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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鼓擂 良雞叫》簡介 備戰催必戰，避戰享和平。今次總統大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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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9/18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言：《新大學》總編輯何步正要我為其計畫年底出版之《新大學》「文集」寫一篇序言，由於張俊宏、許信良、甄燊港等於2017年11月12日發起創刊的《新大學政論網站》（《新大學》），在理念上接續民國57年（1968）年元月創刊的《大學雜誌》，因此我需要閱讀當年的相關資料。而在研讀的過程中，發現整個1970年代，是國民黨來台後經歷最顛簸的十年，因此認為有意義和讀者分享筆者重新回顧當時國民黨主政的困境以及選擇因應的作法而帶來種種的問題。
1968年元月鄧維楨與幾位台大學生創辦《大學雜誌》。3月、7月，警總與調查局相繼逮捕柏楊與陳映真，以軍法判處重刑，知識界產生寒蟬效應。10月，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指出釣魚台列嶼海底大陸棚有一潛在大油田，引起關注。這個時候，關於聯合國的中國席位的議題多年來一直在延燒，蔣介石和他的閣員高度戒備。
1969年6月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準備因應國際變局。1970年9月，美國宣佈在1972年將琉球群島交予日本，其中包括釣魚台列嶼，而完全出乎各方意料，此事引爆台灣與香港留美學生極其嚴重的「保釣運動」，消息傳到台灣，部分大學生醞釀示威抗議美日政府。1971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接辦《大學雜誌》，張俊宏、許信良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大學雜誌》開始鼓吹革新。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退出（左派學生稱「被驅逐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承接安理會席次並唯一代表中國，台灣陷入風雨飄搖。
1971至1972年，海外留學生大分裂，左傾者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部分學生組團訪問大陸，少數甚至回大陸為人民服務，右傾者組成「愛盟」，支持國民黨。1973年，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王曉波等被警總以「為匪宣傳」罪名拘捕，陳鼓應和王曉波皆與《大學雜誌》關係密切。之後，楊國樞等的自由主義學者與國民黨日益疏離，楊國樞是《大學雜誌》當時最重要的總編輯。張俊宏出走，1975年與黃信介、康寧祥、姚嘉文等創辦《台灣政論》，五期以後被查禁。此時，台灣本土精英開始集結，公開挑戰國民黨的黨國體制。
1977年許信良違紀參選桃園縣長成功，過程中引發千人暴動，燃燒警局。1978年底美國總統卡特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蔣經國宣佈停止選舉。次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台灣因此獲得國際社會接納管道。1979年1月發生余登發匪諜案，年底爆發高雄美麗島事件。1980年美麗島事件主要參與人以軍法審判，包括施明德、黃信介、張俊宏等被判處十年以上徒刑，許信良則流亡海外。之後的1980年代，台灣雖然有孫運璿、李國鼎、郝柏村等清廉能幹忠誠官員主政，教育平等公正，文官制度穩定，經濟與科技發展成效良好，然國民黨內部極右勢力強力壓制台灣獨立運動，破壞國民黨的威信與形象甚鉅，使得國民黨進入在台灣主政的尾聲。
如果我們察看1970年代的國民黨，可以發現，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是主線，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是輔線，相輔相成，兩條鋼索如蛇纏身，國民黨勢單力孤，極難妥善處理。至1970年代末，美國終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如受傷蘆葦，再度受到重創。之後，由台灣自保而形成日益實質性的泛台灣獨立派，和殘留的中華民國派激烈鬥爭，直到今天。
本文將以《大學雜誌》的發展為引線，觀察1970年代國民黨如何因應內外的挑戰以及所帶來的影響。計畫以六期刊完。
▌之一 ▌
大學雜誌創刊號。（圖文：龍城飛提供）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大學雜誌》相當多文章的品質都是相當優秀的，可以說繼《自由中國》、《文星》以後，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是台灣最好的論政與文化雜誌之一，而其中有相當複雜的過程。自民國60年（1971）1月起，《大學雜誌》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接辦，雜誌沒有經濟壓力，卻仍對當時的時政批評火力四開，令人矚目。如果，當年國民黨黨中央雖然不見得能夠將《大學雜誌》當做機關刊物之一，但是視為一份黨內外的意見溝通橋梁（以今天的話，叫做黨與社會的溝通平台），則國民黨、黨外、民進黨、台灣、中華民國的命運將大不相同；還可以說，之後的兩岸關係、中國共產黨、中國的發展也會受到影響；再引申下去，日後美國、日本的中國、台灣政策也會不同。由此可見媒體的重要性，不論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為何，媒體的影響力都非常之大，良好的媒體可帶來國家與社會的復興。
自1968年開始的20年，台灣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經歷不斷且急遽的變動，而這段時期正好是《大學雜誌》的發展時期，因此，研究《大學雜誌》所經歷的過程具有相當的意義。而從1971年起，《大學雜誌》有兩年多的「言論假期」，我們應檢驗其中過程以及實質上達到了什麼效果？而之後《大學雜誌》的走向，亦值得注意。
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學》2006年12月第12期，湯志傑教授的文章〈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其中說：「1969年6月，就在釣魚台事件前不久，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雖然蔣介石已為蔣經國鋪好接班之路，但蔣經國畢竟需要創造出一個新的、自己的『權力基礎』。這是『本土化』政策的背景，也是蔣經國默許《大學》集團倡論國政的緣由。釣魚台事件爆發後，他刻意與《大學》的成員維持良好的互動，並在1971到1973年間多次與學生、年輕知識份子和工商業代表會談。在學生運動還沒有在台灣出現前，《大學》在蔣暗示性的鼓勵下於1971年1月改組，以涵括更多的成員。…在蔣經國默許支持的基礎上，《大學》才敢於提出批判性的建議，並倡議各式各樣的改革。表面上這些言論使得整個政府都遭到壓力，實際上卻幫助蔣經國對抗保守的老一代，進行權力繼承，塑造出必須建立新的領導，以滿足年輕世代改革願望的呼聲。…『革新保台』之所以能成為國民黨政權與呼籲改革者共同接受的理念，正在於改革意謂著走出反攻大陸與法統的政治神話，正視當下的現實，在承認台灣才是當下的本土、現實上中國的基礎上，力求改革，才能真正保有這僅存的自由的中國，維繫住政權。在中國民族主義結合關懷本土現實的大潮流下，人們可以各取所需地把現實或本土理解成中國架構下的台灣，或只指台灣而不及於中國，並共同在保護台灣這個前提下團結起來。…不過，蔣經國固然能在背後巧妙地運用《大學雜誌》的力量，壓迫老一輩保守勢力交出權力，但知識份子終究有自己的自主性，即便是蔣經國也無法完全控制這個一部分是自發、一部分由他促成的知識份子團體的發展。」
