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將繼續討論民進黨組黨9年前1979年1月發生的「余登發案」，引用1995年9月時報文化出版彭瑞金著《台灣野生的政治家余登發》、1996年9月時報文化出版之《余陳月瑛回憶錄》、2011年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吳丞祐《余登發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2008年國史館出版蕭李居編輯之《戰後台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2013年11月允晨出版之《康寧祥回憶錄》。

一、《康寧祥回憶錄》對於中壢事件以後台灣政局變化的記載

《康寧祥回憶錄》是台灣戰後民主化過程經歷黨外至組黨民進黨過程中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康寧祥對許多事情的回憶相當細緻，說明他是有意地保留了當時的許多記載（筆者至今沒有看見國民黨幹部與政府官員有意識地將1949年以後的親身經歷寫下日記與回憶錄，大陸上亦然，為何如此？筆者認為是政治環境使然，國共嚴酷鬥爭，使人民長期受到嚴重與扭曲的政治恐懼與政治崇拜的心理制約，甚而習慣成自然，發展出政治圖騰，紅藍綠皆然，很少人會懷疑其內心世界的真實性，反而機械式地表達出一致的政治正確。）

《康寧祥回憶錄》，第226－236頁，如此記載：

蔣家政權在那一年（1977年11月19日五項公職選舉）多處黨外候選人以高票當選以及中壢事件群眾暴動的衝擊，負責輔選的中央組工會主任李煥下台，接替他的趙自齊不知如何接手，又換了王任遠、陳履安，半年內換了3個組工會主任，還找不出力挽狂瀾的辦法。那些大陸籍立委問我（康寧祥1972年底進入立法院）有什麼看法？我說：「蔣經國不是全台到處跑嗎？就請他撥一個時間到桃園縣政府去看許信良。」他們一聽，喜出望外，說：「小康啊！你這個點子不錯！」我隨後撥電話給許信良，告訴他最近蔣經國會去看他。蔣經國看過許信良後，同樣模式，也去看台南市長蘇南成、台中市長曾文坡。不只跟他們化干戈為玉帛，還重新收編了叛黨競選的蘇南成，成為美麗島事件前後對付黨外的打手。中壢事件的追究也在蔣經國的視察之後暫時打住。

我當時曾公開說：「1977年的選舉有很多黨外人士當選，是民主的進步，也表示國民黨這30多年來的政治建設有了相當成果，所以是國家的進步，卻不是國民黨的失敗，……這是因為蔣經國先生開明的政治作風。」我的這些想法，跟黨外同志談過，他們反應冷淡。那幾年，美日甚至是中共對於蔣介石死後的國民黨走向以及蔣經國，下過許多功夫研究，反而黨外同志或者全面否定，或者自我陶醉在民主前輩的社會動員的成果，看到中壢事件的群眾，就認為民氣可用。

中壢事件後，我跟蔣經國茶敘，我說：「現在社會上很多傳聞說你要去接下任總統，你這幾年行政院長做得不錯，立法院也有這麼多朋友，行政院長的位置可以直接接觸民意，又有很多資源為老百姓服務，你不做院長，對台灣人民實在可惜，你可不可以考慮不接總統？」蔣經國聽後，停頓了一下，說：「現在局勢走到這個地步，我有許多不得不去接的原因。」

中壢事件後，蔣經國雖然淡化群眾暴動的處置，但在對付黨外崛起的情勢上，最為明顯的就是「李換（煥）王升（昇）」。所執行的「李煥路線」（謂重用本省青年─筆者註）也跟著調整，代之而起的是政戰情報系統的王昇路線。王昇這位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兼政工幹校校長的蔣經國門生，在長期發展對匪鬥爭之後，將矛頭對準黨外，發展出「三合一敵人論」（台獨、黨外與中共─筆者註），而且交由阮成章主持下的調查局以及汪敬熙領導的警備總部，對黨外展開一連串的鬥爭。

李煥路線和王昇路線最大差別在於對待黨外的態度，李煥路線將黨外視為政治上的競爭者，王昇路線則視黨外為敵人。李煥刻意從救國團、革命實踐研究院中挑選一些本省菁英，給予有計畫的栽培，包括安排卸任縣市長進入中央擔任次長或在省政府擔任廳處長，另外，自1972年立委、國大增額選舉開始，空降人才到地方參與選舉，以紓解地方派系對國民黨中央的抗拒。

