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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21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高雄黑派大老余登發治喪委員會與家族成員余政憲、余玲雅等聲援許信良（連慧玲攝）
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公開審理余登發、余瑞言父子涉嫌叛亂案。（姚琢奇攝）
二、《台灣最好的時刻》對於「余登發事件」的記載
民進黨大老、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吳乃德在其著作《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中，第78－87頁，記載「余登發事件」前後的情形。1978年12月5日，40多位黨外候選人在台北中山堂舉行座談會，黃信介指示，唱國歌時，將「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引起混入會場之極右派人士鬧場，產生肢體衝突（即《疾風》雜誌成員，見前文）。之後，每當某一地區候選人競選總部遭受騷擾，助選團即立刻通知其他地區候選人總部，貼出訊息，這是第一次，全台灣的黨外人士感覺彼此一體，都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選戰在眾多民主運動生力軍的參與下熱烈進行，台北市除了康寧祥和黃天福（黃信介胞弟），還有陳婉真、陳鼓應。何文振在台北縣。呂秀蓮、張銘德在桃園，王拓在基隆，姚嘉文、黃順興、張春男、劉峰松在彰化，黃麻在雲林，謝三升在台南，周平德在高雄市，黃余秀鸞在高雄縣，楊青矗競選工人團體代表，幾乎菁英盡出，氣勢如虹。
助選團成員分三組，第一組陳金德、周滄淵至高雄。第二組張俊宏、何春木、康水木到彰化、雲林。第三組黃信介、林義雄、李秋遠在台北縣、宜蘭。數日後，重組為兩團，一團由南到北，一團由北到南，計畫在投票前一天在台中會師。助選團也提出共同政見（十二大建設），包括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和助選團保持距離的康寧祥、王兆釧兩人組，出版台灣選舉史上第一份「選戰快報」，受到熱烈歡迎，第一號提出討論「國民黨有無責任？」，說：「國民黨不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因為是「負責把憲法完整帶回大陸」，30年不廢除戒嚴令，是因「保障人民享受民主自由」，人民犯罪動輒以軍法論處，是因為「保障國家安全」，報禁不開放，是因為「節省國內新聞紙張」。第四號，討論「埋在大國沙文主義中的鴕鳥」，批判國民黨號稱代表全中國，造成國際孤立，將國家的命運帶到死胡同，「家在山的那邊」的民族教育，導致下一代台灣認同的危機。
選戰氣氛達到空前未有的熱烈，在情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美國政府突然在1978年12月16日宣布次年1月1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停止和中華民國的正式外交關係，國民黨政府順勢宣布停止熱鬧進行中的選舉。民主運動參與者共同發表「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指出任何不當的應變措施，都是不正常心理造成的，……從速恢復選舉，足以代表政府實行憲政對待暴政的決心，我們期待政府勇敢地抗拒軍事統治的誘惑。」雖然沒有選舉，全台灣的民主運動人士仍然繼續集結，組織化的跡象開始出現，這是1950年代「自由中國」組黨民主運動以來，反對人士最大規模的集結，有形的組織即將出現。
這次集結，幾位領導人，包括余登發、黃信介、康寧祥、黃順興、張俊宏、林義雄、施明德等，曾經有過小型聚會，余登發表示可以出面領導這個正在壯大的運動，黃信介當場爽快同意。隨後計畫在2月1日余登發的根據地橋頭，舉辦席開1200桌的民主餐會，以余登發在高雄的經營，動員12000人不是問題。可是，國民黨顯然無法容忍。
初步的小結
由以上余陳月瑛和吳乃德的敘述，二人對於當年人與事的看法和進度基本一致。筆者指出幾個重點：
第一，1977年中壢事件以後，國民黨已經無法控制黨外民主運動遍地開花的發展，而國民黨若仍要舉辦選舉，由余登發所言「規規矩矩地選舉，國民黨只有兩成選票」的處境下，國民黨在十年內，多數的地方政府與議會權力都將「淪陷」給黨外力量。這是國民黨繼大陸失敗以後，面臨最大的危機。而事實上，日後國民黨在歷次選舉中，並未發生崩潰的情形，說明國民黨在台灣的建設，仍有成績，獲得多數人民的肯定，說明黨外與民進黨過度樂觀，而國民黨則過度缺乏信心。
造成這樣的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是國民黨從威權轉型到民主體制過程中，少有國民黨體系中的政治人物與學者有意識地批判過去，以建設新時代的精神和願景，而多數活在過去的榮光以及長期停留在對黨外與民進黨的抵制與仇視心理。
尤其重要的，國民黨不能重新詮釋中國以及台灣的概念與未來中國與台灣應有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反而不少人屈從與依附中共，熱衷於簡化版的「中國崛起」與「反獨促統」。筆者指出這對於共產黨也沒有實質性的幫助，共產黨由於本身同質性太高，且容易被「左」的思維與民族主義的狂熱情緒轄制，他們需要的是不同而健康的意見，雖然同樣地，共產黨對不同意見的反應和早年的國民黨完全一致，動輒上綱上線，認為是反黨、反體制、不愛國；
第二，當年國民黨欲繼續保持其中國法理性，越來越難，這是主客觀處境下的情形。尤其是美國1978年底無預警地宣布和中華民國斷交，許多台灣人出現「國際孤兒」的悲情，這樣的悲情聯繫到1895年《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予異族日本的衝擊，中間轉接點為二二八事件，台灣民間日益形成自保甚至獨立的強勁暗流。