我們考察張俊宏在民國66年（1977）出版的《我的沉思與奮鬥》，其中回顧：「從60年底到61年中，就可以感覺到氣氛已在轉變，這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了。智者與權者無法再圓滿相處的原因，第一，退出聯合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緩衝，國人的情緒已漸平靜，國際的地位也漸穩固。第二，國民黨內部權力轉型完成，新內閣順利接棒，在內外情勢逐漸恢復景氣、領導權力恢復一元化的情況下，智者就不再有太大的生存空間。…這段期間，黨部開了幾次會，討論開除我的黨籍，最低限度要我離開《大學雜誌》，這是陳裕清主任告訴我的。…在這個時候，外省朋友們真正關心的可能是雜誌辦好之後，法律上的所有權卻在本省人手中。事實上，由楊國樞擔任總編輯時期，是這一代本省與外省青年共同合作的完美典範，和諧克服了早一代所存在地域觀念的差距。《大學雜誌》象徵著本省與外省知識青年的結合，只有本省人與外省人好好地攜手合作，彼此練習平等無壟斷的合作，台灣才有前途，社會也才能和諧。…隨後執政黨對青年運動的態度改變，《大學雜誌》內部這種暗存的差異終於成為難以彌合的裂縫。…國樞兄決定離去，對我而言是極為痛苦的。」
湯志傑的文章與張俊宏的著作前後相差近30年，其中的說法相當一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之際，海外留學生抗議美國將釣魚台交給日本，引發野火般的保釣運動，接著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重力衝擊台灣社會。依張俊宏與湯志傑的說法，蔣經國係透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筆者認為主要聯繫人應為四組主任陳裕清）「收編」《大學雜誌》，發表革新文章，帶動輿論，塑造國民黨革新形象，緩衝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壓力。此事是否事實？湯志傑曾經參考張俊宏的著作，不能說沒有可能受到張俊宏的影響，然張俊宏並沒有明白說出蔣經國的角色，此事屬實機會不小。當年張俊宏、許信良皆30歲左右本省籍黨部幹事，屬基層人員，若無最上層授意，《大學雜誌》絕無可能主動發表支持保釣運動、更新國會、國是諍言等如此負載強大政治能量的文章，而之後開展幾次的「台灣生產力的分析」座談會，也不可能是張俊宏等人所能夠召集的。從這個角度看，蔣經國在1970年開始實際負責政治權力時，同時介入與掌握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運作，而能夠賦予他如此支持（empower）的只有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
整個1970年代，中華民國和台灣處於國際與國內激流的衝盪。以《大學雜誌》為主的改革派，3年之後分裂為五種力量，第一種，參加民國1971年12月開始「台灣生產力的分析」系列座談會的黨內新生派，這些人受到蔣經國注意，在政壇上的發展最好，包括李登輝、孫震、梁國樹、王作榮等；第二種，實際參與《大學雜誌》工作，對國民黨幕後利用《大學雜誌》而非真誠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有深刻認識者，其中楊國樞離開《大學雜誌》，選擇學術路線，多年後與胡佛、張忠棟、李鴻禧、黃光國等組「澄社」，明顯對國民黨有疏離感，丘宏達則仍然支持國民黨。楊、丘皆留美博士，國民黨上層人物子弟，時為本省青年張俊宏、許信良所寄望依託合作，而此合作關係中斷，影響深遠；第三種，1973年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曾參與《大學雜誌》的左翼外省青年王曉波（母親為共產黨員，在台被捕槍決）、陳鼓應等被迫邊緣化，港生何步正亦受波及，之後返回香港，入《明報》工作；第四種，張俊宏、許信良走上反對國民黨路線，1978底爆發美麗島事件，張俊宏坐牢、許信良逃亡美國；第五種，1974年後，由陳少廷、陳達弘、謝正一等續辦《大學雜誌》，雖仍維持國民黨體制內改革路線，仍時有「越線」文章，而《大學雜誌》似從未被查禁，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1977年許信良中壢事件、1979年初余登發案、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大學雜誌》皆以轉載方式報導，反映出對國民黨的改革失望，但不主動評論。之後《大學雜誌》多次轉型，曾嘗試文學報導，《大學雜誌》十周年，民國67年（1978）11月，改為革新版第一期，丘為君主編，從三十年代文學談到當年爭議性話題的台灣鄉土文學，由胡秋原領軍，陳映真、周玉山、鍾肇政、尉天聰、王拓等講述，這一期頗有創意，可能由於社會主義文學性質明顯而受到壓力，革新版未能延續。
▌之二 ▌
筆者在研讀民國57年（1968）年元月創刊的《大學雜誌》過程中，發現整個1970年代，是國民黨來台後經歷最顛簸的十年。因此，認為有意義和讀者分享重新回顧當時國民黨主政的困境以及選擇因應的做法而帶來種種的問題。
在2023年9月18日《史話》刊出本文第一集的末了，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改為革新版第一期，主題從30年代文學談到當年爭議性話題的台灣鄉土文學。本文在談鄉土文學前，先談《大學雜誌》革新版篇首徵求一些文化人的意見與所產生的意義。由於文長，分兩次刊出。
在革新版第一期的開頭，有「智者的進言」，編者如是說：「大學雜誌自本期革新，在嶄新的起點上，我們依然面臨各式各樣的艱難，尤其人力、財力以及種種經驗的不足，我們愈發察覺到辦好一份刊物的不容易。為此，我們廣詢各方智者寶貴的意見，作為本刊未來努力的主要方向。」革新版第一期之後，有革新第二期，為「選舉與政治專號」，訪問對象以國民黨為主，甚至訪問到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上將。之後，沒有革新版第三期，而回到了原來的期數，革新版編輯群退出。是否《大學雜誌》革新失敗？
以下簡述當時《大學雜誌》邀請12位「智者」的背景與所徵詢的意見。由他們日後的發展，可以歸類為國民黨保守派（彭歌），自由主義（胡佛），傾台灣獨立派（李鴻禧、蒙奇即詹宏志），左派（陳映真、蘇慶黎、尉天驄），出版與編輯人（鄧維楨、賴阿勝、林載爵、陳達弘、黃章明）。本期總編輯丘為君（後任東海大學文學院長）、執編陳琴富（今中國時報總主筆），皆台灣大學歷史系高材生。以上這些人以及許多《大學雜誌》前後的創辦人、編輯、作家，他們多在30歲左右便顯出與眾不同。說明一個時代的先鋒人物，在他們年輕就嶄露頭角，而也因為敢於交鋒，往往歷經權力者的壓制與打擊，其中能夠存活下來的少數，將是下一個時代的成功者與受益者。
（一）李鴻禧，台灣嘉義人，台大法律系畢業，留學東京帝大，任教台灣大學。
李鴻禧（1937－）說：「近年來，大學雜誌歷經人事財務之折騰，飽受艱難風霜吹襲。我們期望立場超然，態度冷靜，眼光邃遠，氣度恢弘的大學雜誌，能鏗鏘有聲地巍巍然屹立於時代之前鋒。」李鴻禧日後是著名的台灣獨立運動支持者，推動「台灣制憲」與「入聯公投」。現任民進黨政府勞動部政務次長李俊俋是李鴻禧的公子。
（二）彭歌，河北人，中央日報總主筆，任教台灣大學。
彭歌（1926－）說：「雜誌最要緊的是表現出它獨立而負責的精神。這個刊物既然取名大學，那麼在探討學術方面，或在鼓舞大學生敦品勵學方面，都要特別努力。」彭歌是典型國民黨官方的思想與言論守門人，年輕學生多有叛逆性，1978年底，美國已明確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社會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再度掀起巨浪。彭歌要求《大學雜誌》「鼓舞大學生敦品勵學」，豈不是讓《大學雜誌》脫離群眾而被讀者所摒棄嗎？之前，1977年8月17日，彭歌撰寫〈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在《聯合報》副刊連續刊載3天，被認為是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開端。
李鴻禧和彭歌政治立場相反，李鴻禧要求《大學雜誌》「立場超然」，彭歌則要求「獨立而負責」，《大學雜誌》要如何因應？事實上，《大學雜誌》的編務與言論確實長期依違於「支持國民黨革新」與「反對國民黨黨治」之間。這和文革以後，中國大陸海內外民主運動在「支持共產黨革新（開明專制）」與「反對共產黨黨治（要求民主法治）」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情形相似。和清末的康梁主張「維新（漸進式改革）」與孫中山的「革命（重起新制度）」之間的衝突，也沒有差得太多。近年來，台灣在「維護中華民國」與「台灣建國」之間，亦有相同的問題。1978年底，李鴻禧和彭歌兩人對《大學雜誌》的期許，形同而實異，反映出他們內心的思維。45年來，兩岸各自的變化非常之大，彼此之間的互動也經歷起伏。由此，參考過去百年來的規律，未來兩岸應朝「形異實同」的方向發展，比較中庸與合理。
