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5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傍晚，第四個臺灣光復節的前夕。戡亂戰爭中又一場戰役的開始。無數的戰役，從東北哈爾濱、長春一路而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席捲全中國，國軍丟盔卸甲潰不成軍，百萬雄師灰飛煙滅。解放軍萬里征塵，錚錚鐵蹄，終於來到了福建廈門灣海邊，包圍住海上的金門列島，劍指臺灣海峽另一端的臺灣。
此刻的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坐鎮廣西桂林，希望保有大西南，行政院長閻錫山率領中央政府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四川西康一帶抵抗，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態度曖昧，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退守廣西，華南軍政長官余漢謀和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據守廣東，福建省政府主席湯恩伯福建陸上已無處立足，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防衛司令官石覺漂流東海，東南軍政長官兼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則擁護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固守臺灣，這是中華民國最後的屏障。
美利堅合眾國正觀望著國共內戰塵埃落定，但返國的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已建議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中共新朝建國，天命真偽難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民國三十八年這一年的十月一日在北平市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代表臺灣人民出席，她就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旁邊，當中寓意不言而喻，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中國的最後一塊拼圖。
抗戰勝利後，臺灣光復，中國共產黨搶進東北，中國百廢待舉，正待復原重建。共產黨以新民主主義和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為號召，又建議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和平建國綱領》，勾勒新中國願景，深深擄獲民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在恢復國家主權，獲得國際社會接納的努力，在山東利權回歸問題上受到重大挫敗，激起了新一波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也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其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中國的歷史舞臺。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國民黨也在聯俄容共的政策下，接受蘇俄的指導，改名中國國民黨，建立海陸軍大元帥府，成為黨國體制政權，而且還由蔣中正親自引進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格別烏）此一特務機關，在國民黨內成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而自此成為中國國家恐怖主義的鼻祖。兩個黨國勢不兩立，而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分裂，雖然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共有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短暫建立，事實上更加深了中國人的國難意識，提供了兩個黨國利用中華民族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發展的有利環境，而共產黨更以社會主義土地改革爭取到廣大中下貧農民的支持，這都註定了中國憲政民主和現代化發展必然要迂迴崎嶇。
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都是強調權力集中和領袖崇拜，但本質還是有所區別的。三民主義脫胎於十九世紀末全球民族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思潮，有其自由主義啟蒙運動的遺緒，以建立中國憲政主義、還政於民為終極目標，共產主義則更有階級鬥爭不斷革命以期國家消亡的譫妄幻覺，所以懷抱歷史使命的共產黨黨國是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先鋒隊自許而不會交出政權的。
抗戰期間，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發表《論新民主主義》，以新民主主義改寫三民主義，掩飾心中保留的社會主義社會改造目標，而與國民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爭奪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詮釋權，使自身成為社會進步力量的集大成者。毛澤東聲稱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為主的資產階級性質的人民民主革命，所以也要追求資產階級民主和新民主主義憲政。毛澤東提出「戰時民主」主張，促使國民政府於抗戰期間設立國民參政會和繼續研議制憲，使之成為在野黨派和進步社會團體的盟友。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以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身分向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政治工作報告《論聯合政府》，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組織民主聯合政府，並呼籲保障人民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在內更多的自由，廢除特務機構，來鞏固民主聯合政府，最終憑靠民主而非獨裁專制來恢復中國的統一。
