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7/13
《野草》
在明報工作期間，釣魚臺事件後，在美國和香港都動員起了一大批年輕學子組合成群，各自出期刊，關心時局國運，如美國陳憲中等人辦的《新土》等等。張系國在美國的新舊老友，也群聚起來出版雙週刊，叫《野草》，取其生命力頑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打不死的愛國心和讀書人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在香港則聯結了一批，筆能寫，手能武，嘴能講的逃港紅衛兵們。《野草》的讀者和作者，是奇異的組合。在臺灣去美國的碩士博士生，逃港打拼，曾經在中國大陸打拼，影響政局的紅衛兵，都在《野草月刊》這裡各抒見解。這群逃港紅衛兵能文能講，更奇特的就是大圈仔。在香港黑道，兇狠勇見稱，自成一派，而且十分團結。晚上，或星期天，經常到我天台鐵皮屋聚會，煙和啤酒、花生，男男女女，很是熱鬧。我的大門鎖匙放在門口地氈底下，熟朋友知道門路，自動上門，也不用和我打招呼。這些朋友戲稱這地方「銅鑼灣天台」，仿若是他們銅鑼灣區的地盤駐站，隨時來，隨時走，和我說：「兄弟，有什麼擺不平的，跟我們講。」
這些朋友年輕力壯，否則經不起風浪，到不了香港。能筆能講，夠狠夠硬，否則當不起頭頭。你待他好，他對你好。你狠，他可能會更狠。他們的天下，不是吃飽被哄出來的，是靠手腳實力打出來的。對中國時政，有他們自己很特別的看法。論時政，講生活，談在香港生存立足之道，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道義法則，是十分特殊另類的群體。
《野草》當年，由於在美國排字印刷，費用很貴。因此，所有文稿，系國集中寄去我處，一來省錢，二來要人處理。一九七O年代，撿字排版費用不便宜，但剛開始流行中文硬版盤打字，有一群要坐輪椅的小團隊，成立了硬版盤打字的公司，收費特便宜。《野草》的排撿打印，我特意給他們生意。這老闆日後成長為僱用百多人的印刷廠。數十年後，一次我從美國回香港，見面跟我說：「一開檔，就有我的定期生意。」他很感激。他投稿《明報》，我登了出來，是他頭一趟文章在《明報》見報，給他極大鼓舞。因之，這次見面難得，一定要請我好好吃一頓，以表謝意。有一次，《野草月刊》集合了在美國的幾個年輕人刊物，嚴昭執筆，各人議決定稿，發表了〈國共談判是時候了〉一文。李怡的《七十年代》轉載登出，結果是，董克康有署名的博士生等人，被斷阻了回臺教書的機會。
《野草》〈國共談判是時候了〉
七〇年代，釣魚臺事件激動起海外留學生關心國事，討論國事的熱潮。說當時的海外留學生，實指中華民國臺灣和殖民地香港的留學生，中國大地正是上山下鄉，大批青年捧著小紅書，接受貧下農的教育的時段。野草之外，陳憲中、陳立家的《新土》等，留學生刊物都集中在紐約和LA，留學生們的集中地。
有些是新入行的教授、講師，更多的是仍在讀博的研究生。許倬雲在野草寫〈從海鷗談起〉，參加座談會的當時都還是研究生。五十年後今天，都各有成就，如黃默（東吳端木講座教授），黃樹民（中研院），張系國（小說家、教授），嚴昭（報紙總編）、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照片中的劉容生（教授），陳禹成（教授），王曉波（教授），鄧維楨（大學雜誌創辦人，成功的企業家）。一九九七後，在美國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學和大學留學生，總量數十倍多過港臺去美的留學生，卻沒有出現他們的留學生刊物，原因是多樣向的，但現時，微信、line等一大堆互通訊息的工具，昔日要投稿、印刷、發行的老土事物，已失去了發芽茁壯的機會。
野草老友，何步正、李雅明、張系國、馬以南、胡卜凱，2020 台北
文章來源：新大學政論專欄
1973年11月，黃黙、黃樹民、邱立本、張系國、嚴昭、郭正昭等人在美國紐約舉辦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45年前的陳年舊事。斯時，黃黙37歲；黃樹民27歲，青年英茂。今天，黃黙是東吳端木愷講座教授，台灣人權學刊主編；黃樹民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系國、嚴昭、郭正昭，邱立本、劉容生、鄧維楨等人都成就斐然，是學術巨擘或工商新聞界要人。
我們今天重刊野草雜誌1972年11月的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他們45年前熱心關注的題目，今天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依然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題目。
2017年，老朋友重聚於台灣南港。黃黙(82歲)、鄧維禎(80歲)、劉容生(74歲)、王曉波(73歲)、黃樹民(72歲)、何步正(70歲)、陳禹成(54歲)
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
（野草第25期，1974/12/01）
〔前言：近1年來，海外華人對人權問題及基本自由問題的討論，漸趨熱烈。在美國各地華埠，均有華人民權運動的機構出現。海外華人對母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亦十分關心。為探討現代人權問題的理論，並且研究成立一個中國人的人權協會的可能性。野草雜誌社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一日及廿二日，在紐約舉辦了一次「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這次的座談會，因屬初步探討性質，故採取邀請方式，共有十八人参加。兩天的座談會，共分為三次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有三位關心人權運動的外籍教授應邀參加，除介紹各國際人權組織外，並就理論與實際各項問題交換意見。第二次討論會，就中國人權問題，則側重討論人權協會的籌備細節以及初步實際工作。對人權問題感興趣的讀者，歡迎來信聯絡。有關文件資料，可參看野草雜誌廿四期社論「籌組中華保障人權協會芻議」，星島日報十二月十七至十九日黃默「當代人權及基本自由理論初探」，廿日張顯鍾「人權的國際面 」以及其他各文。本次座談會，蒙嚴昭先生及星島日報工作同仁支持甚多，謹此致謝。
第一次討論會
時間：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一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出席：嚴昭、胡美澄、黃默、郭正昭、張系國、任德厚、張顯鍾、張光華、蕭文壁、邱立本、James D. Seymour (司馬晉。紐約大學教授)、Warren Weinstein (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Andrew Nathan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張系國：今天的座談會是我們對人權問題的一個初步探討，整個座談會的醞讓，差不多開始於六個月以前。我們並且也會參考其他各國的人權觀念和人權保障的組織。今天的座談會，希望並不是流於知識份子的空談，而是能坐而言起而行如何就中國的人權保障 問題，行動起來，是我們最關心的事。
嚴昭：從整個人類發展史來看，所有國家都企圖追尋及爭取人民的權利，從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到今天的共產主義革命和反殖鬪爭，在在都表現出一種對人類權利的爭取，然而在爭取人類權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到一些問題，像如何以制度保障人權，如何防止對人權的違反，並且如何跳出意識型態的困擾，把人權的保障加以制度化，最後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是否會有不同的人權觀念和對人權的標準。