（三）胡佛，台大法律系畢業，留學美國攻讀政治，任教台灣大學。
胡佛（1932－2018）說：「在知識方面，盼望大學雜誌能從各種角度，各種層次，作深入而周延的觀察與分析。在編輯的態度方面，盼望大學雜誌能堅持理性的立場，尊重各種意見。」重點在於「尊重各種意見」，理解與接受社會多元的現實。這一點，《大學雜誌》倒是做得不錯。問題是執政者與執政黨往往是一元論者，造成被統治者與反抗者亦復是一元論者。筆者認為這是威權與集權、極權國家欲轉向多元與民主體制的困境，因為被統治者與反抗者皆是威權與集權、極權心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反對多元、自由與法治，難以尊重各種意見。解嚴後，胡佛、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黃光國等創辦類似英國「費邊社」的論政團體「澄社」，嘗試推動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但是不久即星散。說明張俊宏在1973年即感慨「智者與權者無法圓滿相處」的天然生態，筆者加上「智者與智者亦無法圓滿相處」的普遍性，這尤其在東方國家中特別明顯。胡佛一直是《大學雜誌》重要的作者。
（四）林載爵，台灣台南人，東海大學史研所，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任聯經出版社編輯。
林載爵（1951－）說：「希望改編後的大學雜誌，能夠更注視台灣的現實，以廣泛的角度，深入的分析，探討台灣的各種問題。也望大學雜誌能多介紹世界多情勢，開拓國人的視野。」《大學雜誌》缺乏聯合報的豐沛資源，不可能做到如同聯經出版社般的視野。
1972年林載爵東海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發現台灣左翼前輩作家楊逵（1906－1985）即在學校對面東海花園隱居耕讀，便時常拜訪，研究所時，更搬去和楊逵同住。林載爵發表〈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與〈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受到文壇注意。林載爵年輕時，敢於不顧政治禁忌，與楊逵接近，絕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筆者身邊渴想功成名就的同學、朋友們，眼睛中只有救國團、國民黨中央、國營事業以及由旋轉門進入政府中高層任職機會，其熱衷程度和同時期大陸紅衛兵無異，怎麼可能會跑到荒僻山地探訪「匪諜嫌疑者」。林載爵受到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的注意，不次提拔，後升任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暨總編輯，出版黃仁宇、余英時系列著作，影響深遠。
民進黨政府促轉會前主任委員楊翠即為楊逵孫女兒，楊翠仇視國民黨，應是由她祖父的遭遇而起。然若今日有人欲提出兩岸《和平宣言》，深綠政治人物與學者可能提出控訴「賣台」，和當年楊逵處境相同。歷史走入一個柺點，往往出現不同的人做相同的事，真的發生了張飛打岳飛的事。
（五）陳映真，著名作家，著有「將軍族」等。
陳映真說：「9月號長橋雜誌，報導女記者陳婉真離開中國時報的一些內幕，雖然她在文中所談到的種種遭遇，我們在一般的層面上也可推測得知，但是觸及報社百般醜陋的面目時，稍具良知的人們仍要感到擔憂和痛苦。一些失去原則罔顧操守的知識份子，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竟在龐然黑暗的浪潮中隨波逐流，泯沒了社會良心，也沾污了個人人格。我希望革新後的大學雜誌，在未來奮鬥的途徑上必須堅苦卓絕謙虛並且謹慎，為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提供另一個說話的講壇。」陳映真的話說得很重，然《大學雜誌》若欲「為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提供另一個說話的講壇」，不是準備被查禁，就是走黨外雜誌路線，不斷抄短線，打游擊戰。
有關陳婉真離開中國時報事，相當曲折，似由報導省議會有關，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受相當壓力，由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周天瑞將陳婉真調派至美國學習與服務，陳婉真赴美後開始轉向台灣獨立。筆者一時間找不到9月號《長橋雜誌》，日後有機會再向讀者說明。
陳映真（1937－2016）的情形，一般讀者應大致了解。陳映真在民國57年（1968年，即《大學雜誌》創刊的一年）因組織讀書會閱讀魯迅與馬克思著作遭判刑十年，1975年出獄，次年在《夏潮》擔任編輯。1979年10月，陳映真又遭警總與調查局逮捕偵訊，此次由白先勇、鄭愁予、陳鼓應等聯名抗議而釋放。據聞美國方面對台灣再度逮捕陳映真亦有意見，早年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美國新聞處（美新處）即對台灣本土與左翼作家相當優容與蒐集作品。1978至1979年，美台關係惡化，島內黨外集結，國民黨方面突然逮捕陳映真，對美方與台灣社會是否有政治意味？此需考查當年美國、國民黨與情治系統解密檔案。
（六）尉天驄，作家，創辦《筆匯》、《文學季刊》（文季），著有「鄉土文學討論集」等。
尉天驄說：「我們希望大學雜誌是中國人的大學雜誌，而且是今天中國人的大學雜誌，這樣它才可能成為人類的大學雜誌，世界的大學雜誌，否則，恐怕只不過是一種玄談。」《大學雜誌》在台灣已經經營不下去了，如何成為中國人的大學雜誌？
尉天驄的姑丈任卓宣（1896—1990），筆名葉青，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後脫離，參加國民黨，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來台後創辦帕米爾書店與帕米爾雜誌。帕米爾之名來自於1949年一批在西北的國民黨人，值共軍接近，已無法南撤，於是從甘肅往西走，越過新疆，從帕米爾高原南下，至印度，由中華民國駐印大使羅家倫協助來台，這是當年離開大陸中最遠的一條路線。知道此事者皆已凋零，筆者正好在1992年天母禮拜堂認識陳阿姨，她即是帕米爾的一員，她說當年年輕，逃難中大夥兒一路歌唱，不感痛苦，記得經過了美麗的星星峽。陳阿姨晚年將幾冊珍貴的老舊帕米爾雜誌交給我，我視之為亂世的傳承。
尉天驄辦《文季》、《筆匯》，長年組織與培育作家、詩人，能夠有驚無險、安然無恙，沒有遭受如陳映真、王曉波等的壓迫，是因其姑丈任卓宣的關照。任卓宣早年參加中共的大革命，見過大風大浪，尉天驄所經過的情形，相較之下，只是小菜一碟。這裡也看出國民黨來台後，杯弓蛇影，教育、貿易、經濟、科技、財政皆有建樹，惟在文化一端，一直放不開來，時序來到1980年代，還在猶豫該不該開放30年代的左翼文學，不要說「中共黨史」、《資本論》了。筆者1970年大學時，總有同學秘密傳遞魯迅、丁玲等「非法」著作，又私下偷聽「黃河進行曲」。不少台灣留學生到美國後，開始反對國民黨，甚至傾共，絕對和國民黨在台灣缺乏信心的文化狹隘政策有關。
▌之三 ▌
蘇慶黎，1978年11月《大學雜誌》。（圖文：龍城飛提供）
前文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大學雜誌》改爲革新版第一期，從三十年代文學談到當年爭議性話題的臺灣鄉土文學。先談《大學雜誌》本期革新版篇首徵求一些文化人的意見與所產生的意義，由於文長，分兩次刊出，這是第二篇，上文談到尉天驄，本文從蘇慶黎繼續討論。而在詹宏志所批評的神州詩社時，筆者岔題閱讀，無意中打開了一道塵封的窗子，才發現近年來在臺灣文學界頗爲火紅的馬華（共）文學書寫，覺其中有些旨趣，且和鄉土文學論戰有一點關係，於是將在下週的一集上討論「神州詩社事件」。
筆者之後預備有3個主題需要研究與向讀者報告：鄉土文學論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釣魚臺事件。如果筆者還有時間，希望能談談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事。之所以再談這些陳年舊事，是因爲多年來，對於外交問題，兩岸皆以自己的立場與感受不斷回憶與複寫歷史。殊不知，兩岸皆是中國人（1980年代以前，臺灣人也多認爲自己是中國人），對於外交政策兩岸政府採取零和遊戲，是正確的嗎？