抗戰勝利後，是共產黨催生了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和社會賢達參與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政，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代表共產黨提出《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主張：維護人權、取消黨治、修改憲法草案、重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實施地方自治、成立國共兩軍之聯合統帥部、廢除黨外教育，主張教育自由等，這些主張何者不是冠冕堂皇，也切中時弊，特別是最後也被政協接受，成為國民政府戰後的施政方針，甚至成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內容。而關於中華民國之制憲，之所以委交張君勱起草《五五憲草》的修正案，也是因為共產黨周恩來的推薦。共產黨支持張君勱修正式內閣制的中央政府體制設計、國民大會無形化、立法委員民選、聯邦制省自治、軍隊國家化等等主張，而未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憲法思維，亦即基於新民主主義支持基於權力分立原理的制憲，始有今日仍施行於臺灣的《中華民國憲法》。這樣一個進步與開明形象的反對黨，共產黨，章程裡明訂著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劉少奇起草、剛在七大通過的總綱文字：「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這才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以毛澤東的思想指導黨一切工作的指針，於是毛澤東便凌駕於黨，進而凌駕於國，歷史證明了這是一個威權的黨國。其他一切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的說法，都是話術。遺憾的是，在那個時代的人，很多人見不及此，即使見了也不以為意。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殖民地和階級問題的關心和分析，是日本殖民下臺灣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盞明燈，方有臺灣共產黨的成立、臺灣共和國建國主張的提出，以及驚天動地的臺灣農民組合、左翼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工友總聯盟等等運動的激發。臺灣光復以後，臺灣民間社團在社會中普遍教唱的中國國語歌曲，就是〈中華民國國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中華民國在臺灣設立了特別的省制，由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主持臺灣所有軍政，然陳儀個性剛愎自用，缺乏對臺灣殖民地歷史的認識和同情，又引進一批攀親帶故的官員，加以篤信國家社會主義，以管制經濟措施由省公署專賣局包攬臺灣對外貿易，而更無力於維持官箴，在光復不到兩年的時間，終於引爆二二八民變。陳儀運用權術，一面向南京請兵，一面派員參與臺灣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運作，等到國民革命軍劉雨卿整編第二十一師和憲兵張慕陶第四團登陸消息傳來，便宣布臺灣全省戒嚴，省縣各級二二八處委會委員頓時成了叛亂犯，除了他指派的政府官員代表。他也同時對臺灣省警備司令部和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送交的臺灣仕紳名單展開密裁，在臺灣人民心中種下了從此揮之不去的國家恐怖主義陰影。
前臺共創始領袖謝雪紅領導臺中民軍五七部隊抗爭失利，經廈門逃往香港，進而在十一月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接著應邀北上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制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此同時，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因長江三角洲地區淪陷，而宣布臺灣全省戒嚴與出入境管制，開始了臺灣白色恐怖統治的漫長歲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陳毅第三野戰軍葉飛第十兵團在漳廈戰役中打下福建省廈門市，國軍李良榮第二十二兵團等部的八萬殘兵敗將，由東南軍政副長官兼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湯恩伯統領，退守金門海域各列島，佈陣準備抵擋解放軍的渡海進攻。閻錫山領導的行政院中央政府流亡到四川成都，已自顧不暇，保衛大臺灣中華民國最後的命脈，這一個帶領中華民國存續救亡的歷史重擔，只能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和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扛起來。
如果您置身於那個亂世，在兩個中國之間，您會選擇如日中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
二、蔣公東南佈局，保衛大臺灣
就在民國三十八年初的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總統因領導戡亂不力喪失半壁江山而引退下野，但仍保留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在卸任總統之前，他於前一年的十一月，即對中華民國的前途感到悲觀，而聽進了國立浙江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張其昀的建言，以擁有日本人建立的現代化建設和豐富農業生產，並有臺灣海峽作為天然屏障的臺灣作為反攻中國大陸東山再起的基地，因此如同抗戰時期的作法，他下令將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文物、中央銀行和上海中國銀行國庫儲藏黃金，以及重要國家檔案運往臺灣。臺灣原已有陸軍副總司令兼訓練司令部司令官孫立人在高雄縣鳳山鎮訓練新軍，蔣中正下定保衛大臺灣的決心後，先任命長子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惟其並未到任，再任命黃埔軍校時期起即和他一起建軍的愛將前參謀總長陳誠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並任命湯恩伯出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置重兵保衛上海，同時任命方天出掌江西省政府、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廣東省主席、張發奎海南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下野後尚運作周嵒接替陳儀出任浙江省主席，命周至柔遷空軍總司令部於臺北，全力鞏固東南各省。關於長江防衛，李宗仁則主張以防衛首都南京為重點，因為南京北面長江段江面較狹窄而多險灘，可引誘解放軍於此痛殲之。這讓人想起宋金采石磯之戰的故智。蔣中正在引退之際刻意經營臺灣，一度引起美國軍事代表團向李宗仁提出質疑，認為聯合國與日本和平條約尚未簽訂，臺灣主權歸屬未定，蔣中正有意將臺灣據為己有，作為撤退海、空軍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
