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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9/25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筆者在研讀民國57年（1968）年元月創刊的《大學雜誌》過程中，發現整個1970年代，是國民黨來台後經歷最顛簸的十年。因此，認為有意義和讀者分享重新回顧當時國民黨主政的困境以及選擇因應的做法而帶來種種的問題。
在2023年9月18日《史話》刊出本文第一集的末了，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改為革新版第一期，主題從30年代文學談到當年爭議性話題的台灣鄉土文學。本文在談鄉土文學前，先談《大學雜誌》革新版篇首徵求一些文化人的意見與所產生的意義。由於文長，分兩次刊出。
在革新版第一期的開頭，有「智者的進言」，編者如是說：「大學雜誌自本期革新，在嶄新的起點上，我們依然面臨各式各樣的艱難，尤其人力、財力以及種種經驗的不足，我們愈發察覺到辦好一份刊物的不容易。為此，我們廣詢各方智者寶貴的意見，作為本刊未來努力的主要方向。」革新版第一期之後，有革新第二期，為「選舉與政治專號」，訪問對象以國民黨為主，甚至訪問到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上將。之後，沒有革新版第三期，而回到了原來的期數，革新版編輯群退出。是否《大學雜誌》革新失敗？
以下簡述當時《大學雜誌》邀請12位「智者」的背景與所徵詢的意見。由他們日後的發展，可以歸類為國民黨保守派（彭歌），自由主義（胡佛），傾台灣獨立派（李鴻禧、蒙奇即詹宏志），左派（陳映真、蘇慶黎、尉天驄），出版與編輯人（鄧維楨、賴阿勝、林載爵、陳達弘、黃章明）。本期總編輯丘為君（後任東海大學文學院長）、執編陳琴富（今中國時報總主筆），皆台灣大學歷史系高材生。以上這些人以及許多《大學雜誌》前後的創辦人、編輯、作家，他們多在30歲左右便顯出與眾不同。說明一個時代的先鋒人物，在他們年輕就嶄露頭角，而也因為敢於交鋒，往往歷經權力者的壓制與打擊，其中能夠存活下來的少數，將是下一個時代的成功者與受益者。
（一）李鴻禧，台灣嘉義人，台大法律系畢業，留學東京帝大，任教台灣大學。
李鴻禧（1937－）說：「近年來，大學雜誌歷經人事財務之折騰，飽受艱難風霜吹襲。我們期望立場超然，態度冷靜，眼光邃遠，氣度恢弘的大學雜誌，能鏗鏘有聲地巍巍然屹立於時代之前鋒。」李鴻禧日後是著名的台灣獨立運動支持者，推動「台灣制憲」與「入聯公投」。現任民進黨政府勞動部政務次長李俊俋是李鴻禧的公子。
（二）彭歌，河北人，中央日報總主筆，任教台灣大學。
彭歌（1926－）說：「雜誌最要緊的是表現出它獨立而負責的精神。這個刊物既然取名大學，那麼在探討學術方面，或在鼓舞大學生敦品勵學方面，都要特別努力。」彭歌是典型國民黨官方的思想與言論守門人，年輕學生多有叛逆性，1978年底，美國已明確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社會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再度掀起巨浪。彭歌要求《大學雜誌》「鼓舞大學生敦品勵學」，豈不是讓《大學雜誌》脫離群眾而被讀者所摒棄嗎？之前，1977年8月17日，彭歌撰寫〈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在《聯合報》副刊連續刊載3天，被認為是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開端。
李鴻禧和彭歌政治立場相反，李鴻禧要求《大學雜誌》「立場超然」，彭歌則要求「獨立而負責」，《大學雜誌》要如何因應？事實上，《大學雜誌》的編務與言論確實長期依違於「支持國民黨革新」與「反對國民黨黨治」之間。這和文革以後，中國大陸海內外民主運動在「支持共產黨革新（開明專制）」與「反對共產黨黨治（要求民主法治）」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情形相似。和清末的康梁主張「維新（漸進式改革）」與孫中山的「革命（重起新制度）」之間的衝突，也沒有差得太多。近年來，台灣在「維護中華民國」與「台灣建國」之間，亦有相同的問題。1978年底，李鴻禧和彭歌兩人對《大學雜誌》的期許，形同而實異，反映出他們內心的思維。45年來，兩岸各自的變化非常之大，彼此之間的互動也經歷起伏。由此，參考過去百年來的規律，未來兩岸應朝「形異實同」的方向發展，比較中庸與合理。
（三）胡佛，台大法律系畢業，留學美國攻讀政治，任教台灣大學。
胡佛（1932－2018）說：「在知識方面，盼望大學雜誌能從各種角度，各種層次，作深入而周延的觀察與分析。在編輯的態度方面，盼望大學雜誌能堅持理性的立場，尊重各種意見。」重點在於「尊重各種意見」，理解與接受社會多元的現實。這一點，《大學雜誌》倒是做得不錯。問題是執政者與執政黨往往是一元論者，造成被統治者與反抗者亦復是一元論者。筆者認為這是威權與集權、極權國家欲轉向多元與民主體制的困境，因為被統治者與反抗者皆是威權與集權、極權心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反對多元、自由與法治，難以尊重各種意見。解嚴後，胡佛、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黃光國等創辦類似英國「費邊社」的論政團體「澄社」，嘗試推動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但是不久即星散。說明張俊宏在1973年即感慨「智者與權者無法圓滿相處」的天然生態，筆者加上「智者與智者亦無法圓滿相處」的普遍性，這尤其在東方國家中特別明顯。胡佛一直是《大學雜誌》重要的作者。
（四）林載爵，台灣台南人，東海大學史研所，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任聯經出版社編輯。