臺灣方面，如果我們閱讀錢復的回憶錄，就知道他幾乎沒有閱讀中共方面的回憶紀事，反之亦然。而如果我們嘗試以客觀的心態，瞭解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其實兩岸的政府和人民都是處於感覺不公與焦慮的狀態，也就是說，中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49年以後，不論自願被迫，被排除在聯合國外，以及被美國長期嚴密封鎖，是公平的嗎？同樣，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在1971年以後，不論自願被迫，被排除在聯合國外，對於與美國外交關係日夜提心吊膽，是公平的嗎？以中國歷史之悠久，人口之衆多，兩岸中國政府皆由美國操弄外交關係，且互相笑罵對方被美國「遺棄」，自己被美國「相中」，如此中國人，難道不覺羞恥嗎？
今年以來，臺灣各黨總統候選人，紛紛往美國奔走，以「面試」爲榮，沾沾自喜，回臺後民調調升。此豈不是孟子所諷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因此，筆者再談兩岸外交與保釣，希能考慮多方面資料，而不是以「對方獲益，則己方受害」的角度出發。
（七）蘇逸凡，本名蘇慶黎，任夏潮雜誌社總編輯。
蘇慶黎說：「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人們不免要問，大學雜誌將持什麼樣的立場？有位大學雜誌的年青朋友曾對我說，大學雜誌的立場是超然的、中立的、理性的。這幾個字眼是很動聽，但是當我們謹慎地審視古今中外所有的言論，以及行之於社會的制度時，我們看到的是維護不同利益的各種相異的立場。民主不僅僅是一人一票，它應該是從經濟層面到政治層面，絕大多數人權利的平等，基於這樣的平等，大多數人才能享有自由。我期望未來的大學雜誌，能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以深刻多樣性的內容，探討我們社會普遍的問題，爲臺灣和中國的民主做出偉大的貢獻。」
蘇慶黎的論述，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其實比較接近孫中山的思想，而和中共的體制與文化有異。後來《夏潮》雜誌由於多數作者太過偏統的政治性，掩蓋了許多重要的文章，以大陸的語言來說，就是太「左」。《夏潮》的作品中不少反映出「遲來的革命」、「革命的位差」以及浪漫與悲憤的「左」的意識，在臺灣（甚至兩岸）的閱讀場域中邊緣化。而臺灣長期處於國民黨的反共教育、鎮壓左派以及中共對臺的文攻武衛態勢下，一般老百姓對於左的文字與概念產生了先天性的抵制感，使得歷史性的社會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發展，普遍產生思考與論述的貧乏，難以深入認識人類社會中真實頑固存在的不公義的課題。
此使中華民國政府的去貧扶弱與社會公平的施政非常困難（如平民住宅、貧富差距、南北差異、移工、移民、難民議題），臺灣富裕與中產階級（社會主流力量）會認爲健保加勞保已是最佳基本社會福利，人民需自己努力以求幸福，而應減少過度的社會救濟，對外人則保持嚴格的限制。這個現象和歐美多年來面臨難民與移民的處理兩難情形一樣，說明臺灣已經是一個在政治與經濟制度上相當優秀的國家，否則我們不會有難民、移民的管理政策問題。臺灣的問題在於對自己缺乏信心，對前途缺乏目標與方向（馬華作家黃錦樹謂之民國的「慢船」、「破船」，似要隨時擱淺，因不知中共何時要來）。此議題值得進一步廣泛的討論。
蘇慶黎（1946-2004)，生於臺北，早期臺灣共產黨重要領袖蘇新之女。《夏潮》雜誌創刊於1976年2月28日，自1978年初第四期起由蘇慶黎參與編務改組，轉向更明顯之左翼路線，漸次形成「黨外左派」、「黨外統派」。《夏潮》於1979年2月遭警總查禁停刊，主要成員蘇慶黎、陳鼓應、王拓等參加1979年8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當時《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總經理施明德，社長許信良，副社長黃天福、呂秀蓮，總編輯張俊宏。1979年夏，《美麗島》雜誌社集結大量黨外人物，其中有右翼有左翼有統派有獨派，引起國民黨高度戒備，這和年底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有直接關係（當時政府強調此爲「高雄暴力事件」，不應稱爲「美麗島事件」，然終被衆聲喧譁所淹沒，可見歷史事實的本質性難以掩蓋）。值得注意的，國民黨當局在1980年初審理「美麗島事件」時放寬對左翼包括蘇慶黎的處理，據聞與在北京的蘇新（1907-1981）透過中間人向國民黨表達對其女兒蘇慶黎的關切有關。
蘇新夫婦的結婚紀念照。取自藍博洲主編，時報出版《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圖文：龍城飛提供）
關於蘇慶黎，有一則趣聞。早期《大學雜誌》總編輯、今之《新大學》總編輯何步正，臺灣大學大二級時，和蘇慶黎是男女朋友。何步正告訴筆者：「此妹，聰明，膽大，獨斷。」何步正甚愛她，然「她老媽堅拒僑生，因來路不明」，終不能成爲眷屬，此話「僑生來路不明」，很有意思。有一天蘇慶黎到何步正和王曉波等人住處，準備一起出去，何步正問蘇慶黎：「小妹，要不要打呔？」蘇慶黎怒回：「我好端端的，打什麼胎呀？」何步正急忙解釋：「打呔，Tie，呔……」蘇慶黎笑罵：「打什麼胎呀，你這個老廣，是打領帶嗎？」何步正的意思是打的，叫計程車！只有香港廣東佬纔有這種不中不西的混合俗語。這笑話，王曉波和同學們廣傳了好一陣子。這故事後來還被邱立本在《明報》上登出。邱立本亦是香港僑生，《大學雜誌》早期編輯，後長期擔任《亞洲週刊》總編輯。回顧50多年前，20歲出頭的何步正與蘇慶黎，風華正茂，至筆者下筆撰寫時，猶感二人笑聲盈盈，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
王曉波愛笑，笑起來非常大聲。筆者3、40年前在胡秋原家中，常見王曉波歡然大笑，講四川話，不由得會想起他被槍決的共產黨母親章曼麗，我便笑不出來。王曉波後來每次去大陸，中共方面皆極親切招待，蓋爲烈士之子，而王曉波從未倚此仗勢。王曉波曾告訴中共有關方面，統一千萬不可開槍，傷害了臺灣老百姓，二二八在國共內戰中相對規模有限，但是臺灣老百姓記得了好幾代人，此爲歷史教訓。由此，筆者寄望中共未來即使武統臺灣，亦不至開槍傷人，因爲他們答應過王曉波。蘇慶黎、王曉波皆已過世，筆者深有感觸：昔人已乘黃鶴去，日暮鄉關何處是。
2013年7月3日，歡迎張安樂回臺，左起楊雨亭、王曉波、毛鑄倫。（圖文：龍城飛提供）
（八）陳達弘，臺灣宜蘭人，大學雜誌發行人，環宇出版社負責人。
陳達弘說：「大學雜誌一貫的宗旨，是要求知識的普及化，推進中國民主化與現代化。新生血輪不斷注入，向來是大學雜誌的傳統，因此展示在讀者面前的風貌往往也就呈現多面，不同時期、不同知識份子都表現出不同的見解，這樣的缺點是穩定性不夠。革新後的大學雜誌，仍歡迎各方優秀有熱忱的知識份子介入，希望大學雜誌能開創出文化界的另一番新局面。」陳達弘是大學雜誌中堅持最久的負責人，有始有終，從未後悔，值得敬佩。
（九）賴阿勝，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
賴阿勝說：「有些學者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但所談內容卻不能爲社會大衆注意，這是與讀者溝通的方式有問題。雜誌要堅守本身的文化立場，實質上不得不存在商業考量。…談論事情的人多，真正關懷的人少，是刊物界一向存在的嚴重現象，大學雜誌除了必須滌除過去種種人爲的積弊，編者尤其要堅守到道德勇氣與不相矛盾的基本立場。」賴阿勝說這番話，絕對有底氣，然似意有所指，筆者日後若有機會，再予說明。
賴阿勝（1950-2019），客家人，只有高職學位，然24歲時創辦桂冠圖書公司（桂冠出版社），一生盡心盡力於出版西方文學、哲學書籍，對臺灣文化界貢獻很大。晚年桂冠陷入經營困難，賴阿勝不捨桂冠，愁困多年，一日，走入山中，不知所終。當時不見有百億千億營業額的電子業、金融業、地產業出手相助，令人慨嘆，似臺灣進入民主時代，在文化事業上，甚不如國民黨之威權時代。
（十）黃章明，文化學院中文研究所，任出版與研究主編。