黃默：談到人權問題，我們現階段正處於探索新理論的過程。當前最有影響力的人權理論一個是源於十七世紀自由主義，另一個是源於馬克思主義。十七世紀的自由主義，毫無疑問是和當時資本主義的中產階級利益連接在一起，雖然日後福利國家的觀念興起，對十七世紀的自由主義有所修正，但在人權的觀念上，是否仍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架構裏面，是學者爭辯不休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揚棄了十七世紀自由主義的一些假設，強調集體自由，代替消極的自由，他們追求的是一個理想的境界，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但今天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說他們已達到這個理想，不過，他們比較重視經濟及社會的權利，但對個人的自由，對公民政治的權利，較少保障。又從若干亞非國家來看，他們不接受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也不全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他們強調人民的意志以及平等的觀念，也可說比較接近盧梭的「普遍意志的想法追求」道德觀念的革命，但這在政治制度上十分難以表達出來，因為這些國家，常藉助於一個超人的領袖或一專制的政黨，對人民的自由與權利，沒有充份的保障。在這種情形下，希望建構一個新的人權理論是很艱難的事情，基本上我對自然法則 及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十分存疑，我寧願強調，人類選擇與試探的自由，具體的說,， 新的人權理論應顧及到(一)兼顧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以及群體的利益。(二)應對十七世 紀自由主義的契約論有所 修正。(三)國家的權力不應對個人自由與群體利益的追尋有 所阻礙。(四)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應包括公民政治的權利及經濟與社會的權利。同時 我們假設隨著社會的改變，這些權利與自由應予擴充。(五)在經濟生活上，應兼顧資 源之有效運用，以及社會財富之公平分配。任何政府、政黨、及階級，不能獨佔生產 的工具。生產工作應顧及到個性的多方面發展。(六)在文化生活上，應該開放，任何政府、政黨、階級、教會都不能獨佔教育制度及大眾傳播。科學家，藝術家等都應受到充份的保障與鼓勵。(七)我們應假設國際組織對會員國家影響及控制的力量，逐漸加強，更有效的推動人權的保障與促進。
張系國：除了對新理論的探索及再思考以外，我們還有一些實際的問題，如柏揚、李敖的事件，我們希望參照國際間其他人權組織，能在實際問題上行動起來。
司馬晉 (James Seymour)：(一)我很高興你們大家關心人權問題，為保障人權努力，多年來，國際人權運動沒注意到中國人的人權，尤其是大陸。按我所瞭解，你們的計劃，同时注意到人的社會，因此十分有意義，當然各地中國人的情形不一樣。不容易一視同仁，有一些社會中國人是少數，在另外的社會，中國人是多數。而且有些政府表面上承認西方的人權的觀念，所以國際人權組織比較容易和他們接觸。但是恐怕我們忽略了大陸。而你們各方面都注意到了。(二)按我幾年來參加國際人權運動的經驗，中國文化有他特點。中國人權的觀點和外國的不同。國際人權的標準，基本上是從我們的歷史經驗發展出來，最早的問題是宗教自由等。這些問題在中國比較不重要。中國沒有馬丁路德，大憲章等人權清單。按我瞭解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不簡單，但和西方文化，也有異途同歸的地方。例如毛澤東在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說了，應該讓不同的意見的人有說話的機會， 黨員不應該害怕不同的意見。當然，毛澤東不是談人權運動。中國現在的領導階層注重改造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特點，先得改造中國文化，才可以改造社會。同時，他們急於改造社會及文化，在我看來，要很快的改造文化，很難避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那麼,在這種情形，世界性的人權標準是不是可能的？這就是說，國際人權標準是不是受到某一個文化的支配而在各文化中都不相同？我沒有答案。但是，我建議可以從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來探討。(三)當前有幾個組織很努力於國際人權運動。Amnesty International是其中的一個。這組織是無黨無派的人權組織。它特別關心政治犯的問題。在我的英文稿子裏面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各位可以参看。最後一點,我們在國際大赦協會內工作的人覺得應該把人權問題和政治意識分別。當然，我們都有我們個人的政治立場，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說没有人因他的政治思想而坐牢。但是，我們應該瞭解，只要提出人權問題，一定牽涉到政治問題。國際大赦協會，因此也受到各方面的批評，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大家應該用邏輯和理性回答，而且不被他們干擾，而放棄我們的努力，謝謝各位!
Warren Weinstein：(一)我同意嚴昭的說法，所有國家都揚言他們是追求人權，但事實上並沒 有做到，我認為，更貼切的說，所有的國家，都不會承認，他們要違反人權。(二)怎麼在理論 的建構中，讓別人了解，追求人權不是為了要推倒該政府，事實上，Amnesty International幾方面不討好，飽受左右兩派及各種政府的攻擊。(三)怎樣把人權問題分開幾方面來處理，以便容易著手，譬如說，從法律觀念來談中國大陸問題是合法的。因為中國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問題是如何使中國承認國際上促進人權的民間團體。我建議，你們可多和其他各國促進人權的民間團體聯繫。並且你們活動和關心的對象， 不應只限於中國，國際間可以彼此互相協調合作。
張系國：中國人對和外國團體連繫，還是有些疑慮。
Warren Weinstein：但那些促進人權的民間組織，並不只限於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這樣子的組織。
Andrew Nathan：中國人似乎多談理論，我們比較實際，您們現在這團體很小，要有實際效果，在做法上，小規模和具體的行動是更為可行的，並可在政府所可以容忍的方法上面去努力。
嚴昭：我和黃默不同的是，他認為理論是重要的，我當然也這樣想，但我更強調如何去解決將來世界的問題，尤其是制度上的。在實行上，我們可從不同的途徑去努力。並且要跳出一家之言的意識型態的困擾，問題可較易解決。
司馬晉：在談到台灣和海外中國人的問題時，西方的人權問題，都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基本上這些地方的政府，起碼在理論上都承認西方的人權理論，但談到中國大陸的問題，就會有理論上的困擾，譬如說，我們如何看文化大革命。大陸上的一些強制性的政策，是否違反人權，如五七幹校的問題。並且，像「思想有問題」的說法，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Andrew Nathan：為了突破這些困擾，我們可把問題分作兩類，一種是當前可行的工作，一種是長期性的奮鬥，有些長期性的問題，非短時期的理論建構所能觸及的，如五七幹校問題。
胡美澄：請問司馬晉先生，我們能對台灣的人權保障做些什麼事情呢？
司馬晉：這個就看你們了，理論以外，可從事實實際的工作，當然，大陸上的問題也不能不顧。您們可加入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上彼此互相合作。
張顯鍾：在這開始的時候，我們不厭其煩的著力於觀念問題的探討相建構，是因為中國在這方面和西方不同。中國傳統上缺乏西方那種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觀念，更不用 說人權的觀念了。國際人權組織過去成績並不理想，進展緩慢，但其對人權維護的信念，仍然信守不渝，我們可以個人的身份，參加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性的人權組織。
任德厚：中國人對人權的看法，是和西方不同的，尤其現在我們處於台灣和大陸的人權問題的共同點，柏楊問題，並非因為他可能是共產黨，而是他動搖了執政黨統治的道德基礎，大陸同樣是如此，要人民共同理解政府所强調的道德價值。然而這些都可能與西方的人權觀念衝突。至於在海外談中國人權問題，則沒有這理論上的問題。
嚴昭：探討促進人權之共同道德基礎，是必要的，這是長期性的工作；非一朝一夕可達，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及重視這問題。