王昇路線其實就是反共抗俄國策的延伸，蔣介石雖然在1950年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時已經放棄武力反攻大陸，卻長期欺騙台灣人民，肅清匪諜更是蔣家政權長期對付異己的工具。

在對付黨外的總體戰略下，警備總部成立專門對付黨外群眾的單位，不只在警政署下成立3個保安大隊，還在憲兵司令部下編裝3個憲兵營，分屬北中南3個地區的警備司令部，平常照常執行憲兵勤務，遇有黨外群眾集結，則在半小時內集結動員。調查局也全面監控黨外陣營，臥底滲透、蒐集情報，並將檯面上的黨外人士統統打成陰謀分子，編派他們罪名，甚至預設腳本，誘導犯罪。

而一群逃到台灣的大陸紅衛兵以及島內的黑道幫派分子也在中壢事件之後開始充當蔣家特務的馬前卒，只要黨外有公開活動，他們就一路跟隨鬧場，不曾被警方取締。他們組織反共愛國除奸行動委員會、愛國同心會，印行愛國報，舉辦反共愛國大會，口口聲聲要消滅黨外人士，喊打喊殺。（當年的極右派的《疾風》雜誌，由反共義士沈光秀、勞政武等主辦，關於《疾風》的部分歷史，筆者將在余登發事件之後的美麗島事件研究中說明；愛國同心會近年來轉為紅統）。

1978年10月6日，立法委員黃信介在王拓募款餐會中宣布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由施明德擔任總幹事，推薦候選人。12月5日，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在台北市中山堂召開，等待被助選的候選人出席率甚高，48位來了43位。

這場黨外盛會，隔天的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及官報《台灣新生報》一改以往封殺的常態，大篇幅報導，內容扭曲事實，宣稱一位反共義士勞政武因抗議主辦單位更改國歌歌詞被打，連黨外助選團仿照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設計的團徽被指為「黑拳幫」。

那天的國歌事件，是勞政武不具出席身分，想要發言不被允許，搶奪麥克風受阻，發生拉扯。，而會議司儀蕭裕珍在唱國歌時突然跟大家說：「請將『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

12月16日，清晨4點多，我家的電話突然響個不停，我睡眼惺忪接起電話，一個熟悉的聲音說：「康先生，好像要斷交了，台北時間早上10點，卡特要正式公布，美國之音可以收聽到。」我一聽就知道是誰打來的，但是我永遠都不能透露。我第一個電話給當時的助理史非非（范巽綠），要她趕緊來我家收聽美國之音紀錄美國卡特總統如何宣布斷交的事。

12月25日，黨外人士由余登發帶頭簽署由施明德草擬，林義雄會稿的〈1225黨外人士國是聲明〉。（此份〈聲明〉《康寧祥回憶錄》中並未抄錄，筆者認為此項〈聲明〉十分重要，乃依施明德基金會網站中公布原稿，揀選其中重要部分登錄於下。）

〈1225黨外人士國是聲明〉

美國政府已宣布將於明年元月一日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並對我斷交、止約和撤軍。這是自被驅出聯合國之後，政府另一次嚴重的外交挫敗。此項外交上的變化固然早在預料之中，但如果因應失當，其影響勢必從外交擴延到內政、經濟和國防，為國家帶來空前的浩劫。

我們是一群獻身於政治改革、愛國、愛鄉的黨外人士。在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我們多年來的努力一再被歧視、詆毀和醜化，但在國家慘遭如此重大打擊之下，為了凝聚一切救國的力量，我們覺得有責任把我們的立場和主張作莊嚴的宣示。

我們的呼籲

一、依據憲法規定，徹底實踐：

（一）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二）頒布省縣自治通則，實施地方自治，省籍直轄市長民選；（三）立司法獨立，法官超出黨派獨立審判；（四）軍隊國家化，軍人超出黨派之外，效忠國家；（五）確保學術獨立及言論、講學、著作、出版之自由；（六）解除戒嚴令，恢復民主政治正常功能，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七）尊重人格尊嚴，保障人身自由，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制侵犯民宅和破壞隱私權。