黃章明說：「大學雜誌過去走的是評論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路線，目前國內批評的空氣太稀薄了。在內容上，希望每期都劃出一定的篇幅接納文藝作品，以往，文學的命脈大部份靠着報紙的副刊存續，近年來，幾家大報的編輯已經不幹園丁這份工作了，紛紛改行當節目主持人或導播了，他們不斷在副刊推出一檔又一檔的節目，如報導文學、座談會、暢銷書搶譯、專訪、回憶錄等，令人目不暇給，因而很難騰出空間來容納真正的文學作品。」中國古話說：「文窮而後工」、「文章恨命達」，臺灣社會進入工商業，餓不死人，解嚴後，政治壓迫也沒有了，好的文章很少人可以寫得出來，寫出來也沒人要看。黃章明批評的可能是當時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事實上，恰恰是高信疆搞活了臺灣的文藝界，令人慨嘆後無來者。
（十一）鄧維楨，《大學雜誌》早期創辦人，任長橋雜誌總編輯。
鄧維楨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辦了前七期的大學雜誌，我企圖繼承自由中國雜誌自由主義的傳統。由於知識上、能力上和財力上的限制，我失敗了。我很高興大學雜誌又有一個新的開始，做爲捍衛並發展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鋒悍將。」鄧維楨是臺灣早期的雜誌創辦人，具有遠見、勇氣與能力。鄧維楨一生中有一個信念，即「民主政治」在臺灣是可行的，即在臺灣問題的解決上，應朝政治民主化方向努力，不需採取革命手段，這是一個臺灣人的「革新保臺論」的實踐，日後證明他是正確的。他創辦《大學雜誌》、《長橋雜誌》、遠景出版社，避免和國民黨決裂，亦和本土派保持良好關係，這樣的人代表社會的中間、中庸力量，漸進式改良成爲可能。由此，在中國大陸問題的解決上，我們亦應參考鄧維楨的思考與行爲模式，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是可行的，而需待以時日。
（十二）蒙奇，臺灣南投人，臺大經濟系畢業，譯有《紀德日記》、《死亡與童女之舞》等。
蒙奇說：「我們需要一份知識爲後盾的社會批評刊物。它不能是野狐禪（我認爲中華雜誌有時就是野狐禪）；它不能是鄉愿（中國論壇有時就顯得鄉愿）；它更不能是義和團（神州詩社，大部分的時候都是義和團），也就是說，所有的大話、假話、氣話，都請離開這個刊物。…理性的關心＋道德的勇氣＋相當的幽默感，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社會批評雜誌。大學雜誌，就我的記憶，曾經傾向於形成這樣的風貌，它失敗了，它願意重新再試一次嗎？」以蒙奇的對仗來說，中華雜誌講大話，中國論壇講假話，神州詩社講氣話。筆者好奇蒙奇批評的來自，且蒙奇是所有「智者」中唯一沒有附上照片的人，且未給予真名。於是筆者反過來，以譯着查詢譯者，發現蒙奇即爲詹宏志，他所反對的以上三本雜誌，都賦有相當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
筆者嘗試瞭解爲什麼是神州詩社？和義和團有何關係？結果這一循線而察，讓筆者足足花費了一個禮拜時間，閱讀從1980年代初結束的「神州詩社」到近年來在臺灣興起的「馬華文學」。驚奇地發現文學批評與書寫對於人文世界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這影響的幅度超越了以臺灣爲中心的版圖，突顯出一種「救世」的圖像，甚而使史學由於長年累月的觀點紛亂而顯得陳舊沒落。
關於「神州詩社」，筆者下週再談。
▌之四 ▌
神州詩社主要成員與朱天文、朱天心等，中間右一二為朱西甯夫婦，右四為溫瑞安。取自李宗舜，《烏托邦幻滅王國》，台北：秀威資訊出版，2012。圖：龍城飛提供）
前文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大學雜誌》改為革新版第一期，其中延伸出「神州詩社事件」話題，本集說明此事梗概。
看啊看，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盈〉，溫瑞安，1974）
2012年出版李宗舜所著《烏托邦幻滅王國》中回憶：「1974年10月，我和溫瑞安、方娥真及廖雁平在臺北館前路集合，開始了一段文學之旅。」當時這四位來自馬來西亞霹靂州的年青學子皆才20歲，在馬來西亞時，他們長期閱讀余光中的詩，產生了對於中國濃厚的感情與鄉愁，相繼到台灣進入大學，尋找夢想中的祖國。1976年組「神州詩社」，宗旨是：「發揚民族精神，復興中華文化」。平日集結出遊、辯論、朗詩、出版，並練武術，總部位於台北羅斯福路。神州詩社鼓勵成員「關懷社會，勇於負責，以俠義精神入世」，模擬武俠門派的組織，有社歌，奉溫瑞安為領袖，稱呼「大哥」，李宗舜為「二哥」，方娥真與溫瑞安為男女朋友。神州詩社團隊精神非常強，很受年輕大專學生歡迎，至1980年時，成員多達200多人，分社遍布台灣，甚而推廣到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神州詩社與1977年朱天文、朱天心等創辦以研究張愛玲、胡蘭成文學為主的「三三文學集團」頗有往來，「三三」據聞有三民主義與基督教三位一體之意，當時朱氏姊妹亦才20歲左右，在台灣文壇已有相當廣大的年青讀者群。
1980年9月25日深夜，警總以「涉嫌叛亂」、「為匪宣傳」等罪名，逮捕溫瑞安、方娥真、李宗舜、廖雁平，神州詩社群龍無首，成員飽受驚嚇，迅速解體。
名作家向陽（林淇瀁）也是溫瑞安老友，在2018年2月21日《遠見好讀》上發表〈龍哭千里──溫瑞安與神州詩社傳奇〉上說：「1981年2月12日，我打開報紙，在第三版赫然看到這樣的新聞：【臺北訊】警備總部昨天宣布，創辦『神州社』的馬來西亞華僑溫瑞安及方娥真，因從事為匪宣傳之不法活動，經警備總部軍事檢察官提出聲請，軍事法庭已裁定各交付感化三年，以保護管束代之。」1980年9月底逮捕溫瑞安等人，一直到次年2月才宣判結果，中間經過四個多月，可見國民黨方面對於如何處置這幾個在言行上和國民黨意識形態非常一致的僑生頗費心思。向陽說：「溫瑞安、方娥真遭警總逮捕，轟動臺灣文壇。戒嚴年代，警總辦了非常多的『匪諜』案，1980年美麗島大審剛結束，為臺灣民主運動奮鬥的美麗島領袖已被關入大牢，接著逮捕被認為有大中國思想的神州社溫瑞安、方娥真，使得神州社因此瓦解，這和國民黨當年仍然堅定不移的反共政策有關，既不允許獨、也不容許統。溫瑞安事件的發生，可說是國民黨持續肅清『紅色思想』的鮮明案例；這個事件最直接的受害人是溫瑞安和方娥真，間接受害人則是當年聚集在神州社的眾多文藝青年，包括十六歲就加入該社的林燿德。」
《烏托邦幻滅王國》中說：「1980年9月26日，社員到南部旅行，回到家裡（社裡，筆者註），正歡欣的看著照片，不意有人按門鈴。樓下上來了三十幾名警總人員，他們詢問之後，帶走了溫瑞安、黃昏星（即李宗舜）、方娥真和廖雁平，隔天黃昏星和廖雁平回來了，溫瑞安和方娥真還在留訊。突如其來的驟變，驚慌了所有的社員，這時悶雷打響，下了一場狂驟的風雨。…筆者和廖雁平分別在黑牢被關了一天之後釋放出來。二十四小時疲勞轟炸，情治人員每隔一小時就輪流盤問，內容都一致：一、你們和溫瑞安方娥真有沒有和中共接觸；二、你們帶了那麼多中共出版的書籍刊物、錄音帶有什麼目的；三、溫瑞安、方娥真有沒有煽動共產主義；四、為什麼你們常常去香港。我的答覆都很乾脆，前面三項盤問都斬釘截鐵的說沒有這回事，最後則說去香港和金庸談出版溫瑞安的武俠小說。…要感謝當時為神州詩社向相關單位求情說項的人士，包括亮軒、張曉風、余光中老師、高信疆兄、朱炎老師及金庸先生等。事件發生後，我越洋致電金庸先生求救，隔數日，金庸先生就飛到台北，在飯店會晤後，告知始末，金庸先生允諾設法營救。」
2010年4月號《文訊》雜誌做了一個「神州詩社」的專訪，訪問了溫瑞安、李宗舜、廖雁平、方娥真，及作家亮軒、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劍誰、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林保淳、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鍾怡雯、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解昆樺。這是一份相當有份量的專訪，限於篇幅與時間，只能節錄說明。
（一）鍾怡雯（1969－），同樣來自馬來西亞霹靂州，來台進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一路讀到博士學位，是台灣著名的馬華文學作家之一。鍾怡雯比溫瑞安小15歲，1980年神州詩社出事時，鍾怡雯才11歲。1990年左右她來台，台灣已解嚴，進入民主化初期，和溫瑞安等處於完全不同的時空環境。在《文訊》這篇專訪〈再論神州──個人的江湖，華人的宿命〉中，鍾怡雯的解讀指出另一層背景，對溫瑞安頗有分析批評。鍾怡雯說：