然蔣中正也早在大陸為了未來的軍事防禦和反攻作戰預做部署。三十七年八月，在軍事檢討會議中決定在戰略後方編練新軍，擬擴充國軍三百至五百萬。他在長江以南各地設立了十四個編練司令部，重新展開國軍的整編和徵調訓練。歷經了國共遼瀋、徐蚌／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國軍土崩瓦解，只有從頭招兵買馬，重整旗鼓。國民革命軍之父蔣中正，當年在廣州黃埔奉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孫中山令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率領子弟，北伐統一中國，領導抗日，壯大成八百萬國軍，卻在內戰中一夕消耗殆盡，兩百萬國軍兵疲馬困，士氣低沉，如今要捲土重來，面對士氣飽滿、兵強馬壯的解放軍三百萬雄師，真談何容易。
蔣中正這樣的戰略佈局，李宗仁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蔣中正有意放棄中國大陸，而聚集資源，在臺灣建立以自身為首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小朝廷，而把糜爛的中國大陸丟給李宗仁收拾。李宗仁的理想，是和共產黨劃江南北分治，而教育部長杭立武和自由派學者如胡適等人，則正準備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他們期待南方的中華民國是一個落實《中華民國憲法》憲政民主制度的真正自由中國，他們相信，以進步的憲政民主和北方的共產黨中國競爭，中國人民最終會對歷史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和談失敗，解放軍全面渡江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國防部長兼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鑒於徐蚌會戰失利，出而要求蔣中正自總統一職引退，而以此為條件與共產黨展開和談。三十八年元旦，蔣中正發表〈引退謀和書告〉，預告於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下野，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蔣中正所提與共產黨和談五原則：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兩周後，共產黨提出相對之八項和平條件：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廢除賣國條約，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李宗仁接任代總統後，即積極推動和平運動，三月，何應欽內閣經立法院同意成立，惟解放軍步步進逼，兵臨城下，宣告將砲擊南京，李宗仁乃派出政府代表團以行憲前國民政府之名義前往北平，因共產黨不承認《中華民國憲法》。政府代表團由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任團長，首席談判代表為曾經主張對共產黨無條件投降的邵力子，共產黨則以周恩來為首席談判代表，南北雙方於四月一日展開停火談判。
面對即將展開的南北和議，蔣中正於三月十七日指示陳誠，「在臺灣要做最壞的打算與萬一的準備，使臺灣成為復興民族的基地」，而在李宗仁宣布和談的當天下午，陳誠則在臺灣省政府大禮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臺灣七百萬軍民一致擁護蔣總統及反共的決心，並且聲明臺灣絕對不與共產黨和談。陳誠此舉公然和中央政府唱反調，而且表明擁護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顯示不願接受中央政府和談結果，而將割據自保的強硬立場。
北平和談一開始，政府代表團便遭受共產黨極度的羞辱。共產黨要求中央政府在江南的憲警全部撤防，接著限期要求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何應欽等前往北平投降，與共產黨合組聯合委員會，共同管理國共軍隊之移交。李宗仁明確向共產黨建議，「隔長江而分治」，為共產黨所峻拒，共產黨堅持「無論和、戰，均須過江」。共產黨最後提出以八項和平條件為本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要求政府照單接受，這就意味著中央政府要宣告制憲國民大會通過的《憲法》無效，並且同意國軍整編入解放軍，政權則移交給共產黨主導的民主聯合政府。
四月十九日，行政院長何應欽宣布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和談破裂，二十日，解放軍陳毅第三野戰軍開火，由江面最窄的安徽省繁昌縣荻港鎮渡江，國軍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叛變，首都南京告危，二十一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解放軍得令如猛虎出閘，奔突觸蹷，不可抑遏，二十二日，李宗仁、何應欽等與蔣中正在杭州筧橋機場舉行黨政會談，決定於國民黨中央設立非常委員會，二十三日，政府和談代表團由張治中率領全體在北平投降共產黨。解放軍陳毅三野飛渡長江天險，一路摧枯拉朽，銳不可擋，攻佔南京，李宗仁倉皇辭廟，飛往廣西桂林，中央政府由何應欽率領遷往廣州，陳毅進而直撲浙江，圍攻上海，湯恩伯幾乎不戰而退，駐軍向浙江省舟山群島海上撤退，臺灣震動，陳誠宣布於五月二十日起全省戒嚴。解放軍劉伯承第二野戰軍自江西省鄱陽湖入江之湖口縣突破國軍防線，於五月二十二日攻破江西省會南昌，轉向湖南。而原本在南京淪陷後被寄以江防厚望的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則未料禍起蕭牆，副長官張軫叛變，迎林彪第四野戰軍渡江，白崇禧退守湖南，湖南省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陳友仁與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亦投共，白崇禧只好再踉蹌向南撤退，進入廣西。
和談失敗後一個多月的解放軍渡江戰役，在六月二日上海崇明島淪陷後告一段落。中華民國搖搖欲墜。李宗仁代總統頒布立法院五月通過之《懲治叛亂條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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