司馬晉：實際上，台灣的外省人政府和大陸的共產黨政府，都是一個少數人的政府，而統治者的一些信念是會和大多數人民不太一樣的，故必然會產生人權的問題，然而只是從西方的觀念來看。中國的問題，有其獨特性，尤其是在大陸。台灣，新加坡等地方的政府起碼嘴巴上是會承認西方的人權理論，但在大陸卻不是，我們也不可以用簡單的威權主義的觀念，來了解中國大陸的問題。
黃默：但我們也不應該把中國文化跟歐西文化絕對的分開來看，中國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為時也很久。馬克斯主義，當然也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問題在我們應該做那些具體的工作以及如何去做。
Wanan Weinstein：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也不只是顧及個人的權利，同時也強調社會及群體的問題，這方面的辯論很多，你們可找來研究，對你們的討論也很有幫助，譬如說他們辯論的題目包括：怎樣獲得群體的利益，以及公民政治權利與社會經濟權利之間的關係等。
Andew Nathan：在我看來，今天早上的討論過於理論化，你們這些人的長處是集中於美國東岸，工作和職業方面，也易於與美國中上階層接獨，較易影響他們，同時，台灣也相當受美國政府和輿論的影響，這方面，你們能做的事情不少，大陸問題，可困難得多。
司馬晉：Ammoty International曾受到很多指責，只針對台灣和新加坡的問題，而忽視了中國大陸，所以我們也應對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做點事。當然其中問題很多，如人權的定義是什麼？是否任何人有權利，為爭取人權，破壞國家改造文化的政策？
黃默：但是否一個政府對文化的改革手段，超過了某種程度，便可說已違反了人權？
張光華：請問司馬晉先生，是否可跟我們談一下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情形。
司馬晉：我們的工作，強調在救援政治犯方面，也因此左右兩派都不討好。當然，中立的國家，也是我們關心的對象。
張光華：是否可多著眼於蘇聯的情形，以和中國大陸作一比較。
Andrew Nathan：從法律上來看，蘇聯有一個完善的法律制度，因此爭取人權，可以在蘇聯的法律系統內談，但中國的情形不一樣，中國的法律制度並不完善。
司馬晉：但我們可再等等看，中國的新憲法就快擬定，對言論自由，機會自由等問題，是會採什麼態度，我們現在還不能判斷。
蕭文壁：請問司馬晉先生，您對蘇聯驅逐索善尼辛出境的事件看法如何？在我看來，這事件反映出西方國家試圖以他們的人權觀念加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均與西方大相迴異的蘇聯身上，西方國家固然理直氣壯，以衛道之士身份出現，不過蘇聯若認為索氏不合作為蘇聯公民的條件，難道沒有權力放逐他嗎？
司馬晉：蘇聯這行動，是違反了聯合國的原則，但Amnesty International一向對移民問題，較少關心，對這問題，也沒積極的態度。
張系國：我們謝謝三位來賓的熱心關懷，這個討論會，相信對大家都是很好的收穫。
第二次討論會
時間：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二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六時
出席：張顯鍾、邱立本、郭正昭、黃默、 嚴昭、胡美澄、黃樹民、任德厚、張光華、蕭文壁、張系國。
黃默：請大家對人權問題的理論及實際提出意見。
張光華：(一)理論固然應該探討，但應說和實際工作並行。(二)如果能夠成立組織，已經是一個成就，雖然不一定有大功效，至少有一個呼聲。目比較有效的可能是國際人權組織。因此，我們可以就實際個案，蒐集資料，提供，使他們能發揮更大功效。
張系國：在海外推動人權運動，我讚美張光華的看法，一方面可選擇個案，蒐集資料，並和國際組織聯繫。另一方面，我們亦可翻譯有關人權思想重要資料、文件及書籍，並加批判，再介紹給國人，使人權思想慢慢在國內生根。我們可通過野草雜誌、星島日報，以及港 、台各刊物，介紹人權思想。
張光華：這是雙向的影響。我們不僅做思想介紹，亦可研究國內狀況，中國人對人權的看法，修正我們的觀念。
蕭文壁：(一)在小處，我們可為在美華人盡力，例如前一陣紐約華埠發生警察酒醉槍殺華人一事。如果有一人權組織，就可以提出這事件向當局抗藏。(二)在大處，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就牽涉到思想、主義，「國本」問題。如果要處理這些問題，例如柏楊案，如果能做一詳細分析，探討問題的本質，則在拯救柏楊的同時，也應陳述我們對這問題的看法，究竟在何處違反人權，那麼人權協會的立場自然澄清了。
任德厚：嚴昭主張的，將全世界國家目前的狀況，容納入一個整體的理論去解釋，我們十分同情。中國人一向不太重視個體的自由。外國人主張的人權，我們不一定關切。我以為關鍵所在，還是政治迫害。對於迫害的容忍，應有一個限度。在人權協會的實際做法方面，台灣顯然較易受外在壓力影響。大陸則不容易受外來影響。因此，做法上不能只抓個案，否則難免厚此薄彼，但也不能空懸一個理論。如果肯先注意在美華人的人權問題，是一個好的開始，其後才能注意到其他方面，必須有協同，否則恐怕不太好。
張顯鍾：早上，三位外籍教授的建議，並不完全一樣。Weinstein 教授認為我們力量薄弱，不如加入國際人權協會，方能發揮作用。Semour教授因自己參與國際大赦協會，因此建議我們也不妨加入，我們應瞭解，他 們所談的人權，非常特殊，主要針對政治犯而發。因此，我們自己對於人權的定義， 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看法。
邱立本：我認為和國際人權組織結合，思想上歧異還是次要，實際上，很易被人批評是挾外自重。我們不如獨立自主，和其他組織都保持一定距離，否則會被人罵為白華，國內宣傳機構，很容易先扣上帽子。
嚴昭：在觀念上，我不反對人權協會，但在方法上，複雜得很，我們應先提供一個理論架構，來解決各種問題，否則很容易出問題。
蕭文壁：但我們必須先有行動，然後才能找人支持。
黃樹民：嚴昭所說人權，包括似十分廣泛，是不是？
嚴昭：我認為人權觀念包括很廣，例如犯人被抓，明明無罪釋放，仍要他寫悔過書，這亦是侵犯人權。
黃樹民：但美國心理學家施肯納根本不談人權。美國的大眾傳播工具，對群眾之宣傳，可視為剝奪人權。
嚴昭：當然！但世界最後的價值不是一套東西可決定人權運動的進行，為一廣泛而長期的工作，並應儘量避免意識型態。
黃默：我們應初步成立一個組織，一方面和國際人權組織聯繫，但並不受其控制。理論應該和行動並行。我們可以在短期內有一個低層次，共通的看法，而非高層次的理論。行動方面可收集資料，在華埠協助推動人權運動。在華埠及台灣，均可以個案方式來進行。對於大陸，則可注意資料之收集研究大家共同的認識，可一步步建立。如果我們同意，殘酷刑法是違反人權的，則可據此批評某些事情，卻不能批評五七幹校。必須 有了再進一層認識，才能批判的方向。
嚴昭：五七幹校，從制度上說，有社會整合的意義。
胡美澄：做一件事，有兩個階段(一)喚起人們的關心。(二)實際去做。對於中國的人權運動，我以為仍限於第一階級，應以文字宣傳為主。這個宣傳工作，可以通過野草雜誌，星島日報以及其他刊物去做。
嚴昭：有的工作不一定要有經費才能做。
張系國：如果沒有有形的組織，如何能推動？
胡美澄：我不是說不要有形的組織，但不必由我們做。
黃樹民：人權在不同的社會就有不同的看法。每個社會各有其不同的價值體系及標準。因此我們談人權，只能在某一社會之內談，不能抽象的討論。
黃默：這很危險，就失去了客觀的標準。
黃樹民：我意思是應由社會的成員，通過各種途徑，自行爭取民權和人權。
郭正昭：在革命時，人權的問題，如何解決？
張系國：這是特殊情況，無法討論。
嚴昭：如果談人權，只能在某一社會之內談。如果有一個食人的部族，又如何談呢？
黃樹民：如果就當地法律觀點看，仍是合法的。例如柏楊案。他若違反了當地法律，就當地法律的標準，逮捕他便是合法的。問題在於是否經過合法的審判程序去判他的罪。
嚴昭：人權運動，始於人類有了人權的意識。如中國過去的農民革命，因沒有階級意識，就不能算階級革命。 事實上，各民族的各種革命運動，皆反映一定意識。
郭正昭：我基本上的看法是此地此時，人權運動是迫切必要的，只要我們均有共同的決心來推動，及共同的基本出發點，也許並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論來指導。如果沒有組織，談不上做任何事情。故必須有一初步的組織，然後提出計劃。計劃不必太大，主要在各人能估量自己的能力，各盡所能。就我個人而言，我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有年，掌握住不少資料。中國近代史，也已有一人權運動史。民國廿年，蔡元培、宋慶齡、費孝通等人，組織過人權協會，形成一股力量。他們的奮鬥，他們的迷惘，均是借鏡。到民國三十年才轉變到民主同盟，我個人可能做的，是把這一時期的歷史整理出來，供大家參考。另一方面在刊物聯繫上，我們可支持台灣的大學雜誌。在海外的據點，當然是野草雜誌及星島日報。如此配合發展，相信可以有好的成果。
