽滿的氣息。 

來到秦朝後，文字開始變成長方形的小篆，這的確很像個板著臉孔六親不認的執法者。大篆早期用於記錄和神靈溝通的結果，後來依循著神的脈絡建構出一套禮制，就開始出現將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變成大篆的程序。後來秦始皇為統一文字，命丞相李斯負責文字的整理工作，這個過程裡大篆經由簡化就變成小篆。政府既要完成其政治的嚴肅性，更要思考怎麼樣讓文字更精簡扼要，這種從繁複來到精簡的心理需求，就是字體在不斷變化的核心原因。小篆的單字獨立，字體結構嚴謹，字與字間隔均衡，整個字的形狀是略帶圓潤的長方形，但給人莊重威嚴的感覺，可見篆書雖然還屬於中文的早期階段，但已經呈現出中華文化的主流風格。 

先秦時期的石鼓文是介於大篆與小篆的中間的字體，出土於唐初的天興縣陳倉（現在陝西省寶雞市），原來有七百多字，到現在還可看到三百多字，這些文字在講述秦王出獵的事情，唐朝詩人韋應物（737—792）認為石的形狀像鼓，故稱其「石鼓文」，這十個石墩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館（王志軍、張明慧、永年編著，2015：41—42）。中華書法的臨帖有兩大流派：碑派和帖派。秦朝石刻開啟碑刻的先河，其源頭就在先秦時期的石鼓文。但秦朝用政令強行將石刻演化為小篆，雖然就某種程度來說有利於社會的溝通，但從藝術的角度來看，統一的小篆抹殺掉原先六國石鼓文的多樣性，並且由於該強制性其普及率不高，再加上小篆的書寫確實並不便利，很快就被隸書取替（余志鴻，2009:131）。 

隸書的雛形產生於先秦時期，這是種把書寫篆書的規則稍微簡略掉後，用於日常書寫的書體，因此隸書又稱「佐書」，「佐」有輔佐的意思，因此或可將隸書當作是「小篆的行書」。隸書至西漢時期發展成熟，並開始變成政府文書，相較於大篆的圓潤和小篆的長方，隸書比較趨於正方形或扁方形，並且方中帶圓。再者，有一則傳說表示隸書是程邈（生卒年不詳）的人發明，張懷瓘的著作《書斷》卷上記：「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名『隸書』。」意思是說：程邈原本是監獄裡的公務人員，因案得罪秦始皇，被治罪關到監獄裡，結果他在監獄中殫精竭慮探討十年，按照篆書作為原則，改造字體，寫出三千字，上奏給秦始皇，秦始皇極其讚賞，就啟用他為御史，因為秦朝政務繁雜，用篆書影響工作效率，於是開始改用程邈發明的文字，主要被奴隸用於日常書寫輔佐使用，因此就稱作隸書。由大篆演變至小篆，再接著發展出隸書，更能反映出環境變遷的特質，字體開始由圓再逐漸變成方。 

_{（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六章〈天人關係：先秦時期文學與藝術的發展〉，第三節「書法的演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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