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轉載自中時新聞網。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2/3/7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余登發家族。（中時攝影組攝）
1979年03月09日高雄縣前鎮長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涉嫌叛亂案，警備總部軍事法庭於9日上午9時，在台北近郊警總軍法處公開審理。其中余瑞言因患病，坐著輪椅出庭應訊。（姚琢奇攝）
1980年，77歲，2月5日保外就醫。12月10日黃余綉鸞當選增額立法委員。
1981年，余陳月瑛參選高雄縣第九屆縣長落選。余雅玲當選第七屆台灣省議員。
1983年，余陳月瑛當選增額立法委員。
1985年11月16日余陳月瑛當選高雄縣第十屆縣長，余雅玲蟬聯第八屆省議員。
1986年11月30日率民進黨員至桃園機場迎接許信良。12月6日余政憲當選增額立法委員。
1989年9月13日上午被發現倒於臥室血泊中死亡。12月2日，余陳月瑛蟬聯高雄縣第十一屆縣長，余雅玲蟬聯第九屆省議員，余政憲蟬聯增額立法委員。
二、余登發長媳余陳月瑛的歷史回顧
余陳月瑛在《余陳月瑛回憶錄》中對於余登發、余瑞言以及相關人物及事情的描述，非常生動有趣。筆者允為一本難得一見的自傳體文本。
回憶錄第77頁中說：「我『家官』（即余陳月瑛公公余登發）自到南京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看到國民黨的真面目後，即非常堅定相信，一定要有人站在國民黨外面來監督它，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這是一個對余登發的經驗與信念十分重要的詮釋，余登發不僅是台灣的，也是中國的。余登發過世後，余氏家族在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中，愈趨弱化，應和余登發的中國理念與意識不無關係。
余登發是高雄黑派的祖師爺，戰後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台灣黨外運動的重要領袖，創造台灣第一個政治家族，領導家族三代成員參選，有7成的當選率，余家多次當選縣長、立法院、省議員、縣議員。余登發參加兩次台灣的組黨活動，第一次是1960年的雷震組中國民主黨，被國民黨逮捕雷震以及停刊自由中國而失敗，1970年代後期之黨外助選團，余登發未接下團長，至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才接下領導權，並簽署國是宣言。
1985年12月，余陳月瑛當選第十屆高雄縣長，為台灣首位民選女縣長，得票高居全台之冠。1989年9月，許信良偷渡回台，拘於土城看守所，余陳月瑛偕長女余雅玲前往探望。許信良在《余陳月瑛回憶錄》的〈序〉中說：「與余家的不解之緣，始於20餘年前的省議會，我和余陳女士同為省議員，後來我在桃園縣長任內，因為聲援余登發父子涉嫌叛亂案，在高雄橋頭發起群眾抗議遊行，因此丟掉縣長職位。患難見真情，我也因此和余家成為終身摯友。從流亡海外到闖關回台，余家始終是我的親密戰友。最令我感動的，機場闖關當天，余老縣長親自率領數千群眾步行十餘公里路勇赴機場。」
余陳月瑛對其夫余瑞言的描繪十分有趣，筆者看了不禁哈哈大笑，《余陳月瑛回憶錄》第63－74頁，說：「1947年，我訂婚了。1949年7月1日，我結婚了。中間整整相隔兩年，在當時也是少有的現象。我們訂婚時，『家官』剛就任橋頭鄉長，而橋頭鄉公所是空的，辦公室、桌椅、人員，一切得從頭打理。等到鄉公所的事理出頭緒，他又著手參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事。1947年11月21日，中國政府舉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全國預定選出2500名國大代表，台灣要選出27名，每縣市產生一名，余登發是當選人。當選後，於次年3月23日搭機到南京開會。國大代表可以兼職，其時，他仍擔任橋頭鄉長，隔年5月份，他又出馬競選第一屆高雄水利會主任委員，也當選了。水利會服務的對象都是農民，他們頂著斗笠、赤著雙腳，又的透早、有的傍晚，總是絡繹不絕地登門來求助。各地鄉親、農民都十分信賴他。」
「瑞言和我訂婚後，雖然三不五時到我家坐坐，但一點也談不上先訂婚再戀愛的羅曼蒂克，他身材高大，把我襯托得十分嬌小，直覺就無法欣賞他。個性上他是木訥的，張開口說話卻聲如洪鐘，很嚇人，從小幼秀的我，感覺受不了。訂了婚，拖了兩年還不急著結婚，後來還是我的母親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才要媒人出面提醒，余家好像恍然大悟，這樣我們才結婚的。」余瑞言和余陳月瑛訂婚後，余登發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方面，一直不來辦理兒子的結婚儀式，在當年的風俗習慣來看，相信陳家是相當有意見的。而以余陳月瑛所描繪的印象，如果她是今天的年輕女性，應該不會嫁給余瑞言吧！