張系國：我們目前己有這些關係，宣傳上效果可以很大。
黃默：我們可繼續討論三個問題。第一、是否應有一初步組織。第二、當前能做什麼事，未來可做什麼。第三、能否有一宗旨，表達我們共同看法。
張系國：我們可申請立案，成立一非營利性社團，在紐約州只需花少數錢。將來在紐約，即可為華人做一些事。
郭正昭：我們切勿流於空談，應一點一滴的去做。
邱立本：我們應先建立一起碼的共同認識，以及工作範圍。
蕭文壁：我們可以開一連串的討論會，討論各種有關人權問題。
嚴昭：組織當然有需要，但我們是否能弄得好？我們應多談，多想，大談小做。
任德厚：我們的基本觀念是對的。但我有個模糊的印象，覺得如何落實及形成組織，均須進一步的探索。無論思想方面及團體成員方面都要多考慮。
張顯鍾：我們須對觀念多作探索，方才能談組織。
胡美澄：如果只談理論，那麼組織就不必要，除非能找具體事情來做。
黃樹民：我們應多多交換意見。
張系國：凡事都有一個起點。交換意見固然重要，但不妨現在就開始做，由小而大，細水長流。
嚴昭：多討論，多交流，不是說拖下去，而是先弄清楚很多事情。例如在美國，福利政策不是施捨。人權運動和民權運動也有分別的。
任德厚：是否可先成立一籌備委員倉？
黃默：我想基本的觀念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的毛病，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討論了半天，一談到行動，就趕快從頭來起。我們要多行動，不能再從頭來起了。
蕭文壁：我們應該先談較低層次的理論，建立一個共同的認識，做為以後行動的基礎。 大家的理論及意見，可在海外論壇發表，這可成為一個起點。
張系國：蕭文壁的提議很切實。組織其實不難也不可怕，只是申請立案，成立一非營利性社團。
嚴昭：但我仍要清楚知道宗旨，否則我難以投身進去。
張系國：我們可以由一批人發起成立一保障人權協會，思想探討，則大家可以同時進行就像蕭文壁所說，可以用討論會形式，或利用野草及海外論壇的園地。
嚴昭：我仍以為不要操之過急。
黃默：理論的建設，是多少年的事業，要很多人一起来弄。我也贊成研究理論。但我們可以先開一個頭，光做幾件實際的事情。將來有別人願意弄，我們可以功成身退。這不是個人英雄主義，或者開群眾大會的事情。
嚴昭：我員必須弄清楚最後的目的為何？最起碼的共同意見如何？這組織言是否會成為以後發展的限制。
蕭文壁：我們必須有一些具體的事情，可以立刻去做。
張系國：我們目前主要的貢獻，可能如早上Weinstein所說的，是對海外的華人社會。例如前些時候警察槍殺華人一事，蕭文壁提過了。人權組織可以就此個案，蒐集資料，分析處理，包括發動上書，遊行等。所以我們眼前就可以為海外華人爭人權。這些鮮明的個案，就值得我們做。我的想法，至少我們可成為一個有力團體，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努力。對於中國，我們目前只有蒐集資料、分析整理，並向國人介紹人權的觀念。這是一個長期的介紹工作。
張顯鍾：我們必須認清，這都是一點一滴的事情，別人可能不會有什麼反應，我們也不會一下做到很理想的境界。黃默現在正從事有關人權理論的研究，可以把他上課的講義整理出來。我們別人也可以在「沙上痕爪」和海外論壇，野草寫文章，大家一起來討論。
黃默：我也作如是想。我們儘量不與任何政治立場衝突。但一些小事，還是要做的。
張系國：我想徵求大家意見。願意共同發起這樣一個人權協會的有那些人？
(徵求意見結果，願意共同發起的有：張顯鍾、邱立本、郭正昭、黃默、胡美澄、黃樹民、張系國、蕭文壁)。
任德厚：我仍有一個隱憂。黃默雖然說儘量不與任何政治立場衝突。但事實上，台灣較易受外來壓力，中共則可能完全不理會。這樣可能會引起外界批評及誤會。
胡美澄：我們批評台灣，並非雙重標準，只希望對台灣施壓力，不對中共施壓力。而是因為我們來自那裏，熟悉那裏的一切，對那裏更關心。
張系國：在場的多數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回台灣，對台灣的關注 ，應是毫無問題的。
張顯鍾：其實我們的重點仍在介紹人權思想和宣傳人權思想。積極的意義，是不讓柏楊、李敖事件重演。
黃默：我們下午就討論到這裏。有關實際成立人權會的問題，留待明天再討論。
第三次討論會
時間：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二日下午一時至四時。
出席：蘇國坤、張顯鍾、陳明英、蕭文壁、郭正昭、劉可安、談可平、黃默、邱立本、胡美澄、張系國。
張系國：今天下午，我們討論人權協會的籌備細節，以及實際的初步工作。
蘇國坤：這一次有關人權的座談會，相信是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是從過去人權的歷史演變到現在及將來人權的概念作理論性的討論。這方面相信昨天大家已談過不少。二是今天實際工作展開的商討。中國談民權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可是到今天中國人連最起碼的人權都無法得到保障。因此，理論探討固然重要，但是實際工作的展開似乎更具積極性。在座各位熱心於此一運動是無可置疑的，只是大家散居各地，對實際工作的展開不無影響，因此這一組織要發揮最大的效力，除端賴各位隨時關懷與出力外，至少還需要一個專人全天的實際負責，這個人應該是受薪的。在座各位不是學生就是初出社會不久的青年，經濟能力有限，靠大家出錢相信也請不起這麼一個人。可是爭取人權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事，旅美中國人經濟基礎雄厚者大有人在，如果發起募捐，相信他們一定不至於袖手旁觀。
黃默：我們是否應該先登記註冊，成立一財團法人。
張系國：這個登記註冊的工作，不妨先做同時可以爭取各界的支持，以及鼓吹人們參加。
蘇國坤：人權協會是一個公開的組織，應該歡迎個人參加，應爭取更多的報刊雜誌支持》
張系國：在海外刊物方面我相信星島日報，野草雜誌都會支持這一協會。我們亦可和香港刊物聯絡，例如東西風、明報、七○年代、人文雜誌、抖擻等。
黃默：我們現在應同時進行兩件事。第一、辦理登記的工作。第二、尋找適當人選，擔任協會的理事。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我們可邀請學術界的知名人士，以及財經界的知名人士，來擔任理事，使這協會能長存繼續。人權協會，是一個長遠的組織，因此必須有妥善的制度安排，使機構內能不斷新陳代謝。
張顯鍾：如果這人權協會的活動，不只限於海外，那末我們必須具體的陳述人權的意義，以及保障人權的目的。對於已回國工作以及想要回國工作的人，保障人權的目標，也有極切身的意義。
黃默：在可證見的將來，人權運動對台灣能有影響，對中共則不會收立竿見影之效。但隨著中國之進入國際社會，與西方之交流增加，這影響會日漸增大。因此，人權運動，必是一長期的工作。
張顯鍾：中國進入聯合國後，聯合國的憲章，將多少會產生約束的作用。
蘇國坤：這兩天的座談會記錄，應整理出來，並在報章雜誌發表，使大家能瞭解這活動的目的以及性質。而星島日報海外論壇所發表，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亦可加以蒐集整理。 其次應擬一公開信，廣為宣傳發佈，邀請人們参加支持。
郭正昭：我有一個疑問。昨天和今天，我們都未提到新加坡。是否我們可注意新加坡的人權問題？
張顯鍾：我們可以和南洋大學的友人聯絡，探尋他們對人權問題的看法。
郭正昭：在理事人選方面，學術界知名學者;如蕭公權、楊CK、周策縱、將勻田等，都可試邀。
蘇國坤：不是崇拜權威，但為了真正使人權協會能發揮作用，為中國人做一些事情，我認為這個組織應邀請學術界、財經界知名人士参加。
張系國：在另一方面，為了使協會能處理實際各項問題，我們應邀請各方面的專業人士，如社會工作者，社會專家、律師、法學家、史學者以及政治學者參加。
張顯鍾：人權協會，可以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痕跡。我本來期望不高。但現在覺得人權問題，的確十分重要，我們應全力以赴。
郭正昭：我認為，目前推動人權運動，在時機方面，是很適合的。自從保衛釣魚台運動以來，海外中國人，對政治關切大為增加。但現在大家又漸漸冷下來，已到了一個再思考的時候。而人權問題，正是關係大家以及所有中國人的重大問題。
張顯鍾：人權運動，對於保障藝術家、作家、音樂以及文化工作者，尤其有意義。
黃默：人權運動，正是創造一個理想的文化環境。
張系國：「野草」目前推動人權運動，亦是為了朝文化創造的方向前進。我們今後希望推動民族文學。而民族文學的創作，如何尋找民族形式如果没有人權的基本保障，是辦不到的。