林載爵（1951－）說：「希望改編後的大學雜誌，能夠更注視台灣的現實，以廣泛的角度，深入的分析，探討台灣的各種問題。也望大學雜誌能多介紹世界多情勢，開拓國人的視野。」《大學雜誌》缺乏聯合報的豐沛資源，不可能做到如同聯經出版社般的視野。
1972年林載爵東海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發現台灣左翼前輩作家楊逵（1906－1985）即在學校對面東海花園隱居耕讀，便時常拜訪，研究所時，更搬去和楊逵同住。林載爵發表〈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與〈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受到文壇注意。林載爵年輕時，敢於不顧政治禁忌，與楊逵接近，絕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筆者身邊渴想功成名就的同學、朋友們，眼睛中只有救國團、國民黨中央、國營事業以及由旋轉門進入政府中高層任職機會，其熱衷程度和同時期大陸紅衛兵無異，怎麼可能會跑到荒僻山地探訪「匪諜嫌疑者」。林載爵受到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的注意，不次提拔，後升任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暨總編輯，出版黃仁宇、余英時系列著作，影響深遠。
民進黨政府促轉會前主任委員楊翠即為楊逵孫女兒，楊翠仇視國民黨，應是由她祖父的遭遇而起。然若今日有人欲提出兩岸《和平宣言》，深綠政治人物與學者可能提出控訴「賣台」，和當年楊逵處境相同。歷史走入一個柺點，往往出現不同的人做相同的事，真的發生了張飛打岳飛的事。
（五）陳映真，著名作家，著有「將軍族」等。
陳映真說：「9月號長橋雜誌，報導女記者陳婉真離開中國時報的一些內幕，雖然她在文中所談到的種種遭遇，我們在一般的層面上也可推測得知，但是觸及報社百般醜陋的面目時，稍具良知的人們仍要感到擔憂和痛苦。一些失去原則罔顧操守的知識份子，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竟在龐然黑暗的浪潮中隨波逐流，泯沒了社會良心，也沾污了個人人格。我希望革新後的大學雜誌，在未來奮鬥的途徑上必須堅苦卓絕謙虛並且謹慎，為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提供另一個說話的講壇。」陳映真的話說得很重，然《大學雜誌》若欲「為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提供另一個說話的講壇」，不是準備被查禁，就是走黨外雜誌路線，不斷抄短線，打游擊戰。
有關陳婉真離開中國時報事，相當曲折，似由報導省議會有關，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受相當壓力，由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周天瑞將陳婉真調派至美國學習與服務，陳婉真赴美後開始轉向台灣獨立。筆者一時間找不到9月號《長橋雜誌》，日後有機會再向讀者說明。
陳映真（1937－2016）的情形，一般讀者應大致了解。陳映真在民國57年（1968年，即《大學雜誌》創刊的一年）因組織讀書會閱讀魯迅與馬克思著作遭判刑十年，1975年出獄，次年在《夏潮》擔任編輯。1979年10月，陳映真又遭警總與調查局逮捕偵訊，此次由白先勇、鄭愁予、陳鼓應等聯名抗議而釋放。據聞美國方面對台灣再度逮捕陳映真亦有意見，早年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美國新聞處（美新處）即對台灣本土與左翼作家相當優容與蒐集作品。1978至1979年，美台關係惡化，島內黨外集結，國民黨方面突然逮捕陳映真，對美方與台灣社會是否有政治意味？此需考查當年美國、國民黨與情治系統解密檔案。
（六）尉天驄，作家，創辦《筆匯》、《文學季刊》（文季），著有「鄉土文學討論集」等。
尉天驄說：「我們希望大學雜誌是中國人的大學雜誌，而且是今天中國人的大學雜誌，這樣它才可能成為人類的大學雜誌，世界的大學雜誌，否則，恐怕只不過是一種玄談。」《大學雜誌》在台灣已經經營不下去了，如何成為中國人的大學雜誌？
尉天驄的姑丈任卓宣（1896—1990），筆名葉青，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後脫離，參加國民黨，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來台後創辦帕米爾書店與帕米爾雜誌。帕米爾之名來自於1949年一批在西北的國民黨人，值共軍接近，已無法南撤，於是從甘肅往西走，越過新疆，從帕米爾高原南下，至印度，由中華民國駐印大使羅家倫協助來台，這是當年離開大陸中最遠的一條路線。知道此事者皆已凋零，筆者正好在1992年天母禮拜堂認識陳阿姨，她即是帕米爾的一員，她說當年年輕，逃難中大夥兒一路歌唱，不感痛苦，記得經過了美麗的星星峽。陳阿姨晚年將幾冊珍貴的老舊帕米爾雜誌交給我，我視之為亂世的傳承。
尉天驄辦《文季》、《筆匯》，長年組織與培育作家、詩人，能夠有驚無險、安然無恙，沒有遭受如陳映真、王曉波等的壓迫，是因其姑丈任卓宣的關照。任卓宣早年參加中共的大革命，見過大風大浪，尉天驄所經過的情形，相較之下，只是小菜一碟。這裡也看出國民黨來台後，杯弓蛇影，教育、貿易、經濟、科技、財政皆有建樹，惟在文化一端，一直放不開來，時序來到1980年代，還在猶豫該不該開放30年代的左翼文學，不要說「中共黨史」、《資本論》了。筆者1970年大學時，總有同學秘密傳遞魯迅、丁玲等「非法」著作，又私下偷聽「黃河進行曲」。不少台灣留學生到美國後，開始反對國民黨，甚至傾共，絕對和國民黨在台灣缺乏信心的文化狹隘政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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