如果有所謂的馬華學生留台史，神州詩社必然是最具論述的群體。即使放眼台灣文學史，他們的江湖風格仍然獨樹一幟。這群外來兵團在1970年代的自由中國招兵買馬，結社練武，儼然中國裡的「中國」，「中國」的領導人是號稱溫大俠的溫瑞安，當時念台大中文系，「神州」是他一手打造的江湖。神州詩社基本上是溫氏武俠世界在現實的延伸和落實，溫氏一人獨大，其他社員服膺在他的風格和領導之下。神州詩社最大的貢獻是造「神」，「神」者，溫瑞安也。
溫瑞安1954年生，北馬霹靂州美羅人，馬共領袖陳平（王文華，1924－2013，馬來亞共產黨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停火協定前的最後一任馬共總書記）出生於實兆遠，與美羅相去不遠，霹靂州是馬共的大本營，用以箝制馬共的新村數量居全馬之冠。溫瑞安跟馬共有什麼關係？前者是書生，舞台在海外（先在台灣後在香港）；後者才是真正的武者，他們的戰場在故土。表面看來，溫瑞安跟馬共沒有任何瓜葛，溫瑞安追尋紙上的鄉愁，在象牙塔當他的武林盟主；馬共則在中共指導下作戰，在赤道的腥風血雨裡出生入死，可謂真正行走於江湖（馬共多係華人，其欲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應以華人為主執政，筆者註）。唯有將兩者並置並論，才可以看出他們遙相呼應的迂迴關係，也唯有如此，才能看出溫瑞安的神州詩社在馬華歷史的深層意義，而不僅僅是文學史的位置。
50年代由於華文教育受打擊（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後，以馬來人為主的政府試圖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語言方面給予馬來人特權，筆者註），華文課停辦，此一惡劣的外在環境促使溫瑞安加速中國化。當時馬來西亞反共恐共，現實中國已赤化，神州成為歷史裡的一個神聖符號。溫瑞安於是在1974年負笈台灣，誤把台灣當中國，乃「投身入祖國的熱血行列」，如同歸國僑胞回到祖國懷抱，打造他的神州大夢。
「為中國做點事」，溫瑞安要為為中國做點什麼事呢？事實上，神州成員籌錢辦活動、打工賺生活費、交社費支持神州的運作，為出書量最大的溫瑞安、方娥真賣書，實在耗去了太多時間，神州「發揚中華榮光」的理想早已蕩然無存。
溫瑞安和方娥真後來因「為匪諜宣傳」被捕入獄，台灣留不得，回不了馬來西亞而滯留香港，幾乎等於歸根香港。一些馬來西亞籍的神州成員沒有畢業，返馬之後為生計奔波，這條通往神州之路，無論在現實或精神上，都是條不歸路，一如被政府遺棄在馬泰邊境的馬共一樣。
馬共已成歷史，不會再有華人集體反抗，馬共是活生生的祭品；神州則成了讀書人的樣板。神州因此在大馬華人的歷史上有了它的位置，一個象徵－華人的宿命。
（二）《文訊》訪問亮軒（馬國光，1942－）標題〈神州一夢〉，如此說：
是不是他們的影響力漸漸強大，受到了當局的疑慮？在那個戒嚴的時代，忽然聽說他們出事了。我起先沒想到營救的問題，那樣的問題出現，好像誰也沒有辦法，除了蔣總統。有一天張曉風打電話來，我們來看看能做什麼？第二天晚上，我就去信義路治平跟曉風家（林治平夫婦，筆者註），曉風還請了余光中、蔡文甫、彭歌，彭歌先離席，以他中央日報社長的身分，真的無法插手，後來只得決議，隔日去看文工會主任周應龍，我們在那一次的拜訪後，即使再見面，卻再也沒有提到這件事，文工會管不到這一塊。
聽說他們的罪名是讀了不該讀的書，大概是魯迅吧？又提到了周恩來，說了周恩來的好話。國民黨早年吃過讀書會的虧，不免杯弓蛇影。詩社裡的成員都是單純的年輕人，口風不會緊，故意要告發誰應該是沒有的，然而有關單位得到了消息，把他們當作危險人物抓了起來，聽說方娥真一直哭著請求把她槍斃好了，也許有人覺得小題大作，對於純潔的年輕人而言，我相信那是真心話。
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局外人只能猜猜，我以為，詩社的活動太頻繁，沒日沒夜的，年輕人的作息就跟著顛倒，有的家長搞不懂，又管不住，便蔓生出問題來。
（三）《文訊》訪問林保淳（1955－，台大中文系，溫瑞安的同班同學）標題〈「神州」憶往〉，如此說：
在神州，溫瑞安是大哥，也是最威權的父親，以下依次序列，像煞了《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入會之後，對兄弟是不可背異離棄的。
第一次遇見溫瑞安，只能以「驚魘」形容，他的出場向來聲勢驚人。猶記那是樂蘅軍老師的「現代散文及習作」，課堂上座無虛席，當溫瑞安率領神州一行人進入後，各據一角，爭先恐後的向樂老師提問，口齒之流利、事理之清晰，彷彿間魏晉玄談之精采重現於茲，整個講堂上突然空廓起來，只有裊裊的語言婉轉流蕩。同學們結舌瞠目，驚得整個人、整間教室都呆住了。
當溫瑞安的《四大名捕會京師》出版以後，我稍持異議，就慘遭社裡成員圍剿，居然膽感質疑大哥，我當然也就當不了兄弟。
1980年的無妄之災後，溫瑞安轉往香港開疆闢土，聲名漸起，儼然從白衣少俠一變而為錦衣巨俠了。
神州詩社時期的「大俠」溫瑞安，時年23歲。（圖：龍城飛提供）
（四）《文訊》訪問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劍誰（陳素芳，1955－，台大中文系，溫瑞安的同班同學）標題〈遙遠的鼓聲－回首狂妄神州〉，如此說：
神州只有一個溫瑞安，我們這些子弟兵，個個因為就學問題鬧起家庭革命。我們卻自覺悲壯，更像大哥的子弟兵。溫瑞安說「做大事是寂寞的」，不被了解最孤獨，我們是要做大事的人，我已顧不了親情，現在的磨難是必須的。
1976年10月，我第一次瞞著家人參加神州詩社在福隆海邊的活動，當我們穿著練武的白色道袍在沙灘上打拳，在海浪相伴下朗誦詩、唱歌，生命正年輕，有大筆歲月可揮霍。
溫瑞安、周清嘯讀台大，黃昏星、廖雁平在政大，早期的社員也多來自這兩個學校。那時溫瑞安與方娥真的詩已漸受文壇矚目，高信疆（1944－2009）贈劍給溫瑞安，余光中為方娥真《娥眉賦》寫序，稱她是「缪思最鍾愛的幼女」，我們去廈門街的余府，師母下廚，為我們準備大量的食物。我們去張曉風家，圍坐在客廳靦腆地介紹自己。在亮軒家的客廳穿上道袍打拳、唱歌、朗誦詩。去朱炎老師家，酒餘飯後，朱炎老師聽著我們怎樣寫詩，在吃完這餐沒下一餐的情況下，還熱血沸騰的說「要為中國做點事」，朱炎老師淚流滿面。去詩人管管家，認識海軍中校汪啟疆（1944－，後官拜中將，筆者註），覺得他就像現代的辛棄疾。最難忘的是幾次在朱西甯家的聚會，那時他們正籌畫「三三文集」，我們談漢說楚，「三三」是「漢」，「神州」是「楚」，朱西甯老師和他的三個女兒全程陪伴，貓狗圍繞，劉慕沙阿姨像仙女婆婆般圍裙一兜就兜出一大堆好吃的食物，有時座上還出現過反共義士，在這裡，我不止一次聽他們說起「胡爺爺」胡蘭成。
台美斷交，深夜，社裡燈火通明，溫瑞安一邊踱步，一邊激動的說著國家有難，士大夫當振臂而起，我們激動到必須唱歌。
鄉土文學論戰開火，詩社最敬重的余光中老師成了被攻擊的目標，我們熟讀那篇起火點〈狼來了〉，熟記陳鼓應〈這樣的詩人余光中〉書中溫瑞安畫線的重點，隨時備戰。
因為課上的太少，必修課程補考、重修，我僥倖四年畢業，其他社裡成員，不是休學就是退學。山莊裡常出現憂心憤怒的父母，包括我的母親，我兩次被抓了回去，又逃了出來，很長一段時間，溫瑞安與馬來西亞成了家中最忌諱的名詞。有一次，母親一邊打我一邊哭喊命苦：「為什麼生個女兒和別人不一樣」，我也哭：「為什麼要和別人一樣。」
我們還在為自己的王國沾沾自喜，台灣社會卻已風雲變色，發生真正的歷史—「美麗島事件」。
1980年中秋過後的夜晚，我正在回信給讀者，突然湧進幾十個人，翻箱倒櫃，帶走大批資料，也帶走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廖雁平。驚慌失措，腦筋裡一片空白，出事了！我在害怕之餘，還覺得「也好，至少明天不必開會」。黃昏星與廖雁平一天之後就放回來，溫瑞安與方娥真卻被送進軍法處，等待審判。
回首年少狂妄，恍如隔世，我們當年信奉的「中國」從理想中的文化意象落實為世界大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筆者註），但與我何干？文學成了我的工作，不負少年初衷。
最後，《文訊》訪問溫瑞安〈龍游淺水蝦味鮮：訪溫瑞安談神州詩社與神州事件〉，由於這篇文章已經太長，只有下集續說，並談馬華文學與馬共相關題目。
關於神州詩社1980年9月出事，原因至今不明，筆者有一些推測，主要還是與溫瑞安有關，留待下集再談。
▌之五 ▌
神州詩社所辦《青年中國》雜誌，創刊號，1979年7月。圖：龍城飛提供）
前文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大學雜誌》改為革新版第一期，其中延伸出「神州詩社事件」話題，接續上集，2010年4月號《文訊》對神州詩社主要成員與相關作家的專題訪問。
（五）訪問方娥真（溫瑞安女友），標題〈一條生路〉，如此說：對人性的恐懼，使我常在流言的杯弓蛇影中掉進頹喪裡，感覺頹喪的力量強勁的吞噬著我往下沉，沉到不見底的死境。