郭正昭：我另外有一個問題。如果有關心中國問題，同情人權運動的外國人要參加，我們態度如何？
張顯鍾：他們可以成為名譽會員。
張系國：另一方面，我們中間如果有人願意，也可以用個人名義，參加國際人權組織。
黃默：我們和國際人權協會，應該保持密切的連繫。但我們應保持獨立，不是任何單位的附屬單位。在我們的人權協會的組織方面,我贊成多分工，多合作。目前我個人和國際人權組織的聯繫較好，可以負責這方面聯繫，但將來希望有人接手。在明年年底，國際人權組織可能在紐約召開會議，我們可以參加，或者共同籌備這會議。
張系國：我想可以做一個結論。目前，我們可進行人權協會的初步籌備工作，除了登記立案外，並且草擬公開信，邀請各界人士參加。在同時，我們可邀請財經界及學術界的熱心知名華人擔任理事。我們初步的工作，一方面在於澄清人權理論，建立一個基本的共同信念，另一方面也希望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尤其是為海外華人服務，爭取華權。
郭正昭：我認為不一定要搞什麼大理論。我最近研究法西斯主義，體認到近代法西斯，和基督教、天主教的狂熱精神，有相通之處。他們都為了追求一個無法達到的理想社會而犧牲個人，違反人權。
蕭文壁：我們應如何定義人權？例如我自己，對柏楊案，我認為可能違反人權，主要因他未經合法審判。但索善尼津，我覺得蘇聯政府不一定違反人權。
邱立本：但合法的不一定就是合乎人權的，法是誰立的呢？
黃默：我想人權是一個發展中的觀念。例如保障最低收入，現在不是個人基本人權，將來可能是的。我想從消極人權看，人權包括機會平等、集會平等、結社、出版、審判等自由，這些基本人權。從積極人權看，也包括福利國家的經濟權利。
張系國：對於人權協會的名稱，有什麼意見？
(經討論後決定，中文名稱為「中華人權協會」，英文名稱為Chinese Human Rights Society，與會人士並積極展開籌備工作。有意參加或對該會擬作更進一步瞭解請函P.O.Box 55 Shrub Oak,N.Y. 10588)
從海鷗談起
許倬雲
（野草第23期，1974/10/01）
有一位友人問到「天地一沙鷗」的意義，他特別提到江青與蔣經國對於該書的不同評價。這篇短文，可說是因此而起，可是主題卻不是對這本小書的書評。
這本書能夠在美國暢銷一時，當是由於書中的主角完成了今日美國一般人想做而無法做到的事―擺脫團體的拘束，擺脫人的齊一化。美國文化原建築在新教精神的基礎上，對權威挺得起腰桿，對社群壓力可以怒目橫眉。憑藉這份精神，早期的開拓者有勇氣闖入這個新大陸，龍騰虎躍，各自墾拓自己的新事業、新境界。然而新大陸的土地逐漸滿處是人了，各行各業也都有了規範，對從業者加以約束。在今天，美國人已不容易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氣度。賭氣拂袖，未必在別處能找到一個同樣噉飯所。物質舒適的提高，也提高了慾望的水平，一般人為了這份生活的安適，早變成銀行押欵的奴隸一張一張押契，軛在一般人的頭子上，哪裏還能高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公衆傳播工具的發達，經由電線把娛樂及新聞傳入每一家的居室起，也經由企業化的報章雜誌把意見與知識壓入一個人的網膜。其結果是高度的齊一化統一了大家的大腦。天下不僅車同軌，人同文；而且舌尖吐出同樣的旋律，口腹接納同樣滋味的漢堡肉餅。六零年代時有一些青年人為了反抗這種齊一化，故意不修邊幅，不注重修飾。可嘆也可笑的是，不旋經間，這種反抗也變成風尚，嬉皮打扮也有了一定的制式。
第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的權力日大，尤其聯邦政府，經由各種社會福利法案，及各種管制政策，已經實質上的統治了公民的口腹、行動、以及思想。在公眾傳播工具與廣告事業變成政治的一部分後，人民不再容易有真正的選擇，辦賢與能變成了選臉譜，選化裝後的面具。人民惟一可依特的自衛武器是法律，然而法律條文成例，浩瀚如海，白首窮究，也只不過摸到一條邊。人民只好依賴律師及法官，可是這批人中又有幾人靠得？君不見，水門事件中正面鋤奸的舆反面搗蛋的都是此中人物？
岩下灘頭的鷗群，受成規的約束，以及對幫體的眷戀，使他們不敢飛，也不想飛，為什麼海鷗只該滿足於口腸，為什麼飛行的姿態不許有新花式，為什麼稍有一個新想法的海鷗就該受棄逐的處分？他們的飛行距離只是東巖到西巖，他們所關心的也不外乎白天有兩條魚，閒下打打架，夜間擠在成一團，靠彼此的體溫以抵禦無邊大洋上襲人的寒氣。
另一方面，海鷗約翰拿象徵的是個人的意志。他不想擔任領袖，也不想獲得更多的魚蝦。他只想盡可能的發揮自己的潛能，海鷗的體型是為了飛行而發展的，可是一般海鷗未曾想過如何使這個流線型發揮其極度的功能。他卻憧憬著如使飛得更高更遠更迅捷。天堂的定義只是「完美」二字！自從有人類以來，這個追求完美的夢想，驅使舊石器的使用者改敲擊為琢磨，漸漸走向新石器文化；也是這一追求完美的夢想驅使古希臘人在奧合匹克的山峯下層超越體能的限度跳得更高，跑得更快，朗聲唱出更好的詩篇。沒有這一份夢想，人類將仍舊只在樹林中拾橡果，摘香蕉，苟延一日之命，何來人類的文化？何來今日種種？
海鷗約翰拿追求夢想，使其實現的方法一是鍥而不捨的精神，二是信其必成的意念。他不在乎是否肚子在餓，他也不在乎是否幾天沒睡了,，他甚至不在乎直對著一塊巨巖撞上去，他更不在乎群鷗以背相向，棄逐出群。他的老師告訴他最後到達超凡入聖的法則是自己的意念。一轉念,，他即可在此，也可在彼，這不像是禪宗的法愒，又何嘗不是「仁斯至矣」的一念？
超凡入聖，不是單求自身的解脫，海鷗約翰拿比另一隻海鷗高明處，在於他有「度層衆生」的願心。他不是一個自了漢，因此他仍回到原來的鷗群。用實際的行動，他從鷗群中找到一些願意與他共享飛行愉快的小鷗，共同練飛。他的目標是使他自己的兄弟，一幫凡庸的海鷗，也能高飛遠矚，充分發揮海鷗的體能與體型賦予的條件，臻於完美之境。因此，海鷗約翰拿不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他為了海鷗而盡力趨於完美。他也為了自己的鷗群而努力，盼望那一個海灘上的鷗群，更配稱為自由的海鷗，對約翰拿而言，個人與群體獲得了統一。個別個人高度極致的努力，終於會引向整個群體的提升，超脫於愚昧，超脫於物慾，超脫於權威的約束。個別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掙扎，即使被棄逐也無所懼，方才能獲得這份盡力發揮的機會與自由，而群體的希望，只在於許多個別個人的努力，在這些努力的總和。
是的，原作者巴哈在扉頁上寫著，「贈給真正的約翰拿，他活在我們每一個人之內」。
文章來源：原載於「新土」，1980年8月，紐約
編者按：王曉波是七十年代前後，在台灣相當活躍的知識份子，因嚮應保釣愛國運動而遭迫害，（愛國而要遭受迫害，不知是古亦有之，還是於今為烈？）不只失去台大哲學系教職，有一段時期至不敢寫文章談愛國了，既使寫了，敢登他的文章的刊物也聊聊可數。
保釣運動迄今十年，釣魚台的問題並未解決，愛國運動卻已轉了方向。本文是王氏十年來的文字編成四本集子的總序言，多少代表了這個時期一個愛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本刊特予轉載，以為保釣十年祭。
七十年代自我思想的回顧與反省
王曉波
十年前承蒙「藍燈出版社」的發行人丁顯先生的善意，要我將在台大唸書時期寫的一些文章蒐集成冊，出版了一本「象牙塔外」。這些習作至今看來，免不了有穿開襠褲的尷尬，但亦不失一片「赤子之心」，因而以「童言無忌」自我諒解。
十年後，又在丁先生的催促下，把十年來的文字編成了四本書。第一本「有話就說」，是我從六十一年四月一日到六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在「台灣日報」所寫的一系列方塊文章，重點在評論社會問題，透過報紙能為民請命，這是作為一個「社會良心」，最痛快的一件事。當時我寫得很勤快，幾乎平均隔一、二天就有一篇。由於寫這個方塊，我不能不大量的閱讀各地的地方新聞，也教育了我自己讓我認識了更廣大的基層民眾的生活和願望。
對社會問題深入評論的文章則收集在「良心的挑戰」一書中，這二本集子的成果，是我唯一無愧於台灣基層民眾之作。「良心的挑戰」所收集的文章，除為民請命之外，還包括有關的「小市民心聲」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我之所以參加論戰，或寫了些被目為「揭瘡疤」的文字，實因壓抑不了自己良心的衝動，故題為「良心的挑戰」。
「有話就說」和「良心的挑戰」是我基於社會良心而寫作的，那麼「時代呼聲」和「西潮的回應」是基於民族良心的作品。「時代呼聲」是收集了十年來，從「保釣運動」到美國與中共「正常化」，這一時期我為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所作的論述。「保釣」是我的思想從六十年代邁向七十年代的一個轉捩點。「西潮的回應」主要包括的主題是對崇洋媚外和新殖民主義的批判。