近年來中共治下的中國日益富強，統一台灣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和何時的問題，許多台灣人面臨百年來第三次被「集體轉讓」無法自主的命運。近年來民進黨完全附從於美國政府與國會的一舉一動，反映出其心理與精神上的恐慌狀態。這個現象，必須予以同理心的了解，許多深藍與紅統人士一味嘲諷，並不會改變許多台灣本地人欲自保自足的強烈願望；
第三，1970年代是黨外人士由選舉而崛起的時代，其中主要人物的思想與言行，影響台灣非常深刻，近年來黨外與民進黨的人才發展已至第三、第四代開始執政，未來長期執政成為可能（包括柯文哲系統）。
民進黨大老、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吳乃德的著作標題《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說明他認為台灣與台灣人的時代的來臨，基於國民黨在中壢事件以後，不當處置余登發事件、728台中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案、陳文成案、江南案等和國民黨直接間接有關的重大事件，雖然國民黨執政在經濟、教育、國防上很有建樹，也無可否認，但是早年國民黨受限於自身的威權性格，以及維護政權生存的軍方與情治系統基因，面臨政權安全威脅時會主動出擊，支配了國民黨的上層黨政理性決策體系，反而使國民黨在道德上產生了統治正當性危機。
這個問題，中共自解放以後到文化大革命，同樣存在。說明中國自滿清解體以後，長期無法找到一個穩定的新文明道路，執政者只能不斷依靠武力壓制內部異議者。筆者認為，兩岸未來都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逐漸走上政治、經濟、文化的正軌；
第四，1979年1月21日，國民黨以叛亂罪抓捕余登發父子，事後證明，弊遠大於利。余登發是一個有中國意識的台灣大老級政治人物，這也可能是警總和調查局反共意識形態影響下產生決策的因素之一，因為余登發的中國概念和國民黨意識形態下的中國並不一致，國民黨來台以後，由此著重鎮壓左派和統派。沒想到，國民黨主動拔除了偏統的黨外領導人，卻造成黨外民主運動被偏向台灣獨立方向的領袖人物所掌握，形成黨外與民進黨更往台灣獨立方向發展。這也造成後來台灣社會愈趨反中的結果。
1992年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對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進行表決，台灣代表黃順興起立表示反對並退出會場。（摘自新浪網）
關於黃順興（1923－2002），台灣黨外人士普遍認為其與余登發為「統派」。筆者適自《中華雜誌》創辦人胡秋原先生公子胡卜凱兄處借得兩卷《中華雜誌》合訂本，其中民國67年（1978）六月號上，正好有黃順興先生的一篇文章〈日帝犯台罪史縮寫〉，其中說：「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先用強大的武力攻占台灣，再派大批警察，名為維持治安，實際是監視台胞的一舉一動，又兼當帝國主義資本家壓榨的保鑣。隨後，一批又一批的帝國主義先鋒隊即接踵湧到台灣各地，廣設製糖工廠，強迫種蔗，供其製糖運回本國或銷售外國謀利。因此，從事農業占絕大多數的台民，其所遭受的剝削也最大最殘酷。除了殖民經濟的剝削，日帝政府於太平洋戰爭時期，更進一步廣泛徵用台民青年送往南洋占領區，充當伕役供其酷使。據統計，被徵人數達40萬人以上（在本島內工作者不算），傷亡人數約占一半。」
黃順興在文章結尾處署名「寫於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於溪州豬舍。」可見黃順興對於日本據台、治台，並沒有像一些台灣獨立人士視日本為「上國」的孺慕之情。黃順興一生相當傳奇，1943年於南京汪精衛政府服務，同時間應為家父同事，抗戰勝利後1945年10月返台，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黃順興遭檢舉而躲避。
後黃順興選為台東縣議員、台東縣長、立法委員。1975年，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日本留學時前往中國大陸，回台後黃妮娜被國民黨當局捕判刑三年。解嚴後，黃順興1986年從美國轉至北京定居，次年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及常委，在會中發言耿直，引起許多會議代表以及廣大人民的歡迎，黃順興並曾建議與改變了中共人大會議中的一些陋規，說明中共的體制並非如外界想像的僵硬。
筆者認為余登發、黃順興皆出身台灣，去過中國大陸，了解當年動盪中的中國與台灣中人民的痛苦，此後一生戮力於政治改革事業。筆者建議中共治大國，應有氣度與格局，歡迎民進黨官員與海內外主張台灣獨立人士去中國遊覽、了解今天大陸的情形與問題，且誠摯接待，若有批評，亦可考慮是否有可以改善空間，如此時間長了，彼此的誤會與心結自然大幅降低。近年來，中共當局受少數激烈人物錯誤影響，甚將民進黨上層人物列為「戰犯」，反而逼使他們沒有退路，致結合台獨，聲勢更大，美國則極為歡迎此一現象，操弄自如。對此，中共應及早改弦易轍。
另外，關於余陳月瑛提到的「戴華光案」，即「人民解放陣線案」，1977年11月5日，警備司令部依調查局資料，以「判亂罪」逮捕旅美華人戴華光以及賴明烈（文化大學助教）、劉國基（輔仁大學研究生）等人。關於本案，促轉會有公布資料，筆者將於下期文章中重點敘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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