30年前，記憶去到一個沒有光的所在，身在囚禁中的我，沒有機會回應誣告者的抨擊和中傷，只有他們在說，沒有我說的份。這不是在一個公道的平台上，只有一面之詞，並非雙方陳述。
臨睡前對著黑暗，偶爾會在腦中構思著要為自己澄清的內容，但這封信不知該寄給誰。
我在囚室中想，為什麼社員要誣告我？我有時真要懷疑，不懂他們到底是社員還是來臥底的。我由他們知道了溫瑞安魔鬼的一面，但他與叛亂絕對無關。
這群誣告者，要搞出版社時，對作者歌功頌德；搞到一半時，卻集體退出，進行誣告；又趁當事人身陷獄中時在外散播流言；到後來，又趁當事人不在台灣時繼續抹黑。有一流言說社員為賣書量最大的溫瑞安、方娥真賣書，為詩社奔走賣命。
當年的案件早已明日黃花，在我心理不留案底，但流言帶起的餘震卻一直持續不斷。
當年離台回馬來西亞時，入獄事件在報紙上公布，我躲到陌生的香港。手頭缺錢，為了省房租，住進一棟久無人居的宿舍，一陣陣霉味撲鼻，後來給趕了出來，蒙蔣芸姊仗義收留。
當年事發後，報刊雜誌都不發表我的稿子，《馬來亞通報》的主編悄凌卻反其道而行，寫信到香港要我寫專欄。
張錦忠（1956－，馬華作家－筆者註）在〈那年秋天，西灣舷影〉中說：「溫方出事期間，當初賞識者、結義者人人避之遠之，坊間選集從此不見其文其名，文人之勢利世態之炎涼可見一斑。當然也有少數為二人奔走，其中余老師（余光中）即致電國民黨文工會表示關切。」
落難時最不想讓人見到，尤其是自己注重的人，當然是希望能在最佳狀態下相見。
金庸的名望如日中天，他用《明報》替我申請工作准證，列了一份聘請合約給移民局（香港－筆者註），又安排我和溫瑞安認識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主任杜南發。
我和溫瑞安在台拘禁期間，黃昏星去找高信疆，請他營救。金庸到台灣，見蔣經國時，請他對我和溫瑞安的事從寬。（金庸堂兄查良鑑（1904－1994）當時任東海大學董事長、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曾任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長－筆者註）原本擔憂會判7年以上徒刑，後來判決書上是送感化3年，最終3個多月獲釋。
僥倖的是人生裡出現了金庸和他筆下一群俠義的人物，他們讓我從死境裡走出一條生路。
溫瑞安與金庸在香港，神州詩社事件後，溫瑞安與方娥真在香港由金庸照護提攜而重新出發。（圖：龍城飛提供）
問：神州詩社出事以後，很多你一手栽培出來或與你共同奮鬥的人，就不再寫詩、寫作了，但你依然堅持寫作，寫得名滿天下，你有什麼感覺？
溫瑞安：我有兩種看法：一是惋惜，他們其中有許多可以成為優秀作家，可惜給挫折了、打散了；另一種感覺，是慶幸，寫作太艱苦，不是人人都有那種機遇，如果要選定為自己終生職業，我認為大可不必，世上有太多值得投入的東西。
問：你們既未曾「起義」，後來又為何遭台灣當局以「政治犯」名義抓起來？
溫瑞安：你這要問辦這案的人，我只能答：也許樹大招風，我們的存在，讓有些人覺得沒有安全感。事實上，神州詩社在我主導下，一直刻意避免參與政治。我們直面時弊，對文化和社會種種現象，不平則鳴，但不干預政治。後來給國安局以政治理由抓了，反而很多人為我惋惜，一早加入政治集團，有黨派保護，才不會有此劫。我想，我慶幸沒深陷泥淖，一點也不遺憾。
問：你們入獄以後事件好幾年以後，詩社裡有很多人都加入了與國民黨抗爭的黨派。你有什麼感覺？
溫瑞安：也許我有此下場，讓他們失望了。
問：你們詩社為何發展成包羅萬象，有跳舞有練武的文社？
溫瑞安：我們吸收的人才越來越多，我本身就是練武的人，看不慣文人太贏弱，中國歷代有很多知識分子是文武合一的。
問：你們還出版雜誌、刊物？
溫瑞安：在平鑫濤先生支持下，朱西甯先生引介下，出版了《神州文集》，我們也自資出版了《青年中國》雜誌，得到國民黨文工會和總統府第一局來電致意表示支持。
問：你做為社裡的負責人，力促他們為你們的刊物推銷，是不是會妨礙他們的學業？
溫瑞安：請了解實情，一、他們是自願的，我從沒有逼迫他們。二、要突破銷量，不甘心作為一個詩人或作家，應該把自己的作品和風格亮出來。三、掙回來的錢，我一個繃子都沒有花過，全捐給詩社的發展。
問：你受了那麼多誤解，不覺委屈嗎？
溫瑞安：我那一點算得了什麼，你一翻歷史就知道我的遭遇微不足道。只有平庸、不起眼、不做事的人，才會無人指責。
問：你出事之後，台灣和大馬都有人以受害人的名義出現，唯獨你不發一言。
溫瑞安：當時忽然給抓了進去，我們沒有一項苦頭沒受過，我連尋死的心都有了。我給關進軍法處看守所，重犯林義雄先生就在我對面囚室。對著沒日沒夜的審訊，我堅持一件事，社裡的事，都是我主持的，所有的錯，該由我一個人承擔。
問：能夠終於自由，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感謝的？
溫瑞安：海外聲援的很多，例如胡菊人、美國楊升橋，香港的蔣云，台灣的高信疆和柯元馨，葉洪生、宋楚瑜、馬英九、張曉風、高俊明、陳曉林等。
問：末了，你有什麼話要跟讀者說的？
溫瑞安：三句話：年輕人，一、要有夢想，二、盡可能保持自己的良心與善意，三、對自己喜歡和努力的，要堅持，不要輕言放棄。
對於神州詩社事件的思考
神州詩社1980年9月出事，實際原因至今不明。筆者推測有幾方面的可能：
第一，1979年1月1日起，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中華民國失去美國正式邦交國地位，雖然在四月份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注意不是中華民國關係法），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加速孤立，人民的自尊心嚴重受損，國民黨在主觀上已不能如過去般聲稱其對中國的正統地位，島內外泛台灣獨立的聲浪日高。中華民國與台灣之後何去何從？和當時中國大陸發展現代化腳步一樣，都必須摸著石頭過河。在這樣的處境下，對於像神州詩社這樣有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的社團必須壓抑，否則會讓年青人開始在國民黨之外投射到另外一個中國的圖像。今天我們回顧，當年國民黨無意中產生了自我限縮的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路線，後來在1982年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筆者當年在美國舊金山看那些老國民黨人開會、講話的方式，就知道他們在努力地搞他們不在行的「反統戰」，沒有辦法對他人的內心產生感染力，朝共同的目標前進。以筆者的經驗，國民黨內很難出現像溫瑞安這樣尖銳的人物，國民黨的文化太傳統與拘謹；在大陸時期，像溫瑞安這樣的年輕人，一般會出現在共產黨裡；在台灣，像溫瑞安這樣的人，不是黨外，就是左派。溫瑞安也沒有選擇，這和他的出身環境有關，當年馬來西亞政府一方面壓抑華人，一方面嚴厲防備馬共，1974年溫瑞安不可能去正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是他們唯一可以去的一個「中國世界」；
第二，筆者查看民國68年（1979）4月皇冠初版社為神州詩社出版的「神州詩集第五號」《今古幾人曾會》，「今古幾人曾會」取自南宋陳亮的《念奴嬌》，這首詩說陳亮登樓遠眺長江，嘆中原荼炭，而朝中少有人願意渡江北上，收復河山。1979年，溫瑞安的中國夢快要醒了，或者已經醒了，在台灣已難「恢復中華」。我們在《文訊》訪問錄中，多次看到警總提出毛詩、周恩來、魯迅著作與中共歌曲錄音帶等「物證」，是否敏銳的溫瑞安已經開始把注意力與期望投射到中國大陸？
神州詩集第五號《今古幾人曾會》，廖雁平等著，1979年4月，皇冠初版社。（圖：龍城飛提供）
第三，神州詩社發展過速，其意識形態和國民黨一致甚至超過，漸有國民黨大陸時期「青年團」的雛形，使得只是要大學生吃喝玩樂與背誦三民主義的救國團相形見絀，如果任由神州詩社發展下去，將影響國民黨在大學裡的控制。而包括余光中、亮軒、朱炎、朱西甯、高信疆、張曉風、金庸等這些外省文化菁英都對神州詩社有所支持與愛護，也顯示出國民黨在文化上層逐漸失去了吸引力與向心力。這些曾經厚待溫瑞安等人的長輩們，神州詩社事件後，是如何看待當時的國民黨呢？