七十年代我大約有不下百萬字以上的寫作，這四本書收集的文字，大約只有五十萬字。另外，有關中國哲學史、台灣史和三民主義的專門著述，發表的或未發表的，整理後容或陸續出版。這些年來我有這樣的寫作，當感謝愛妻元元。
乘著編校舊文的機會，我把十年來自己的思想經過作了一個回題和檢討，並想把自我的檢討和反省作一誠實的告白。
基本觀念的形成
從哲學上可以知道，理性和感性是相對統一的，而非絕對的，任何理性知識的內涵以感性知識為其來源。思想是對事物的反映，由於自然事物與社會事物的不同，故有不同社會經驗的人，免不了有不同的思想反映，因而有基本觀點的差異。雖然人可以有理性的反省和克服，然而人的思想仍受著客觀歷史條件和個人社會經驗的局限和影響，這是人思想存在的規律，只能克服和超越，但卻是不能抹煞的。我的思想也難免受此一規律的制約。
民國三十七年我隨家人來台。四十一年，家遭慘變，母親逝世，死年三十歲，家父亦受連累。在那慘澹的日子裡，外祖母帶著我們兄妹四人堅強的守著一無所有的破碎的家庭，時我最長九歲，小妹尚未滿週歲。有「身份」的親戚朋友大半不敢和我們來往，倒是父親在軍中的一些傳令兵和司機卻經常來探視和接濟我們。當年連三餐也難以為繼，後台中育幼院算是接納了我和大妹。一個外省老太婆帶著四個小孩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除了飢餓外，我們生活在歧視與同情的雙重目光中。那些善意的同情多半是和我們一樣在生活線上掙紮的鄰居。
這些生活經驗，強烈的使我至今認同於那些卑微的人們，而藐視那些有「身份」者的人性。我到臺北唸書之初，奉父命曾拜訪一位有「身份」的長輩，這位長輩後來寫信告親家父說：「此子竟然目中無人！」這大概是孟子所說的「說大人則藐之」吧。檢視這十年來寫的文章，為民請命之溫和或強烈有之，鼓勵政府「為國效命，為民服務」者有之，然對大人先生之歌功頌德則無之。
「我年由外婆帶大，從外婆的口中，我得知近代中的苦難，也得知老百姓生活的悲慘。至今，我的許多觀念還深受外婆影響，譬如：「勤有功戲無益」之類。我雖不能同意她的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這卻是她節衣縮食讓我們兄妹得以繼續學業的信念。
影響我少年時觀念的還有「水滸傳」，和父親出獄後指導我讀的「三民主義」及一本「正氣文鈔」。
雖然現在我已克服了對「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嚮往，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仍不時禁不住而湧現。「夏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大概這一輩子我會永遠背得這首詩。並且，永遠會同情「官逼民反」的老百姓。七十年代初，「四人幫」批水滸，在我看來，那是要剷除人民心中「官逼民反」的信念。但「官逼民反」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四人幫」和一切壓迫人民的反動統治，均難免在「官逼民反」的規律下，可恥的被甩進歷史的垃圾堆。
從「正氣文鈔」中，我讀到了歷代民族英雄的「壯懷激烈」。記得讀「正氣文鈔」時，我經常一面高聲朗誦，一面淚流滿面。除非我能把「正氣文鈔」的文句完全忘記，否則，我絕不會做一個像汪精衛一樣「曲線救國」的人。這是一本我愛國思想的啟蒙書。從書中我當然也知道愛國者悲慘的下場，但這卻是中華民族賴以維繫的精神支柱。
「三民主義」使我成為國民黨黨員，也因信仰三民主義而遭受了許多麻煩。
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台灣發生青年學生的「自覺運動」，喊出了「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的口號，當時我在台中讀高中，正面臨大專聯考最緊張的開頭，但也和許多同學一起響應了這個運動。當時以為，只要青年自覺奮起，無私奉獻，國家即能復興，而不顧家人「聯考在即」勸告，到處奔走呼號。同年秋，我進入台，並參加台大「自覺運動」刊物「新希望」的編務，衷心相信科學民主能救中國。但「新希望」卻在。但「新希望」卻在我主編下被停刊了。
要求一個科學民主的中國，這是主觀的願望，但主觀的願望不能代替客觀的規律，如何克能的困難以達成主觀的願望，則是當時被忽略的問題。而只一廂情願的以為一旦達到科學民主即可富強國家，解蘇民困。但是知識份子的民主若不從民眾出發，不能與民眾的利益和願望結合，不但不是全民民主，並且，一切的理想終將落空。
保釣所引起的
六十年代，自「自由中國」之後，「批評政府」、「不滿現寶」、「唱反調」、「發牢騷」都是「思想問題」，都是加諸於知識份子頭上的「罪名」，且不斷有人被捕。青年思想的苦悶無以復加，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國，並且，被允許出國的人都以須是思想沒問題的人。涉及現實問題，大家都只能「樂觀進取」的「善意建議」。
客觀上沒有出路，主觀上思想苦悶。雖客觀上的壓力至六十七年「中壢事件」後漸漸才放寬，但對我而言，思想上的苦悶，自保釣運動後則漸解除。苦悶的解除是因為認同的格局由知識份子擴展至全民，及由台灣的生存空間擴展至十億的中華民族。
因保釣運動，我和許多台灣的青年，真切的認識了現代帝國主義，那是由感性至理性的認識，而不僅止於以往書本上的抽象概念。
由感性出發，我們基於民族利益和國家尊嚴，反對美日勾結將釣魚台作帝國主義的處分，在美日大使館前的示威，使我們熱淚滿眶，政府軟弱的聲明使我們失望與傷心，最後竟將「誓為政府後盾」的青年運動當作「為匪統戰」來看待，這大概是對我們最大的諷刺。
由理性的反省，我們開始研究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研究近代中國與台灣的歷史，研究國民黨史與三民主義，研究近代世界史與第三世界，於是開始反對崇洋媚外，反對殖民主義，而主張中國的和平、民主與統一，竟然又被視為「爲匪統戰」，然而從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開國文告中的「五大統一」，到其臨終時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又與我們理性反省所得的結論有何不同呢？
知識份子是對歷史負責的，至今我堅信一個十億人口的民族不可能永遠靠崇洋媚外度日，也不可能永遠的分裂下去，民族的悲運與國家的分裂，是歷史的暫時現象。一個沒有遠大眼光，只會局限於現實小利的民族，是終究沒有前途的。一旦中華民族覺醒，中國必雄飛於世界，並將擔當為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濟弱扶傾」的道義。為中國的和平與民主，中國的統一絕非統一於黨派，而必須統一於人民。這是我的信仰，也是孫先生的遺教，我願持此信仰接受歷史最嚴厲的批判。
今天台灣一千七百萬人生存的意義，不在於黨派鬥爭的殘餘，也不止於目前生活水準的滿足，而在於未來能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洪流中發生作用。有了這樣的認識後，我思想上的苦悶霍然而解，雖在個人遭遇挫折之餘，仍用各種方式繼續我的文字工作，從未中斷。
近代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是由帝國主義刺激而起的，中國也不例外。但是，「為生民立命」卻是中國的「固有文化」，也是人道主義者應有的胸懷。
保釣之後，又有退出聯合國及尼周公報的震撼，一連串外交上的挫折，青年愛國熱情無以發抒，轉而關注基層民眾的困苦。但「生活水準」又是台灣既得權益者的合理化基礎。然而任何生活水準的提高都有其二重性，一是相對於歷史的提高，一是相對於社會的平等。以前者而言，三十年前與三十年後，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確實提高了。
但以後者而言，富甲天下的美國至今未能消滅貧窮，且尚有五千萬龐大的貧窮人口。哈林頓(Michaek Harrington)在「另一個美國：合眾國中的貧窮」(The Othe r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1962)書中說：
「我們碰到美國的貧民將要告訴我們什麼呢？難道要告訴他們，其生活要比印度、義大利、蘇俄的貧民過得舒服多了？這回答太無情了，我將不如此作答。我要告訴每一個生活愉快，而且樂觀的美國人，有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在身心上受不平等的待遇是一難以忍受的事。」