二、制定選舉法，確保選舉之公平、公正與公開。

三、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大量興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民住宅。

四、全盤規畫農業政策。廢止田賦，以保證價格無限制收購稻穀、實施農民保險。

五、制定勞動基準法，實施工業民主制，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

六、保障漁民生活，補助漁民改善漁村環境，海軍保護漁民作業安全。

七、加強公營事業的監督，杜絕政治酬庸。

八、合理調整稅則，運用賦稅政策調整國民所得差距。

九、建立合理的產銷制度，避免中間剝削，保障生產者及消費者之利益。

十、以能保障自由基地的安全與生存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採行彈性、多元化的策略，並以內政改革作為拓展外交的基礎，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援。

我們的目標

在國際強權的縱橫捭闔下，我們的命運已面臨被出賣的危機，所以我們不得不率直地申明：我們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

施明德基金會所公布〈1225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原稿之下，附「後記」：

黨外陣營原訂12月15日至國賓飯店召開國是會議，但遭國民黨當局阻擾，遂將會議移至黨外總部召開。會議中，余登發、黃信介、黃順興、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許信良等人發表談話，並共同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提出黨外的基本立場──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與「十項具體實施民主憲政的呼籲」。

該聲明係由施明德草擬，完稿後由林義雄會稿；謄稿者不詳。因聲明中提到「台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隱含了台獨的主張，可能因此引發統派人士的疑慮；余登發、黃順興等人一度不願簽署，後經由黨外內部的勸說協調，統派人士才於聲明上簽名。

此「後記」中謂「統派人士」即余登發、黃順興等文字，在《康寧祥回憶錄》中第242頁亦予以抄錄。

二、余登發長媳余陳月瑛的歷史回顧

前集《余陳月瑛回憶錄》說到余陳月瑛和余瑞言1949年7月1日結婚，此處繼續敘述相關余登發、余瑞言事。

在橋頭老家大約過了半年，我便陪公子讀書了，瑞言先考上台大先修班，再考入法學院法律系，與林洋港同學。瑞言雖聰明，卻不是讀書的料，必須盯著他，否則不是蹺課就是打瞌睡。我陪他上課，防著他偷懶，幫他抄筆記，比他還用心，他反而一切都不在乎。我的許多法政常識，就是此時旁聽學到的。

1958年瑞言考試及格，派任台北市稅捐稽徵處，一年後，轉至省政府民政廳工作，後來連震東（1904－1986，連戰父）任民政廳長，提拔瑞言為業務股長。我們一家搬到中興新村。

瑞言的粗神經是有名的，不僅不能協同照顧一大群子女，對家庭的責任心亦十分淡薄，經常我眼巴巴地盼過了發薪的日子，忍不住問他發薪了沒有？他才說還未發餉。我只好打電話去民政廳，一問之下才發現，他早已領了薪水，拿去打麻將輸光了。這是我少女時代真正「酣眠」也想像不到的生活。

瑞言參選縣長時，對手在台上砲火連連，他卻在台下瞌睡打鼾，被媒體引為笑談。他卻不以為忤，所以不少人欣賞他的隨和。他兩度參選雖都未能當選，但票數都讓對手戰得冷汗直流。譏笑他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肥胖是一種病，不了解他內心的痛苦。

1979年1月21日，一大早憲警敲門要逮捕瑞言（余陳月瑛先生），我簡直無法置信，要求看清拘票上的理由，竟然是叛亂罪，說瑞言會叛亂，要不是情治人員開玩笑，就是證明他們無知、亂搞。後來，我以省議員的身分和小姑黃余綉鸞一起去找時任省主席的林洋港，林洋港見了我們，以他一貫的講話腔調說：『阮瑞言兄會叛亂！哪有可能？』

不只林洋港不相信，審問瑞言的情治人員也很吃驚，因為瑞言連接受審問時都頻頻打瞌睡，怎麼看也不像有力氣叛亂的人。情治人員完全不了解瑞言的健康情形，抓了他等於抓了一個燙手山芋。瑞言有心臟病、糖尿病。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如此胡亂抓人，總有一天要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