第四，抓溫瑞安等的人來自警總，而溫瑞安在經過了30年後的2010年初接受訪問中，陸續提到「國安局」，當時警總已被裁撤，是溫瑞安記憶只有國安局？還是溫瑞安記憶正確，他一直認為是國安局下令抓人？這需由溫瑞安來回答。筆者認為在1980年時期，知道國安局的年輕人不多，尤其是僑生。如果溫瑞安在牢房中有人告知其案的主事者不是警總，而是背後的國安局，筆者會非常驚訝，因為這可能是事實。溫瑞安在牢房中的3個多月，其實應在第一個月內就已確定他不是匪諜，或者從頭到尾，警總就知道溫瑞安不是匪諜，但是抓溫瑞安有上面的指示，而警總人員不願揹黑鍋，故意洩露隱情給溫瑞安。在剩下不必審訊的日子裡，溫瑞安和辦案人員在談什麼？一般的情形下，警總必須和溫瑞安達成共識後放人，其中應有溫瑞安等協商後的同意與簽字，否則這件「冤案」爆出來，國民黨當局無法承擔，當時國民黨國內外的情況非常不好。30年後溫瑞安有意提到國安局，可能不是溫瑞安搞錯了，而是他要透露一條秘辛的線索，警總不是主角。如果是國安局指示，國安局又是奉准誰的指示？這是全案的關鍵。在《文訊》訪問亮軒中，亮軒說「文工會管不到這一塊」，有意無意洩露天機，是「誰可以管到這一塊？」如果讀者回頭去看亮軒《文訊》的訪問稿，就知道亮軒一開始就清楚狀況。溫瑞安還感謝宋楚瑜、馬英九、高俊明等的協助，就知道整個事情的層級很高，一般的情形，當時職位只是局長級的宋楚瑜、馬英九是不會主動去關切警總的案子的，他們先後是蔣經國的秘書，可是1980年9月，馬英九似尚未返台就職。高俊明牧師屬於台獨派的長老教會系統，在有關神州詩社資料中，筆者第一次看見高俊明的名字出現，是由溫瑞安講出來的。這也是奇怪的事，因為高俊明在1980年4月協助施明德逃亡被捕入獄，6月警總判刑七年入獄，高俊明如何表達關切？可能透過長老教會，若是如此，高俊明對溫瑞安的表達關切對國民黨方面產生的壓力不小，因為國民黨不願意將神州詩社案再牽拖到美麗島事件；
第五，和胡蘭成（1906－1981）可能有一些關係，胡蘭成是汪精衛舊部，長年居住日本，和國民黨對抗日戰爭的史觀不同，胡蘭成評論時局，認為國民黨、共產黨是一樣的專制、狠毒（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程度上的差異還是很大－筆者按）。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失敗撤台，共產黨在解放後的作為，說明抗戰後國民黨對待汪政權與「偽軍」的方式未必正確。1974年國民黨批准胡蘭成來台，胡蘭成甚為高調，筆者當年在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聽胡蘭成演講，座無虛席，胡蘭成一身藍袍，䀚首闊步，受到許多年輕女學生包圍，部份應為張愛玲故（胡蘭成係其前夫）。之後余光中、胡秋原等批判胡蘭成為「漢奸」，1975年警總查禁當時幾乎人手一本的《山河歲月》，胡蘭成搬到朱西甯家旁居住授課，往來聽課者川流不息，其中包括當時的文藝青年楊照、楊澤，聲勢不減。國民黨施壓，1976年胡蘭成返日，而朱天文姊妹之三三出版社繼續出版胡蘭成著作，明顯抵制國民黨，國民黨方面不方便對朱西甯家族動手，逮捕往來頗密的神州詩社首要份子，應有隔山打牛之意；
第六，神州詩社一些成員沉迷社務很深，影響學業與家庭生活，家長與校方表達意見的不少。這件事也反映出問題，為什麼幾個20來歲的馬來西亞僑生組成的神州詩社可以有這麼大的魔力？台大中文系，溫瑞安同班同學的陳劍誰（陳素芳）寧可離家出走並遭母親哭打也要和神州詩社成員日夜廝守，陳劍誰日後並未後悔，她的年青歲月狂熱過，沒有留白。我們不能不說溫瑞安創作出一種信仰與組織，給予這些青年們美好的夢想與自發的追求，這是在救國團以及許多宗教團體中所缺乏的氛圍與動力。然而，在方娥真的訪問稿中，我們也看見在出事前，神州詩社內部已經開始出現分崩離析的現象，其中一種流言是說神州詩社社員的拚命努力，受益者是溫瑞安、方娥真。這個說法似是而非，但是年輕獨斷的溫瑞安當時缺乏大型組織的發展經驗，無力解決，加上警總、調查局所安插的多頭內線不斷聳動與傳播分裂話語，年輕學子們容易輕信傳播，神州詩社已難維持；
第七，如果歷史可以重來，神州詩社當時及早與救國團合作，或者溫瑞安向陳履安投帖，有陳誠的蔭庇，在國民黨內保護與「輔導運用」神州詩社，應有餘裕，但這違反溫瑞安的個性與原意。神州詩社有些像1969年以後的《大學雜誌》，國民黨方面非常注意。1971年《大學雜誌》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收編，因勢利導，產生了一定的政治改革效益，可見最後張俊宏、許信良仍然入獄、流亡，說明國民黨本身的文化包容性與延展性不足（近年來的深藍族群亦有這樣的問題，同質化內縮，排他性強，應自我反思與改變）。而神州詩社成員核心分子多為外來的馬來西亞僑生，不黯台灣政治生態，其意識形態又太偏向國民黨，不可能與黨外合作，由是孤立無援。神州詩社的性質單純，可能讓偵辦的警總人員驚訝，和當時已發生的美麗島事件的嚴重性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使得逮捕溫瑞安等四人這件事在警總內部不好處理，警總人員曾告訴溫瑞安說「我們如果放你們出去，你們就是一張白紙」，溫瑞安長久以來一直沒有真正了解這句話的意思。神州詩社許多成員日後受到的心靈與精神上的折磨都是虛妄的，因為他們是「無罪的」，但是他們中一些人確實是一生幾乎被毀掉了。筆者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長時間對許多的老百姓由於有意無意間觸犯了影響其政權的敏感性而處罰過重，甚至株連家人同事朋友，使得這些人一生無法正常生活，實在是中國近代歷史中一個很嚴重的現象與待反思的課題，我們文化上的弱點以及我們的法律制度顯示出在政治領域發生錯誤時，缺乏早期制衡的條件。
暫時的結論
我們不要輕忽神州詩社事件的影響力，溫瑞安關在警總軍法處看守所時，林義雄就在他對面的囚室裡，1980年2月底發生的林家命案，溫瑞安9月底和林義雄「比鄰而居」，會不感同身受嗎？我們自身若有與林義雄關在牢房裡的直接經驗，人生觀與政治立場是不可能不改變的。《美麗島雜誌》在前一年（1979）9月份已出版，且黨外雜誌到處都是，溫瑞安等人應已閱讀，他對國民黨的印象如何？2010年4月號《文訊》訪問者問溫瑞安：「你們入獄以後事件好幾年以後，詩社裡有很多人都加入了與國民黨抗爭的黨派。」說明了神州詩社事件的潛在影響力慢慢地滲透出來。不少參加神州詩社的年青學子，本來是被溫瑞安等人「洗腦」了，完全相信溫瑞安等所熱情關注的國民黨式的中國，並熱切盼望中國的復興，都成了一個個的「小統派」，而溫瑞安等核心人物居然被國民黨以「通匪」嫌疑逮捕了，這些年青學子的內心反應如何？他們還會相信國民黨嗎？在他們以後的日子裡，會支持國民黨嗎？他們的家人與他們的下一代呢？
神州詩社事件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由於「受害者」來自馬來西亞，是弱勢團體，當時主要的媒體幾乎沒有報導，事後也很少受到台灣社會的關注。這批馬來西亞僑生以及許多熱切投入神州詩社的本地年青學子們，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而43年過去了，歷史證明神州詩社中沒有一個人是傾共的，這其實也是悲哀，如果真有幾個神州詩社傾共份子，且付諸實現，至少說明他們的理想是大中國的。當核心分子被警總抓了起來幾個月，這些人就意氣頹唐，之後除了溫瑞安，在他們熱愛的文學創作領域上幾乎全面退卻。1981年溫瑞安到香港後，所成就的主要是武俠小說系列，其《四大名捕會京師》在兩岸都被拍成電影、電視劇，非常成功，而他的一生中是否都在編織中國與他自己在所創作的武俠世界裡？這也說明神州詩社當年缺乏堅定不移的信念、意志與目標，只是一群可愛的年輕人們組成的追夢詩社。他們和張光直、陳映真、藍博洲、蘇慶黎等左翼人物相較，確實經不起考驗（台灣社會內部一直有從台共到左翼政治與文化的伏流），也難較美麗島事件中株連上百人的磨練（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出獄後的黃信介、張俊宏和李登輝、宋楚瑜協商的國會全面改選，也沒有律師團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等人的崛起）。矛盾的是，如果溫瑞安等人被關上五年十年，在綠島上看海、敲石頭，放出來後還真可能創造出幾個文學大師呢？
在溫瑞安等人來台十年後再來的第二批馬來西亞僑生，汲取溫瑞安的教訓，不搞組織，幾乎都取得了博士學位，並在台灣的大學中任教，基本落戶穩定下來，而且開出了枝葉繁茂的台灣馬華文學派，其中溫瑞安、方娥真、李宗舜（黃昏星）、廖雁平等人的詩作絕對是優秀的作品。
溫瑞安們，在我們的時代中，一直到1980年，還在台灣這個孤島上做著浪漫情懷恢復中華的唐吉訶德大夢，而終究是一群被折斷了翅膀丟棄在門外的少年英雄。事實上，近代中國這樣子的人物千千萬萬，在我們時代的巨輪下多是被輾壓到不成形了，包括筆者。由此，我們民族對於人性的復歸以及從灰燼中重生，逐步走上正常的道路（筆者沒有說「光明的」、「勝利的」這樣子「黨的話語」），是我們都應深思與實踐的。
溫瑞安等人明年（2024）皆70歲，介時筆者盼能組織史學、文學、媒體朋友們訪問他們，共同撰寫「神州人來台五十年回顧」系列文章。
關於馬共與馬華文學，留待下集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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