這種社會良心不是近代美國所獨有的，在被史家稱頌的「文景之治」的時代，社會經濟空前富裕，班固說當時是「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盡滿，而府庫餘財」。但賈誼卻說：「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姦邪，不可得也。晁錯錯也說：「今農夫…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冷，四時之間亡日休息。」董仲舒也指出：秦時「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及「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且「漢興，循而不改」。
「人溺已溺，人飢已飢」的「為生民立命」之懷抱，是向來中國知識份子愛國的傳統，任何愛國的知識份子雖有時懾於專制淫威，但從來不屑於為一家一姓之家奴。我雖不敏，然讀聖賢書所學何是。「我願終身為真理的僕人，永遠作中國苦難的良心」，是我大學畢業時的誓言。良心不死，正氣不亡，中華民族才能經歷浩刼而終於復興。我絕不會從這個立場上退下來的。
投稿「大學」及被拘留
大學雜誌在七十年代初，曾是一份集結台灣青年知識份子呼籲改革的一份刊物。其創刊於民國五十七年一月，創辦人鄧維楨，總編輯何步正，在大學念書時，大家都寄居臺北，並有「同居」之緣。張俊宏在「我的沉思與奮鬥」一書中說到大學雜誌：
「當時主要編輯是郭正昭、陳少廷、王順、王曉波等人。創業維艱，鄧、何當時是在學青年，財力非常有限，僅憑其熱情奔走呼號，幾乎耗盡了所有的時間與精力於大學雜誌上，王曉波等人更如沿門托缽僧在台大宿舍挨戶推銷，大家全憑一股衝勁，想為這個沉悶的時代開闢一個可以提供新鮮空氣的窗戶。」
這段話，張俊宏有二點記錯了。一是鄧維楨當時已非在學。二是我並非大學雜誌編輯，並且從來未與大學雜誌有過投稿以外的關係。我曾熱心幫忙推銷過大學雜誌是真的，那是因為當時大家志趣相同的緣故。
一九七六年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黃默教授所著「台灣知識份子醖釀的政治改革」(IntellectualFermentForPoliticalReformsinTaiwan，1971-1973)書中說：「（王曉波）是其祖母帶大的，幼年異常困苦。他為支援窮人和弱者而發言，是一位極為其同事和學生所尊敬的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他非常同意蔣經國促成政府親近人民的努力，並稱讚蔣的作風。一九七三年，他被株連在陳鼓應等人的案件中，被當局拘留二十四小時。他還保留其在台大的教職，直至一九七四年該系的『整肅』。」
我對貧苦同胞的一點點「秀才人情」，實在不敢擔當黃教授所述的稱譽。我確實是支持蔣先生關懷民瘼的作風和求治的努力，而痛恨一些官僚的腐敗和專制。不過黃先生說我是被「株連」，可能不確實，至今我自已尚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但很可能當時是被「羅織」的主要對象之一。
南方朔在「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一書中，也有一段有關大學雜誌的敍述。他說：
「在『大學雜誌』集團二次分裂中，另有一值得強調的，那就是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講師王曉波，以及學生錢永祥、盧正邦等的暫時被警備總部拘留事件。這是整個『大學雜誌』知識份子集團中，所受的最嚴重的處置。…王曉波則自始即非『大學雜誌』集團思想之同路人，因參與並不固定，而在間歇的參與中，則以民族與民生此兩大主義為基調，亦僅可稱之為「異數」。但無論如何，這兩人由於具有教學之便利，以及夙具之淚進言論，在學生群中有較其他『大學雜誌』集團成員更高之吸引力。」
南方朔知我者也，我確實與當時「大學」諸君子在思想上不是「同路人」。「大學」是七十年代有過輝煌聲譽的刊物，我則實在沒有資格分享其榮譽，並且，我也確實從未參加過「大學」，而有任何名義。所謂「參與」應改為「投稿」則更為恰當。
我之所以與許多朋友在思想上不能成為「同路人」，一是我比較強調民生疾苦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二是我比較強調民族主義，而不能不反對帝國主義。但我並非故意要做「異數」，而是覺得一個人應忠於自己的思想。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大家應該團結，但思想應有自由。當時楊國樞先生任總編輯，如果不是他，我可能連投稿也不太可能，但也有人指我「義和團」，或以「民族主義進，共產主義出」相恐嚇。
南方朔含蓄的指出我們被「拘留」的原因，可能是「激進」。「拘留」事件我不願多談，但不能不說「激進」是主要原因。其實我的「激進」，也只不過是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談談三民主義而已，之所以「激進」那應是有人不喜歡三民主義而已。
曾經有人質問我為什麼要講三民主義。現在還有人說我以三民主義作「擋箭牌」，口口聲聲「國父」，「打著紅旗反紅旗」。老實說，三民主義只能擋非三民主義，而擋不了真三民主義的。「國父」沒有專利，我是中華民國國民，為什麼我沒有權利講「國父」？說我「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人，更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手上的旗子是否為一面三民主義的大旗。
第三種台灣人
根據來台的先後及自覺意識，我願把現在台灣的居民分成三種，第一種是台灣的原始住民，即現在的山地同胞；第二種是台灣光復以前來台的漢族移民，主要來自閩南及廣東的「客家人」；第三種是光復之後，尤其政府遷台以後來台的，應屬於第三種。
第三種台灣人他們之所以自覺或稱為「外省人」，據我看來，主要基於二項意識。一是鄉土意識：他們自覺故鄉在海的那邊，且有他們最親蜜的家人在大陸，雖青絲已成白髮，但糾纒親情的鄉土，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他們個人的悲歡離合，也正是近代中國悲刻的一部份。第二種台灣人直到日據時期，也同樣還眷戀著祖先的廬墓所在之地。二是缺乏民意識：隨政府遷台的「外省人」，絕大部份是黨政軍公教人員，其中不免有些人開口閉口稱別人是「老百姓」，而自覺高「老百姓」一等。到台灣後，他們眼中的「老百姓」自然就是「台灣人」了，當然「老百姓」也就把他們看成了一種特殊意義的「外省人」。
但自家遭慘變後，我就被甩出了「外省人」的行列，雖非台灣人，卻是「老百姓」，而且是「次老百姓」，是「老百姓」中被救濟的貧民。所以，我不具有所謂的「外省人」的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優越感是一般台灣人所反感的，要民主，要與有五十年日本殖民地經驗的台灣同胞相處，這種觀念是必須要糾正的。但也發現當上小小官吏後的一些台灣人也「外省人」化了，可見「外省人」不是外省人的專利。並且，經過三十年來，外省人與本省人打成一片，許多外省人也「台灣人」化了。
再者，我從小在台中北屯長大，北屯的父老看著我拖鼻涕，看著我由學生變成教師，每次回台中，遇見北屯父老總是親切的像對子弟們般的問我「你又回來了」，「你們家以前…現在好了」。來沒有讓我感覺到我是「外省人」。去年過年，幾個童年的好友聚在一起，酒過三巡，有人說：「曉波，你現在簡直不是北屯人，快變成臺北人了。」而不勝唏噓。
說真的，我五歲來台灣，據說三個月大的時候。我曾到過我父親的故鄉——貴州遵義。這不是我數典忘祖，而是台灣和貴州都是中國的，我的故鄉是中國！沈葆楨說鄭成功「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第二種和第三種台灣人都是「遺民」。有道是「埋骨何須桑梓地」，我最親的人，我的母親和大妹，都在台灣入土，已成為這塊土地的一部份了。但作為一個台灣人不能沒有其根，遠離非洲的美國黑人也知尋找其根，因此，我研究台灣歷史。第二種的台灣人大多是不願被異族滿清統治的「遺民」，為的是民族主義，臺胞在日據下五十年的奮鬥，為的也是民族主義。台灣近代的歷史血淚斑斑，展讀史籍，我有深刻的感受。但究其根源，臺胞的苦難，實為整個中華民族苦難的一部份。中國的苦難來自於中國的落伍及帝國主義。
要解說中國及台灣的苦難，必先解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要全民族團結才能有力量解脫是項控制，因此，中國必求統一。此預見解亦見於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元年之開國文告中。要求統一的國家，必須民主，不可以特權或勾結帝國主義，以造成民族內部的分裂。
漢奸買辦和特權反對中國的民主統一是可以理解的，但真正的台灣志士從來是以中國的民主統一為理想的。眾所周知台灣民眾運動領袖蔣渭水，在日帝統治下，堅持「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理想而奮鬥。