「1949年6月，陳誠當省主席，以穩定貨幣為名，改發新台幣，舊台幣4萬元換一元，我累積的那些私房錢，一夕之間變成廢紙。余家生活相當節儉，日常用度都是剛剛好，出門只給20元，算算車資，差不多就是這個數目，非常不習慣，我有點後悔沒帶嫁妝來了。我記得瑞言只在結婚時做了一套西裝，以後再也沒看過他做西裝。我『家官』自己也一樣，60年代當縣長上穿的西裝，90年代明顯不合身了。」
關於4萬元換1元新台幣事，在《茶金》的連續劇中亦有提及，可見當年通貨膨脹嚴重的情形，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國民政府受到經濟潰決的衝擊，幾乎無法維持。余陳月瑛說出台灣老百姓財務的損失慘重，然而另一方面，整個中國在抗戰後又進入內戰，中國人多數活在流離苦難之中。至中共奪取天下，中國大陸進入長期的極左政治運動折騰，又豈是通貨膨脹的問題？筆者以整體歷史角度觀之，近代以來，台灣人民相對是相當幸運的了！
初步的小結
由以上余登發的經歷以及其以下兩代人長期參選高雄縣長、立法委員、台灣省議員、高雄市議員的歷史來看，余登發不僅開創出台灣黨外第一政治家族，事實上，可能是台灣自鄭成功以後的第一政治家族。可惜似乎除了余陳月瑛，余家沒有再出現才華與格局皆秀異過人的人物，得以提振余登發派或高雄黑派的政經權力。
余登發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一位奇人異士，日據末期，他開始聚攏土地，待抗戰勝利，他已是一個不小的地主。戰後他耗盡這些資財，一方面為地方百姓謀福，一方面開創出余家政治群體，其實是一個小型的「幕府」
余登發本人在戰後當選第一屆中華民國國大代表，具有中國大陸憲政政府一分子的重要意義，如果在台灣政治環境中配合國民黨，余登發應可如連震東（1904－1986，連戰父）、林金生（1916－2001，林懷民父）等台人當官的路子，其家人日後的發展將大不相同。余登發選擇走一條自己的路，並參與雷震組黨，後來參與黨外的發展，兩度遭國民黨羅織入獄，半生波折困苦，而余登發從未後悔，必有其道理，值得了解。
由余登發事件看來，當年所謂黨外，是以台灣本地人物為主，參與地方選舉，和國民黨爭奪政治與經濟勢力的一群人。至1980年代前後，尤其是余登發案以及美麗島事件，由於有國民黨這個共同的敵人，各地反國民黨的人物才慢慢地結合起來，由康寧祥口中創造出「黨外」這樣的說法。1986年9月，黨外集結組成民進黨以後，逐漸發展出嚴格的組織架構。島內的黨外以及初期的民進黨，皆以追求民主政治為目標，不論余登發、余陳月瑛、許信良、張俊宏等，筆者都沒有發現他們主張過台灣獨立。許信良在海外流亡時，由於海外獨派的影響，短時間曾經有過台灣獨立的講法。因此，嚴格說起來，早年的黨外運動以及初期民進黨的性質，都不是台灣獨立運動，而是民主運動。
但是，為何後來的黨外與民進黨會越來越偏向台灣獨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必須審慎地考察原委。筆者初步的看法，是美國和日本的激進台灣獨立人士在蔣經國過世以後，紛紛回台，藉美國與日本力量，以李登輝總統為核心，逐步掌握民進黨組織，發展去中國化思想，進而大量吸納與培育年輕人，將台灣發展為美國在太平洋第一島鏈中一個最堅定的反共與反中堡壘。過程中將國民黨與藍營族群（包括許多有中國意識的族群及其中少數支持中共的群體）不斷染紅，然後在各方面抨擊「賣台」、「叛亂」，且棄如雞肋。可以說，近年來的民進黨，已經不是美麗島事件以後和民進黨組黨時期的民進黨了。筆者和一些深藍朋友們的看法可能不同，筆者認為一旦中共攻台，美國必然出兵干預，輔以全球經濟制裁。
另外，值得一提，有關前文，林剪雲著作《逆》中提及女主角林素淨讀軍校的男朋友劉國忠，在中壢事件後人間蒸發了。林素淨說：「軍方從頭到尾否認劉國忠出任務的謠傳，相隔半年後，給予家屬的答覆『逾假未歸，疑似叛逃』。」林素淨的高中同學龍鳳群說：「中壢暴動事件，警備總部有派憲兵去支援，憲兵車還被暴民掀翻。……劉爸有個軍中退伍的朋友當天在現場，給他看過一張照片，那裡面掀翻憲兵車的群眾中……有一個，有一個他覺得很像劉國忠……。」林素淨：「妳在說什麼，劉國忠是憲兵他掀翻憲兵車？」
到底劉國忠的情形是怎麼一回事？
筆者今天收到大陸一位教授朋友回應，認為「劉國忠是憲兵他掀翻憲兵車～這樣的橋段，共產黨在北京八九學潮與香港反送中運動都用過」，筆者非常吃驚，問是何意？他說；「用軍警喬裝示威者搗亂，然後以此為藉口進行鎮壓。」看來筆者相對單純，劉國忠是有可能被上級安排扮演這樣的角色。之前劉國忠告訴林素淨：「再過幾天，我就要幹一件轟轟烈烈捍衛國家民族的大事。」林素淨很緊張的問：「你要去打仗？我們真的要反攻大陸了！」劉國忠：「虧妳讀雄中的！不知道國家的處境有多艱難嗎？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敵人不是對岸，是內部！」林素淨問：「敵人不是共匪？」劉國忠：「事關國家機密，我不能再透露。長官保證，國家必有重賞，升遷也不成問題，我不必靠家世背景，靠自己的能力照樣要一飛沖天，出人頭地。」這樣看來，大陸教授朋友的看法，不是沒有可能了！
（待續）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