領袖群倫，望重全島的林獻堂，在民國三十五年率「台灣光復致敬團」赴南京與黃陵分別發表談話說：
「吾人深覺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二義之寶貴，深信欲求國家復興，必先遵行民族主義，力求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如有違反斯義者，必召亡，且將自食其果，台灣近世史可為佐證。又台灣同胞，懍於往轍，深信內憂為外患之媒，欲兌外患必先無內憂，…目前朝野主張軍事統一，政治民主，確為對症良藥，台灣同胞因痛定思痛，尤願竭其全力以促其成。」
「台灣淪陷五十一年，同胞飽嘗亡國痛苦，痛定思痛，所以對國族倍感可愛，希望國家強盛民族繁榮的心情，比國內同胞或且有更來得深刻之處，六百五十萬臺胞，不但在敵人治下無時或忘祖國，對於祖國數十年來的內憂外患尤極關切，光復後已覺有可愛護的國家，可盡忠的民族，所以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莫不極度滋養，願盡其所能以圖報效，對於目前的軍事統一，政治民主，確信其為建設新中國的對症良藥，深願與國內同胞同心協力，以促其成，永不願再見有破碎的國家，分裂的民族，自行分割就是自取滅亡。」
馬關條約割台，台灣脫離祖國，又民國以後的中國，至今從未真正的統一過。這是臺胞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阻礙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是什麼，考察歷史之後，我們不能不說，那是帝國主義和專制獨裁鎖銬了中國民族的發展，扼殺了中國人的聰敏才智，以致今日連最起碼的國家統一都不能完成，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在邁入八十年代的前夕，大陸青年已有了普遍的民主覺醒，中國的民主統一絕不是一項「政治神話」，而是可以與大陸同胞共同努力促成的。我相信闊別大陸已久的台灣同胞終將進入中國歷史的主流，與十億同胞共同邁進廿一世紀，而為世界人類提供貢獻。
這絕不是什麼「大中國主義」或「大國沙文主義」。中國之大是中國人的祖先胼手胝足苦心經營的結果，唯帝國主義欲其為小。中國人欲求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自由平等的統一國家，這不是沙文主義，而是民族主義，也是台灣先人的未竟之遺志。
我的局限性
在一百四十年來動亂的中國歷史裡，我幸運又偶然的躲過了三十年大陸的浩劫。在台灣我雖不屬於既得利益的集團，而出身於一個困苦殘破的家庭，但卻在外婆和父親節衣縮食及錯誤的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幸運的完成儘可能的教育。記得台大畢業的那天，我上午參加了畢業典禮，晚上趕回台中，我抱住在等我回家的外婆，熱淚奪眶而出，鳴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雖沒有母親，但外婆給我的遠勝於一般的母親。
外婆出身江西豐城的陸家，她的上一代在前清還中過舉當過官，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下，她是有「德」之人，十六歲嫁進南昌章家。外祖父在北伐前即國民黨員，在南昌策應北伐軍，抗戰前遭土共綁架，雖經家人贖回，然因酷刑過甚而死，死年卅一歲，外婆時廿九歲。抗戰逃難時，母親的叔伯們各奔西東，外婆一手把母親姐弟四人在敵人的砲火追逐下帶大。大陸陷共唯母親來，外婆和我們一起來台的，母親去逝後，又把我們兄妹四人帶大。看見外婆額上滿佈的皺紋，我看見了八十年來中國苦難的創痕。我不能讓外婆再受到任何傷害，尤其在大妹死後，風燭殘年的她不能再承受了。六十二年，在警總拘留室裡，當鐵門關起後，我心中泰然於這是愛國者應有的下場，但唯一使我不能平靜的就是想到此生不能再見到外婆了。後來種種，誤會澄清，外婆對我只有一句話——「只要人在就好了」。
此後，對國事我不能再據理力爭，最多只能作「無言的抗議」及「學術報國」，而有愧於「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的古訓，實有忠孝難兩全之苦衷。這是我是我的局限之一。
南方朔說我「以民族與民主兩大主義為其基調」，而獨缺民權主義。正確的說，我對政治權力的取得和鬥爭沒有興趣，而不是對民權主義的放棄。雖非放棄民權主演，但由於主觀條件的局限和對客觀規律認識的不足，在七十年代的寫作中，我確實沒有強調民權主義。
從主觀條件而言，由於家庭的緣故，我是被從小列管的份子，向不敢奢望有任何的政治權利，或謀個一官半職。並且，上二代人在政治鬥爭中犧牲了，自小心有餘悸，到我第三代，先人血的教訓，實不願重蹈覆轍，並深信救國必須要有高深的學問。從孫中山先生革命以來，多少愛國之士犧牲了，但因事至今仍欲振乏力，故不得不想到中國人尚需幾代的學問蓄養，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我知道有些朋友對我有進一步的期望，希望我能更具體的投入民主運動的行列，以求理想的實現，但因缺乏勇氣與能力的主觀條件之限制，有關民族和民生的問題，在七十年代，我只能「坐而談」，終於不能「起而行」的爭取民權以求實現。
由於受三民主義的影響，我期望一種真正的、直接的、全民的民主，而不是西方「資本家專制」的民主。無論從三民主義思想的立場，人民主觀願望的立場，及自身的立場，我當然期望台灣能實現真正的民主。
民主不能自己構成自己的理由，民主的目的在求民族文化的發達，社會地位的平等，國民經濟的向上。西式的民主因其片面性及虛偽性而達成不了上述之目的，又以其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發展帝國主義，而為禍人類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的經濟由日據下的殖民主義轉向新殖民主義的結構，以進出口為主的勞力輸出之經濟，內政則以戒嚴法維持之。人民的生活水準有一定的提高，社會秩序有一定的安定。然民主要求昇高，而在七十年代出現了「黨外人士」。
爲了關心民主，「黨外人士」的書籍刊物我盡可能的收集，每次選舉的演講也盡可能旁聽。我不清楚今日「黨外人士」中的複雜性，但是不能不講今日「黨外人士」的主流是一些中小企業商人，具有共同意識的知識份子。而今日的中小企業在經濟上是進出口的主力，他們受到官僚資本和官僚寄生資本的壓力，而欲爭取政治上的權力，因此，他們民主的意識型態具有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性質，口號是「現代化」與「自由」或「理性」。他們的民主觀念來自西方，但比西式民主更具虛偽性與片面性。
由於自己主觀條件的局限，而期望有人出來領導政治改革，但又失望於黨外運動。今天我發現了自己認識不足的一面，我沒有估計到覺醒後的新生代投入了「黨外」。另一方面，無論如何開明民主的政治都必須要有制衡。尤其是具有龐大官僚體系的現代政府，只有在接受廣大人民的監督下，能減少腐朽。即便是片面的虛偽民主也不能忽視其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制衡作用。尤其「黨外人士」努力於政治制衡的作用，又因本身有不可避的錯誤，而付出了重大的犧牲，這是應予肯定的。但仍期望「黨外人士」能自我超越現有的局限。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前提，來促進政治的和平民主改革。
在七十年代的最後一年，大陸青年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運動，由於他們起自最基層的民眾，及經過苦難的鍛煉和深刻的反省，而不具有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性質。這個運動是不可能扼殺得了的，故必影響深遠，因此可預見海峽兩邊的民主潮流一旦合流，當即中國統一之日。然身在台灣，對大陸的民主運動，除付以最大的關切外，我亦慚愧自己的無能參力。
回顧十年來的心路歷程，發現自己還是一個「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知識份子而已。以大陸的民主運動來看，進入八十年代後，雖可能有一時的挫折，但必繼長增高，中國民主統一的潮流亦將更形蓬勃，希望我能克服自己的局限，以堅定勇敢的步伐邁進八十年代，為解除中國人民的苦難及為中國的民主統一盡一沙一石之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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